习近平在会见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外方代表时指出，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中国就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综合改革方案。他同时强调，中国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备受国际国内社会瞩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这次会议之所以如此受关注，重要原因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35年后，中国又一次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是新时期、新起点上改革的再出发、再动员、再大刀阔斧前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35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国家实力、人民生活、社会财富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空前成就。但必须看到，社会经济中积累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深层次问题越来越多，已经成为阻碍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羁绊。

仅从发展阶段上分析，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和发展阶段，中国恰巧进入到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和1万美元以下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一些国家成功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欧美自不必说，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都是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例子。

但是，也有许多国家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自今不能自拔，亚洲和南美国家居多。亚洲的菲律宾、泰国，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以及墨西哥等至今仍在“陷阱”里苦苦挣扎。

一些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是，经济徘徊在人均GDP1万美元以下，很难突破1万美元。同时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这些情况在中国内地不同程度的已经有所表现。

人均GDP1万美元是否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门槛？日本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万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中国内地人均GDP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到2020年力争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也就是说，中国能否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以后七年时间里。

中国要避开“陷阱”的唯一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对政治经济社会体制进行全面改革是绕不开的道路，针对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严重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一因素。本来经济积累到一阶段后，比如：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至1万美元后，给经济积蓄的发展后劲应该更大，因为居民收入增加，消费能力强。但是，由于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使得经济发展财富都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而这些极富者们各种消费品已经应有尽有，消费倾向非常之低。而消费倾向高的普通百姓由于收入增长缓慢，经济生活负担重，有消费倾向，但却没有消费能力。贫富差距过大从根本上抑制了经济发展。2013年新科经济学诺奖得主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说：“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来自于人们可以平等地拥有财富。”

中国必须下决心改革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现状，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相信十八届三中全会一定会将收入分配改革引向深入。

同时，以打破垄断为核心，释放经济内生活力。在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三分之二，民营企业占三分之一，这种格局近十年来没有大的变化。这背后折射的是产业集中度过高，并且都集中到了国企特别是央企之中。一定时期的社会资源是一个定数，这么多的资源都被国企特别是央企占用，那么，留给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和空间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了。这种状况持续十余年，足以看出民营企业以及其他形式企业长期以来的生存环境是多么困难。

欣喜的看到本届政府正在致力于大力度放开市场、降低门槛、破除垄断，释放民间资本的内生活力。相信这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的重要内容。

再者，给消费增长提供基础和环境，把消费潜力彻底释放出来。当然，增加居民收入和完善社会保障是根本和长远任务，而当务之急是给居民和中小企业大幅减税降费让利。激活居民消费，给民营企业、民间资本创造宽松环境。本届政府已经做得非常好，相信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会有更大利好。

总之，通过大力度改革收入分配机制，抑制贫富悬殊；打破垄断，激发经济内生活力；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减税降费释放消费活力等改革措施，才能真正把资源能源推进、大举投资和出口型经济拉动转到内需消费为主、才能把越走越窄的垄断经济转到活力四射的民营企业和民间投资上，也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相信，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深层次的全面改革将会如火如荼展开，这是 “中国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底气和信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