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年5 月的某一天联系到在加拿大温哥华的杜维善时，电话那头的声音是一口标准的京腔，在电话里，杜先生把采访约定在未来他回大陆的某个时机。
时间久了，这个约定也慢慢淡忘，偶尔想起，以为不过是谢绝采访的一种婉拒。不料上月某天，突然接到电话，“我是杜维善，我到北京来了。”见面时坦率告知之前的疑虑，杜先生只淡然一笑：“我答应你的，就一定会兑现。”
75 岁的杜维善并不善谈，谈话中偶尔流露出的眼神也颇有几分凌厉。每一位知道杜维善身世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将他与熟悉的一个形象暗暗作对比——那便是他父亲杜月笙，这位被称为上海滩教父式人物，几乎成了旧上海的符号。
20 世纪60 年代起，一个偶然的机会，杜维善开始收藏中国古钱，时至今日已是收藏界颇有分量的收藏家。1991 年，杜维善将自己收藏的全套丝绸之路钱币，捐给上海博物馆，填补了一项空白。杜维善并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杜月笙之子的身份，他更愿意以收藏家的身份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
因为父亲与梅兰芳、孟小冬的关系，杜维善也关注着陈凯歌的电影《梅兰芳》，不过对孟小冬与梅兰芳之间爱恨交织的复杂关系，杜维善坦言并不指望电影能展现多少。他最关心章子怡演的孟小冬究竟像不像。
遥远的父亲
对“杜月笙的儿子”这个身份有什么特殊感受，坦率说，这问题我好像从来没想过。早期我出去做事也没人认识我，知道我的人我也不是常碰见，所以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不过，自从做古钱收藏以后，知道我身份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会奇怪，因为大家认为我是个家庭背景很复杂的人，不可能有这种嗜好。我的出身不是我能选择的，我也没办法逃避这种命运。
其实小时候跟我父亲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少。我母亲跟父亲结婚后，她自己住在辣斐德路辣斐坊16 号，父亲和前三位夫人——我们称呼“前楼太太”、“二楼太太”和“三楼太太”住在华格臬路的老公馆里。老公馆不是我们去的地方，印象并不深。
抗战爆发后，父亲先离开上海，借道香港到了重庆，我们和母亲一直住在上海，那段时间过得比较艰苦，平常用钱都得节省。记忆中，我们家很少吃米饭，都是面食为主，我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那时候我才几岁，父亲多少有些担心我们。上海政治性绑票很多，如果日本人或伪政府的人把我绑了去，以威胁让他赶紧回上海，那岂不很麻烦？不过我们那时候年纪小，也没地方去。无非是出门上学，或者出去逛逛，我那时候喜欢逛上海四马路，就是现在的福州路，那边都是书店，我喜欢逛书店。
直到抗战胜利的前两年，母亲才带我们到重庆与父亲团聚。因为父亲的生意和产业都在上海，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了上海，先是暂住在现在的锦江饭店，我们住在另一个朋友家里，彼此还是分开的。那时也不觉得父亲的身份有什么特殊，觉得一切很自然。所以，真正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也就是1949 年我们到了香港以后，但那时和父亲接触也不多。平时我早早就上学了，放学回来，吃完饭睡觉前，见了面叫一声“父亲”，然后就快快走开。平常我们吃饭也是分开的，我、姐姐和母亲在一个台子上，父亲和一班人在另一个台子上。
父亲在我们面前一直很严肃，给我的感觉是很有距离，所以我与父亲始终没建立起一种亲近感。一方面父亲很忙，不可能经常和我们接触；另一方面，在父亲的观念中，在杜家始终以正房的长子为大，所以家里对外应酬都是大哥、大嫂出面。但我姐姐是长女，所以比较起来，她跟父亲的关系更近些。以往家里来了重要客人，父亲也会让姐姐从学校回来陪同客人的女儿。就像在影视或小说里看到的一样，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互相之间的明争暗斗是少不了的。我的母亲是第四房太太，她不太会用心计，但在杜家任何一房太太中，如果不用心计就要败下阵来。每位太太身边都有一些参谋给她们出谋划策，怎么争宠，怎么夺权。母亲也有很多参谋，有一次父亲过生日，几个太太事先商量，决定在那天都穿一样颜色和式样的旗袍，这样大家平等。母亲回来就问参谋这事情怎么办——如果答应她们的条件，那她终归是四太太，要排在后面，显不出地位；如果不答应，其他人肯定要数落她。那两个参谋说：你先答应下来，她们说什么样的你就去做，母亲也就依计行事，可她暗中另外预备了一套。生日宴一开始，她与其他几个太太穿一样的衣服出来，可是没几分钟，马上去换了一件。这样一来，众人之中她突出了。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都是我们搬到台湾后母亲跟我们说的。
前楼太太很早就去世了，剩下的4 位夫人中，母亲和孟小冬的关系是最好的，其他两位夫人一天到晚地斗争。三哥四哥的母亲就是和二哥的母亲吵得一塌糊涂才带着两个儿子去英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杜家，兄弟间的斗争也很厉害，父亲有11 个孩子，我是男孩子中的第7个，因为我年龄小，也不住在一起，所以我也没涉及其中。父亲想培植大哥杜维藩，但实际上他是个阿斗。大哥喜欢喝酒，我父亲常常骂他：你代表我请客，可是客人刚刚到你就醉了，你还怎么代表我？但杜家的接班人始终是他，父亲的观念始终变不了，所以在他留的遗嘱里，长子和长孙的遗产多一份，其他几个都是平分——不过这些事情，也都成为旧中国的一个背影了。
多面的父亲
很多人对父亲的印象都来源于上海滩的那些电视剧，以为他们整天过的是刀光剑影、打打杀杀的生活。当然电视剧必须这样拍，否则就没人看了。
《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当年曾见过父亲，还写了一篇《杜月笙传》，徐铸成文章中说，以为像杜月笙这样大亨式的闻人，纵使不是红眉毛、绿眼睛，总该是一介草莽式赳赳武夫，但见面后，只是一个修长身材、面色带青的瘦削老人，看上去手无缚鸡之力，言谈中也少带“白相人”常说的粗话。我父亲是个弱不禁风的人，听母亲说，父亲刚和她结婚时还喜欢戴金刚钻，因为上海在外面跑的叫“白相人”，他们都喜欢戴金刚钻，好像是一种身份。母亲就跟他讲，高级社会的男人不戴金刚钻，他的这种习惯就一点点地改了。父亲长年是一袭长衫，即便在家里，领扣也系得紧紧的。不过抗战前，蒋介石给过他一个少将的头衔，他拍了一张穿军装的照片，他一生中仅有这样一种形象。
父亲因为小时候家境贫寒，没怎么受过教育，所以对我们的教育看得特别重要，一定要让我们在可能范围内受到最好教育。杜家的家教非常严，尤其是对男孩子。有一次大哥逃考，被他狠狠打了两个耳光。在家中，父亲的严厉具体是通过母亲执行的。有一次，姐姐英语没考好，母亲打了她十鞭子。
父亲对文人一直有一种向往，也对他们很敬重。他结交了很多文化名人，很多文人也都成为他的私人律师或座上客。章太炎与父亲的私交甚好，1930 年父亲在家乡买了50 亩地，造了“杜氏家祠”，章太炎不但为杜家编了家谱，还写了洋洋千言的《高桥杜氏祠堂记》。杜家祠堂建成那天，包括蒋介石、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上海市长张群等要人都送了牌匾，场面很大。
章士钊曾做过教育总长，后来又在上海做大律师，所以那时他们的交往比较多。章士钊算是父亲的私人律师兼参谋。很早前，毛泽东要送很多共产党员到巴黎去，他找到章士钊帮忙，章士钊又来找我父亲要钱，父亲觉得各方面人都要结交，求到门下就要帮一下。
我父亲也比较喜欢行老章士钊，在重庆时，章士钊和我们家住在同一栋楼里的楼上楼下。章士钊自己有个小书房，我每天给他磨墨，磨好了他来教我写字。
后来到了香港，殷夫人还把章士钊用过的砚台送给我。父亲发达后，江湖上一些事情他就让别人出面去做，与早期的兄弟也保持了一点距离，而他更多做一些公益和慈善。每有灾害发生，父亲一定出面组织赈济。每逢春节过年，在杜家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因为上海滩人都知道给杜先生拜年是不会空着手回去的。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年关将至，父亲就让手下到几个银行调钱到家里来，还有米，米倒不成问题，因为老公馆的管家万墨林是上海商会的，所以无论多少米万墨林都能拿来。那时候来老公馆拜年是排着队来的，包括很多穷人、乞丐，只要到大门口来给杜先生拜年，终归是能分红的。
父亲的老家在上海浦东高桥，每年夏天他都要从药房买大量的“痧药水”、“诸葛行军散”，送到高桥，挨家挨户免费送发。这个举动坚持了好多年，我还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到浦东老家去，是划船过去的，当时的浦东还是一片荒地，哪里像现在的浦东。现在杜家祠堂也不在了，好像还有一栋小房子，是空军某个部队驻扎在那，其他全部没有了。
不论对父亲有何评价，有一点是公认的：在民族大义上，他从来没有动摇过。父亲反日的立场始终没有改变，我想这一点跟帮会有关系，老一代帮会里的人对日本人有仇恨，帮会里有很多观念也传袭下来。但最主要的是，父亲有一个很强烈的“中国人”的意识，所以他非常恨日本人。
抗战一开始，父亲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的名义，联合上海各界组织救护队伍。即便在父亲撤到重庆以后，海外很多捐赠的物资或救济品，都由父亲接收后运往内地。他在上海布置了很多人，像万墨林、徐采臣，在日占区做地下工作，暗中帮助国民政府。徐采臣是日本通。高宗武和陶希圣要逃离汪精卫阵营时，蒋介石就是通过我父亲，要万墨林暗中帮助他们。而日本投降时，国民政府要接收上海时，父亲也做了很多稳定上海的事。
各自飘零
1949 年5 月1 日，父亲带着我们一家离开上海，在香港我们住在朋友为他选的坚尼地台18 号，这里成了最后一个杜公馆。很多人跟着我们家一起去了香港，算起来，老老小小有100 多人。那些人跟随他多年，也可以说是从小打天下的人。
这些人在香港的生活问题，也一直是父亲的心病。父亲的财产主要是留在上海的不动产，现金很少，所以到了香港后，家里全部的现金只有10 万美元， 是他早期存在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那里的。当时父亲本来想从香港到美国， 但是家里人就将近30 人，这10 万美元连签证费都不够， 所以父亲最终还是放弃去美国的想法。其实如果他去美国，宋子良也会帮他的，但是他最终还是没有走这一步，一方面是面子，另一方面也是一直在举棋不定。
父亲去世前不久，有一天，他让姐姐把保险箱里的一个信封拿给他。父亲很喜欢也很相信姐姐，保险箱钥匙归她管。信封里有很多单子，原来都是别人借钱写下的欠条。父亲把那些借据都撕了。他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他清楚很多借他钱的人从大陆跑到了香港，也没有多少钱了，那些借条是还不来的，不能以杜家的身份逼人家还钱，我到现在还有万墨林的借条。其中有一个人的借条上面是五百个金条的借据，这还不是最高的。
父亲那时候情绪很不好，也彷徨不定，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他本来就有哮喘病，后来更加严重，医生越请越多，用药越来越杂，身体却不见起色。几个月下来，他自嘲说：“如今我是拿药当饭吃，拿饭当药吃了！”
父亲在香港很少出去，但天天家里有客人。他和以前国民党的那些人也还来往。也许是父亲当年在上海滩的影响，国共两党在1949 年以后也一直通过各种渠道做他的工作。大陆解放后，章士钊几次来到香港，都住在我们家。父亲对政治上的事情看得很明白，但他两边都不得罪。美元，剩下的分了几千块美金。父亲过世后我们就去台湾了，因为那时陆京士到台湾做了“立法委员”，后来顾嘉棠也过去了，父亲去世后，以前和他来往的人对我们都还很照顾。他们之间的那种关系，可能也是现代社会的人很难理解的。
父亲在去世前曾嘱咐：将尸骨运回上海，葬在故乡浦东高桥。母亲在他走后，把他的灵柩运到了台湾。原以为很快就能安葬于大陆，所以一直没有下葬，但后来看到回故乡越来越难，最后葬在了台北汐止。转眼间已是半个世纪过去，杜家第二代只剩下几个，散落在世界各地，彼此间也没有联络，我的姐姐还在国外，也已经八十多了，我们离得较远，也是几年才见一次。安葬回上海老家是我父亲的意愿，是很敏感的事情，不是说想迁就迁。有传统的迷信观念，也有政治上的考虑。不管怎么样，我希望这件事情最好能在我这一代解决。我们这一代做不到，下一代就更渺茫，他们从小住在国外，对家族概念丝毫都没有。改革开放初期，我回大陆想在内蒙古投资做生意。有一次，陆京士托我带信给民革中央主席朱学范，他们早年都是父亲的门生，只是后来各自跟了不同的政党。信的内容，我想也是想为冷冻多年的两岸关系寻求些解决办法吧。我相信陆京士的举动，蒋经国是知情的。我也把信转交给了朱学范，但是不久陆京士就去世了，几年后，蒋经国也死了，此事再没有人提起。现在市面上出了很多杜月笙的书，正史野史都有。偶尔我也会翻几下，但没有更多的兴趣。在我看来，没有一本书会写出一个真正的杜月笙，父亲当年在国共之间参与了很多机密事，但这些事情他不和我们家人讲。证实父亲的事情比较困难，牵涉到政治问题就不好写了。至于我自己，年轻时没有意识到要了解杜家历史，等现在想了解了很多重要人已经过世。1979 年我回来的时候，在上海还见过我家的账房先生，他叫黄国栋，当年不愿意跟我们去香港，而要留在上海看管我们的房子，结果被送到青海劳改了许多年。如果当时的政治气氛像今天这样宽松，账房先生肯定有许多事情能够讲出来，可是那时候他什么都不敢讲，几年前他也去世了。父亲的事情就只有他的几个学生像陆京士、万墨林等比较清楚，但他们留下的回忆也不多。有些事情也许永远成了谜。
本文摘自 文汇出版社《活在别人的历史里》，李菁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