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亡党的教训问题不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而是一个战略性问题，党的建设究竟如何搞？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深刻的启示和教益。
最根本的是保持党的性质，避免共产党名存实亡
总结苏共亡党的教训，首先应看到：1991年不是苏共亡党，而是假苏共亡党。苏共是先名存实亡，以后才又名实俱亡的。只有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才有可能抗风险。
苏共逐步蜕化变质为官僚特权阶级政党的过程，就是其走向名存实亡的过程。当绝大多数苏联人民认为苏共已是代表特权阶级利益的政党时，苏共实际已经不是共产党了，只是仍然挂着共产党的招牌而已。所以，苏联人民抛弃的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真正的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会被人民抛弃。而假共产党是以权谋私的，所以必然会被人民抛弃。
当戈尔巴乔夫掌权时，实际已是“死马当活马医”了，根本就无力回天。由于苏联的国情，苏联根本不可能先经改、后政改。戈氏被逼到先政改的路上后，党内权贵想弃党，人民想弃党，许多军人也在这种氛围中不愿保党，再加上他本人缺乏政治经验，政改又无先例，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救党了。
由此可知，苏共亡党的真正教训是：必须在保持党的性质上下大工夫。真正应当深入思考的是：为什么苏共蜕化变质、名存实亡了？怎样才能避免这种无可挽回的局面，从制度上搞好党的建设？
有些人总结苏共亡党教训的大方向是错误的。回头走僵化死板的老路，拒绝政改，拒绝民主法治，拒绝政治文明，只靠围追堵截，以致于搞维护特殊利益集团、压制人民的所谓“阶级斗争”，这就只能使中共步苏共之后尘，亡党亡国。这是形左实右的错误道路。
只有党建与政改相结合才是根本出路
部分党员干部的蜕化变质实际已经很严重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治党、救党。救党的当务之急是打老虎、拍苍蝇、洗洗澡。这既是治标，又是部分地恢复党为人民服务的性质，也是为政改开辟道路。
但要从根本上治党治国，全面恢复党的性质和活力，那就必须依靠以实现民主法治为目标进行政改。这种政改本身就是最根本、最有效的党建。以下再就此谈几点意见。
一，应当明确，党建必须主要靠他律，不能主要靠自律。强有力的他律是达到党建目的的基本条件。若无此条件，主要依靠自身建设，即主要依靠党的自律和干部自律，必然走向失败。因为自律不可靠，他律才可靠；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和失败。苏共失败如此，其他政党走向严重腐败亦如此。
二，应当明确，共产党员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而是正常人、普通人；只有在强有力的他律约束下才能挡住和淘汰大批投机钻营分子，进而又通过自身建设培养出大批优秀党员和干部。
三，应当高度重视和平年代党建特殊规律，从首先依靠敌人监督，转向首先依靠通过民主法治实现的人民监督。
党在战争年代最强有力的他律实际就是战场上的敌人，这个他律要比多党制厉害得多：怕死的不敢入党，入党的又要通过党建提高，否则就会在战场上牺牲和亡党。所以，战争年代的党建成功客观上首先是靠敌人的监督，然后才是靠自身建设。没有强有力的他律就不会有普遍的、强有力的自律，也就不会有日益走向成功的党建。这是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党建的普遍规律。
和平年代党建的特殊规律是：在没有敌人监督后，只有人民才能监督党，人民也只有通过民主法治才能持续有效地监督党。如果人民管不着党，党又大权在握，这就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也就必然走向腐败和亡党。苏共亡党的深刻教训就在于此。毛泽东当年关于周期律的谈话讲到了关键，但未落实。邓小平说，如果不对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进行坚决、彻底的改革，党就会蜕化变质，最终亡党亡国。但也未落实。再不积极落实，也就没有机会了。
四，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既要关进小笼子里，更要关进大笼子里。以往关于党政干部纪律，关于反腐、反特权的规定，实在是多得很，也实在是没有多大用。究其原因，就在于它们是党和政府的自律性的小笼子。自律靠不住，人民又管不着，这就意味着小笼子没上锁，有笼子也没用，实际是基本上没笼子，腐败、特权照样搞。苏共当年就是这样。
只有让有权利但没有权力的人监督有权力的人，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种“大笼子”，就是民主法治。有了“大笼子”，“小笼子”就有锁了，这个“锁”就是人民。只有让人民能够通过民主法治实现系统、周密的监督，才能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才是最根本的党建。
五，“党管干部”与“党与人民共同管干部”。“人民当家作主”的核心内涵是“人民管干部”，这是巴黎公社的基本原则。只让党管干部，人民无权管干部，这不是人民当家作主，不是社会主义。人民无权管干部，结果就是干部当家作主，权力不受制约，以致成为腐败的特权阶级，党建也就越来越走过场，人民只能干瞪眼，最后只能气得完全抛弃党。这就是苏共垮台的最深刻的教训。所以，在指导思想上，我们应当将“党管干部”改为“党与人民共同管干部”。民主法治是实现“人民管干部”的根本制度，这就必须有政改，政改之后的党建将是一片新天地。
政改是治本。政改之前的治标也应在思想和实践中渗入“人民管干部”的因素，提出“既要坚持党管干部，又要加强人民对干部的监督”，并探索相应的切实可行的措施。这在当前的群众路线教育中可以做到。应当把“让人民主动参与”作为深化群众路线教育的重要方法。也就是说，不仅要向人民征求意见，发现问题，而且在提出、决定和评价整改措施方面也要广泛地征求专家和民众的意见，并把这作为一项“规定动作”。这当然也不可能取代政改，但却是走向政改的一种准备，也是一种过渡。现阶段还不可能做到“党与人民共同管干部”，但它应当是努力方向。只有在系统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条件下，“党与人民共同管干部”才能取得实质性的推进和实现。
六，既要党建科学化，更要党建民主化。只讲党建科学化，不讲党建民主化，实际是逃避民主化。没有党建民主化，党建科学化只能是雕虫小技。从政治科学的角度看，这种“党建科学化”也不科学。党建民主化就是最大的党建科学化。党建民主化首先是党内民主化。党内民主化不能再叶公好龙了。没有党内民主化，最后连普通党员都要抛弃党，因为他们认为党不是自己的党，而是官僚的党。所以苏共亡党时，几乎全体党员都默认了。
七，不能孤立地搞党建，只能走党建与政改相结合的道路。在学术领域，某些党建研究者离开政改，孤立地研究党建，甚至认为党建可以代替政改，结果是思路越来越窄，思想也越来越“左”倾，而且还影响到中央决策。在实践中，离开政改搞党建，虽然也曾轰轰烈烈，但最终仍以“四大危险”收场，也在民间成为笑柄，因为它违背了和平时期只能走党建与政改相结合的道路的党建规律。所以，孤立地搞党建是死路。只有党建与政改相结合，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
当前的群众路线教育应当是新政改的准备。这种前后相继的关系也是党建与政改相结合的一种形式。
（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