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GDP的增长率在2007年之后似乎突然回落，从之前20年近乎10%的高位一路滑落到不足8%。这一减速现象引发海内外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未来潜在增长率的猜测。中国未来10年的潜在增长率可以是之前20年平均增长速度的延伸吗？或者中国正在转入中低速增长的阶段吗？
与实际的增长速度多受短期需求因素的影响不同，一个经济的未来潜在增长率是由供给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今天预判比如未来10年中国经济还能增长多快的问题，需要考虑供给方面的那些重要因素可能发生变化的方向与程度。就潜在增长率而言，没有经济学家可以明确回答未来10-2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8%还是6%的问题。但是，如果可以对影响潜在增长率的一些更重要因素的变化趋势有所把握，也许可以对未来潜在增长率的变动范围有所预判。
那些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前景比较悲观的经济学家会把40年前的日本经济作为一个参照（亚洲四小龙也在不同程度上曾经历增长明显减速的情形）。很多人深信，依照投资率、工业增加值率以及就业比重等指标，中国经济现在很像上世纪70年代初的日本，而日本正是在1971年终结了高速增长（8%-9%）阶段，进入低速（4%以下）增长至今。
本来，预判潜在增长率的基准理论应该是“收敛假说”。依照这一假说，随着一个经济体的人均资本存量或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接近高收入国家，原有的追赶速度必然在某个时间段上开始下降。所以，一个后起的经济体在经历了较高的增长阶段之后，未来的增长率会趋于减速。这是增长率收敛的规律。这个规律意味着，影响潜在增长率变化的首要因素是人均收入的相对差距。
按照购买力平价估计，日本1973年经济失速时的人均GDP大约是美国的65%；即使是四小龙，在增长减速发生时，人均GDP平均也达到了日本的一半或更多。这与收敛假说的预测倒也基本符合。两年前，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三位经济学家（Barry Eichengreen, Donghyun Park和Kwanho Shin）公开了一个包含40个经济体的经验研究，他们现发，样本经济体GDP减速发生的最大概率出现在人均收入是美国的大约60%（用2005年的国际价格校准）的时候，而且之后GDP增长率平均下降不超过2个百分点。
的确，按照收敛假说的预测，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应该是平稳的而不是急剧的。而日本和四小龙的情形却不是这样。比如，日本经济的增长速度在1971年开始急速下滑，降幅高达50%以上。同样，虽好于日本，四小龙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经济增速回落也较为剧烈。回头想想，给定四小龙与美国的人均收入的差距，他们在本世纪以来本来还是可以有更快的增长的。
可以猜测，这样的情形发生似有别的原因。表面上看，无论是日本还是四小龙，经济减速的发生都赶上了外部危机的出现。这种巧合让我们不得不怀疑外部的冲击对潜在增长率变化的直接影响。在1985年出版的《战后日本经济史》的中文版里，作者小林义雄特别增加一章“补记”，“讨论了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日元汇率升值）和1973年的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入低速增长”的影响。
如果小林义雄观察到的这个外部冲击对日本经济突然失速的影响是正确的，或许这个影响应该可以由日本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在这个时期的变化得到进一步证实。事实上，一些经济学家对日本经济的增长核算工作曾经发现，日本的GDP增长率急速下降时，它的全要素生产率（以下简称TFP。全要素生产率是指“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的确是出现了负增长的。这似乎显得有些匪夷所思，因为在日本维持GDP高速增长的时期，TFP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并且为GDP增长几乎贡献了40%。不过，很容易理解，TFP的异常变化跟小林义雄所说的外部负面冲击应该有直接的关系。
一般来说，如果没有外部负面冲击，TFP的超常增长也会逐渐回落，这可以是因为制度变革的正面冲击效果渐弱、资源错配得以矫正或者复制他人技术的空间变小的结果。但是如果没有外部危机造成的负面冲击，TFP应不会出现异常的急速下降。
日本也好，四小龙也好，它们各自未来的潜在增长率本来还可以更高些，向美国人均收入的收敛速度是还可以更快些的，而外部负面的冲击干扰了TFP的增长机制。从微观层面上说，突然的汇率冲击和油价上涨会使现存的企业难以调整技术和生产方式来适应新的成本条件，这是TFP迅速恶化的原因。
跟短期的外部需求冲击不同，成本冲击的影响当然是更持久的。与凯恩斯主义者应对需求冲击的主张不一样，熊彼特主义者也许会把成本冲击或TFP的恶化视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变化和产业升级的催化剂，它甚至有助于阻止低水平的长期均衡的出现。
只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短期，成本冲击意味着一部分经济活动的“毁坏”，企业的关闭或者外迁，但是新的和更有效率的企业也有孕育和扩张的机会。这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毁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含义。具体到一个国家的情形，由于多种原因，包括利益集团的压力和政治上的原因，创造性毁坏或者更容易的进入与退出往往不那么容易发生。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外部成本冲击往往成为那些成功的新兴工业化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终结的转折点。
在我看来，外部冲击也是理解中国2007年以来GDP减速的关键。2005年之后人民币对美元小幅而持续的升值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成本冲击的主要推手。这一冲击之后又被由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部需求冲击而加深。2007年之后，中国经济以减速趋势被动地回应了外部的这些冲击，而且可以猜测过去5年TFP应该有更显著的减速。
毋庸置疑，中国的经济又处在十字路口了，政府面临严峻的考验，因为成本冲击和当前的经济减速为我们致力于推动结构改革提供了机会和动力，而如果错失良机，由TFP主导的潜在增长率将难以根本回升。新一轮结构改革的目的就是为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创造条件，这是因为总体生产率的提升是抵御外部成本冲击的最根本的解决方案。而结构改革的核心是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规则，真正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过多的行政管制，打破行政的垄断和对低效率企业的保护，使得企业的进入和退出更容易发生。在此基础上，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才有望转入轨道。
考虑到中国的人均收入还只有美国的10-20%（取决于估算方法），而且中国内部各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还有待收敛，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无疑还有待释放。那么，转入我开头提到的问题，中国未来10年能否延续过去20年的增长趋势呢？
这当然要考虑要素投入本身的增长趋势，但更重要的是要预判TFP的增长前景。以要素投入的增长来说，未来10-20年，资本的增长是会缓慢减速的，这也符合收敛假说。另一方面，随着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减少，劳动力的增长出现持续下降趋势是不争的事实。这符合中国的人口统计学的特征。劳动力未来10-20年的增长会接近于0和为负。因此，中国经济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主要取决于TFP的增长趋势。
很多年以前，哈佛大学的帕金斯教授和匹兹堡大学的罗斯基教授用增长核算的方法曾经匡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在进行增长核算时，他们假定了不同的情形。如果未来20年（他们指的是2005-2025年）中国要保持9%的GDP增长率，并且如果投资率保持在25%-35%之间，那么，TFP的年平均增长率就要求维持在4.8%-4.3%之间。而如果仅保持6%的GDP的增长率，并且投资率也保持在25%-35%之间，那么只要实现TFP平均每年2.7%-2.2%的增长就可以达到。
考虑到TFP在过去30年的平均增长率为4%，因此未来10-20年继续保持这一纪录的可能性也许并不大，但实现TFP年均2%-3%的增长应该较为乐观。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仍面临在劳动生产率方面与发达国家间未收敛的可观空间，技术进步的前景容得乐观；另外一方面，考虑到中国在人均资本存量方面存在的地区差距和劳动力在第一产业过高的就业比重（约35%），未来10年资本和劳动力的再分配将有持续改善配置效率的巨大可能。
以此而论，在当前经济因为外部冲击而出现减速的关键时刻，启动新一轮结构改革并顺势推进人口的城市化，将是未来10年TFP得以维持年均3%的增长趋势的重要机会。而如果那样的话，未来10年GDP的潜在增长率落在大约7%-8%范围内就可以期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