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看，中国确实拥有数量不少但跟它的富裕程度不相称的科技公司。这些公司在20年前几乎不存在。有意思的是，笔者发现，中国人自己对这一现象的感受远不如中国以外的人士那么强烈，如果不是完全无视的话。但无论如何，这给外界评价中国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带来一些困惑。究竟中国的科技实力是否真实？中国是否在科技竞争中一定输给美国？这些问题常常出现在各种会议或论坛中，但答案并不一致。

那些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悲观学者认为，中国迄今为止并没有发展起本土的科技公司，对西方技术的依赖才是中国成功的关键。而乐观派则把中国科技公司的国际崛起看成其技术学习能力快速积累的结果——作为后来者，中国是学习的高手。

从某种程度上说，学习能力的快速积累确实揭示了中国经济成功的秘笈。技术水平并不决定经济的成功。事实上，技术创新更是企业家驱动的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相反。没有一个初创者是为了拥有新的技术而选择创业，事实正好相反。创业的成功为开创新的技术应用场景提供了前提和可能。

诚然，中国这些年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外围挑战和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钳制，政府治理内部经济秩序和消除内部金融风险的决心在市场也颇受争议，但经济并没有如悲观论者预料的那样停歇。实际上，那些扰动市场预期的政策和事件并没有真正阻止底层的创业冲动和新公司的诞生步伐。

这个现象无疑应归因于中国拥有的超大人口规模。不仅如此，这个14亿人的市场因发达的交通、通讯、互联网和柔性的供应链而被超乎想象地联系在了一起。

过去这些年，制造业领域的外商撤离中国的脚步虽从未停止，但事实上这并非因为他们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而是因为他们未能成功面对来自本土企业的竞争，实现本土化。那些扎根中国市场的国际公司即便信心满满，也无法回避需要跟中国本土公司开展竞争的残酷现实。在中国市场，技术的优势是短暂的。即使国际公司的技术略胜一筹，但在服务中国市场方面，中国的公司显然享有明显的优势，不高高在上，与市场需求更近，官僚层次更少，决策更加灵活。更重要的是，它们进步更快。

它们都在中国经济的底层，并在残酷竞争中自下而上成长起来。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学习能力和庞大的市场规模的结合确实塑造了中国底层的创业动力。实际上中国拥有大量不为公众所知的成功的中小公司。那些被称为独角兽和隐形冠军的中小公司不仅在数量上惊人，更是在科技应用领域不断创新。规模超大并无限变换的应用场景是这些底层创业者面临的极大诱惑。

立足中国发达而高效的供应链，也催生了大量以海外客户为目标的创业公司。具有讽刺意味的，在中国，人们很少注意到，中国有很多隐形冠军或独角兽的公司在服务海外市场。

事实上，这些公司在欧美市场拥有远远胜过中国的影响力。那些意识到可以充分凭借中国高效的仓储、分销和物流系统以及在产品设计和生产加工领域的超强能力来服务海外市场的创业者，将会发现其可挖掘的国际竞争力的潜力巨大。而这正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一家名为SHEIN的公司，近年来突然在中国的媒体受到广泛关注。

确实，这些年来，这家注册在江苏省会城市南京的专注于快时尚的跨境B2C电商公司并不为当地人知晓。得益于去年来自一咨询公司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1》披露，SHEIN才进入公众视野。

依据该报告，中国目前拥有251家独角兽企业，其中南京企业11家，而其中1家商号取名为SHEIN的公司首次入榜Top10，成为了超级独角兽，迅速迎来投资者的青睐。

10年前，SHEIN不过是一家经营服装的跨境电商。像大部分中国跨境电商一样，除了官网外，以亚马逊和eBay为主战场。但从2014年起，公司创建自主品牌SHEIN，并推出网站和App，在美国、欧洲、中东、印度等市场推出网站，甚至进军Zara的老家西班牙，覆盖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拥有自己的柔性供应链是SHEIN最核心的竞争力来源。目前SHEIN的供应链聚集于中国的广东。这里无疑是中国最发达的制造中心，也拥有最完备而高效的供应链，包括物流和仓储。实际上SHEIN也在一些重点市场的国家开始建有仓储。

根据一些数据判断，SHEIN的新品从设计到成品只需2周时间，并且能在1周内运往主要市场，1年能开发超过1万个SKU。这比Zara等传统快时尚产品的周期缩短太多了，因为后者通常在欧洲完成设计，再到东南亚和中国制造，而且在统一向世界市场发货之前还要送回欧洲总部仓储。最近的多个公开引用的数据显示，在SHEIN的第一大市场美国，Google上搜索它的用户已经是Zara的三倍以上。SHEIN已经成为排名第二的最受美国年轻人喜爱的电商网站，仅次于亚马逊。

其实SHEIN不过是中国底层无数快时尚跨境电商平台的一个。事实是，除了风靡全球的社交应用APP如TikTok之外，过去10年，从中国底层崛起的出海互联网公司可谓不计其数，更重要的是，它们在欧美和南亚市场的影响力日趋上升，在一些国家如印度甚至已经到了不能被忽视的地步。

2022年8月24日，《解放日报》在头版报道了一则新闻，更能显示出中国经济的底层活力。报道说，今年整个7月，浦东机场上海快件口岸的跨境电商出口快递包裹申报量高达1100万票，日均超过了35万个出口的快递包裹。其中发往美国的商品占了总量的40%，这些商品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江浙两地就占了总量的40%。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巨量的包裹出口对应的是亚马逊、Ebay、速卖通、Wish和SHEIN等国内跨境电商平台的订单，而负责包裹跨境物流的则是国内外已经崛起的菜鸟国际、递四方、义达、捷利货运等供应链的企业，这些企业有着惊人的处理和输出能力，仅捷利货运每月在浦东机场的发货量就超过1500吨，若用全货机运输，需要至少18架。中国本土的物流企业在履约时效和包邮价格上均具有超强的国际竞争力，远非国际物流巨头如FedEx和UPS所能企及。

中国电商的崛起也并非偶然。最初，作为2003年爆发的SARS病毒的一个强劲的回应，中国的电商部门在政策上得到了鼓励。5年之后，因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决定借此机会加大加强对国内经济内部联系的鼓励和投入，集中提升中国在互联网、移动支付、通讯、交通运输、物流、仓储以及供应链等基础设施的能力，形成今天极度发达的国家范围内重要的基础性平台，这是中国底层创业和创新热流从未间断的源头。

底层的创业活力热流当然也离不开中国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自1978年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议程以来，中国政府通常会努力在地方官员问责制与地方政策创新之间取得动态平衡，从而使两者的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一直是中国政策创新的主要来源。虽然中央政府制定了主要的政策蓝图，但地方政府则受到鼓励和激励进行政策的创新、试验和调整。

由于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调整和优化上级的政策，政策冲击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这会抵消一刀切政策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并通过提供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和建立良好的商业基础设施，缓解民间创业者对制度环境不够完善或不可靠的担忧，从而有助于刺激经济底层的活力。因此，地方层面的政策创新在推动中国“经济奇迹”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