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le.E.Snow著/吴西之译

在《对人的自由本质及与之相关的对象所作的哲学研究》一书中，谢林放弃了为其前期思想提供指引架构的设想。在此他至少向自己结论性地阐明了回到前观念论哲学的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这种不可能同样是针对着停留在观念论世界观里的否定。正是超越观念论的需要和期望，促生了谢林后来称之为的肯定哲学。就像埃米尔·伐肯海姆在四十多年前已然指出的那样，这将谢林置放在了一个突出而卓越的位置之上：

谢林不仅仅是诸多后观念论形而上学家中的先驱，更为紧要的是，相比于这些后观念论者，谢林拥有唯一无二的独特品性。作为绝对观念论的奠立者和批评者，谢林成了我们理解绝对观念论的最可信赖者。单就此一事实而言，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谢林的神话哲学和启示哲学之所以秉得如此巨大的重要性不仅是出于史学知识方面的价值，更是缘于当代哲学处境的关照。

伐肯海姆将神话哲学与启示哲学置放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讨论自然是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真实有效的，因为神话哲学与启示哲学显然都属于谢林的晚期哲学，并且均代表着一种与作为观念论者的谢林的永恒决裂。然而，就谢林自己而言，正像他在1841年柏林讲座的结构中所示，神话哲学与启示哲学至少在原则上看乃是两个分立的领域——在柏林讲座中，第28-33讲的主要部分是神话哲学，向一神论的靠拢则是为启示哲学做准备。谢林后来用他偏好的对立式再次表达了两者之间的差异，这一对立即是必然与自由：神话哲学意在阐明神圣者在所有宗教中所必然穿越的诸种形式，而启示哲学则是关于上帝在自由中的行动的道语。的确，“如若没有对神话哲学的先行把捉，启示哲学就不会产生。”

作为首批同时也是最投入最辛勤的晚期谢林研究者之一，豪斯特·福尔曼斯曾付出巨大的努力来把谢林自1809年以后的写作追认为宗教写作，即他所谓的“谢林的详细明了的有神论”。然而，将向基督教的聚集看作由一个年老且饱受痛苦折磨的思想家所做出的向他的父辈们的信仰的皈依这有可能是一个严重但不难理解的误解。甚至在他最后年月的手稿中，谢林都毫不掩饰地承认他的第一忠诚是为哲学的而不是为宗教的：

事物越是难理解，对来自思想的解释就会要求的越多。于我而言认同于某一教会教义并非紧要之事。我并无兴趣成为一个正统主义者，正如我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毫不费力地成为一个非正统主义者一样。对我而言，基督教仅只是一个我为之寻求解释的现象。

正像布劳恩已经强调过的，谢林关怀的重心仍然是思想的重要性。“为了实现解释，谢林并不是在宗教告解意义上去求助于或者正统派或者非正统派，而是努力去为之奠立一个比前两者更加源始的哲学根基”。

从1810年开始，谢林始作《世界时代》的第一部分，从他与其出版商J.G.科塔的通信中我们得知，此时的谢林正面临《世界时代》在1811年和1813年分批出版的压力。尽管付出了多年的工作以及已然完成了多个版本的成果和手稿，但是谢林终其一生也没能完成他的《世界时代》。阿尔多·蓝弗兰克尼已然指出，在谢林的著作中确实不存在被恰切地标明为“世界时代”的著作。K.F.A.谢林将其父在1815年完成的相比而言最具完整性的手稿选取出来加以整理收录在他对其父著作的编订中，英文版本的《世界时代》即是从此版本译出。曼弗雷德·施罗特则根据印刷工人的校样整理出了1811年和1813年的版本，自此之后关于《世界时代》的最丰富的学术研究就集中在了1815年版本和施罗特版本上。蓝弗兰克尼曾做出巨大努力来比较这三个已有版本。尽管这里与布劳恩都一致认为谢林在其世界时代时期的思考形成了作为神话哲学与启示哲学之先决条件的哲学导论，然而本文在这里将主要考察的乃是《世界时代》如何揭示了谢林超越观念论的努力。

为了评价谢林的晚期哲学中超越观念论方面的重要性，最有助益且富于挑战性的指示在瓦尔特·舒茨的以下论断中被摆明出来：正是在谢林的晚期哲学中我们看见了德国观念论的终结，这并不是说谢林成功地超越了观念论，而是相反，恰恰是他的失败永久性地锁闭了通往形而上学的可能性道路。由此而来，基尔克果、马克思、叔本华以及尼采对于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及其意义均采取了一种激进的相反姿态。谢林曾感到他不得不抛弃观念论的约束，因为他已洞见到实在并非是全然理性的，这一洞见在他那里作为抛弃观念论的根据已成为无法反驳的。本文将在这里追问，在《世界时代》中谢林是如何抵达他的以下观点的：否定哲学具有无法克服的缺陷，与否定哲学有根本性关联的传统形而上学因此也是不可能的，正是否定哲学的缺陷与传统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却为神话哲学与启示哲学先行敞明了地带。

虽然舒茨被广泛地承认为首先重新思考晚期谢林并认为晚期谢林对后来的思想家有着重要乃至决定性影响的第一人，但本文这里并不想将舒茨的观点追认为最后的判词。《世界时代》在最近激发起了大量的研究兴趣，并且部分研究已然超越了舒茨的论断甚至也超越了他的所可能有的预想。这里并不想提供一份详备甚矣的谢林研究综览，H.J.萨德库勒、托马斯·奥迈若以及最近的赫尔曼·布劳恩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卓越的概述。对谢林思想中这一过渡时期的非同寻常的研究盛况理应得到提及。这里的讨论集中在那些重要的领域，并就此随带对最近的评论者的再评论，同时也指明那些富于成果的方向，在这一方向上谢林提出的很多问题有望得到推进。在我们这一普遍对哲学之可能性的怀疑、出于文学的兴趣而来的对哲学的彻底拒绝以及甚至就是干脆对哲学的沉默无声的当代处境中，对别样一种哲学时代终结论的考察与评价将证明自身是一次对我们这个时代意料之外的教益。

为什么《世界时代》是一个失败？因为从很多角度看它都相当于一次对哲学之界限的巡览。《世界时代》在谢林那里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巨大的哲学成功。谢林的晚年生活如果不能确定是被他增长的忧郁所磨损，那至少肯定会被无论是在他的私人性争论还是公共性争论中都存在着的逐步增长的苛刻与争辩所破坏。正像弗雷德里克·鲍曼曾指明过的，谢林的早期著作已然显明出一种对理性的实在的增长着的不满与不安，其后期著作则意识到实在并不像它超越和破坏理性的界限那样与理性相对峙。谢林看起来并没有先行备好的语言来表达这一洞见，和他的后继者们一样，谢林只能征用习语以及调整表达方式，为此在他的反对者中间因其表达的模糊性和宗教遗味而引来了巨大的诋毁。这一新的哲学语言究竟在朝向什么而先行期备着？沃尔夫兰姆·豪格莱博表明这一将来而未来者乃是哲学家谢林宣称要开示给人们的一种对待实在的新感受性和新态度：“谢林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分析的观念论者，但是他分析性地加以辨析的最终是观念论本身，并且在此一过程中产生出了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理念的、概念的和理性的预设乃是思想着的感受性的前提条件。”

《世界时代》表明谢林在以下三个关键方面与观念论形而上学的界限展开争执：(1)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关系问题通过强调双方绝对的差异性以及声称这种差距可以通过激跃或临鉴得以沟通而获得了一种令人惊异的解决；(2)对实在之历史性的体认要求用一种生成的形而上学来代替存在的形而上学，这反过来也使对时间观念的基础性重思成为必要；(3)当谢林表明可以以演化的方式彻底把握上帝的生命之时，哲学研究本身就被重新构想为演化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