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的网络谣言研究》，周裕琼著，商务印书馆2012年出版

谣言，自古有之，于今尤甚；传统社会中有之，转型社会中尤甚；现实生活中有之，虚拟网络上尤甚。我党十七届五中全会的会议公告指出，当下中国面临着“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而谣言与风险正是一对孪生兄弟。如果说，在传统时代，谣言仅仅是一种非主流的“畸形舆论”，那么，近年来，在自然、社会和技术三重因素的合力推动下，造谣传谣正成为一种日趋常态化的舆论活动。

以旧眼光去看待新谣言、以旧思维去考察新媒体、以旧策略去应对新功能，使得当代中国社会的网络谣言治理陷入迷局

在自然方面，全球性的气候与环境危机导致天灾不断，中国也未能幸免，雪灾、地震、干旱、洪水肆虐神州，在威胁人民生命财产的同时，更是造成了难以抚慰的心理创伤，在这种情况下，谣言作为一种“精神口香糖”被民众反复咀嚼；在社会方面，初现端倪的“风险社会”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投下阴影，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普遍繁荣的景象下隐藏的社会矛盾正日益凸显，相对的“被剥夺感”使普罗大众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谣言来发泄情绪、表达诉求；最后，自然和社会层面累积的种种危机和风险，在互联网（以及手机短信、3G等）为代表的媒介技术新平台上被叠加放大，产生一个又一个的谣言冲击波，并引发“蝴蝶效应”。

相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层出不穷的网络谣言，学术界所展开的实证研究与理论探索明显不足。现有的绝大多数谣言研究，都是在判定谣言为“有害信息”的基础上，围绕着特定的案例（多为危机事件）来分析其传播规律和社会影响，最终给出“除之而后快”的应对建议。令人遗憾的是，谣言（尤其是新媒体上流传的各种社会谣言）并没有越来越少，反而越来越多。以旧眼光去看待新谣言、以旧思维去考察新媒体、以旧策略去应对新功能，使得当代中国社会的网络谣言治理陷入迷局。一些未能得到妥善处理和及时澄清的网络谣言，甚至沉淀为“集体记忆”，被民众反复提取。长此以往，势必放大社会问题、不利于国家稳定与社会和谐。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谣言的本质、传播媒介和社会影响都呈现出许多不同于以往的新型特征

严峻的社会现实迫使我们必须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认识新媒体环境下的谣言传播规律，并对现有的网络谣言应对策略加以修正。从2007年开始，我在梳理历史文献以及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对当代中国社会一系列标本性网络谣言的产生原因、传播规律及影响机制展开了实证考察。研究结果显示，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谣言（以网络谣言为代表）的本质、传播媒介和社会影响都呈现出许多不同于以往的新型特征。

首先，“新”谣言。传统谣言往往是与谣言主体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少数人出于特定的动机（通常是恶意的）而制造与传播的虚假信息；而新谣言往往是与谣言主体之间并无直接利益关系的许多人（主要是网民）参与制造传播、用以缓解焦虑、提示风险、挖掘真相、发泄情绪的“工具性”说法。作为对中国社会的扭曲反映，谣言其具体内容可能是虚假的，但却折射出我们真实面对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作为一种“替代性新闻”，谣言在非正式话语空间内广泛流传，用以弥补正式渠道的信息不足。官方信息越透明，则谣言的生存空间越狭小。部分谣言，比如艾滋谣言、地震谣言、丢失孩子谣言等等，因契合中国民众最根本的担忧而沉淀为集体记忆，具有自我更新、自我复制、自我传播的病毒式生命力，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反复出现。

其次，“新”媒体。与传统谣言在熟人社会中口耳相传不同，当今谣言主要通过新媒体（电子邮件、论坛、QQ群、博客、微博、短信等等）在陌生人中传递讨论。新媒体的传播特征、受众特征以及媒介融合联动机制使谣言的传播及影响模式发生了重大改变。

再次，“新”功能。从社会学的冲突理论出发，有必要在充分认识到网络谣言负面影响的同时，将之视作信息安全阀和社会预警器，深入考察谣言表达社会诉求、展开话语博弈、进行曲线舆论监督、实现虚拟社会参与的新型社会功能。

网络谣言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社会病毒”，其根源不在于虚拟网络而在于现实社会。对网络谣言的应对必须与社会改革结合起来，从正在进行的社会改革中汲取力量，同时为进一步的社会改革增加动力。我们必须转变思路，不求从根本上消灭网络谣言，但求提高全社会对网络谣言的“免疫力”。因此，要在政府主导、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包括预警、控制和防范体系在内的网络谣言综合免疫系统，实现社会的“深度安全”。 （周裕琼，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