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 《新京报》2012年11月24日

悯农

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在转型现代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村社会难免会遭遇动荡与冲击，其变迁刺激着每一个关心中国社会发展的良知之士。本期书评周刊所关注的，正是两位三农学者的学术之思与切身之感。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历史责任感，似乎还可以看到某种历史的呼应。

建设，在行动中获得行动的力量

相信很多关注三农问题的人们，会在十八大的报告中，发现希望，重新进行憧憬。报告指出，在三农问题方面，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三农问题，是一个复杂沉重的时代话题。尽管它被明确提出，只有十几年的时间。事实上，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在转型现代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村社会难免会遭遇动荡与冲击，其变迁刺激着每一个关心中国社会发展的良知之士。

早在1934年，《中国农村》杂志发刊词就称，在近代史上，新工业和新都市的勃兴，是以农村被牺牲为代价的。而彼时的知识分子，如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怀着改造农村、复兴农村的理想与憧憬，直接奔赴农村着手建设，形成一种社会运动，并为我们留下一种特别的知识分子传统，概括之，就是不以大义责人，不以玄理明世，在行动中获得行动的力量。

整个中国近代史，贯穿着追求现代化的热情，也隐藏着农村社会式微的哀音，总有一些时刻，革命、新政等社会呼唤，盖过了社会真实的哀怨，在社会突飞猛进之中，沉积下问题与矛盾。有学者指出，无论是清末民初的社会剧变和制度变迁，还是民国以来的社会进程，实际上都伴随着农村经济崩溃的过程。此论或许略显尖锐，但却提醒着我们以更深远的历史视角去看待三农问题，这是一个历史层层积累的问题。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农村总是以两种面貌出现，一种是田园牧歌式的，“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让人羡其诗情闲逸。另一种是课税重压下被损害被剥削的农村，所谓“谁知苍翠容，尽作官家税”。中国已经于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但显然，农村的发展，仍然无法承载田园牧歌式的抒情。我们应该很难忘记这样的新闻，一位硕士欲回农村务农，却惹得父亲愤怒至几欲自杀。此中绝望，虽带有狭隘，但终究是刺心的。

本期书评周刊所关注的，正是两位三农学者的学术之思与切身之感。作为自发走上三农研究之路的张英洪，他对三农问题的关切，直接来自其切身体验，因此，欲以“精神反哺”，希望自己的学术研究，有助于社会共识的构建，他所提出的农民公民权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命题，令人深思。

张英洪引用这样两句话来定义自己的时代责任，一个是马克思说的：“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一个是梁漱溟研究学者艾恺所说的：“如果中国能有未来，那么为未来而奋斗的人们应该为建立起码的公民权而共同努力。”

而作为第一位提出三农问题的学者李昌平，在这几年中，以不同的社会身份，行走在农村的土地上，思考体悟着三农问题的新局面，他始终执着地用自己的声音，讲述真实的农村，以数据说话，以亲身经历说话，给出自己深思熟虑的见解。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历史责任感，似乎还可以看到某种历史的呼应。（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

【人物】

张英洪 出生于湘西农村，主要从事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尤其关注农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尊严，曾以“纵观上下五千年，横看东西两半球”自勉，立志以自己的学术努力分担农民的心身疾苦，以自己的独立思考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著有《给农民以宪法关怀》、《农民权利论》、《农民、公民权与国家》、《认真对待农民权利》等。

一个乐观主义者的三农研究之途

对于三农学者张英洪而言，一切都在变得更好，无论是生活，还是学术。办公室的书柜里，装满了自己喜爱的书籍，地面上堆叠着自己即将阅读的书籍，而他自己的学术作品《农民公民权研究》在一番波折后，也终于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从公民权角度研究农民问题的著作。

“也许我本来就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所以生活最终按照我希望的方式展开了。”张英洪毫不掩饰自己的欣喜，笑容在嘴角结束，而笑意仍浮动在眉眼间。他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作品，看成一个农民之子凭借良知与学识，对农民进行精神反哺。

十几年前，他发表文章主张取消农业税、建立农民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新政策，被周围人嘲以“天方夜谭”之论，如今已成为现实。多年前，他放弃单位分房、升职等机会，全身心攻读博士学位，一心做学术研究，有人迷惑不解，现在他可以用自己的作品来回应他们。

他现在所从事实际工作，是政策研究。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存在一定的距离，前者意味着个人的自由思想，后者倚赖权力以执行，他一直在努力平衡自己，不至于做出非此即彼的尖锐选择，既保持独立，又珍惜体制内行动的空间。

于建嵘谈起他，说这个来自神秘湘西农村的汉子，有着湖南人的血性与才智，能始终坚持独立思考，保持学者良知，既不为权势所压倒，也不为世风所迷惑。而张英洪自己的解释是：“我想知道更多关于‘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的知识，这几乎是支撑我全部生活的信仰。”而一旦生活被自己认可的意义与价值观所驱动，所有代价都是值得的。

荷戟彷徨

承受封闭的现实

张英洪出生于1968年，少年时代在文革中度过。大山之中的湘西农村，与外界隔阂，当中央宣布文革结束，时代的错乱仍然荡漾在张英洪的生活中，村子里随处可见文革标语、乡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词汇，以及行事的作风与习惯，不时露出戾气与暴力的影子。至1986年高中毕业，村干部竟因嫉妒而扣下他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导致他不得不复读一年，也让他切身体会权力可以扭曲人性。之后，社会秩序与权力结构，成为他长期思考研究的对象。

关于自己的大学时代，张英洪反复强调，那是一个 “黄金时代”，社会气氛开明而活跃，大学里洋溢着明快自由的思想之风，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充满了浓郁的现实关怀，以及高调的理想主义，似乎只要自己愿意，个体的人生就可以与时代的进步相结合。

尽管，在之后的人生里，他意识到这种崇高的激情，多少夹杂着脆弱与虚渺，对于个人而言，接受自己所不能改变的，改变自己所能改变的，才是较为理性的立场。但那种气氛带给他的理想主义的精神底色，他始终是心怀感激的，而且彼时风气下所孕育的文化热，以书籍的形式进入张英洪的生活，使得他通过阅读，进入更为开阔的世界。

他是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学者编书热的受益者。此前充满不公与粗砺的现实，压制着他对社会的想象力，阅读则迅速打开了他封闭的心灵。他读朱光磊的《以权力制约权力》(为“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一种)，得知人类可以建设一种更好的社会制度，保障每个人的自由与尊严，激动难言。多年以后，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特意去拜访了丛书的编委金观涛先生，他向他表达自己的感谢，内心则因自己未做出像样的学问而隐隐自责。

大学毕业，他被分配至县里的百货公司当营业员，成为县里第一个站柜台的大学生。理想与现实存在巨大的鸿沟，而他无力跨越，惟一能做的，是实践自己学到的商业理念，诸如“将顾客当做上帝”。他的大学生身份以及热情周到的服务，使他成为一位被众人围观的新闻人物。在那段他明知要告别的生活里，这是一抹青春的亮色。之后凭借勤恳与真诚，他被调至县委工作，一度任职县委书记秘书一职。

格格不入

自发成为三农问题研究者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农民问题日益尖锐。家里务农的父母，辛苦劳作一年，最后却无力上交农业税，需用张英洪的工资加以补济。而在自己工作的岗位上，他可以更切实地体会到农民生活的负重与苦楚，农民们写给县委书记的信，总是一纸辛酸。心地仁厚的书记，经常安排张英洪把钱送到农民破落的家里，这个书记在得到众人称赞的同时，也引来更多的求助信，将其拖入被动与无奈。

这一切，带给张英洪极大触动。他慢慢明白，要改变农民的处境，光有人道主义是不够的，靠执权者的善心，更是有限的，重要的是制度性的保障。在社会问题面前，或者说体制性症结面前，个人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能改变的东西，也是非常小。为农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想法，开始在他心里萌芽。

但是在封闭的县城，思想的蕴育与探索，是极为孤独的事情，他找不到可以交谈与倾听的人，也没有足够的勇气与人交换对社会的见解。阅读成为他生活中重要的部分，也是他孤独的解药。他有时通宵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去省城买书，为获得一本好书而窃喜。

寻求在更开阔的视野上探索农民问题的解决之道，终究给予他告别的勇气，2000年，他重新成为学生。读完研究生，在省委机关栖身几年，他又继续读博士，博士毕业后，他非常坚定地来到北京工作，彼时他在小县城历经的思想上的孤独寂寞，使他难以忘怀。因为他的执著，一切都如他所愿。当然，故乡仍是他心魂所系之地。他把自己称为是“自发的三农问题研究者”，学术冲动因生活经验而生，学术野心，则为建设更好社会的理想所驱动。他多次返回故乡，深入调查，遍访乡人。

2007年，在张英洪的调查访谈中，一个在土改中担任民兵的老人，与一个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之子的老人，一同坐在他面前，前者精神焕发，侃侃而谈，后者憔悴衰老，自卑拘谨，那是制度留在个人生命里的伤痕。历史就在这样的对照中，露出诡异的讪笑。而一个体面社会最基本的标准，是制度不伤害人，彼此互相滋养。这正是张英洪的愿景。

【对话】

农民身份的公民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新京报：你多次强调自己是自觉走上三农研究之路的，能否请你谈谈，在你的生活中，这个“自觉”的直接诱发因素主要有哪些?

张英洪：我出生在湘西农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农村基层工作10年，对农民底层生活的境况感同身受。农民遭遇的种种不公刺痛了我的心灵，引发了我对三农问题的思考。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看到了一些农民的房子被强行扒掉了;我看到有的农民被打、有的被迫服毒了;我看到农民与城镇居民生活的巨大反差;我看到农民在干部的权力棒指挥下忽东忽西;我也看到了一些基层政府既与黑恶势力勾结威慑农民，又与资本结盟掠夺农民;我还看到一些地方权力结盟所形成的权力庇护网络。

如果说农民的底层真实生活擦亮了我的眼睛的话，那么某些农村政策的脱离实际与公共政策的背离民意则启发了我的头脑。我发现当时三农政策理论研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基本的宪法意识和公民权利观念。这引发了我对三农问题以及现代国家的深入思索。

新京报：从权利的角度来谈现实问题，尤其是三农问题，非常容易陷入理论的灰色所带来的无力，正如你在书中所说，权利本就是一个公共产品，其缺失或者受损，往往带有体制原因，而体制的形成，又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理论上能解决的问题，在现实中则被各种困境所牵绊，你在研究过程中，是如何抵抗此种无力感?有没有具体的方法或者途径，来解决理论与现实存在的错位?

张英洪：我在农民问题研究中，很自然地看到农民问题所体现的权利问题。当我从权利理论上搞清后，对农民现实问题的把握就更准确了。我在《农民公民权研究》一书中，既立足于长期而深入的农村调研，又放眼于人类所创造的共同理论成果。如果没有这两方面的良好结合，可能会误入歧途。

有两种倾向常提醒我注意：一种是缺乏深厚的理论素养而片面强调农村、农民生活现实。如果单纯地看到农民的生活苦难与社会的不公平不正义，很容易使人陷入民粹主义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陷阱。另一种是脱离现实生活实际，满足于纯理论的研究。虽然说纯理论的研究也有重要价值，但如果不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就可能形成理论与现实两张皮。

远离现实、忽视理论，都是片面的。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他说的是生活的重要性。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说的是理论的重要性。我在关注农民现实问题时，激发了我对公民权理论的探索;当我弄清了公民权理论之后，再来观察农民现实问题时就显得更清晰了。

我之所以特别关注公民权利和法治国家，是因为我确信，如果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一个致力于保障公民权利和个人自由的现代法治国家，我们和子孙后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自由、尊严和幸福。

新京报：本报曾经采访过潘毅教授，她认为，关于三农问题，除去顶层设计之外，最重要的，是农民自己有权利意识，知识分子在理论上的摇旗呐喊，可能是无济于事的隔空对望，固此她把农民列入自己作品的预设读者群中，希望他们能看懂，那么，你的这本《农民公民权研究》，有没有对读者的预设?

张英洪：我个人的体会是，不能忽视知识分子在理论上摇旗呐喊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知识分子在理论上摇旗呐喊的贡献，没有通过知识分子公共关怀所形成的尊重人的权利和维护社会正义的社会环境，我们关于三农问题的所谓顶层设计可能是损害农民权利的，也可能是违背社会正义的。可以说，农民的权利意识也得益于知识分子的布道。现在的突出问题是，不是农民没有权利意识，而是长期以来，我们高度重视意识形态教育却明显忽视公民教育和人权教育，这使我们的社会严重缺乏对个人权利的理解与尊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社会科学知识的增长与繁荣，对于国家的良好治理与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在研究视野上，我做到不受学科分割限制，不受地理区域限制，不受传统意识形态限制。所有人都可以从我的书中得到启发。因为公民权不只是应属于农民，而是属于我们每个人的。凡是愿意过上自由而有尊严的生活的中国人，都能从中得到启迪。

从公民权的视角去观察农民问题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出，中国农民在中国现代进程中，比如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市场经济改革等，更多的是顺应国家意志，一一承受，你认为这种主体性缺失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否意味着，三农问题的研究，不能仅限于政治体制层面、经济发展层面、身份权利层面，还需要引入人文历史的视角?

张英洪：三农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任何单一的视角都会显得单薄和力不从心。我从公民权的视角去观察农民问题，这只是其中的一个视角。我认为这个视角是非常重要和关键性的，尤其是长期以来我们缺乏公民权的视角观察三农问题。当然，这并不是三农研究应当选择的唯一视角。全能主义国家的阶段，不要说农民，就是其他社会阶层，也难以发挥主体性。1978年改革以来，国家、市场、社会的边界逐渐清晰起来，市场得到了快速发展，社会也开始生长发育。政治国家、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是现代国家的三维领域，农民的主体性将伴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而日益突显出来。

新京报：中国从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国家，从身份层面而言，需要一个从臣民向公民的转变。农民要获得完整的公民身份，其基本前提条件是体制有相应的安排，那么在体制尚且处于变革之中，怎么去理解你所谓的“完整的公民身份”?

张英洪：我将农民问题研究放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这样一个大的框架和背景中去观察与思考的。现代国家构建具有对外和对内双重使命，对外是确立主权原则，对内确立人权原则。将公民权普遍赋予全体国民，是现代国家构建的基本原则与显明特征。

我们国家在民族-国家构建中已取得相当成效，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华民族已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我们在公民-国家构建上还任重道远，这也是农民这个庞大的群体没有充分享有公民权的重要因素。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加快公民—国家构建的时候了。

我在《农民公民权研究》一书中，提出1949年以来，我国农民的身份经历了阶级化、结构化、社会化和公民化这四个阶段。现在正处在公民化这个阶段之中。农民身份的公民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和必然要求。农民要享有完整的公民身份，首先要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使农民享有与市民平等的公民权利，主要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其次要改革社会体制，发展公民社会，保障农民的主体性，增强农民的自主性;再次要改革政治体制，使农民享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依法、自主、平等参与政治公共生活，真正当家作主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我们能做的就是呐喊

新京报：从道义上讲，谁都不会不认同你从公民权角度去看农民问题，但回到问题的出发点，会发现，你的这些理论，似乎只能够停留在呼唤与呐喊的层面，具体的建设发展工作，仍然是繁复的，且一地有一地的现实，不知道你将如何思考我所提出的这种现实与理论的疏离?

张英洪：《农民公民权研究》是一部学术理论著作，不是政策研究。作为政策研究，当然还需要如何发展公民权利，这是我当前从事的农村政策研究的主要任务，我已在许多课题研究报告中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比如改革户籍制度，比如改革农村产权制度，比如在城市化进程中维护和发展农民土地财产权，比如破除双重二元结构，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比如实行从小学到高中的免费教育，比如为中小学生提供免费午餐，比如实行社会保障的全国接续，等等。

作为学者或知识分子，正如江平所说的那样，我们能做的就是呐喊!这是三农学者的职责所系，义不容辞。

新京报：现在的三农研究，从接受与效果层面讲，我大致将其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反映现实，通过大量实地调研，将农民这个沉默已久的群体的真实境遇，带入公共关注空间;其二是向下的启蒙，就如我们上面提到的潘毅，她将更多的希望寄予农民自身的权利意识;其三是向上的进言，希望自己对历史的分析研究与面向未来的预测对策，能够影响决策层面，从而使理论发挥实效。当然，这三种类型会以不同的比例搭配出现，那么，你对自己研究的定位是怎样的?

张英洪：上述三种类型都是必要的，不能以一种类型否定或降低其他类型的价值。仅仅反映现实也是不够的，因为不同的人看到现实会做不同的反应。仅仅希望农民权利觉醒也是不够的，例如农民上访维权，说明农民的权利意识很强了，向上进言也是非常必要的，通过政策研究或理论研究，改变人的观念或决策者观念，从而调整和改善公共政策，推动改革的深入，这是十分重要的。

我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兼顾上述三种类型，一是将60年来的农民生活现实通过调查研究展现出来(有大量的访谈与调研材料)，二是进一步促进农民的权利意识。三是提升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利意识和现代法治观念，四是建言执政者以公民权为重进行治国理政，建设现代法治国家。

通过改革推进公民权利

新京报：从你书中的逻辑而言，这个转型的任务，主要是不断建设和发展农民的公民权，那么，作为一个研究三农问题的知识分子，你会怎样定义属于自己的时代使命?

张英洪：孔子说“士志于道”，北宋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些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崇高定位。作为三农问题研究者，我觉得有两个人的名言能够很好地表达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一个是马克思说的：“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一个是艾恺所说的：“如果中国能有未来，那么为未来而奋斗的人们应该为建立起码的公民权而共同努力。”

我着重研究农民权利，并不意味着我只关心农民权利。事实上，我关注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精英和大众，强者和弱者，富人和穷人，你和我，都应当享有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对农民问题的研究使我确信，我们必须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尤其是要深入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基于维护个人尊严和社会正义的全面改革，农民问题不可能真正解决。

C03-C04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