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的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
中国自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每年经济增长率持续接近10%，现在人均GDP是30年前的12倍。另一方面， 中国总体基尼系数于2008年达到0.47，更让人头疼的是，中国的城镇居民实际人均收入是农村的五倍，城乡差距之大为世界之最。
GDP 是 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定时期内（通常指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提供劳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值。GDP的增长很可能透支子孙后代的财富，在我国表现为环境的极大破坏，矿产资源的过度开发。这样的GDP增长可能是没有效率的，或者是不能可持续发展的。 学界对 这种从长远看不一定有效率的也很不公正的分配极力美化，从制度层面上上升为 “北京共识”： 混合所有制、模糊产权及政府大力干预的综合。 似乎要将“北京共识”发扬光大，不仅仅在中国继续下去，而且要推向全世界。
强者保护模式是弊端之源
三十年来，我国所采取的GDP增长的手段有：
1 ．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
2 ．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 计划模式与市场模式之争一直困扰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邓小平将社会主义变成一个目标，而不是具体的制度，从而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计划与市场同为手段时经济发展最快。从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此消彼长关系得出的结论应该是：该市场的给市场，该计划的要计划。
3 ．弹性双轨制： 从1984年开始的价格改革启动了双轨制：一种物资两种价格，市场价高于计划价，分配比例逐步缩小，市场份额逐步扩大——双轨制由此成为价格改革主导思想。后来中国的很多经济改革都是走“双轨制”道路，所有改革几乎都从试点起步，再一步步推广，特别是在内地不开放的情况下，试办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等等。 双轨制本身没有问题，因为确实我们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制度，但中国的双轨制是弹性的，两轨可以交易。我们的法律、政策都留有口子，都可以通过关系解决，而且领导们也喜欢这种方式，因为可以表现出他们的能耐。弹性双轨制似乎符合每个人的利益，而实际上只会有利于强者，只有强者才有关系，关系所交易的是国家的利益，把国家财富私有化。 价格双轨制催生了中国第一批暴富者，比如官商结合、倒卖物资，不断将计划内物资倒到计划外 。我们可以从弹性双轨制中找到 两极分化、贫富扩大、权力腐败的源头。
4. 强者产权界定模式与强者保护模式： 中国的立法一般都是首先由部委草拟，然后再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部委立法时考虑的是部委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全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法律和政策都是粗线条的，权利界定不清晰，此时就有不清不楚的中间地带，这部分财富实际上被强者所攫取。中国的强者有：特权阶层，拳头硬、智商高、资本雄厚、脸皮厚的人，还有俊男靓女。更可怕的是强强联合：红黑结合，官商勾结，官学不分。这是导致社会分配严重不公的重要原因。
即使立法时权利配置是合理的，法律实施也有一个当权利被侵犯时的保护原则。法律不提供具体保护的产权仍然是“强权即正确”，而且保护的方式直接与这项权利的实质利益相关。我国很多法律中所规定的权利没有具体的保护措施，即使有，在法院实践中，也更多是偏向于强者。劳动合同法出台之前，法院和政府保护的一般都是老板的利益。
5. 包产到X。 一般民主国家的政府仅仅提供公共产品，但在我国，政府的经济功能非常强，政府成为经济的管理者和参与者，也就是既做裁判又当球员。张五常认为县政府就是一个庞大的购物市场。实际上，不仅仅是县级，而且省级、市级、乡级、村级以及同一届政府的不同部门都是一种包产到X（省部、市县、乡镇）的利益分成的经济体，他们之间激烈竞争。一方面，这种竞争模式避免了市场经济国家的个人与个人、企业与企业之间竞争的弊端，但同时也大大赋予了政府官员攫取公共资源和腐化堕落的机会，产生官商结合模式，可能导致权贵资本主义。
构建弱者保护制度
我们下一步的改革主要手段应该是刚性法治。邓小平将社会主义目标系统总结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怎么实现社会主义伟大目标，具体措施有很多，我在此仅仅提出四个。
第一，我们应该坚持宪政原则。 宪政就是宪法下的政治，宪政的主要经济价值是追求长远利益。因为立法和行政可能仅仅考虑这一届政府或者这一代人的利益问题，而司法根据宪法对立法和行政进行审查是为了实现我们享受利益时不能侵犯下一代的利益。我国现在的立法和行政具有很强的短期性利益追求趋向。权力对权力的制约也是为了长远的利益，尽管速度慢一点但长远。我们最惧怕的是“齐心协力干蠢事”！
第二，我们要制定刚性法律规则， 清晰界定产权和弱者权利保护，完善和细化法律规则。明晰产权不只是经济学家说的效率问题，更重要的是分配问题：该谁的就给谁。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弱者的第三者保护，即司法保护，因为强者自己就可以保护自己。
第三，遏制赢者通吃的制度，实现各就各位制度 。为什么我们中国这么多聪明而又勤奋的人没有一个得诺贝尔奖的？我的解释是，当某个人在学术上崭露头角之时也就是其学术生命结束之时，因为这些人都跑去当官了，所谓“学而优则仕”。因为当官什么都能够得到，赢者通吃。中国真正的学术贡献主要是长期处于边缘的人所作出的。例如，华罗庚、陈景润、陆家曦，后者仅是包头九中的物理老师，在组合数学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各就各位：该官员的给官员，该商人的给商人，该学者的给学者。
第四，加大教育与科技投资。 中国或许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发展中国家更多是购买发达国家的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甚至于侵犯他们的知识产权，所以，发展中国家不重视知识产权。但是当一国成为世界前几名时，她一定要重视知识产权，特别注重创新，而不仅仅是复制。我国下一步的发展应该着眼于智力的开发，也就是教育和科技创新。农村有非常多聪明人，由于教育投资的严重不足，这部分资源没有开发出来。教育投资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美国的发展和日本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天下无贼》中说“二十一世纪最缺的是人才”，实际上，中国不缺人才，缺的是伯乐制度。常言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国家应该做好伯乐的工作。
下一个时代应该是不胖不瘦时代（既有效率又公平）。从瘦子到胖子的增肥是容易的（比如多吃饭，多吃肉，多睡觉，多喝啤酒），但从胖子到不胖不瘦的减肥是很困难的，需要科学的减肥设计，而且需要持之以恒。
检视“北京共识”
如果说，“北京共识”中的这些制度确实能够实现“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我们也要警惕将过去三十年的成功经验模式化，因为目标不同，手段一般也不相同。下一个时代的目标是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我们确实不要被所有制模式所羁绊，可以采取多种所有制，但应该是明晰的多种所有制，而不是混合所有制。需要的是刚性的法治，而不是模糊产权制度或弹性政策。混合或者模糊给予强者浑水摸鱼的机会，造成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政府应该与经济保持一定距离，而不是政府大力干预经济，我们需要通过法律规则规范经济行为，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威权的市场经济。当然这种法治是一种面向目标的法治，是一种既考虑效率又考虑公正的法治，是一种强调规范目标有效实现的法治，也就是实效主义的法治。
发表在《改革内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