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问题的提出
在中共“十六大”即将召开之际，中国大陆的政治稳定问题再一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大陆的权力交接能否顺利完成？现行政策会不会发生重大转变？现政府和现行政治制度能否继续存在下去，或者说共产党能否继续执掌政权？这是一系列引起全球关注的大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关系到世界上每一人的切身利益。
稳定性的含义
在日常用语、大众传媒、学术论文和官方文件中，中国大陆的“政治稳定性”具有多种含义。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种，其一指政治领导核心的稳定性，其二指关键政策的稳定性，其三指政府的稳定性，其四指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对于中国大陆而言，第三种稳定性和第四种稳定性是高度相关的，因为政府倒台就意味着政治制度的崩溃，而且此类政府和政治制度很难重返历史舞台。尽管这几种稳定性是不同的，但它们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例如，领导人的变更往往导致政策的改变，政策的剧变往往伴随着领导人的更替。在中国大陆，最重要的是政府的稳定性。一理出现政府不稳定，原来的政策及制度等也许都会发生剧变，而且政府不稳定很可能引起全面的不稳定，如经济崩溃、社会动乱、种族冲突、分裂、内战乃至国际冲突等等。
本文分析的对象就是“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府的稳定性”。所谓“未来3～5年”，是指从“十六大”酝酿到“十七大”召开之间的这段时间。这很可能也就是中共“第三代领导人”与“第四代领导人”交接班的时间段。因此格外值得关注。
主要结论
目前，关于这一问题大致有两种看法。主流看法认为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执掌政权，我们不妨称之为“稳定论”。与此相反，另一派则宣称中国大陆的政府和政治制度将迅速崩溃，不妨称之为“崩溃论”。
在本文中，将提出我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我的主要结论是：第一，最高领导人已经牢固地控制了权力系统，其个人权力无人能够挑战。如果没有健康方面的意外事件，将继续执掌政权，并且能够保证权力的顺利交接。第二，作为上述判断的推论，“十六大”之后中共的大政方针将保持连续性。即使出现变化，那也是最高领导人有意安排的结果，绝不会是意料之外的突变。第三，中国大陆处于危险的平衡状态，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保持“稳定”的希望很大，但是“最坏”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社会都发生了深刻的转变。集权政治转变为权威政治，政治精英垄断公共权力，并且严厉控制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计划经济被市场经济取代。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崛起，工人和农民的地位下降，形成了精英/大众二元社会结构。在新权威主义的旗帜下，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达成共识，结成联盟。大众处于全面被动的状态，只能制造局部独立的个人或者集体行动。由于中共完全有能力对付这种局部事件，因此不会威胁全局的稳定。但是，当出现的深刻的、全面的经济、政治或社会危机之时，将触发全面的、持续的动荡，如果这种形势不能得到迅速控制，那将导致政府不稳定。金融风险、不公正特别是腐败、不平等特别是贫困、流动人口等等都是“干柴”，而引发危机的“火种”可能是经济衰退、银行挤兑、台湾危机等等。
二.问题的背景
从集权政治到权威政治
邓小平的改革实际上是对合法性危机的反应。邓小平希望通过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加上有限的政治和社会改革，赢得经济增长，借此维持甚至强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认为邓小平的改革不但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制度，也深刻地改变了它的政治属性和社会结构。
在8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就完成了从集权主义体制（totalitarian state）向权威主义体制（authoritarian state）的转变。在新体制下，中共仍然坚定地垄断政治权力并且严厉控制公共领域，但是与毛时代的集权主义体制不同的是，它不再试图控制人们生活的每个方面，例如它不再全面控制经济活动，不再狂热地兜售意识形态，不再监控公民的个人和家庭事务，不再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最重要的是，它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而且宣称“要与国际惯例接轨”。邓小平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集中而准确地表达了这种权威主义的精髓，即在保持一党领导的同时，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
政治精英分析
“精英政治”并不能概括中国政治的本质。其实所有的政治都是精英政治，即少数人垄断政治舞台，而绝大多数人被排除在外，或是成为政治精英的傀儡，所不同的仅仅是“程度”而已。中国大陆的“特色”在于，执行统治任务的党政官僚集团本来就是统治阶级，即统治集团就是统治阶级，代理人就是委托人。政治精英不代表任何阶级，他们凌架于一切阶级之上，对所有的阶级实行“权威主义”统治。他们仅仅对自己的利益负责。
但是，政治精英并不是铁板一块，分化发生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不同的部门之间以及权贵之间和平民精英之间。目前，这种分化还处于非制度化阶级，但是有时他们也会根据利益关系建立认同，并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政治已经表现出利益集团政治的特征。
与政治精英的自我表白不同，统治集团的同盟军是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尽管其他精英不能直接染指政治权力，但是他们的利益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关照。目前，政治支持基础已经从原来的工人和农民转变为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
意识形态终结
原有的意识形态面临困境，新的意识形态还没有产生。意识形态终结带来了一系列重大后果。其一，中共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其组织目标是“执政”。其二，可以灵活地对待一切理论、道路、原则、价值。其三，作为个人的一些党员和干部，缺乏道德，缺乏理想，也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和归宿。驱使一些党政官员活着和工作的东西是人类最原始的生物学欲望。最后，一些政治精英“行为短期化”。他们不但对公众和自己的上司不负责任（这是一切权威政治的通病），而且对自己的未来也不负责任。政治精英的行为短期化表现为部分人非理性地、疯狂地贪污、受贿、挥霍、享乐、办多个护照、送子女到国外、向国外转移资产等等。
国家与社会关系
威胁政府稳定的主要力量来自于社会。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政治稳定问题”也属于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
改革也带来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毛时代那种国家与社会浑然一体的状态不复存在。国家权力不断收缩，相应地社会从国家的全面控制中逐渐脱出。政府已经放权了对个人和家庭事物的控制。可以说，“私域”基本上获得了解放。在国家和家庭之间，经济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变化正好背道而驰。经济领域已经基本独立，市场取代计划成为最主要的资源配置方式。“自由化”是经济领域改革的基本特征。但是，在公共领域中，则采取严厉的控制政策，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结社等权利始终由政府垄断。由于政府几乎控制了一切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的资源，所以大众、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都处于无组织的“一盘散沙”状态。在这种环境中，政治上能动的社会阶级或群体是不存在的。由于公民只能作为个人存在，无论是普通大众，还是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在政治上都无所作为。
在毛时代，政府通过农村的人民公社和城市的单位对社会实行全面管理。随着农村人民公社的解体和城市企业改革的深化，旧体制瓦解了。为了填补这种“制度真空”，1989年以后政府开始了意识地建立一整套带有明显的国家法团主义色彩的管理体制，试图把“第三部门”置于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这是一种值得高度关注的倾向。
国际形势
70年代末期，邓小平再次选择了对外开放。十年以后，冷战结束。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全球化在加速发展。对外开放、冷战结束和全球化对中国大陆的政治稳定具有重大影响。随着这些力量把中国越来越深地卷入世界秩序之中，国际因素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这一切对中国大陆的政治稳定意味着什么？
首先，冷战的结束宣告了资本主义在这一轮竞赛中获得了全球性胜利。东欧、苏联的共产党政权已经不复存在。中国处于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共的合法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然，前苏联的衰落和俄罗斯经济复苏的艰难，也从反面为中共的权威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其次，美国及西方盟友主导世界事务。中国既无力，又孤立，只能“韬光养晦”。美国有恃无恐地干预台湾事务。台湾危机很可能触发中国大陆与美国的军事冲突，其后果不堪设想。第三，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度大为提高。加入WTO意味着中国正在更深、更快地融入世界经济。这预示中国大陆的经济表现将越来越多地受到外部影响，中国政府也在越多地丧失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最后，通讯革命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复兴、全球市民社会的迅猛扩张，使中国政府面对的“社会”已经不同以往。如今，海外NGO也有能力干预中国大陆的政治事务，进而威胁政治稳定。
三.挑战力量：三维分析法
文献讨论
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稳定源于“参与爆炸”。在“示范压力”作用下，公众提出的政治参与要求超过了政治制度能够满足的程度，于是导致政治不稳定。挑战稳定的力量主要是大城市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政府中的改革派以及军队。普沃斯基则强调，政府和民间的强硬派与温和派的组合格局决定了政治变迁的模式。他用一个二维矩阵简洁地概括了他的理论。亨廷顿在分析“第三波民主化”时也动用了这种方法。哈贝马斯揭示了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公共领域”的作用及其演变。团结工会、天主教会等非政府组织在东欧剧变中发挥的作用，促成了“市民社会兴起理论”。奥尔森在他的集体行动理论中论述了“外部性”或“白搭车”问题的成因及其复杂后果。可以合理地把政治不稳定看作是一场社会运动或社会革命的结果。社会运动理论强调政治机会、动员和组织资源的方式、群体意识、对社会问题的感知、对通过集体行动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的信心、有效的意识形态的重要性。马克思在分析无产阶级革命时强调阶级斗争，并按照资源占有情况划分阶级。他指出了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必然逻辑，以及无产阶级面对的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他还毫不隐讳地强调意识形态、政党和暴力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目前，在分析中国大陆的不稳定问题时最流行的方法，一是“简单地罗列问题”，通过强调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暗示政治不稳定的可能性。二是针对不同群体进行分析，如知识分子、工人、农民、资产者、干部和军人等等，分析他们对各种问题的反应，即其对政治稳定性的影响。
上述理论和方法，产生的时代不同，研究的对象不同，关注的角度不同，使用的方法和手段也不同，但它们都与政治不稳定有关。总的来看，考察的视野覆盖了政府与社会的力量对比格局、社会群体的构成、造成人们不满的社会问题、导致政治不稳定的集体行动的手段。例如，社会运动理论强调使社会运动和社会革命得以出现的“政治机会”的重要性。普沃斯基强调政府与社会力量的互动对政治稳定的重要影响。亨廷顿揭示了专制、对专制的不满，以及由此引发的知识分子的反抗行为与政治不稳定的关系。市民社会理论实际上强调的是“反抗手段”的重要性，因为绝大多数“集体行动手段”只能存在于市民社会之中。社会运动理论，简而言之，强调的是“机会”与“手段”。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则同时强调“群体”、“问题”和“手段”的重要性。
在本文中，我希望综合上述研究成果，“站在巨人肩上”针对此时此刻中国大陆的“特殊国情”，开发一种分析和预感政治制度稳定性的简单而有效的分析框架，并且运用这一框架研究近期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的稳定性。
群体/问题/手段本维分析法
我将从“群体”、“问题”、“手段”三个维度考察挑战政治稳定的力量。所谓“群体”是根据资源占有情况对社会成员进行分类的结果。由于政策和制度都是社会在其成员之间分配稀缺资源的工具，因此按照资源占有情况进行分类，可以直接显示出各个群体与这个制度的利害关系，进而可以看出它们对制度的态度。所谓“问题”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问题”。某个社会问题会对某个或某些社会群体的资源占有状态产生不利影响，对它们的切身利益造成损害。正是由于存在社会问题，才会有“不满”。正是那些感到“不满”的群体，才有“意愿”采取行动减少或避免损失。当他们感到只有推翻现行制度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而且他们有机会和足够的能力这样做，那么政治不稳定就发生了。这里的“能力”也就是“手段”，包括一切可以想象的集体行动方式，如军事政变、群众暴动、社会运动、大众传媒、反对党、NGO、地下组织、集会、游行、犯罪、海外渗透等等。
把“群体”、“问题”、“手段”与“政治不稳定”联系起来的逻辑链条是：第一，社会分化，国民分化为不同的社会的群体；第二，存在广泛而严重的社会问题；第三，受到这些问题危害的群体感到现行体制下无法解决问题；第四，他们拥有集体行动的手段，并且采取行动；第五，维护现行制度的力量不能有效地压制反抗行为；结果，导致政治制度不稳定。简单地说，政治不稳定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存在对现行制度不满的群体，他们感到有必要推翻现行制度，而且他们确实有能力和机会采取行动，并且取得了成功。
目前流行的“市民社会反抗国家”模型，强调市民社会以民主化的重要意义。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专制政治的本质就是政府垄断集体行动的资源，而市民社会就是集体行动的“资源仓库”，大众传媒、社会运动、NGO、关系网、政治反对派、革命领袖、犯罪团伙等等都在其中，所以研究政治稳定问题必须关注市民社会。但是，该理论只强调社会中的集体行动及其功能，而有意无意地忽视社会中的阶级分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有鉴于此，我将在“市民社会反抗国家模型”引入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强调与国家相对的社会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化为一系列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各自占有的资源不同，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反应不同，所拥有的行动手段不同，与国家的利害关系不同，因此在分析它们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时必须区别对待。可以说，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为强调“群体”维度奠定了基础，而市民社会理论为强调“手段”维度奠定了基础。
四.三个维度的历史考察
本节的任务是，从时间维度考察社会群体、社会问题、反抗方式或手段的演变及其当前的状况。这些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本身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改革的起始状态、改革的内在发展逻辑、国内的经济形势、权力格局、社会结构、国际环境特别是中美关系和苏联与东欧的演变。其实正是这些“大背景”主导了20世纪最后20年以及未来中国政治的演变，特别是政治稳定性。
社会群体分化的机制及结果
在毛时代，党政官僚集团、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构成了主要的社会群体。在精英/大众结构中，党政官僚是社会精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组成大众阶层，而知识分子则处于最底层。
改革是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两个平行的“子过程”，一是资源的分离，二是资源的私有化。在毛时代，所有的资源都归官僚集团集体所有；在后毛时代，虽然政治资源仍然被官僚集团垄断，但是经济和文化资源开始被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分享。在毛时代，在法律上，一切资源都归国家所有；在后毛时代，原来的国有资源逐步转变为私人所有。
资源的重新分配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分化，并产生了全新的社会结构。那些在资源私有化过程中的赢家成为“新时代的精英”，而局外人和失败者则成为“新时代的大众”。改革首先解放了知识分子。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对文化资源的占有和支配权。政治影响力、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的稳步上升使他们由原来的最低层一跃进入精英阶层。市场化改革还使一个在毛时代被消灭的阶级再度获得新生，并进入精英阶层。资本家和经理（包括国有企业的经理）占有或支配着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工人和农民仍然留在大众阶层，但是相对地位大幅度下降，而且其中的一部分人沦为“贫困阶层”。
简而言之，在后毛时代，精英/大众结构依然故我，但是依据对各类资源的占有情况，精英分化为三类，即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而大众分化为两层，普通大众和社会底层，前者指城市大众和农村大众，后者指城市和农村的贫困阶层。
本文使用的群体划分方法是，首先把生产性资源划分为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然后根据对各类生产性资源的占有情况对社会成员进行分类。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课题组”也是根据“对组织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把中国人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它们分别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拥有组织资源）、经理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私营企业主阶层（拥有经济资源）、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办事人员阶层（拥有少量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个体工商户阶层（拥有少量经济资源）、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拥有很少量的三种资源）、产业工人阶层（拥有很少量的三种资源）、农业劳动者阶层（拥有很少量的三种资源）、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基本没有三种资源）。他们进一步把中国人分为五个等级。他们指出：“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主导阶层应该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社会问题形成的机制及结果
中国大陆近期政治稳定的“问题清单”，即可以通过调查来确定，也通过文献研究来确定。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综合相关研究成果得到一份“问题清单”。这些问题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领域，政治领域的问题包括意识形态失效、集权、腐败以及台湾问题；经济领域的问题包括经济增长、国有企业效率、金融风险和WTO冲击问题；社会领域的问题主要是不平等和贫困问题。这些问题持续深化和蔓延的过程，也就是危机加剧的过程。
简而言之，这些问题来源于改革的初始条件和改革过程。它们或是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如集权问题（即民主问题和自由问题）、国有企业问题、台湾问题，或是属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如意识形态问题、腐败问题、金融风险问题、WTO冲击、不平等问题和贫困问题。
确切地说，强大的政府、政府主导型改革、市场化改革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三个主要原因。市场化改革无情地摧毁了原有的意识形态，造成了价值和道德真空。强大的政府和政府主导型改革使政治集权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市场化改革尤其是国有资源的私有化为权钱交易提供了可能性，而政府主导型改革则使这种可能性成为必然。在私有化过程中，没有公众监督、没有舆论监督、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独立的银行和中介机构，党政官员拥有巨大的权力，而且一些人又是利欲熏心的投机分子，腐败怎么能够避免！正是这种腐败孕育了银行的坏帐、金融风险、国有企业的低效率。钱权勾结、信息管制、禁止独立的工会和农会，使极少数人可以肆无忌弹地掠夺经济财富，孕育了持续发展的、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贫困问题。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政治精英获得了绝大部分经济增长的成果，而广大工人和农民则承担了改革的成本。大众阶层不但相对收入下降，而且绝对收入也在下降，其中一部分人还沦入贫困阶层，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市场化改革的最显著的成就是带来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持续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中国大陆能够保持政治稳定的最根本的原因。但如今不平等、国有企业低效率、金融风险、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则成为制约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的瓶颈。
公众集体行动方式的演变
孤独的个人是无法有效地与政府抗衡的。只有集体行动，才有可能构成有效的政治反对行动。因此所谓的“公众的反抗方式”或“威胁稳定的手段”也就是形形色色的集体行动的方式或手段。同样，通过综合有关研究可以列出“手段清单”。这些集体行动形式绝大多数已经在中国大陆实践过，其余的在世界其他地区实践过，但是近期内它们都有可能在中国大陆出现。
从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在中国大陆，社会独立的集体行动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70年代末期，主要的集体行动形式是大字报、集体上访、集会、游行，其典型代表是知识青年上访、1976年的“四五运动”等。80年代，主要的集体行动形式是社会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大众传媒、集会、游行、示威、传真、海外渗透，其典型代表是1989年事件。90年代，主要的集体行动形式是宗教、气功、互联网、集体上访、团伙和个人犯罪，其典型代表是“法轮功事件”、工人和农民的集体抗争等。集权政治的主要表现就是通过垄断组织资源，禁止独立的集体行动，使公民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经过积累经验，政府在学习曲线上爬升很快。目前，影响范围较大的集体行动手段基本上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公众能够利用的基本上是局限性的集体行动，如集体上访、游行示威、集体暴动、地下组织、团伙和个人犯罪活动。
关于二维矩阵的讨论
矩阵的确定是一个经验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应该根据设计合理的社会调查结果确定每个元素的具体数值，至少应该根据其他研究的调查结果推测或确定矩阵的数值。在本文中，我只能根据个人的主观“猜测”确定矩阵元素的数值。当然，我清楚地知道这种做法的弊病。
不是所有的问题都会引起所有群体的不满。某个问题只会引起某些群体的不满。实际上，群体/问题矩阵是非常稀疏的。
近期内，政治精英可能会因为意识形态问题和台湾问题发生严重冲突。当然涉及到其他问题的政策分歧也可能导致政治精英的冲突。经济精英不会因为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中的问题而产生不满，但是经济衰退、金融风险、WTO带来的竞争会严重损害他们的利益，进而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原则上讲，“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会因为所有的问题而对政府产生不满。但是，今日中国大陆的主流知识分子也许只会对政治腐败、经济停滞、不平等、贫困和台湾问题作出强烈反应。他们已经默认了“新权威主义”的合法性。城乡大众一般只会对危害切身利益的问题做出反应，如经济停滞、金融风险、不平等、贫困。当然离他们比较“遥远的”腐败问题和台湾问题也会引起不满。贫困阶层的视野更加狭窄。他们也许仅仅对贫困问题有所反应。
同样，不是所有的群体都可能利用所有的集体行动手段。某些群体只能利用某些手段。实际上，群体/手段矩阵也是非常稀疏的。
军事政变大概是政治精英的专利。当然，他们也有能力使用其他的所有手段。经济精英的主要反抗手段是向海外转移资产、罢市、组建各种形式的俱乐部。知识精英可以利用大众传媒、通讯工具、社会运动、NGO、俱乐部、海外渗透表达不满。大众和贫困群体则会利用宗教、气功、地下组织、集体上访、集会、游行、示威和犯罪进行反抗。
由于问题/手段矩阵过于复杂，而且不确定性太大，因此还是留给未来的调查去确定吧。我就不再勉为其难了。
五、精英与稳定的关系
80年代：精英的分裂与冲突
托克维尔在分析法国大革命时指出，一个坏政府最危险的时候是它开始自我改革的时候。改革不但释放了被长期压抑的反抗力量，而且还进一步激发了更大的不满。他不无遗憾地指出，被推翻的政府总是比它的前任更仁慈。托克维尔对二百年前的法国大革命的分析对思考80年代的中国大陆富有启示意义。
80年代的中国大陆充满了动荡。在这一时期，造成动荡的不是大众，而是精英，而且兴风作浪的是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此时，经济精英还没有形成气候。
尽管当时的最高政治领导人拥有巨大的个人权威，但是他并不能保证党内的思想统一。整个80年代，政治精英始终处于分裂状态，而且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愈演愈烈。
自从中国与西方接触以来，知识分子就是中国政治的反对者。近代以来，由于知识分子的反叛，中国政体面临持续的合法性危机。80年代的知识分子，深受旧体制的迫害，对旧体制必欲彻底根除而后快，同时对改革充满幻想，认为改革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可以带来一个自由、富裕、民主的中国，更确切地说是“另一个美国”。由于在整体上倾向于“全盘西化”，知识分子根本不可能接受“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制度方案。尽管在80年代中期就有人提出了“新权威主义”，但是国内学术界主流并不接受。
政治精英分裂、知识精英在整体上日趋激进、党内改革派与激进知识分子寻求建立联盟，这一切使政治精英的内部冲突与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冲突交织在一起，直至发展成为不可调和的冲突，酿成悲剧。
90年代：政治权力的集中和政治精英的统一
随着老一代政治家纷纷离世，党内极端保守派的势力不断削弱。新一代的政治精英对党的历史和西方世界的看法都与老一代大为不同。他们更加务实，更少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经过80年代的历练，政治精英对待改革的态度在整体上趋于“中庸”，中间派一枝独秀，极右派和极左派都失去了影响力，而且在关系到党国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能够保持高度团结。
与此同时，政治权力的再度集中也加强了政治精英的团结。90年代中期以后，没再出现高层的公开分裂，而且政府内部的冲突也没有外部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令行禁止的高效率的行政系统。在这个庞大的垂直系统内部，“代理问题”日趋严重，腐败问题愈演愈烈。自近二年以来腐败问题有所缓解，但是目前还无法预测这种趋势能否持续下去。
90年代：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联合
90年代，精英格局发生变化，经济精英成为一支重要力量。他们是现行体制和政策的支持者，是政治精英的盟友，当然也是政治稳定的维护力量。可以说，在中国，市场支持集权，经济精英支持共产党。
在与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中长期失败意味着制度合法性的丧失。正是因为意识到市场比计划能够更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才要发动市场化改革。市场化改革是为了赢得经济发展，进而应付合法性危机。市场需要资本家和经理。在市场环境中，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资本家和经理阶层的不断壮大，并且必然带来他们个人的经济资源的不断增长。市场化改革带来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给政治精英带来权力，给经济精英带来财富，因此中国改革的性质决定了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存在天然的亲和性。
经济精英最喜爱的东西是“钱”，而不是“民主”。如果集权制度能够比民主制度带来更多的利润，那么他们将毫不犹豫的选择集权。例如，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资本家都不要求民主。通过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实施鼓励经济发展的政策，禁止独立工会，信息封锁，降低环境标准，为经济精英创造了最有利的赚钱环境。此外，通过钱权勾结和裙带关系，政治腐败还为他们创造了可观的非法获利渠道，如侵吞国有资产、偷税漏税、走私、骗汇、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等等。通过吸收入党，安排进入政府、人大和政协，资本家和经理们的“面子”（政治地位的象征）也得到充分满足。因此中国大陆的资本家和经理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现行体制。
Baum和Shevchenko根据地方政治精英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政治精英与当地企业家的关系，确定了政治精英与经济的四种关系模式。在第一种模式（developmental）中，政治精英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但是他们通过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经营的制度环境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在第二种模式（entre--preneurial）中，为了推动本地经济增长，政治精英就像企业家一样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在第三种模式（clientelist）中，政治精英并不关心地区经济发展，他们仅仅热衷于钱权交易，即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关系户谋取利益，据此从相关的企业家那里获取回报。在第四种模式（predatory）中，政治精英仅仅是单纯的“掠夺者”，他们既不关心社会利益，也不与企业进行交易，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对经济精英进行掠夺。我认为，这四种模式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同时并存于中国大陆。它们完整地描述了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关系。
90年代：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联合
知识分子是权威政治的天敌。这几乎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因此知识分子对政府的态度是影响中国政治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是，1989年以后，这个在权威政治中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却出人意料地得到了解决。知识分子与政府的激烈冲突消失了。
如何理解这一匪夷所思的现象？表面化的解释强调，政府的“压力”和“利诱”是国内知识分子放弃激烈反对的主要原因。其一，1989年之后，激进知识分子或是流亡海外，或是下海经商，或是不能见诸媒体。激进势力受到重创，一蹶不振。其二，90年代的商业化和专业化大潮分散了知识分子的关注点，一些人下海挣钱，一些人埋头做专家。其三，政府的对政治异议分子严厉打击和对合作者则大力奖励并用的政策。这些观察都是正确的，但是仅仅用这些来解释这一现象还远远不够。
其实，“犬儒主义”并不是知识分子接受政治现实的唯一原因，甚至也不是主要原因，还有比它更复杂、更深刻的原因。首先，邓小平“南巡”重新明确了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取向。这是知识分子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首要前提。其次，持续的经济增长为现行政治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绩合法性”。第三，前苏联的经验使知识分子看到了改革的复杂性。他们意识到改革不仅可能带来自由、富裕和民主，还可以带来混乱、分裂、贫穷、不平等、经济衰退、黑金政治和流血冲突。第四，一些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的民主政治的现实使知识分子看到了民主的有限性。他们意识到中国的民主很可能更像这些难兄难弟，而不会是美国式的民主。经过十几年的观察和学习，他们得以现实地、全面地、冷静地评价市场和民主的功能。第五，知识分子意识到民主化是一个长期过程，不能一蹴而就，路要一步一步地走，不能急躁。第六，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从“反共”到“反华”的改变，使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态度也随之改变。一系列事件，如银河号事件、美国反对中国申奥、台湾危机、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南海撞机事件、最惠国待遇问题等等，推动全民性的仇美情绪持续发展，并进一步发展为反感美国式的市场和民主。
在上述背景下，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急剧转变，其标志就是“新左派”的兴起，并逐步成为中国大陆思想界的主流。新左派的核心思想并不新，其实就是80年代的“新权威主义”。这一理论主张，在权威政府的领导下，推动市场化改革，而后再实行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革。这种主张与邓小平设计的制度方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谋而合。最关键的是，它接受权威政治的现实，并且把权威政治看作是从集权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必不可少的阶段。这种用学术语言表达的“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巧妙地解决了集权与民主的矛盾，把民主变成了一种对未来的承诺。这是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联盟得以建立的基石。
90年代，新左派在理论建设上取得了重大成就。除了“新权威主义”之外，“渐进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新儒家”、“民粹主义”、“批判理论”、“社群主义”、“后现代主义”相继兴起。切莫把这些理论简单地看作一群无聊文人从故纸堆或洋纸堆里拾来的破烂。它们不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学术垃圾。实际上，它们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而且很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进而为中国大陆的权威主义政治提供合法性论说。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90年代中共的最大收获就是在重建意识形态方面获得的初步成功。相应地，90年代的另一趋势就是极端思潮“边缘化”。马列原教旨主义派和激进自由派都已经丧失了曾经拥有的广泛的社会基础。在这两个阵营中，如今几乎没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了。
精英联合的模式
早在80年代，中共就号召知识分子入党，同时鼓励党员经商发财。中共还把一部分影响力较大、经过考验的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安排进政府、人大、政协。中共还通过中国科协和中华工商联笼络和控制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但是，比这类制度安排更为重要的精英联合机制是“政策倾斜”。通过制定和实施向精英利益倾斜的政策，政府有效地赢得了社会精英的政治支持。同时，在制定政策过程中，政府越来越多地通过“咨询”听取社会的声音。作为最主要的咨询对象，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利益表达机会。我认为，“三个代表”就是精英联盟的政治宣言。它的提出标志着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联盟正在走向制度化。
走正式的制度和政策之外，精英们还通过非正式的“关系网”建立联盟。例如，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权钱交易，很少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绝大多数发生在“朋友圈”中。知识精英的许多咨询活动也通过朋友网络进行。维系这种“关系网”的，不仅仅是利益交易，还有“信任”，而这种“信任”的文化基础是传统的“忠”和“义”。由于没有选举、议会、压力集团、公共舆论的制约和竞争，加之政治过程的有限开放，这种“关系网”在中国大陆获得了空前发展，并且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这种作用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可转换性极强。直截了当地说，权力、金钱、知识、声望和地位等各位社会资源正在出现合流的倾向或趋势。例如，政府精英的家属和朋友可以凭借政治资源经商、敛财、拿文凭。经济精英可以花钱收买官员和专家，也可以直接买官、买文凭。知识精英不但仕途前景光明，而且他们利用政界的朋友关系下海经商获得成功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孙立平等人强调，中国的改革造就了“总体性资本”－－把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集于一身。
精英之间的裂痕
承认存在“精英联合”并不意味着承认精英是“铁板一块”。往日的“裂痕”依然存在，而且新的“裂痕”还会不断出现。
首先，自由派知识分子与中共的冲突始终没有停止。而且一些认同“新权威主义”的知识分子，并不认同一些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肮脏交易和他们对公众的疯狂掠夺。他们对“平等”和“公正”给予了日益增加的重视。穷人的权利、弱者的利益、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期利益是他们关切的重心。这一切蕴含着“新左派”分化的可能性。那些没有机会参与分配的知识分子更是心存不满、牢骚满腹。他们宣称自己代表社会良知，激烈地攻击现实，而且不满足于“口诛笔伐”。刚从大学校门里走出来的年轻人往往除了自信一无所有。预期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使他们最容易加入这类队伍。此外，我们也不应该忘记现代化理论的预言－－现代经济发展将自动带来自由和民主。也许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迟早会提出民主要求。他们今天对政治现实的接受是“不得已而为之”，一旦羽翼丰满，就会挑战权威政治。台湾省就是一个例证。
六.大众与稳定的关系
大众的处境
80年代基本上是“双赢”的时代。精英和大众的处境都得到大幅度改善。90年代的特征是“赢家通吃”。在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大众的地位都在相对下降，而且其中一部分人的绝对地位也在下降。
改革前，工人和农民是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并且名义上分别是领导阶级和领导阶级的同盟军，享有很高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改革初期，尽管他们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但是生活水平获得了较大提高。由于得到了“实惠”，因此他们真诚地拥护改革。进入90年代以来，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进一步下降，而物质生活质量却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一部分人还沦入绝对贫困状态，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与此同时，精英几乎攫取了全部的经济发展成果。在90年代，中国大陆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迅速扩大，目前以吉尼系数衡量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大约为0.45，已经进入了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的行列。
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当前大众的处境，那么“全面恶化”也许是最恰当的选择。
大众的不满与抗争
虽然有时也会关心国家大事，但是大众主要关心的还是与自己的利益直接相关的事情。意识形态、民主、自由这类政治问题对于他们来说太遥远了。他们一般也不会直接对宏观经济问题做出反应，除非这些问题使他们的处境严重恶化。引起他们强烈不满的主要是经济不平等、贫困和腐败。如今，面对自己日益恶化的处境，面对精英们日趋疯狂的掠夺和腐败，面对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他们已经日益不满。值得注意的是，在今日中国大陆，大众的不满不仅源于地位的绝对下降，也源于地位的相对下降。改革不仅带来了急剧的社会分化，还带来了群体地位的“大颠倒”，今日的精英正是昔日的贱民，而如今的大众却是过去的领导阶级。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孕育了巨大的政治危机。目前，对社会和政治稳定威胁最大的大众群体，不是处于最底层的城乡贫困人群，而是失业或下岗的“国有企业职工”。由于他们的地位同时出现大幅度的绝对下降和相对下降，因此他们的不满最为强烈。同时，相对而言，他们也最具有破坏力，这是因为，一般情况下，他们集中居住在工厂附近，便于组织集体行动，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居住在大、中城市，与各级政府所在地近在咫尺，可以“就近就便”发起针对政府的集体行动。
如果存在有效的、制度化的压力释放机制，即使存在不满也不一定会发展为与政府的冲突或犯罪活动。但是，在中国大陆，恰恰没有这种制度化的压力释放机制。通过压制独立的工会和农会、控制媒体和司法机构、禁止集会、游行和示威、加上有的党政官员与企业主和管理者狼狈为奸，几乎使大众没有合法地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的任何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大众除了听天由命，就是走极端。近年来，集体上访、聚众冲击地方政府、破坏公共设施、罢工、游行、阻断铁路、爆炸、仇杀之类的活动不断出现。
由于政府有效地控制了公共领域，在冲突爆发之前，大众无法进行大范围的动员，只能发起局部性集体行动。在已有的全国性集体行动活动中，大众从未充当过“领导者”，而仅仅是“追随者”。与精英不同，大众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完整的政治纲领。这也限制了组织大规模行动的可能性。他们的行动具有很强的随机性，往往是针对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而且组织化程度低，没有正规而持久的组织结构。最常见的集体行动方式，或是同一单位的人共同行动，或是同一村庄的人共同行动。可以说，就业和居住提供了集体行动的组织基础。1989年以后，各地政府扩充了防暴力量，大众的局部性的集体行动往往在初期就被有效地弹压下去了。所以尽管不满的大众使得各地的同类冲突不断，但都被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很难形成燎原之势。
总之，面对强大的权威政权以及与其结成联盟的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大众只能发起分散的、短命的、局部性的集体行动。这类反抗虽然此起彼伏，但是只能给统治者制造麻烦，却很难造成致命的威胁，例如导致全局性的政治不稳定。
“平等”与“公正”：精英与大众的结合点
一般说来，在现代政治中，要想有所作为，大众必须得到精英的支持。大众能得到精英的支持吗？大众和精英的结合点在那里？存在这样的结合点吗？
“民主”和“自由”似乎不会成为精英与大众的结合点。在1989年事件中，大众支持的不是知识分子热衷的“民主”和“自由”，而是“反腐败”。90年代中期以后，大众几乎成了改革的反对派。“毛泽东热”之所以会席卷全国，政府的宣传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也不能否认它有深厚的大众基础。当然，大众怀念的也许并不是计划经济时代，他们不过是借这种“怀旧”表达对“不平等”和“腐败”的不满，表达对“平等”和“公正”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平等”和“公正”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的基本诉求，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基础，可谓“源远流长”。远的不说，近代以降，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一脉相承，即使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邓小平，也把“共同富裕”确定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如今对一些精英的贪婪、腐败、无耻、无责任感的切齿痛恨，为“平等”、“公正”也许还有“民粹主义”思潮的滋生繁衍创造了最有利的环境，也为精英和大众的结合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机会。
七.维护稳定的力量
维护稳定的力量，既存在于政府之中，也存在于社会之中。社会中的稳定力量的大小，取决于不稳定的成本和收益在社会群体之间以及群体内部的分布状态。而政府在近期内维护稳定的能力，则取决于弹压大规模突发事件的能力和遏制各类社会问题持续恶化和能力。
社会中的保守力量
毫无疑问，经济精英、知识精英、有一份足以糊口的收入的市民和农民、各类保险的购买者和养老金的领取者等等，都是社会中维护稳定的力量。
如果人们是理性的，那么只有他们预期不稳定给他们带来的收益将超过损失的时候，他们才会选择造反。因此，聪明的政府总是尽力影响人们对不稳定的预期，设法提高人们对损失的预期，同时降低他们对收益的预期。十几年来，通过大肆宣传不稳定的负面效应，中共成功地使全社会对不稳定谈虎变色。中国在20世纪的苦难经历为官方的宣传提供了注脚。另外，高度集权消灭了一切政治对手，并使国内无法产生一个合格的取代者或继任者，客观上造成了一旦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大陆将出现权力真空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又强化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导致天下大乱的预期。这样就有效地使人们接受既成的政治事实。
目前，尽管老百姓对自己的收入状况不满意，对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恨之入骨，但是今天的生活状态毕竟远远好于计划经济时代，而且他们非常珍惜已经得到的那点微不足道的权利和财富，不想参加一场胜算微乎其微的赌博。所以，只要精英们还让绝大多数老百姓活下去，在掠夺瓜分之余还给他们留下一口饭吃，他们也许就会接受现实，忍气吞声地继续过日子。这意味着，在社会大众中，绝大多数人还是拥护稳定的。
政府的弹压能力
政府的弹压能力取决于控制公共领域的能力、垄断和动用暴力的能力、弹压的决心和意志、政府内部协同行动的能力、高层团结的能力。
总的来看，官方对公共领域的控制越来越严。目前，“党指挥枪”的列宁主义原则依然得到有效执行。凭借现代国家机器，中国政府已经具备了弹压任何局部集体行动的能力。只要不出现全局性的、持续的社会骚乱，就不会出现政治不稳定。
政府在短期内遏制问题的能力
对精英和大众的分析表明，在近期内，经济衰退、腐败、不平等和贫困是威胁政治稳定的主要问题，因此所谓“遏制各类社会问题持续恶化的能力”，也就是维持经济增长、遏制腐败、控制贫富差距和缓解贫困的能力。
世界性的经验显示，不管其他问题多么严重，只要蛋糕还在增大，政府就有理由维持。中国政府已经初步掌握了在市场环境中管理宏观经济的能力，其标志就是能够在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中国政府似乎也有信心对付加入WTO带来的冲击，而且以此为契机开始处理银行风险问题和股市泡沫问题。90年代中期以来，中共越来越关注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在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建立，由下岗生活补贴、失业救济金和最低生活保障组成的安全网正在建立。在农村，“八七扶贫计划”取得重大成就，而且还在继续加大扶贫力度。但是，流动人口仍处于社会保障体制之外，并成为最重要的犯罪群体。此外，也试图通过开发西部缩小地区差距。与此同时，打击腐败的力度不断提高，处理的大案要案数量逐年上升。为了“高薪养廉”不断提高公务员工资和福利待遇。但是，人们总是合理地怀疑反腐败的动机，怀疑靠现有方式遏制腐败的能力。
90年代以来，中共显示了很强的学习能力，弹压能力或维护稳定能力持续提高。在学习曲线上升得非常快。
经验事实
客观地说，中共第三代的能力和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它实际得到的评价。
在政治方面，第三代成功地完成了最危险的权力过渡，成功地化解了民主化危机，压住了来自自由化的挑战，合法性下降的趋势得到缓解，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到“三个代表”得到精英的广泛认同。在经济方面，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控制住了通货膨胀，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软着陆”，顶住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压力，与此同时，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加速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在社会方面，开始着手解决不平等问题。在农村实施《八七扶贫计划》，在城市建立完全网，同时开始部署开发西部。在国际关系方面，打破制裁，重返国际社会，恰当处理了“银河号”事件、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撞机事件，台湾海峡危机没有过度发展，顺利收回香港和澳门，加入WTO，申奥成功。这一切说明，作为一个权威主义政府的执政集团，第三代已经非常成熟，能够在政治专制和经济自由之间保持平衡，能够根据社会压力的性质和大小做出理性的让步，能够在改革开放的同时维持经济增长以及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也能够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做出恰当的反应。只要看一看90年代国际政治地图的变化，我们就必须承认，在这个沧海桑田的时代，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共产党政府能够提交这样一份成绩单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
成就显著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问题，许多毛时代遗留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如集权问题等等，许多邓小平时代产生的问题还在继续深化和蔓延，如腐败、不平等、贫困问题等等，新的问题也在不断涌现，如加入WTO、台湾问题、金融风险等等。可以说，第三代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但也给继任者留下了艰巨的问题。
八.稳定性分析
不稳定的条件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除了外部原因直接引起的政府不稳定，如外国军事占领，政府不稳定往往是长期积累的压力在某一时刻的释放。就像爆炸一样，既要有炸药，又要有导火索。
那么，就眼下中国大陆的特殊情况而言，政府不稳定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什么呢？此前的分析表明，9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精英与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建立了比较稳固的联盟。在精英/大众结构中，精英联盟的建立带来两个重要的后果。第一，精英不会挑战政府。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权威政治中，精英占总人口的比例虽然很小，但是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却很大。一般来说，只要各类精英保持团结，政治不稳定就不会发生。甚至只要政治精英保持团结，其他群体的挑战也很难成功。第二，威胁政府稳定的力量只能来自大众。此前的分析表明，在正常情况下，大众只能制造局部的反抗，而中国政府具有弹压局部集体行动的能力。因此只要不出现全局性的、持续的大众集体行动，政府稳定就没问题。也就是说，在近期内，在中国大陆，政府不稳定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出现全面的、持续的大众集体行动。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出现全面的、持续的大众集体行动呢？这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局部性集体行动或潜在的局部性集体行动遍布全国；二是一场深刻的经济危机触发全国性的大众集体行动。用裴敏欣的比喻来说，前者相当于在全国铺满干柴，后者相当于在全国各处点火，而两者叠加的结果就是一场遍及全国的熊熊大火。
问题的深化与蔓延
那些激起大众不满的问题会持续发展吗？能遏制或解决贫困、不平等、腐败问题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说贫困、不平等、腐败问题继续深化、蔓延，那么大众的集体行动或潜在的集体行动将遍布全国。这也就是在全国铺放干柴的过程。
不幸的是，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导致贫困、不平等和腐败问题持续恶化的原因，一是权威政治压制了大众的政治权利，二是政府内部控制失灵。目前，一些正常的民意表达手段极度缺乏，结果虽然存在问题，而且问题还在不断深化与蔓延，但是集体行动却难以出现。没有集体行动，反过来又导致问题得不到遏制，得不到及时解决，直至发展到“爆发”阶段。缺乏制度化的意见表达机制，缺乏必要的“减压阀”或“排气口”，就是在积累危机。严重的“代理失灵”使那些为解决问题而制定的政策无法有效实施。
导火索：一场深刻的危机
什么样的危机能引发政府不稳定？从理论上推导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不明智的。但是，那些已经垮台的政府的不幸经验，也许会告诉我们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国际经验显示，军队政变、独裁者死亡、对外军事失败、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持续的经济衰退、严重的金融危机、恶性通货膨胀、激烈的种族或宗教冲突、民族分离活动，往往会成为引发政府不稳定的导火索。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在近期内，发生军事政变、在外部军事冲突中败北、核心人物出现健康问题、激烈的种族和宗教冲突、严重的民族分离的可能性都不大，可以作为“小概率事件”处理。尽管台湾问题有可能引起美国的军事干涉，而这又有孕育了在与美国的军事冲突失败的可能性，但是在近期内这种可能性毕竟很小。由于知识精英日趋保守，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也不会出现。但是，发生持续的经济衰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的可能是存在的，而且这种可能性还比较高。可以说，它们很可能就是引发中国大陆政府不稳定的导火索。
银行坏帐、国有企业低效率、国内需求不足、世界经济疲软导致的出口和投资疲软，这一切随时都会触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将引起全国性的大规模失业、严重的贫困、银行挤兑、恶性通货膨胀，进而引发遍及全国的大众反抗。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之所以会成为不稳定的导火索，是因为它们的影响波及到每一个人，而且短期内几乎无法扭转。缺乏大众的制约、广泛的钱权交易、党政系统内部的官官相护、代理失灵、严重的不平等和贫困，又使得孕育危机的问题难以得到及时而有效的缓解和解决。这意味着，在近期内，引发不稳定的导火索是存在的，而且存在着被点燃的可能性。
基本结论
近期内，中国大陆保持“政治稳定”的希望很大，但是“最坏”的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
目前，政治精英牢固地垄断了公共权力，严厉地控制了公共领域，而且在新权威主义旗帜下，与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结成了联盟。这是政治稳定的基础。与此同时，大众处于全面被动的状态，矛盾已经相当尖锐，分散的集体行动此起彼伏。由于中共完全有能力对付局部独立的集体行动，因此大众的日常集体行动不会威胁全局的稳定。但是，当出现深刻的、全面的经济或社会危机时，将触发全面的、持续的动荡，如果这种形势不能得到迅速控制，势必严重影响政府的稳定。不公正特别是腐败、不平等特别是贫困就是导致不稳定的基本因素，而引发一场国家危机的诱因可能是严重的经济衰退、金融危机、海峡冲突、领导人的突然死亡或病危、宗教压制等等。
关键的权衡
历史经验告诉了人们一个基本的道理，那就是，从长期来看，高压的作用是有限的，只有对利益分配格局进行相当大的调整，才能安大众。而在当今世界里，一个敌视精英的政府也是难以为继的。因此，未来的政治稳定，取决于群体联盟的结构及其有效性，取决于中共与精英和大众的关系，取决于中共在利益相互冲突的群体之间建立复杂而微妙的平衡的能力。这就是未来的核心议题。
中国共产党与经济精英的关系
目前，威胁稳定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不平等、贫困和腐败，而挑战稳定的最主要的群体是深受其害的大众。因此，为了维持政治稳定，官方应该逐步缓解或解决这些问题，至少必须遏制这些问题持续恶化的趋势。为此，中共就得限制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既得利益，适当照顾大众的权利，在财富蛋糕的分配游戏中向大众适当倾斜。但是，这种战略性的政策调整很有可能会威胁现存的精英联盟，提高这一联盟破裂的可能性。这是因为，一方面，反腐败会直接损害一些中下层党政官员的既得利益，剥夺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进而导致权力系统凝聚力的下降。另一方面，为了遏制不平等、贫困和腐败问题，必须实行累进税制，强化税收，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为此必须削减经济精英享有的各种优惠包括偷税漏税的机会，这将直接损害经济精英的既得利益。在切身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中下级官僚能否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经济精英能否继续支持现行制度都会成为问题。
由此可见，为了维护根本利益，中共必须适当限制精英的利益，而这很有可能导致精英联盟的破裂，从而瓦解维持目前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础。也就是说，握在手中的是一把“双刃剑”——解决威胁稳定的问题的措施，往往又会破坏稳定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与知识精英的关系
80年代是“主义至上”的年代。人们的争论集中于“形而上”的“主义”。围绕“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集权政治”与“民主政治”的激烈争论贯穿始终，直至发展为流血冲突。90年代是“问题导向”的年代。人们关注的是一个个“形而下”的“问题”，而很少再去争论那些抽象的“主义”了。市场已经彻底战胜了计划，取得了无可争辩的合法性。权威政治由于“有用”而被广泛接受。“民主”被排除在近期的“议事日程”之外，作为一个“理想”或“远景”被放逐到未来。人们关注的是那些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如经济增长、金融风险、腐败和收入分配。
现行体制的稳定性取决于它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如果它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它就会稳定地存在下去。反之，如果它无力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还促使这些问题不断深化和蔓延，则势必引起人们对其功能和效率的怀疑，并要求尝试新的制度方案，从而引发新一轮的“主义之争”。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经验显示，“主义之争”往往会破坏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联盟，并导致双方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又会对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中国共产党与大众的关系
换一种角度来看，中国大陆的政治稳定性取决于中共的理性和老百姓的耐性。如果中共有足够的理性，能够把问题始终限制在大众能够容忍的限度之内，那么政治稳定是可以维持的。
但是也应该注意到，人类的政治实践似乎证明，在一个精英相互联盟，而大众几乎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的制度框架中，理性的生存空间是非常有限的，政治腐败、裙带资本主义、严重的不平等和贫困、巨大的经济风险往往是这种体制很难避免的结果。也就是说，它如果不可能解决某些问题，那最终它就会被自己制造的这些问题所吞噬。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原载《战略与管理》杂志2002年第三期，发表时有文字和内容上的删改，并略去所有的注释。转载时略为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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