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是新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突出现象。尽管如此，其经济增长仍然存在严重的脆弱性。尤其不可忽视的是，经历了跨越式经济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存在社会矛盾上升的“软肋”，经济转折很有可能引起其社会矛盾急剧激化乃至爆发。未来10到20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将进入经济与社会震荡高风险期。在当前和未来的经济社会问题考验下，这些年同等炙手可热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出现剧烈分化。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分化中，中国占据较为有利的地位。
关键词 新兴市场经济体 经济增长 潜在危机 分化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十余年来的崛起势头是否将彻底逆转？这是当前摆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或称“新兴市场经济体”）面前的严峻考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决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未来十年的前途命运，以及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
新世纪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
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是新世纪以来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突出现象。经历了1980年代以来“失去的10年”乃至“失去的20年”之后，在新世纪里，较高的经济增长从东亚扩散到了南亚、拉美、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1983～1992年间，世界实际GDP年均增长3.4%，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枝独秀，年均增长率达到7.3%，非洲只有2.0%，中东、马耳他、土耳其为3.5%，西半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只有3.3%。1993年至2002年间，世界实际GDP年均增长3.5%，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继续以7.2%的年均增长率独领风骚，非洲为3.1%，中东、马耳他、土耳其为3.6%，西半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只有3.2%。①
此后，新兴市场经济体实际GDP增速全面超越发达国家和地区，甚至次贷危机也未能打断其上升势头，反而自1980年代债务危机以来第一次出现了新兴市场经济体比发达国家和地区增长时间更长、衰退更轻微的情况。2008～2010年，世界实际GDP增长率依次为2.9%、-0.5%和5.0%，其中先进经济体增长率依次为0.2%、-3.4%和3.0%，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率则为6.1%、2.7%和7.3%。这样，在2010年全球实际GDP中，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所占份额已达47.7%，仅中国一国就占13.6%，接近整个欧元区所占份额（14.6%）。②2011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实际GDP份额进一步上升至48.9%，其中中国一国所占份额即达14.3%，与整个欧元区相等。③在此之前，中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并于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在10余年来新兴市场经济体大面积迅猛增长的进程中，国际经济界出现了“金砖国家”等指代业绩优秀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名词。而基于连续10年相对优异的经济增长业绩和综合国力上升的事实，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活跃，力图对制定和实施国际经济规则掌握更多话语权力，从多哈回合中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参与并联手从谈判议程中打掉一批西方国家力推的议题，到提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份额和投票权，我们都看到了这一点。与此同时，新兴市场经济体相互之间的经济一体化也取得了长足发展，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期望通过这种合作提升自己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迅猛发展态势已经对占据国际政治经济霸权多年的西方国家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冲击，他们一方面不得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份额和投票权等问题上对新兴市场作出一定让步；另一方面，由于近年西方国家深陷金融经济危机困扰，风波迭起，新兴国家则表现相对优异，越来越多的人在越来越多的场合谈论起西方的政治经济霸权是否会在近期被新兴国家取而代之，以至于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5月25日下午在英国国会演讲时也认真地谈论了这个问题。
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的脆弱性
尽管如此，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仍然存在严重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首先源于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近10年来的经济增长仍然高度依赖于初级产品部门，是2002年以来的这一轮初级产品“超级周期”推动了它们的经济增长。
2002年以来，全球初级产品价格持续成倍上涨。2005年1月3日，路透社商品指数、道琼斯商品指数（期货）、道琼斯商品指数（现货）分别为1571.30点、143.153点、190.54点，2011年1月26日分别为3183.8点、160.4835点和456.5288点。尽管2011年以来初级产品行情明显下行，但直到2012年12月11日，路透社商品指数、道琼斯商品指数（期货）、道琼斯商品指数（现货）仍然分别居于3071.3点、140.6186点和443.9199点的高位上。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正是乘着这一轮初级产品牛市取得了优秀的增长业绩，非洲、拉美自不待言，俄罗斯也是如此。
与制造业驱动的经济增长相比，初级产品行业驱动的增长具有一系列无法克服的弱点：经济波动性强、收入分配失衡和两极分化、资产泡沫严重、社会矛盾加剧，等等。而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影响存在两面性：一方面，正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拥有丰富资源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得以充分发掘这一轮商品“牛市”给他们带来财富的潜力，因为更低的贸易壁垒帮助他们的资源打开了更多的市场，更加自由化的资本流动则为开发他们的资源提供了更多必要的投资；另一方面，也正是同一因素使得他们的制造业要么在萌芽之中就被扼杀，要么在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的基础上遭遇“非工业化”倒退，遭受了苏联解体毁灭性打击的俄罗斯如此，不曾遭遇国家分裂大动乱的巴西也不例外。
巴西1970年代推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堪称业绩斐然，在当时就已经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实力和工艺均居拉美首位。其主要工业部门有钢铁、汽车、造船、石油、水泥、化工、冶金、电力、建筑、纺织、制鞋、造纸、食品等，核电、通讯、电子、飞机制造（轻型飞机和支线飞机）、信息、燃料乙醇等已跨入世界先进行列，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巴西的Embraer飞机多年来与加拿大蓬巴迪（Bombardier）飞机、德国仙童道尼尔飞机并列世界主要轻型飞机型号，富有特色的燃料酒精工业水平居世界前列。但在新世纪以来的初级产品“牛市”中，巴西国内生产和出口商品结构都出现了一定的“非工业化”趋势。2000年，巴西运输设备与零件、金属制品、化工产品出口额分别为91.5亿美元、59.0亿美元、40.8亿美元，分别是第一、二、四大货物出口类别；目前主要出口商品已经转为铁矿砂、石油、大豆及豆油、肉类、汽车、飞机、纸浆等，在2008～2009年度前十大出口商品中，除飞机和轿车分别排行第五、第六位之外，其余全部是初级产品；主要进口商品则是机电产品、化工产品、运输设备、医药等。近两年，巴西贸易商品结构的上述特点越发显著。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在对初级产品行业依赖性不甚高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许多都存在着深刻、持久的国际收支失衡压力，成为威胁这些国家宏观经济稳定性的痼疾。而经济景气又往往会加剧这种失衡，因为景气时期国内需求旺盛，进口增长迅速，出口则未必能够同步打开海外市场。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由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近10年的经济增长普遍高度依赖于资本流入和信贷膨胀（换言之即债务膨胀），某些热门新兴市场此前几年的成就也给他们埋下了经济逆转、倒退的隐患。因为它们吸引了更多的热钱内流，资产泡沫更大，而政府、企业盲目投资扩张的冲动更强，留下的债务等“窟窿”也更大，通货膨胀压力也更强。在全球背景下考察，2008年以来高强度的反危机措施本已带来了资产泡沫极度膨胀和通货膨胀压力上扬的副作用，美欧日等西方中央银行量化宽松政策又给资产泡沫火上浇油。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必然到来的西方中央银行重新收紧货币政策很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资本流动逆转和债务危机。1970年代，“尼克松冲击”引发西方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和后发国家债务融资高潮，到1980年代初，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铁腕推行的紧缩货币政策便引爆了几乎席卷全球第三世界国家和苏联东欧的债务危机，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科特迪瓦、多哥、尼日利亚、扎伊尔等国相继陷入“失去的10年”，波兰外债危机更催生了团结工会，由此启动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的历程，中国也与墨西哥式债务危机几乎擦肩而过。当前西方主要央行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完全有可能重演1970～1980年代的历史。
新兴市场的社会矛盾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社会矛盾上升，背景是自1980年代“里根—撒切尔革命”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逐步席卷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致使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状况恶化成为近30年来的世界性现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概莫能外，差别不过是程度大小和持续时间长短而已。
论收入分配，由于绝大多数人的收入主要来自劳动收入，资本收入通常集中于富有、乃至最富有阶层，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及其变动能够显示一国收入分配格局是有利于劳动者还是资本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1990～2008年间，印度与俄罗斯、美国劳动收入占比大幅下滑了5个百分点，以至于带动世界平均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2个百分点。而在过去20年里，《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一项研究覆盖的110个国家中竟有65个国家出现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④这表明，1980年代后期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导向改革已经造成了收入分配格局普遍恶化的后果。198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上升的国家比下降的国家更多。过去30年里，不平等程度得以改善的国家中至少有两个以上的状况又恶化了，最显著的是前苏联国家。目前，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比几十年前加剧了。⑤论社会福利状况，从健康到公共教育，1980年代以来、特别是苏东剧变以来，人类发展领域的减速和倒退更是不胜枚举。
过去10年里，新兴市场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增长业绩相当显赫，但经济增长未必等于社会矛盾的缓解与消除。假如与经济增长伴生的是分配不公、腐败猖獗等问题，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反而会加剧社会矛盾，而政府被利益集团挟持绑架，致使经济增长未能惠及全民，正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高发病。
以印度为例，国际上有个广泛流传的说法是印度的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优于中国的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但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大大损害了印度经济增长的成色和后劲。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连续多年是印度的数倍，2008年，中国GDP是印度的3.55倍；⑥2009年，中印两国GDP分别为49913亿美元、13773亿美元，中国是印度的3.62倍，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为3620美元和1220美元，中国是印度的2.97倍；2010年，中印两国GDP分别为59266亿美元、17271亿美元，中国是印度的3.43倍，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为4270美元、1330美元，中国是印度的3.21倍。⑦但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亿万富豪人数直到2009年才超过印度，2009年亿万富豪群体资产总值仍然少于印度，中国首富资产更只有印度首富的1／5。仅此一点，足见印度收入分配失衡何其严重。
正因为收入分配严重不均，在号称“印度大放光芒”的21世纪初，印度人均粮食消费量不增反减，由1997～1998年度的174公斤减少到2003～2004年度的151公斤，为二战以来最低水平。⑧2006年，印度全部人口营养不良发生率为20%，比世界平均水平（14%）高近一半；婴儿死亡率57.4‰，而世界平均水平为49.5‰，⑨充分暴露了印度在收入分配、社会公正和维护国民基本生活方面的严重缺陷。而且，1990年代改革以来，印度营养不良发生率下降微乎其微。从1990～1992年间到2004～2006年间两个时间段，中国、越南、老挝三个亚洲社会主义国家营养不良发生率均大幅度下降，中国从15%降到10%，越南从28%降到13%，老挝从27%降到19%，印度则仅仅从24%降到22%。⑩印度这种经济改革恶化营养不良问题的现象并非偶然和孤例。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自1991年全面启动经济改革以来，印度自杀率明显上升。根据印度国家犯罪统计局《2011年度事故死亡及自杀报告》数据，1967～2011年间，印度自杀死亡人数从38829人一路上升至135585人，自杀率从7.8／100000上升至11.2／100000。1980年代之前，印度每年自杀率较少达到8／100000，仅1970年一年出现过9.1／100000的峰值，1979年和1981年都只有5.9／100000。1991年全面启动经济改革当年，印度自杀率突破9／100000达到9.2／100000，1997年突破10／100000，1999年突破11／100000，近些年一直保持在11／100000以上。11
与印度类似，巴西1990年代以来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也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分化剧烈。本世纪初，占人口10%的最富裕阶层占有巴西46.7%的社会财富，最贫困的10%人口仅拥有1%的财富。2000年，全国贫困人口为6400万，占总人口的37.7%；赤贫人口为1524万，占总人口的9%；全国有36.1%的居民住房缺乏基本卫生设施。虽然巴西有史以来第一位左派总统卢拉执政期间颇为注意改善收入分配、减少贫困，但并未解决巴西这一社会经济痼疾。剧烈的贫富分化抑制了巴西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张，不利于巴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蕴藏着不可忽视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尽管曾经相当激烈的巴西共产主义武装斗争已经平静下来，前左翼武装组织成员迪尔玛·罗塞芙（Dilma Rousseff）还当上了巴西总统，但巴西的社会矛盾并未真正解决，近年经济增长的某些侧面还引发了新的矛盾，如其大豆产业的扩张就在农场主和当地人之间引发了一系列争夺土地所有权的斗争。剧烈的贫富分化还为巴西黑社会势力滋长创造了肥沃的土壤，致使黑社会坐大成为历届巴西政府都无法解决的痼疾。
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的特点更加大了社会矛盾的风险。就总体而言，其他条件相同，与制造业驱动的增长相比，初级产品行业驱动的增长会带来更多的腐败、两极分化和暴力压榨，从而产生较多的社会矛盾。因为制造业企业处于永恒的买方市场，企业需要创新才能取悦消费者而卖出产品，实现增长；但初级产品行业经营的关键在于占有资源，牛市时期尤其如此，即使没有取悦于下游产业的创新，只要能够“摆平”相关方面势力，占有资源，就能大发利市。看看山西超大规模开发煤炭资源后当地吏治的堕落，看看郴州窝案与当地有色金属资源开发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难明白这一点。清朝雍正帝执政期间对开发国内矿产资源态度消极，甚至严令禁止，学界多指责其保守、封建，但笔者认为，雍正帝在深思熟虑之后作出上述决策，恰恰是因为他认识到了采矿业发展的上述严重副作用，因而宁愿通过进口解决国内增长的矿产需求。麻烦的是，近10年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业绩虽然显赫，但相当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初级产品牛市，巴西、俄罗斯这样的金砖国家也不例外，其助长社会矛盾的副作用可想而知。
更有甚者，初级产品行业的发展和牛市还会在国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群体之间激起更多的争夺资源利益的冲突矛盾。看看北海油田开发如何激励了苏格兰分离主义势力，看看尼日尔河三角洲石油资源开发如何促进了尼日利亚国内分裂主义运动的勃兴，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伊斯兰国家与非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群体尤其蕴藏着巨大的社会动乱与溢出风险。由于宗教文化传统等因素，这些国家和非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群体一直保持着极高的生育率；引进的现代医疗保健技术又大大降低了死亡率，其结果就是这些国家与群体的人口增长快且人口结构年轻，欧洲甚至出现了“欧拉伯”的说法。而由于文化传统和“荷兰病”效应等原因，这些国家的制造业无法自主发展起来，无法提供足够多的现代产业部门就业机会，众多无业、失业青年相应成为这些国家社会的动乱因素。伊斯兰教暴力和无自省倾向最为突出、伊斯兰教教派众多且教派斗争残酷暴烈的历史传统等因素，进一步放大了这些国家爆发动乱的风险，也加剧了这些国家动乱爆发后的烈度。
新兴市场将进入经济与社会震荡高风险期
由于上述严重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未来10到20年间，新兴市场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的高增长时期将趋于终结，转而进入经济与社会震荡高风险期，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上升的势头将在相当程度上逆转。在经济上，初级产品行情和主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变动将成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发展态势的转折点。
从较长时间跨度上看，新世纪以来的初级产品市场“超级周期”已告终结。尽管美欧日央行先后实施了多轮量化宽松政策，但经济增长不甚景气、实际消费需求上升相对疲弱、货币宽松政策力度有限决定了难以出现全面、大幅度的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特别是矿产资源，由于其开发、产能扩张的周期较短，在新世纪以来的初级产品牛市中，矿产资源产能扩张已经太大，且非传统替代能源等增长很快，并无多少价格上升空间，继续下跌压力沉重。未来10到20年间可望出现的某些技术进步将进一步压缩相当一部分矿产资源的需求，特别是对石油天然气的需求，核能技术的进步将构成对其行情的最大威胁。只是农产品生产所需土地日益稀缺，需求则持续上涨，且生产周期难以压缩、产能难以迅速提高，剔除能源等投入因素后的价格有一定上升空间。
回顾近年商品行情数据，国际初级产品市场某些指数2012年总体略有回升，但仍未达到2011年初的水平，而且价格回升、上涨主要体现在粮食和油料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上，矿产价格总体上仍然下跌了。2012年12月11日，路透社商品指数为3071.3点，道琼斯商品指数（期货）为140.6186点，道琼斯商品指数（现货）为443.9199点；2011年12月28日上述三项指数分别为2705.1点、140.6948点和427.3271点；2011年1月3日上述三项指数分别为3183.8点、160.4835点和456.5288点。尽管12月11日商品市场指数高于1月31日，但纽约市场西得克萨斯轻原油期货价格从98.48美元／桶下降到了85.79美元／桶，伦敦金属交易所A级铜现货价格从8485.5美元／吨下降到了8070美元／吨，美国市场2号软红冬小麦FOB价格从9.18美元／蒲式耳上涨至9.66美元／蒲式耳。初级产品行情下跌，将使得过去10年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初级产品牛市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面临严峻考验。
如上文所述，未来必然到来的西方中央银行重新收紧货币政策是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另外一大潜在风险，因为这种变动很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资本流动逆转和债务危机。若与初级产品行情逆转相结合，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冲击将形成相互加剧的恶性循环。在微观层次上，新兴市场经济体优秀企业普遍更多地利用国际资本市场融资，致使其资产结构中的货币错配问题更加突出，这样的冲击将充分暴露其脆弱性，从而发生相当多的倒闭破产，并最终上升为宏观层次问题。
同时，初级产品行情下跌与某些国家不切实际的改善工人福利政策相结合，可能导致他们的经济蒙受重创。如赞比亚的最低工资标准之争。2011年2月，赞比亚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受雇者最低档次（普通劳动力）的月最低工资标准从26.88万克瓦查（约57美元）提高到41.9万克瓦查（约88美元），涨幅高达56%，其他各档次（技术类工种）涨幅也分别在20%～42%之间。此外，月交通补贴标准从8万克瓦查涨到10.24万克瓦查；月午餐补贴从7万克瓦查涨到12万克瓦查；国内出差补贴从每日10万克瓦查涨到19.5万克瓦查，12涨幅在28%～95%之间。时隔一年半，2012年7月11日，该国政府再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一般雇员最低工资为113.24万克瓦查，比上年2月份的标准提高了170%之多。在劳动生产率和总的产出水平没有明显提升的情况下，短短一年半时间里接连这么大幅度提高工资，绝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做法。
除了大幅度提高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压力等短期负面作用外，从长远看，过于激进地大幅度提高员工工资，并不利于赞比亚等许多发展中国家扩大就业，特别是不利于在现代产业部门最大限度创造体面收入就业机会。这些国家还是绝大多数劳动力集中于传统“前现代”农业部门的贫困国家，连续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受益者最多只能是占这些国家就业总人口不到20%的现代产业部门正规就业人员，占劳动人口绝大多数的传统产业部门劳动者、脆弱性就业者和失业者反受其害，因为给予小小的现代产业部门员工过高薪酬（按赞比亚标准衡量），无异于制造一小批工人贵族，阻碍企业采纳密集使用人力的生产方式，而是倾向于多用机器设备，从而阻碍农业部门劳动力转入现代产业部门。而在这样的情况下，赞比亚国内一小批贵族化工人与占多数的无业游民、农民之间矛盾必将日渐滋长。
类似赞比亚最低工资标准之争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并不鲜见，南非等其他一批非洲国家在劳动人事、土地等领域也有较高风险陷入类似赞比亚的状况。
实际上，自从2011年下半年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宏观经济运行已经普遍出现了剧烈的波动：经济增长急剧失速、资本大规模外逃、货币对美元汇率大幅度贬值、贸易收支恶化。虽然2012年头两个半月其货币汇率和资本流入一度出现反弹，但从3月下旬起就再度逆转，即使“金砖国家”这样的热门新兴市场经济体也未能幸免。
2010～2011年，巴西经济增长率从7.5%猛跌到2.7%，2012年一季度只有0.8%，全年经济增长率未必能够达到1%，雷亚尔对美元汇率贬值近20%。由于货币贬值和经济增长急剧失速，巴西企业在国际市场融资难度大大提高，外债危机风险急剧上升。2011年，巴西企业在国际市场获得融资470亿美元，2012年预计只有1亿美元，而2012年巴西企业到期外债约有273亿美元（巴西中央银行数据）。国际收支恶化进一步提高了巴西经济的风险。本来，自2001年以来，巴西贸易收支大体上一直是顺差，但2012年1月出现单月逆差，11月份再次出现1.9亿美元货物贸易逆差。巴西经济不景气已经波及其对华贸易，2012年1～11月我国与俄罗斯和巴西双边贸易总值分别为806.2亿和783.8亿美元，分别增长11.9%和1.3%。
印度经济增长率从2010年的10.6%跌到2011年的7.2%，2012年一季度更跌落到了5.3%，为9年来的最低点，到6月末，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已比3月份贬值10%以上，比一年前贬值约30%。由于印度经济颓势过于显著，以至于10余年来一贯褒扬印度而唱空中国的西方研究机构、西方主流舆论也开始集体唱空印度，力度之强，音量之高，几乎一二十年未见。标准普尔对印度的信用评级仅仅比垃圾级高一级，6月11日又警告将把印度评级进一步下调到垃圾级，使之沦为老金砖四国中第一个丧失投资级信用评级的国家。从美国《纽约时报》、德国《经济周刊》到加拿大《环球邮报》，西方国家主流媒体纷纷批评印度经济和社会问题，就连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以“再见，不可思议的印度”为题唱空印度。
俄罗斯卢布对美元汇率第二季度贬值11%左右，其资本外逃问题自苏联解体以来始终未能根治，2011年下半年以来又有变本加厉之势。
印尼自1980年代以来几乎一直是顺差，2011年10月份创造了15亿美元的月度贸易逆差新纪录，1～10月贸易逆差总额5亿美元。
智利2012年8月份出现10亿美元逆差，是2008年以来最高的月度贸易逆差。
……
2012年以来，持续多年的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之所以逆转，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未来10到20年间，经济风险与萧条将放大、引爆新兴市场本已存在的众多社会不稳定因素，阶级、民族、宗教、地域之间的矛盾将集中爆发，原来经济景气时期尚可容忍的问题彼时将显得无法容忍，爆发政治动乱、游行示威、政变、内战和外战的风险上升，腐败、民族宗教矛盾、收入分配失衡、失业、官民冲突等都可能成为引燃冲突的导火索。其他条件相同，高度依赖初级产品行业、伊斯兰教传统浓厚的国家和地区风险更大，非洲、拉美和中东伊斯兰国家将是未来10到20年新兴市场社会震荡与动乱的主要风险区。
由于种种因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势力已经成为“阿拉伯之春”的最大赢家之一，在许多阿拉伯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势力暴涨，控制了相当多的地区，而且成为一批国家政治生活中数一数二的主导势力。预计这股势力在未来数年内将继续扩散，欧洲和美国穆斯林和少数民族群体的膨胀将直接间接助推这股势力的增长，从而维持、加剧相当一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社会动乱。面对这种局面，美欧国家政治决策阶层很有可能采取纵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势力在“民主”之类旗号下扩散，借此一举三得：通过制造伊斯兰国家内部的社会动乱与战争，令伊斯兰世界内部自耗，无形之中降低、化解伊斯兰世界的潜在威胁；牢固把握“民主”这面旗号，以占据国际话语权力优势；排挤新兴工业化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非西方竞争对手在伊斯兰世界的利益与影响力，最好还能诱导、推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势力祸水东流，在中国、俄罗斯等非西方竞争对手国内制造动乱，削弱其国力。
新兴市场面临分化
历史经验表明，经历过一段时间经济起飞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虽多，但能够修成正果、从发展中国家跻身发达国家者微乎其微。1970年，全世界有108个人均收入低于7000美元的国家，到2010年，只有4个上升为按世界银行标准定义的高收入国家。其中安提瓜和巴布达、赤道几内亚、马耳他3个属于地小人少的岛屿经济体，赤道几内亚还盛产石油，且安提瓜和巴布达、赤道几内亚在社会发展方面存在许多致命缺陷，只有韩国算是例外，人口较多，国土面积接近10万平方公里，社会发展指标也还不错，作为发达国家的“成色”较足。目前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仍然处于资本主义统治之下，而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便是促进两极分化，乐观地估计目前增长迅速的新兴国家仍会继续高速增长从而顺利、迅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无异于颠覆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因而必定是不现实的。在当前和未来的经济社会问题考验下，这些年同等炙手可热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出现剧烈分化。
在未来10到20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分化中，中国占据较为有利的地位。这首先是因为中国经济结构与其他金砖国家区别很大：中国是全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和数一数二的初级产品进口大国，初级产品行情下跌不利于高度依赖初级产品行业的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却对中国是利好；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连续保持货物贸易顺差、经常项目收支顺差达20年之久，外汇储备规模巨大，决定了人民币汇率稳定性远远高于其他金砖国家货币；中国在全世界经济大国中财政状况相对较稳健；等等。所有这一切，决定了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性远远好于其他金砖国家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单纯的经济冲击不可能倾覆中国，中国依然能够保持全球经济大国中相对较好的状况。同时，国内民族构成和文化传统一致性较高等因素也赋予了中国较高的社会稳定性。所有这一切，决定了中国有较大概率抑制住社会矛盾激化失控的风险。
另外一个有望在新兴市场分化中胜出的地区是东南亚。某些东南亚国家拥有较好的制造业发展环境，也实现了制造业的较快增长，如能保证该地区国际环境稳定，他们有很大希望继续保持较快发展速度，显著提高自身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注释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01年10月）》，第195页。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1年4月）》，第181～188页。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2年4月）》，第179页。
4 5 10 13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第73、6、172～175、42页。
6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第196页。
7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第191页。
8 王立勇：“当‘鼠标’的效率遭遇‘泥块’的公平——耐人寻味的印度大选”，《政党与世界》，2004年第8期。
9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第108、232、233页。
11 印度国家犯罪统计局：《2011年度印度事故死亡及自杀报告》（前言），第19～20页。
12 资料来源：中国驻赞比亚使馆经商参处，引自商务部网站。
Observing the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Vulnerability and Potential Crisis
Mei Xinyu
Abstract: The rise of the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is a prominent phenomenon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 in the new century. Nevertheless, their economic growth still has serious vulnerabilities. In particular, after experiencing leap-forward economic growth, they suffer from the "weakness" of widespread social conflicts,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is likely to greatly exacerbate the social conflicts and even cause social unrest. For the next ten to twenty years, the emerging markets will enter a highly risky period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hocks. Under the test of the current and future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the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which are equally fast-growing these years, will see largely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among themselves. And China occupies a favorable position in this regard.
Keywords: emerging market, economic growth, potential crisis, differentiation
【作者简介】
梅新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客座研究员。
研究方向：国际贸易、国际经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主要著作：《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大象之殇——从印度低烈度内战看新兴市场起飞夭折》、《中国制造业向何处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