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人人网日志注：一次座谈会的发言后被编入书中，存于此，标题略改动。

“中美战略互疑”是对当前中美关系本质特征的基本概括，用“最大公约数”来形容这个概括更恰当一些，它能不能全面概括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等等已经达到的深度，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特别是用“互疑”能否准确解读中国人尤其是决策集团到底如何认识中美关系，还可以进一步讨论，这种讨论肯定更有助于对中美关系的理解。例如如何分析和界定中国决策圈内对美国的敌意达到的程度，就是一项值得推进的研究课题。中美关系涉及的领域实在太多，特别是不同的中国人群的认知差异太大。例如仅仅将中国官方和领导人正式表达过的定义——从“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到“美国亡我之心不死”，简单地说就是从友好到敌人——列成一个光谱，中间不知道有多少五花八门的不同观点和看法，而且自相矛盾，很难找到内在的逻辑。这种现象对国内外一般的公众来说当然是无法理解的。

美国方面近年来的战略怀疑在上升是不争的事实，大概内容就是中国能不能长期坚持和平发展？中国会不会在亚太地区打一场局部战争？以及越来越担心中国国内政局的不确定性会导致难以确定的后果，等等。客观地说，中国的国家战略是否在被国内力量牵动，我也认为已经到了需要认真对待的程度，当然这对我只是一个学术问题。在这里不妨提出这个问题：如果考虑2012年中国对外政策的剧烈变动，我们就相信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确定无疑的吗？如果不少中国人都不敢确信，外国人还会坚定不移的相信？

设计中国国家战略的思潮在出现变化是个事实。《国际观察》2012年第5期上海一位著名学者的文章，提出中国应谋求“霸权”，只不过不能通过与美国对抗的方式实现。清华也有著名学者表示，中国可以将“与美国平起平坐”确定为目标来调整外交政策。也有外交部门的官员对中国世界地位表达乐观的判断，说现在世界上解决什么问题都需要中国，出了事情就要听中国的意见。发表这样的见解不论是基于严肃认真的思考，还是为了迎合听众的激情表达，都表明一种趋势、一种思潮正在或已经形成，很多人因为国家实力的上升而希望根本改变国家战略。实际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口号同样包含改变中共十二大以来国家战略的内在逻辑，因此这个口号非常值得关注和讨论，它的内涵需要尽早解释清楚。

我在几年前曾经提出，21世纪的中美关系就是“一种相互依存不断上升的竞争关系”，中美之间的竞争将主要体现在亚太地区，即“双方需要不断调整在亚太地区的相对地位。”这个地区的潜在冲突很多，各种关系互相交错，极为复杂，中美关系会受到双边关系之外的各种地区问题的冲击和影响。近几年的发展证明这个定位是合理的，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相互竞争凸显正成为常态。

客观地看，自2009年以来，在亚太地区“竞争”成为中美关系中越来越突出的内容，主要原因是中国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不是美国方面的相关政策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在观察和判断中美相互竞争日益凸显的趋势时，不应只看美国的战略，必须要关注甚至更加关注中国国家战略、中国统治集团的战略思维和利益团体的操作方向等等正在出现的变化。中国战略趋势出现了从“和平崛起”向谋求地区霸主、甚至是全球霸主的方向移动的明显倾向，尽管还不能说是非常明确的和不可逆转的。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中国的国家目标是不是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到底是如何界定中美关系的？在认知水平大幅提升的今天，不能再一如既往不加论证地断定中国是一个凝固的从不变化的坐标，而变动的只是外部世界，中国只是在心怀善意的做出回应，因为这不符合事实。例如，我们需要具体一些地分析和定义中国人观察外部世界的坐标到底是什么？这个坐标是不是在发生变化？当我们认为日本在“右移”、“右倾”时，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中国社会思潮和公众情绪也在向“左移”、“左倾”？

一个需要厘清的事实是，对中国而言，一个时期以来中国保持与美国合作的方针到底是不是战略性的，或者说只是一种策略而已。邓小平在1980年代初期曾经明确地说过，中国谋求与美国合作的政策是战略性的，他针对的就是有人说那种政策是策略性的、临时性的。到江泽民执政后期，与美国合作的政策的性质似乎在悄然发生变化。1999年，发生了美国在南联盟的“炸馆事件”，领导人用了“卧薪尝胆”一词，这在逻辑上将争取与美国合作的政策解释成策略性的和一种权宜之计，尽管官方文件中继续说要建设全面合作的伙伴关系，以及近来提出还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等等。所以，我们的领导人内心深处到底如何定义中美关系，很值得深究。

中国的传统媒体，尤其是最具代表性的《环球时报》总是这样向读者解释中美关系中出现的矛盾与冲撞，它们喜欢说发达国家的诸多言行是因为中国崛起导致它们的不适应，于是对中国产生了敌对情绪，或者说是“嫉妒我们”，就像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们说世界在“嫉妒美国”一样。国内反美舆论总是在借用美国右翼的话语和逻辑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们不太喜欢美国左翼自由派的话语，如“人权高于主权”。

当面临2009年以后中国在东南方向面临的安全压力迅速升高而又不愿或无力做深刻检讨时，不仅传统媒体高调宣传反美民族主义，在一个个研究圈子里也出现了美国“阴谋论”盛行，即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搞垮我”或“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对中国不满被解释成美国煽动的结果，是美国牵制中国崛起的阴谋。10年来，传统媒体在中国公众心中树立了一个美国的“敌人”形象。国内有不少精英认为，在钓鱼岛问题上，是通过全民努力迫使中国政府改变了过去的软弱立场，才有了强硬措施来改变日本对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这是一个胜利。问题是要达到目前这样的状态或曰“胜利”，需要在国内如此大动干戈吗？即使有些人提出要缓和同日本的关系，也是因为他们认为“对日斗争要适可而止，因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国。”

总而言之，“中美战略互疑”这个概括在中国有着重大的意义，即在探讨中美关系这类全局性的问题时，必须要关注中国政策的变化，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的战略是一成不变的，以为只要研究美国的政策或揭露美国的阴谋就可以为为如此内忧外患的局面找到借口。这包括需要对以下两个问题进行讨论：第一，是中国而非美国的政策在发生有可能是战略性的变化，目前中国政策的这些变化到底有什么含义；第二，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多类利益团体，而中央的权威正在逐步下降，这对中国外交将意味着什么？中国的政策研究应有意识地避免被传统媒体中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喧嚣所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