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先生是我的老师。我是北京师大一附中的67届初中生，1964年入学，1968年离校，当时杨先生正在师大一附中教书。文革前附中有“四大才子”的说法，即时雁行、杨天石、朱正威、王树声四位老师。我上过朱正威老师的生物课、王树声老师的地理课。他们虽然在文革前的运动中已遭受打击，但我们还是能从他们授课中得到很大启发，现在回想起来，少年时代能够遇到高明的老师，是多么幸运。而时雁行、杨天石两位老师，仅在高中班任课，我是初中生，当时不兴选修课，都是必修课，我就无缘领教他们授课的风采了。我听杨天石先生讲课，是近些年的事。一次是《文史参考》杂志开设文史大讲堂，请杨天石先生在北京大学作第一讲，评说蒋介石的历史功过。我因在这家杂志开设专栏，应邀参加揭幕活动，第一次直接领略杨先生演讲的风采。另一次是腾讯网燕山大讲堂，请杨先生讲国民党为什么在大陆失败，我应邀当嘉宾，向杨先生提问，活跃会场气氛。杨先生的学术讲演立意重大，立论稳健而新颖，论从史出，言必有据，聆听者皆为之折服。
随着两岸关系的变化，重新认识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历史提上了日程。在这个领域，杨天石先生恰好处于学术前沿。他的研究成果，不但被海内外史学同行刮目相看，也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遴选学部委员，首批学部委员47人，荣誉学部委员95人，绝大部分都是中共党员，担任过所级以上党政领导职务，像杨先生这样没担任过行政领导的无党派学者只有了了几位。这倒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杨先生的学术成就货真价实。今年他在宪政问题上敢于发声，坚守底线，更引起了公共领域有识者的敬重。
杨先生的学术之旅，可谓甘苦备尝。我在师大一附中上学的时候，他正处在人生的低谷。
杨先生是江苏东台人，生于1936年，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校期间，成绩全优。1957年鸣放时，他对党没有意见。但同学陈玄荣原是福建地下党，后来参加解放军，复员后考进北大，知道当年内部肃反时的一些惨酷事实，鸣放中谈到苏联的肃反扩大化，提出中国有没有这样的问题，于是被打成右派，杨先生想不通，找团支部书记谈了自己的困惑。于是毕业时被这样鉴定；“反右时严重右倾，丧失立场。”还说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有相对民主，主张培养专家、学者，反对培养普通劳动者的教育方针。这样的鉴定，使杨先生留校或进入学术研究机构的愿望全部落空。本来，北大中文系55级因为编写出版四卷本《中国文学史》轰动一时，成为全国先进集体，但同学中不少人被打成“反党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光“右派”就揪了四批。还有若干人受到严重警告、留团察看、开除团籍等处分。
相比而言，杨先生算幸运的。毕业后分配到位于北京南郊的八一农业机械学校，给拖拉机手短期培训班教语文。一年多以后，这所学校奉命下马，他被北京师大一附中选中。虽然名牌中学的教师也很光荣，中学老师的职能毕竟偏重于传授已知，而非探索未知。讲课之余，杨先生不甘于放弃学术探索，在《光明日报》、《新建设》发表论文，与侯外庐等名家商榷，受到侯外庐关注，提议将他调入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工作，未果。1965年，他又在《新建设》上发表了《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专节论述南社，引起近代史研究所专门研究南社的王晶垚、王学庄关注，邀请他参加不转关系、没有报酬的协作研究。当时杨先生教两个班语文，每周上12节课。课余时间便骑车去近代史所，进而参与《中华民国史》的编写。这个项目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兼民国史研究室主任李新负责，李新吸收杨先生参与研究十分爽快。从1974年到1977年，杨先生为民国史研究组义务工作了三年，调动问题提上日程。杨先生怕57年的事成为调动的障碍，想找李新说明情况，李新不在，夫人于川说：“反右斗争中严重右倾，这不正说明当时你是正确的吗？”
这时调动的难点已经不在当年的鉴定，而是附中舍不得放人。负责人提出的条件是：需要对方来人交换。当时近代史所正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许多研究人员家属进京，有大学学历，正要找地方安排工作。于是，近代史所先给师大一附中送去了18份档案，附中没挑中，又送去5份档案，附中仍然挑不中。几乎绝望之际，得知北京舞蹈学校有一位教师的家属，原是安徽师大附中语文教研组长，因照顾两地分居进京，尚未分配工作。杨先生连夜赶到北京舞蹈学校，见到那位家属，请她到师大一附中来。对方欣然同意，但附中领导说，此人是专科学校毕业，还是不行！杨先生只得苦苦恳求：找到此人，已经很不容易了，还是接受她，放了我吧！这时，杨先生所著的《王阳明》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校领导终于同意调离。然而，事情还没完。师大一附中由北京师范大学和宣武区教育局双重领导。在向师范大学报备时，师大的人事干部听说是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说，这个人我们自己留下不好吗？还好附中的人事干部同情杨先生，撒了个谎：这个人不会讲课，教学效果不好！师大才决定放行。
杨先生终于名正言顺地进入了史学研究的国家队。他感慨，从1960年北大毕业算起，这条路整整走了1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