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反映了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主要受制于投资利润率，利润率决定投资，投资推动发展，发展导致产能增加最终导致过剩，同时发展必然提升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导致利润率下降，由此投资撤出，发展下行，所以经济周期一般表现为抛物线形状。反经济周期反映了政府对经济周期的一种抗衡，目的是阻击或者延迟经济周期的下行趋势，减缓经济周期下行所产生的社会震荡和痛苦。

是什么决定发展？显然是投资，没有投资就没有发展，那么是什么决定投资？显然是利润率，没有利润，就没有投资。那么是什么决定利润率？显然是成本与创新比较优势，在成熟的经济体内部，创新是主要的利润创造来源。创新催生利润，利润催生投资，投资推动发展，发展导致产能过剩，利润率下降，于是发展趋于下行，或者表现为经济危机，接着是一个等待期，等待新的创新，新的创新将再次催生利润，利润又将推动新一轮的投资，投资又将推动新一轮的发展与繁荣，如此周而复始，这就是经济周期，从英国工业革命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来看，其历史就是由不同的经济周期组成的，每个周期的起点是创新，结束是危机。反经济周期反映了政府对经济周期的一种抗衡，目的是阻击或者延迟经济周期的下行趋势，减缓经济周期下行所产生的社会震荡和痛苦。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有两种反经济周期的措施或者观点，一凯恩斯主义，主张利用政府看得见的手，通过政府财政与货币政策，在经济下行或者出现危机时扩大公共投资，以填补私人投资的不足和衰退，同时通过扩大需求，以化解产能过剩的问题，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这样就可以超越经济周期，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事实上这是一种非理性的繁荣。二是熊彼特与哈耶克等提出的观点，实际是顺应经济周期的自然规律，熊彼特认为经济危机实质是创造性毁灭的过程，承上启下，开创新一轮创新与投资，以及发展和繁荣的周期，哈耶克等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反周期措施结果只能是扭曲和破坏了经济运行的自然规律，表面上政府的反经济周期措施意在挽救危机，实际上是把危机变得更加无可救药。

与古典经济周期不同的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成为利润与投资的主要来源和动力。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货币工资收入上的差异已成为重要的比较优势，哪里单位劳动力成本低，企业家就会到哪里投资，现代大规模生产过程能够以相等的效率在世界各地实现，那么资本投资将永远寻求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国家，因为那样才能达到成本最小化和利润的最大化。成本创造利润，利润带动投资，投资推动发展，发展导致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提升，利润下降，于是投资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正是因为世界不同地区存在成本比较优势的阶差，所以导致全球资本与产业不断从高工资发达国家向低工资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形成全球经济增长呈阶梯状或者雁阵模式依次发展，以及依次在发展与繁荣后陷入迷失与衰退。每一阶梯的快速发展大约持续10年，然后再转入另一个阶梯，直至全球生产要素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以及全球资本投资利润最后趋于均衡。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原来以创新驱动的，在一个国家内部不断垂直向上运行的经济周期，被代之以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驱动的，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横向运行的经济周期。美国和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源点，他们依然是当今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它们掌控核心技术，全球产业链的上游，同时也是当今世界治理体系的制定者和主导者。但是它们的实力正在衰退，原因在于成本的提升，导致产业转移和空心化。经济全球化的第一站应该是日本与亚洲四小龙，日本与亚洲四小龙，还包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台湾与香港，他们的崛起与快速发展主要受惠于产业转移与外包的第一波浪潮，在20世纪60年代初腾飞起来，经历了70年代与80年代的繁荣，但是到上世纪90年代他们开始走下坡路，其中特别是日本陷入长达20年的经济迷失，一蹶不振，原因也是在于产业的转移与外包。他们的经济模式基本上是加工制造，以出口为导向，基础在于成本优势特别是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而一旦这一优势逐步失去，经济增长也就随着产业的转移趋于减速与停滞。接下来经济全球化第二站就是中国与金砖国家，中国与金砖国家，崛起于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黄金发展期。中国与金砖国家经济发展和崛起主要是受惠于产业转移与外包的第二波浪潮，全球资本和技术从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导致了金砖国家的快速增长，没有经济全球化，也就没有金砖国家的崛起，它们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目前经济全球化的支持和推动者。美国和西方资本和技术的输入，使金砖国家成为全球投资中心，加工制造中心，贸易出口和财富积累中心，潜在消费市场中心，成为全球经济引擎和最有活力的区域，其中特别是中国。

那么，中国与金砖国家之后又将是谁呢？中国与金砖国家的发展受惠于经济全球化，但同时也受制于经济全球化，目前随着成本的提升，人口红利的耗尽，同样面临产业转移与外包的问题，接下来进入快速发展的将是“新钻11国”（Next Eleven，简称N-11），包括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和越南，他们正在受惠于产业转移的第三波浪潮。新钻11国普遍拥有劳动力资源和能源较为丰富的特点，据预计到2050年，“新钻11国”的GDP总值将比2005年猛增11倍，达到相当于一个美国或四个日本的规模。虽然N-11是一组非常不同的国家，但有三个主题将其联系在一起：它们均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它们的经济均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得以转型，它们均具有强大且持续增长的国内市场。那么，谁又将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站呢？中东，非洲与原东欧国家，目前他们还处于发展前状态，还没有完全融入现有世界经济体系，政治处于动荡，但是这并不意味它们没有发展的机会，关键取决于它们是否能通过改革，形成稳定的政治局势，普及教育和提高劳动力素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优惠的投资政策。目前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不仅取决于自身，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全球资本的选择，而全球资本的选择则主要取决于以上这些因素，取决于资本在这一地区和国家的投资是否有利可图。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资本特别是美国和西方资本的一次盛宴，也许也是最后一次晚宴，但由此也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对此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所讲，全球化是一个会激起超乎寻常的强烈情绪的话题，或许这是因为全球化带来了超越国家疆界的经济体系，它让我们实实在在地去体味对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真正感觉。如果我们认为市场基本上是一个好东西，那么全球化创造财富的力量，特别是它快速提升贫穷国家进入现代化世界的力量，会让我们对它合掌激赞。那么，面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周期，政府和经济学家又应该如何设计出反经济周期措施，以扭转或者阻止经济周期运行的轨迹，避免自己未富已衰，或者如何从衰退中重新振起？无疑，这是目前已经陷入迷失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迄今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中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