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老制度经济学鼓舞了中国的革命走向成功，那么科斯所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将是中国的改革走向成功的当然指导之一。

科斯其人其事

科斯教授于1910年出生在英国伦敦，1932年大学毕业，后赴丹迪经济暨商业专校、利物浦大学、伦敦经济学院任教。1950年，科斯移民到美国，先后于布法罗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任教，之后一直担任芝加哥大学教授和《法律经济学》主编，直至1982年退休。其后，他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慕瑟经济学荣誉教授及法律与经济学资深研究员。

科斯教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产权理论的奠基人。与此相关、交叉或包含的学科包括交易成本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契约经济学、法律与经济学、宪政经济学等等。

他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性研究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群体的后续研究，把制度和企业引入了此前把眼睛盯紧市场价格体系、注重诠释市场价格体系如何发挥作用的主流经济学，论证了企业、产权、契约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科斯的理论影响了张五常、茅于轼、吴敬琏、张维迎、周其仁等一大批富有影响力的华人经济学家。

我本人作为制度研究学者，也难免落此“俗套”。天则经济研究所就以研究新制度经济学为立所之本。

与此相应，新制度经济学及其相关、交叉和包含的学科理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研究发挥了深远的影响，从而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有关经济改革的话语体系和实践。在惊闻科斯教授仙逝之际，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甚至提出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应该学习科斯理论。

科斯的仙逝不仅是学术界的巨大损失，而是整个世界的巨大损失。就是因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不仅具有高屋建瓴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深远广阔的政策意蕴。如果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老制度经济学鼓舞了中国的革命走向“成功”，那么科斯所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是中国的改革走向成功的当然指导之一。科斯对于中国学界的最后正式勉励可能就是他2013年7月祝贺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20周年庆典的亲笔祝贺：“天则所无疑将在开放思想市场的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科斯的思想

科斯因为对生产的制度结构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荣获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杰出贡献是发现并阐明了交易成本和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根据盛洪教授的总结，科斯最伟大的学术成就，就是在一个理性至上的时代，用理性的形式和方法证明了自然发生和演进的产权制度是有效的——也就是说，中国的转型说明，哈耶克意义上的自发秩序远胜于人为设计的秩序。

科斯的代表作是两篇著名的论文，其一是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本质》。该文以演绎推理的方法独辟蹊径地讨论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及其扩展规模的界限问题，科斯创造了“交易成本”这一重要概念来予以解释。

所谓交易成本，即“利用价格机制的费用”或“利用市场的交换手段进行交易的费用”，包括提供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订立和执行合同的费用等。

科斯认为，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成本时，企业便产生了，企业的存在正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代替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当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等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的边际成本时，就是企业规模扩张的界限。

第二篇名文是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该文结合简单的案例分析，重新研究了交易成本为零时合约行为的特征，批评了庇古关于“外部性”问题的补偿原则（政府干预），并论证了在产权明确的前提下，市场交易即使在出现社会成本（即外部性）的场合也同样有效。

科斯发现，一旦假定交易成本为零，而且对产权（指财产使用权，即运行和操作中的财产权利）界定是清晰的，那么法律规范并不影响合约行为的结果，即最优化结果保持不变。换言之，只要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产权归谁，都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斯蒂格勒（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将科斯的这一思想概括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并命名为“科斯定理”。

科斯教授上述短短的两篇论文，催生了此后巨量的跟进研究文献。这也为其在晚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奠定了基础。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名单中，这方面足以与科斯教授相媲美的应该说是约翰·纳什。后者在1950年递交的普林斯顿大学博士论文题为《非合作博弈》，只有27页正文，全文只引用了两处文献，就获得了博士学位，并由此确立了他博弈论大师的地位，也为其在1994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奠定了基础。

对于科斯的理论，并不是没有意见分歧。几乎科斯提出的每一种理论，都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比如，如果我们把企业视为“契约的连接”或者“契约的网络”，那么企业的边界存在模糊性。但是按照科斯的观点，企业的边界应该是明晰的，而实际上企业的边界常常是模糊不清的。不过进一步精准定义契约或者合约，就可以通过进一步发展科斯思想的方式来解决与此相关的企业边界问题分歧。

有关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虽然存在意见分歧，但是解决方法仍然是继续发展科斯的交易成本思想，甚至提出替代理论。但是，从真实生活中看，基于交易成本的科斯定理的应用非常广泛。比如最简单就是科斯《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养牛者的牛吃掉农夫的谷物的案例。单纯否认交易成本反而是经济学研究的倒退。

根据科斯的观点，其交易成本经济学把主流经济学从黑板经济学带回到“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在2013年1月接受网易“意见中国-网易经济学家访谈录”栏目采访时，科斯指出，原本由西方经济学家所垄断的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是一个抽象并且不存在的世界，而他强调经济学应该分析、讨论真实的世界。他认为，这就是他的经济学理论和传统理论的区别。

根据科斯的助手王宁博士2010年底对科斯的采访记录，科斯教授称“科斯经济学”（他自己并不喜欢这一名称）或者“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为“正确的经济学”。他认为，“正确的经济学”应当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运行，且如果加以适当运用，经济学应当能够阐明经济系统是如何运行的，以及当系统运行出现问题时该如何解决。

根据国内学者圈的一般理解，在其强调过程中，他们更强调基于案例研究抽象出一般概念和理论的研究。不过，这只是科斯方法论的一半。

科斯方法论的另一半应该是演绎推理的方法。比如科斯的论文《企业的本质》就运用此种方法。奥地利学派的研究基于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和主观主义方法论，不是基于案例，而是基于演绎分析，由此建构概念和理论，得出一些普遍的经济学规律和定理，也属于后一种意义上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此外，一般的新制度经济学教科书纳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大化均衡框架，实际上对“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有所背离。科斯本人秉承英国普通法理念，其方法论有着较大的演化论特征。根据科斯的看法，经济学有很多方面要向生物学和医学学习。这两个学科从细胞层次逐步上升到器官层次来研究人体的总体运转，不同器官之间相互协调的方式，以及当某个地方出现问题需要修复时该怎样做。因此，科斯的演化视角不同于一般新制度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均衡范式，与哈耶克的认识论有着同源之处。

确实，科斯对计量分析持一定的保留态度。他认为，经济系统的运行方式是很复杂的，它由很多的组成部分组成，并且每个组成部分本身又是一个微型的系统。这些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整个系统的运行是非常之复杂的。对总体统计数据的一个回归并不会让你对经济运行有很多的了解。

科斯与中国

科斯对中国的长期兴趣在某种程度上与他生而俱来的强烈好奇心有关。这种好奇，也是他钻研的力量来源。早在学生时代阅读马可·波罗游记时，科斯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与张五常教授的交往增进了科斯对中国的了解和兴趣。很多年前，张五常教授在芝加哥大学待了两年，两人经常一起聊天，这段生活对两人都获益匪浅。

张五常教授对交易成本经济学的阐释和拓展，影响了道格拉斯·诺斯、约拉姆·巴泽尔和威廉姆森。这样一大批新制度经济学家的理论贡献，外加中国众多经济学家对之引接、阐释和应用，最终对中国的改革研究形成了重要的影响。在此，张五常教授在中国对阐述、传播和发展科斯的思想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科斯与华人经济学家有着较多的交往。其中张五常教授自然当属首位。在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中，科斯多次提及张五常教授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初期，科斯就极力建议张五常去香港大学任教，因为他认为香港大学是当时对中国最新的经济改革进行研究的最好去处。

1993年，科斯邀请盛洪教授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近年来，科斯还通过科斯基金会组织并资助了2008年芝加哥国际会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以及2010年芝加哥研讨会“工业的生产结构”。实际上科斯等于用他自己获得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金独自资助了会议。

科斯在其人生的最后几年，更加担忧中国缺乏一种开放的“思想市场”。科斯反对持不同观点者之间拼打得你死我活，认为：观点可以相互竞争，但持不同观点者是不需要互相杀戮的。

2011年的12月14日，科斯出现在《财经》年会开幕式的大荧幕上，向与会者致辞。他肯定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经济发展上所取得的惊人成绩，包括经济开放之初中共领导人的“顺势而为”与来自民间充满生命力的“边缘革命”（也就是自下而上推动的改革）；同时也坦率而忧虑地指出：“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科斯承认中国在建设市场经济方面取得了成就，改变非常巨大。但他认为，人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开放的“思想市场”，但是这终将会到来。从科斯看来，“思想市场”与“商品市场”有着显著的区别。

他认为：在商品交换市场中，任何一个人都能向其他人出售商品；而在思想市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对其他一部分人产生影响，他们只占到总人口中的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却非常重要。科斯指出：中国缺乏这样的思想市场，不过未来会出现；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政策将会受益于思想的讨论，并产生巨大的变化。

2013年，科斯与助理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出版，激起了学界对科斯在书中所提中国需要“思想市场”的热议。

而早在1974年的一篇名为《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的论文中，科斯引用英国诗人弥尔顿在1644年的演讲词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不能想象，将地球上的所有知识做成商品，像细毛制品和羊毛打包布那样做上标记，发放许可证……”正如科斯在《财经》演讲中所言，“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也许不能阻止错误思想或邪恶观念的产生，但压抑思想市场只会招致更坏的结果。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能够培育宽容，这正是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

对中国的期待

1988年，科斯曾给盛洪教授写过一封信，在信中他说，“我坚信，对中国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情的研究和理解，将会极大地帮助我们改进和丰富我们关于制度结构对经济体系运转的影响的分析。”

这是他一直坚信的信念。在过去，经济学曾是英国主导的一个学科，现在美国成为了经济学的主导。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够端正态度，那么经济学就会成为中国主导的一个学科。这也正是他们所应该做的。这也是他不喜欢“科斯经济学”这个词的一个原因。

科斯认为，在中国，新的“好经济学”和新的“坏经济学”都有很大的机会。我们想要看到“好经济学”流行起来取得成功。这里，“好经济学”就是科斯所言“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或“正确的经济学”。

科斯之所以坚持这一点，是因为他认为这跟中国现在对新的思想接受度很高的事实有关。旧的思维方式已被抛弃，但新的方式还没发展起来。他指出，如果“正确的经济学”首先在中国发展起来，那么就应该被未来的历史学家叫做“中国经济学派”。科斯觉得，捍卫权威是中国人的一个不好的特点，他认为，中国经济学家应该做的，是在对中国市场经济运行进行认真系统的调查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观点。

2010年12月29日，科斯教授迎来100岁生日。天则经济研究所等国内十余家学术机构召开“科斯与中国”学术研讨会，为其祝寿。在会议上，科斯发表了现场电视讲话。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家可以在这方面做出很大的贡献，有很好的便利条件。他希望中国的经济学家将会研究整个系统，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体系中，研究老的产品的生产体系和新的产品生产体系。

为此，“科斯中国学会”成立，科斯寄厚望于这一新建机构。他希望，新成立的这个机构能由学者组成，他们不是仅用一种方法，而是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找到适合他们的学术路径，带来新的洞见和智慧。

在王宁的采访记录中，科斯认为，该学会的主要作用应该是促进中国经济学家独立思想的发展。学会不是要发展成一个大的组织，而是要成为一个由很多学者群组成的网络。每个学者都应该竭尽全力对自己认为最重要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每个学者群形成一个小团体，就中国经济的某个方面或某个地区进行研究。要鼓励各种类型的研究，包括历史的、统计的或者分析性的研究，只要这些研究对中国经济的运行或变革提供了新的认识。这是得到全面的观点的唯一路径。

科斯教授曾对王宁说过，自己有生之年没有到过中国，看来再也没有可能去中国了，是终生莫大遗憾。最近一段时间，科斯教授在筹备2013年10月份访问上海的旅程，但是他的仙逝最终中断了他访问中国大地的“中国梦”。

好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中国进行真实问题的经济学研究。相信终有一天，中国的学者能够拥抱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成就“中国经济学派”，实现科斯的“中国梦”！

作者简介：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

来源：《南方周末》2013-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