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牟宗三先生，提倡道德主体坎陷而生发出民主与科学。那时，西方强邻压境之下，不少人认为必须反传统，才能彰显自己改变的决心。在这样的风气中，牟先生维护住了传统，讲出了新意。
但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说明，不是全盘反传统就可以的。问题也不在于传统文化是否妨碍现代化的问题，也不是从良知的自我坎陷开出民主与科学的问题。问题在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如何仍然洋溢自己的智慧，面对人类历史之大化流行，参与进去，与西方文明有更多对谈、沟通，起相互调节的作用。
现代化不再是单数的，而是多元的。不同时空，有不同性质的现代化。我最近常讲“全球的在地化”（Glocalization），到我们的年代，有机会重估中国的现代化路径和形态。
1992年的观感：重新理解传统
1992年中秋，也是今天这样的时节，我到大陆观察，有很多感想。当时的想法放在今天依然大致有效，不妨基本照录于下：
大陆的改革开放是转机，但这样的转机同时带着危机。危机缘此转机而显，但并不是源于此转机；危机乃根源于以前的一体化结构。
旧有的一体化结构、新生的一体化结构，在近百年来的变革中，以一种既斗争又对立，却没办法扬弃的情况下，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综体。这个奇特的综体，表层是意识形态，底层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理想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表层的意识形态经由一种外力的禁锢，而使得底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理想主义，以一种被僵固为一个封闭整体的方式显现。
这样的道德理想主义失去了原来的“阳刚性”，而异变成一种“阴烈性”的道德理想主义，而更强烈地禁锢了整个中国族群原先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的意义因之无法释放出来进入到整个族群的生活世界中。
阳刚者，生之气也。阴烈者，杀之气也。一种杀伐之气的道德理想主义成为四十余年来的主调。
改革开放之为转机，在于它可能瓦解了原先那种奇诡的“一体化结构”，而进入到另一个新的可能性中。但是，改革开放之为改革开放，背后仍然有这一体化的结构，背后仍有那种带有阴烈性的道德理想主义。呼口号式的，搞运动式的，动不动就要“奋战”，动不动就要“拼命”，这样的改革开放固然有其道德理想；但更值得说的是这样的道德理想不是阳刚的。或许经济成长了，但人性的异化扭曲并未彻底改变过来；这乃是整个中国族群最大的危机所在。
须知：人性的异化与扭曲并不是由于改革开放而产生的；而是由于改革开放才将原来人性的异化与扭曲的状况凸显出来。在一体化结构中，人性的异化与扭曲益形严重。
值得注意的是：在原先那种教条主义及阴烈的道德理想主义所形成的一体化结构中，却也形成一个极诡异的调节机制。那时，大家勒紧裤带，控制物欲，一切听指示，遥望伟大的道德理想，甚至以为“满街是圣人”，尧舜之治再现。知识分子在丧失个体性的情况下，投入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整体中，以为获得了飞跃的进步与无上的自由。谁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好梦方酣，风雨骤作，十年浩劫，梦可已醒乎？我恐东南方的熏风，吹送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曲，却又是另一场梦，充满着危机的梦。现在，人性的异化并没有因之即复原，倒是作为其对立面的要求，感性而身躯化的自我苏醒过来，这时原来那种调节机制逐渐瓦解了，好的来说，乌托邦的迷梦可以醒了；但冲出去的是一切向“钱”看，一切求“物欲”，它像脱缰的野马，奔腾狂啸，我恐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未来不久的“新富”与“新贫”，两极化的对立，斗争将伊于胡底？这样的两个对立面之厮杀，将如钟摆般，嘀嗒嘀嗒，漫漫长夜，何以天明？
中国啊！在危机中，也在转机中。
玄奥的教条主义已渐褪去，且让它继续归返自身吧！回到马克思那颗人道主义的心灵，避开乌托邦式的狂热，审慎展开社会的批判，一种学问性的、新的马克思主义让它在中国大陆重新升起吧！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让阴烈的道德理想主义由整体的禁锢封闭转为个体的冲决网罗，这样的溃决是必要的。忍受溃决，面对溃决，让中国族群重新找寻其活生生的生活世界，让他们回到传统文化的母胎记忆中，绽放新的理解与诠释，展开新的批判与重建。让风雨吹袭，让烈阳曝晒，让新的中国文化土壤因之而诞生。新的、有活力的调节机制在这代人的努力下，三十年后，中国当享太平。
此时，人始如其为人，物始如其为物，一切还其天地自然。
好制度与德性相互影响
1992年说的“三十年后”，如今忽忽已过21年。巨大的改变已经发生，但当初期待的“回到传统文化的母胎记忆中，绽放新的理解与诠释，展开新的批判与重建”，仍是有待我们共同努力的事情。
中国在价值上的主体性何在？随着经济变迁、政治开放，中华民族显然在全球占据了一个重要角色，担负起更大的责任。我们以前在一个文化的霸权底下，憋屈地思考自己，现在有机会重新定位。
当然，我们的生活世界、现实文化状况，还有很多糟糕处。但前人的经典智慧，有很多可贵的东西，可以诠释、开发，让其参与到生活世界来。
比如，言忠信，行笃敬，如何在现代陌生人社会、公民社会里实现？不止要讲君子之道，首先要讲公民之道。在尽义务、争权利的过程里，使社会的忠信实现出来。
台湾有发票对号领奖的制度。特等奖有台币几百万，买份报纸十块钱，发票可能为你带来两百万。我从不兑奖，没财运。以前把发票拿回去，让小孩兑。现在很多人直接给公益基金的捐款箱，他们去兑。这样，在这个兑奖的现代制度里，拿发票就不是全为了发意外之财，忠信就可以保住。
“人之初，性本善”，“性”有“创生义”、“自然义”，孟子强调道德创生义，荀子强调自然生成义。各有胜场。我以为荀子讲得对，要讲“以心治性”、“化性起伪”，明末王船山强调“习与性成，未成可成，已成可革”。人的自我保存需要获取资源，但如果失去了分寸，就形成了贪欲，所以必须节制。礼义之教，在现代社会，需要公民意识才能做好。
有好的制度，整个心境不需要大修养，就会很坦白。不会有什么“存天理，去人欲”的挣扎。天地有道，人间有德，建立良好的制度，才能保证人的忠信。
我就主张小事要管，而且要管彻底。念大学时，买火车票回去过年，拥挤，恐怖，现在很好了，一是供需平衡，一是教养提高。台湾的捷运轻轨，即使上下班非常拥挤时，大家还是靠右边，把左边让出来，让给要赶路的人。有谁没意识到的，马上会有人提醒。
台湾很多管这种小事的人，但也只有十分之一。士，许慎《说文解字》说“十一为士”，士，就是十分之一嘛。果真差不多如此。你不做，可能就没人做。做了，就会良性发展，台湾进步非常快。
以前在熟人社会的血缘亲情的大脉络里，有整体的感通和认同感，很多伦常、仁义道德都关联在那里。陌生人社会里，要造就公民意识、公民社会。
强调汉语语感，并不是守旧
这些事都很小，但整个传统文化需要这种转化。传统经典里，有多少世界大同，天下为公，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王道的思想，贯通天地人三才的思想？
在新时代，学者们可以从对经典的理解诠释开始。对儒、道、佛要有深度理解。对四书五经、老、庄、心经、金刚经等都要有一定的理解，在现代的氛围里重新诠释。
不要带着西方的理论去看他，这也并不是要摈除西方的理论，而是活生生的人要进到经典的生活世界，去理解它、诠释它、参赞它。深入理解后，古典的汉语跟现代的生活话语，要勾连起来。要唤起汉语本身的语感。为什么强调这一点？我们已经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太深了。譬如，说到道德，你会想到道生之，德蓄之；据于道，成于德，还是只想到西方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就想到“moral”这个字，或者是康德或亚里士多德讲的道德？再比如说到“知识”，是“识为了别，知为定止”吗？还是只想起Knowledge？“明白”是什么意思？“知常曰明，虚室生白”。这可不只是英文的“understanding”而已。
如果没能唤起汉语的语感，我们就丧失太多东西了！一百多年来，因为我们丧失了太多汉语的语感，没办法雅致，也没办法深入。作为一种伟大的人类文明，中华文明只能在西方的框架下，做一个代工，甚至只是代工上的螺丝钉而已。
中国哲学，当然要进到全球哲学的环境下，互动融通。更多理解我们的经典，跟整个生活世界融通在一起，跟现代语境联系在一起，并联系到学术上，自铸新词，跟全球文明一起发展。
老一辈人是意识到的。我们这代学人分两种：一种是封闭，用传统的语言重讲传统的学术。讲道家，就是自然无为，完了。何谓自然，何为无为，不讲了。另一种，是通过西方某一家、某一派来解释传统，结果把传统框住了。可能也出了成绩，但有时会截脚去手，很可惜。
所以，我一直在呼吁回到汉语语境。所以，用汉语说起哲学，比Philosophy要更多。用汉语说起宗教，可能比Religion某些方面更宽广。这就会使西方的Philosophy、Religion有变化，不再只有原先那种理解。
比如Ontology（本体论），佛教是谈空无的问题，西方人原来只理解为Nothing（无），但现在佛教谈strugglefornon-being（性空），这无形中使Philosophy变宽了。这也就有了所谓“BuddhistOntology”，ontology这词也就放宽了。
所以，不必再问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只是它不再同于古希腊意义上的哲学。它更宽了。
我强调汉语语感，并不是守旧。有人认为，做中国哲学是不能传译的，别去接触外国哲学，我觉得这也毫无道理。
现在的学术格局，有个Power的问题，跟穿衣服一样。我不那么服从西方的权力。我们现在基本是屈服于西方的话语和知识权力底下。
洋人来中国谈先秦学术，用英文讲先秦思想世界。我第一个感觉是，我们的莎士比亚专家（前人如梁实秋），什么时候到伦敦去用中文讲莎士比亚，英国人觉得很不错，我就觉得语言平等了。当然，安乐哲教授的硕士在台大念的，他来做中国传统的讲座，是用中文讲，这很可贵。
其实，中文也是国际语言啊。洋人其实也很希望你讲中文。台湾有个很糟糕的制度，大学教师，如果教中国哲学史，3个学分，用英文教，就是4.5个学分，貌似鼓励你国际化，这是非常可笑的。有的国际学生来台湾，是想学中文，结果三年后，一句中文也不会讲。这对他们也不好。在台湾，这种出主入奴的心态，也很严重。我自己做中国哲学，觉得需要做这种努力。
中西文明还要深度融合
中国文化，儒道是同源互补，佛教进入中国后，跟儒道联在一块，到宋已经很融通，到明中叶，已经到了同源融通的地步。
本体论有不同，佛教以前讲“缘起性空”，儒道讲“生生不息”。但是，从修养工夫论在人间实际展开上，佛法做了很大调整，从“出离世间”，到“不离世间觉”。大乘佛教把儒道两家也容纳进去了。从个体解脱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从“彼岸的净土”到“此岸的净土”到“人间佛教”。大陆现在也很讲人间佛教。
我们的传统，很讲人间。荀子就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最后一个我转化为：圣贤者，文化教养之本也。自然的生命，血缘的生命，文化教养的生命，构成一个非常丰富的生命。不能对不起天地父母，对不起先贤老师，这非常的柔软，不能光讲发展是硬道理。道理其实是很柔软的，是人文软实力、心灵的软实力问题。
现在很多人谈国学热、孔子热。问题是如何热？当然要生根。我有一些具体建议。
比如，就中国古代传统来说，生活世界要跟天地自然、跟整个历史文化联系在一起。像冬至那天，领导别去地方考察，在家里吃汤圆，省察自己。因为那天日照最短，阳气开始生长，一阳在上，五阴在下，复卦，跟最高的道联系在一起。这是在重新唤醒内心。我们民族的可贵之处，就是在泥土里长出来，有本有源，是重视存在本身的，不是捕风捉影的，用符号去记录声音，去控制意义的。图像文字，意义是生长出来的，要用意象去体会那种意蕴。
我们是一种“筷子”的思考方式，通过主体用中介者去联系客体，达到一个整体，达到均衡跟和谐，彼此交融。我们是一个王道文化。西方是“叉子”的思考方式，主体通过中介侵入客体，控制客体，以主摄客。
当然，中国现在有十三亿多人口。明朝末年不到一亿，清朝中叶乾隆晚期到四亿人口，传统那套父权高压、君主专制、男性中心的传统儒教信仰，已经没办法承受那种规模。出现问题，才会有戴震反对“以礼杀人”的呼声。用什么样的思想，跟人口的多寡有关系。美国的人口那么少，用掉的资源却接近全球50%。我们当然不能用美国的方式，而必须走出新路。
要重视原来的王道思想，在追求宪政治理的过程中，让佛、儒、道的思想都能被吸收，恰当运用，我们有这个机缘。
重回传统，重视传统的价值，是树立起一个主体，不再以主摄客、主客对立，而是主体对客体有清楚的把握，而又上通到天。这需要“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既要“物物一太极”，又要“同体一太极”，在制度上能将天人和谐的理念体现出来。
人类几个大的文明里，中国文明最重视“天命”的概念。说到底，是一种承担的传统，但不是排他的，不是一神论的传统，是“教出多门，道通为一”。修其德，远人来之。大家一起来，共存共荣。
中华民族是到了一个新的年代，要有一个升级版的文明。
（林安梧，台湾大学首位哲学博士，元亨书院创办人、博士生导师。现任慈济大学宗教与人文研究所教授兼所长，曾任台湾清华大学宗教与哲学教授兼通识教育中心主任）
来源: 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