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0年以来，全球金融界一直非常关注中国经济的减速。中国今年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勉强实现了官方预期的7.5%——这令全球各界一片恐慌——中国政府却表现得很平静，并未发出要实施另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的迹象。中国的领导人是否真的如此胸有成竹？

事实上，中国政府的立场——建立于国家总理李克强的“李克强经济学”——是把结构改革摆在比GDP快速增长更重要的位置上，这最终将被证明是符合中国及全世界利益的。中国的结构性问题，包括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僵化且背负巨大风险的金融系统，及对政府投资的过度依赖，无一不在威胁其自身的稳定与经济发展。考虑到其GDP增长率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依然很高，中国确实有需要强调结构性改革。

但与此同时，政府虽然发表了充满良好意愿的声明及展示了一些姿态，中国新领导层仍未订立一个明确、大胆，足以解决当前经济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的改革计划。

比如说，去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改革户口制度的计划。由于这制度是按公民的出生地来划定其合法居住地，因此对人们的迁移造成了极大障碍。那些移居到其他省份，却没能获取当地居留权的人，在享有当地公共服务方面，也面临重重阻碍。事实上，这些人的子女甚至被禁止参加高考。

改革计划正是为了改善上述状况，允许小型城镇的流动人口，更容易获得当地居留资格，同时放宽中型城市的相关限制条例。然而，它却遭遇极大阻力，尤其是各地政府和居民的反对。他们担心不受限制的移民，会对当地的资源、就业和公共服务带来压力。结果，一个实在的户口改革策略，依然迟迟无法实现。

同样的，政府在制定和实施有效金融市场改革上也是行动迟缓。人们在今年年初本来对此充满期望，因为国务院宣布了一项策略，目标是放松资本账户管制、建立一个更灵活的汇率政策、并允许国内私人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但政府随后又听取了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警告，他们认为仓促放松资本管制会带来风险。

事实上，相反的情况应该出现。类似政府最近收紧信贷的狭隘政策，将让把金融资源导入实体经济更加困难——而这正是李克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目标。真正的进展，取决于中国领导人解决结构性缺陷的意愿——即对本国私人资本的管制——它妨碍了金融体系将储蓄导向最具发展潜力经济领域的能力。

尽管进行了多轮放松管制，要在中国设立私人银行依然极为困难，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管理条例，又往往语焉不详。结果，那些以高于官方基准利率三倍的利率来放贷的影子银行大量出现，并因此产生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政府最近虽然试图通过取消贷款利率下限的方式，来吸引资本回归国有银行部门，但却需要推行更广泛的改革，这很可能要等到存款利率完全开放，及金融部门向私人资本银行开放之后了。

在许多其他领域也是如此，中国政府要么犹豫不决，要么只有一些空话或者微小的动作。例如，将一些项目审批权移交给当地政府，并无法解决国家过度插手经济的根本问题。相反的，让地方政府有更多推行投资项目的自由，可能进一步强化国家所扮演的角色。

中国领导人知道中国经济出了什么问题。但正如他们在过去几个月的举动所体现的那样，他们并不知道如何下手去解决这些问题，这在金融市场和群众间造成了极大的担忧。希望那些高级领导人聚集在北戴河开年度会议时，能认识到推行一个实现真正结构性改革的果敢计划的重要性。否则的话，担忧最终将升级为不信任，造成全面改革更加难以实施。

作者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兼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英文原题：China’s Reform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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