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9月2日，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逝世，享年102岁。科斯教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产权理论的奠基人，其理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影响深远。
为纪念科斯教授，FT中文网刊发了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的文章《科斯的中国影响力》，香港大学教授许成钢的文章《科斯对经济科学的启蒙》和山东大学盛洪教授的文章《可惜科斯未圆中国之梦》，以推动公共讨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与社会中心研究员陈平教授与几位学者对科斯的认识不同，陈平认为科斯对经济学的最大颠覆性贡献不是发现了企业的边界，而是揭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边界。FT中文网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我研究科斯，是受杨小凯、周其仁、张五常和盛洪的激励。我中科大文革中毕业，先当了5年铁路工人，做了5年氢弹和平利用的热核聚变实验，留美转做非平衡物理学和演化生物学的理论，四十岁才专心在物理系研究经济近20年，然后回北大教复杂经济学。
我读科斯的文章，犹如读安徒生童话。以理想资本主义的眼光观察真实世界，在亚当•斯密之后，只有科斯了。马尔萨斯、马克思、熊彼特、凯恩斯，我熟悉的萨缪尔逊和罗斯托，对资本主义现实世界的了解，都比科斯复杂的多。经历过两次大战、大萧条、和2008金融危机，还对资本主义如此充满信心的理想家，实在难得。我见过不少理想社会主义者。见过理想资本主义者如科斯这般可爱的人，也只有张五常有点相似。听张五常讲科斯故事，读科斯百岁答词，让我想起先师普里戈金对我常常引用的，英国数学与哲学家怀德海的话：“思想的碰撞不是灾难，而是机会。”
科学理论需要抽象，做科学抽象的人，多半是理想家或者梦想家。科学和童话、宗教、与神话的差别在实验检验。检验成立被称为科学，否定则被人遗忘，待定或存疑被称为假说。科学和市场一样竞争激烈。但是科学和市场的游戏规则不同。市场竞争，钱多者胜，或者市场份额大赢家通吃。虽然微软的操作系统毛病百出，但是先占了市场，“路径依赖”，挡住了后来更优的竞争者。所以，许多人对达尔文的理解是错误的，不是“物尽天择，优胜劣败”，而是“物尽天择，适者生存”。
科斯是提出问题的人
科学发展的生命周期，是观察-问题-假设-检验。我认为科斯对经济学的巨大贡献是提出问题，而非解决问题。科学史上的经验表明，提出一个好的科学问题，就解决了问题的一半。科斯去世引发的媒体报道之盛，我的记忆中只有弗里德曼和萨缪尔逊可以比美。科斯问题引发的争议，比不上马尔萨斯，也可比凯恩斯与海耶克。科学有争议才有新意。中国人的学风害怕争议，对长者喜欢歌功颂德，缺乏批判思维，这是中国的理论思维落后于英国和德国的原因之一。
资本主义的发源在意大利城邦和尼德兰，英国在亚当-斯密之后铺开的工业革命才创造了现代经济。美国的贡献是发展了规模生产。奇怪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只关心大规模生产以前农产品的价格波动和均衡。科斯的企业理论，是从观察通用汽车公司的案例开始。科斯提出一个深刻的问题：为什么会有企业？他的猜测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亚当斯密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观察来自于劳动分工。他认为劳动分工受限于市场规模。马尔萨斯注意到市场规模受限于自然资源，对人口增长必然有约束，启发达尔文提出生物演化论。达尔文又影响了马克思。科斯是英国人。我不明白科斯问题为何与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没有对话。亚当-斯密讨论劳动分工，企业是劳动分工的一种组织形式。马尔萨斯讨论资源限制，不同的市场定位和市场规模，必然对企业的大小、形态、结构、战略产生影响。
如果邀请达尔文做跨学科研究，像马歇尔希望的那样，把生物学视角而非力学视角引入经济学，应该对企业类型先分类，再看不同类别之间的关系。但是科斯只接受了伦敦商学院的传统，固执研究交易成本一个变量，企图确定企业边界，就带来种种困惑。张五常问科斯，一个花农，用养蜂人的蜜蜂给花授粉，是否算企业？科斯不能答。我也问大家一个问题：汽车大厂可以拆分或并购部件厂，铁路、核反应堆、和宇航飞船如何用拆分和交易的办法进行劳动分工？经济学有可分性与不可分性的问题，复杂科学有简单性和复杂性的问题。低等动物蚯蚓刀分两段，两段皆可活。高等动物把人腰斩就死了，就算做现代外科手术缝合也不能活。科斯常常抱怨世人误解他的思想，却没搞清误解发生之源。
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是从微观的会计角度看经济组织。张五常受科斯启发，却又颠覆了科斯，提出“制度成本”概念，是从宏观角度看问题，发现“中国经济制度”的“县级竞争”与西方的市场模式不同。张五常从自己的观察走到达尔文的视角。科斯的可爱之处，是对张五常大加赞赏，而非恼羞成怒。这是中国的学长们要好好学习的了。
社会经济冲突的化解
科斯的第二个贡献，是认为社会经济冲突可以用双方自愿交易来化解，前提是产权可以界定和交易。其应用的著名案例，就是拍卖广播频道，和污染权的交易。科斯在中国爆得大名，是张五常介绍香港的拍卖土地使用权的经验，解决了中国的基础建设资金的原始积累问题，才能吸引大批外资企业到中国落户。中国也得以避免拉美、苏东、和东南亚的外债危机，保持中国改革开放的自主权。但是，科斯1960年的社会成本一文，在实践和理论上，引发更多的争议和问题，是科斯成名的原因。
科斯为人低调，得了诺奖却强调自己没有发明新的理论，只是把新古典的价格理论引入制度分析。但是，经典的价格均衡，要求无数的竞争者，才有“看不见的手”。萨缪尔逊指出，两人博弈有无穷解，不可能有均衡解。科斯的答辩从均衡论改宗为演化论，说不愿意交易的人是不能生存的。我以为科斯错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农夫和牧民的矛盾象征就是长城。至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别说两方交易，有第三方斡旋也不成，始终是用武力而非金钱谈判。中国的征地和污染问题，涉及的谈判对象是一与多。土地拍卖，没有均衡价，拆迁成本越来越高，基建速度越来越慢。沿海城市的房地产泡沫开始挤出实业。全盘私有化的东欧、南欧的问题远比中国严重。英国前任交通部长告诉我，英国必须学中国修高速铁路，但是英国又很难学中国，因为英国的产权制度保护既得利益，很难调整产业结构。
科斯和王宁对中国改革是“边缘革命”的观察，有点类似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见解。只是东欧前苏联的改革，直接攻入工业化的核心，但是经济损失竟然高于二次大战，不知如何解释？科斯已经仙逝，期待王宁的《变革中国》续集有所发展。
对边际成本定价和垄断概念的突破
我对科斯的贡献评价，远比科斯本人为高。科斯还有两个理论贡献（注意：不是经验观察），西方学界少有人推崇，我读到是大喜过望。其一是突破边际成本定价。新古典价格论的基础是边际成本定价。弗里德曼发现没有边际定价的经验证据，但是没有替代理论。科斯1946年提出的多阶段定价不但可以在实践应用，而且可以更新价格理论。可惜美国经济学的学术市场反应平淡。其二是突破垄断概念。科斯1972年的文章争辩说，耐用消费品的垄断，也有竞争。可惜科斯没有给出数学证明，后人用博弈论跟进的结果，有赞成有反对，经验观察的结果也不一致。科斯后来自己的文章选集竟然把这2篇闪光大作弃之不收，回忆录也鲜有着笔。是科斯自己改变初衷，还是迫于学术市场压力，不得而知。
科斯的思想市场与中国经济学人
科斯百岁之时鼓吹“思想市场”，我不以为然。出版业当然有市场。但是科学思想的检验是少数精英依据实验的选择过程，既非用钱投票，也非按人头投票。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如非普朗克慧眼识珠，要走美国的市场销售路线，匿名审稿过程，或文章引用排名，都是必死无疑。科斯思想让世人莫名其妙，很大程度是科斯的营销策略造成的。Kitch1983年文章描写了芝加哥学派如何形成的过程。科斯不承认芝加哥学派对他的影响。科斯自己说，他初到芝加哥，见大家（应该指后来发明“科斯定理”的斯蒂格勒）忙于研究反垄断问题，他争议说垄断也有竞争，但是芝加哥没人听他。后来他把1960年的文章标题，借用了奈特的“社会成本”概念，大家立刻就接受了，至少是从奈特的角度理解科斯。然而科斯嘲笑听众的智力不够，因为他在文章内再也不提社会成本的概念。我认为科斯逻辑上是对的。如果双方交易可以解决冲突，连仲裁或法庭都不需要，哪里还有社会和国家？历史是否如此，后面再谈。
周其仁在他纪念科斯的文章里宣称，价格论加上交易成本可以解释政府和国家。我猜他要么没有读懂科斯，要么采用科斯的营销策略。科斯的理想资本主义是零交易成本的世界。所有生命体都要消耗能量，排出废热（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物理学叫熵）。没有摩擦力，也没有相互作用的系统，物理学叫理想气体。生命现象产生于凝聚态，比固体、液体还要复杂。自由粒子自由碰撞，连组织都没有，还有什么企业和市场？以摩擦力比喻交易成本，不仅不了解非平衡物理学，也不了解生物学。如此观念，比马歇尔对经济的了解还差。周其仁如能发明新政府论、新国家论，只能称周其仁模型，或后科斯模型，不可能是科斯理论的一部分。
许成钢把科斯比为普朗克和牛顿，对科斯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但是对经济思想史的简化令人惊讶。把牛顿世界观引入经济学的是马歇尔的供求平衡。可惜需求和供给两个都是不能直接观察的隐变量，不像牛顿方程两边的力和动量的改变都可以直接观察，所以新古典经济学至多是前牛顿力学，如何又到了普朗克的量子力学？科斯观察的真实世界，只有奈特的一小半，即没有不可测量的不确定性的世界，也就没有利润，才会有假设的交易成本等于组织成本。我要把奈特思想引入企业理论，必然发现企业的本质是创造价值。企业家创新要冒不可预测的风险，成本考虑是次要因素，对远景的前瞻和对环境变化的应变，才是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之道。许成钢对科斯的评价，忘记了奈特、熊彼特、和凯恩斯的贡献，可谓“目中无史”。许成钢自己对M型组织的研究，和张五常有异曲同工之妙，却无张五常规范变革的雄心，实为可惜。凯恩斯尚知非欧几何与欧氏几何的差别，以此推进非均衡经济学的研究。许成钢之父许良英是翻译爱因斯坦的专家。许成钢应当比凯恩斯更容易理解爱因斯坦对经济学的启发。
揭示新古典经济学的边界
我认为科斯的最大的颠覆性贡献，不是发现企业的边界，而是揭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边界。科斯毕生信仰的价格供求理论，前提是完全竞争才有价格均衡解。科斯把价格论的思维用于企业和制度的分析，断言双方产权交易，无需第三方中介，在交易成本可以忽略的情况下也有均衡解，在交易成本高的情况下也必定有解（是否次优难以判断），完全颠覆了新古典经济学，也颠覆了斯密、马尔萨斯、奈特、熊彼特、哈耶克和凯恩斯。
是否存在“政治科斯定理”？
在中国学子的诸多纪念文章中，只有姚洋注意到，科斯在一个抽象和纯粹的环境中研究非市场交易的过程（我称之为“科斯童话”的原因），其假设对社会科学提出基本挑战。麻省理工学院阿西莫格鲁质疑是否存在一个“政治科斯定理”？假如存在，中东危机应该很快过去，中国未来转型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会大增。如果不存在，邓小平所抓住的和平发展机遇，至少可以延续20年。政治科斯定理是可以由历史与实验分别检验的。
张五常把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解决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全球化市场的兼容问题，包括中国人喜爱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西方人可以理解的“红色资本主义”的兼容问题。张五常对科斯规范的研究，发现科斯理论隐含消费和投资的对称性，我拍案叫绝。张五常启发斯蒂格利茨提出信息不对称，发现新古典经济学的弱点。张五常的科斯对称论，启发我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的边界，和演化经济学的起点。张五常是典型中国君子的高风亮节，宣传产权却不计较自己的知识产权，把自己的贡献戴上科斯的桂冠，以报答科斯的知遇之恩。我是旁观者清的物理学家，要解释中国人对世界经济学的贡献，必须点明哪些是“科斯童话”（或者“科斯理想”），那些是“张五常洞见”。我将另写专文，当然文责自负。
科斯生前寄希望于中国经济学家，可能在英国美国之后，总结中国经验，主导下一代经济学。中国学子们感动的涕泪交流。我对中国目前的学风能否实现科斯期望深为忧虑。牛顿有言，他能比别人看的远些，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上。我的理解，就是要从巨人的问题出发，理解巨人的成就和局限，用新的方法解决巨人留下的难题。如果跪在巨人脚下顶礼膜拜，虽然心诚意正，只怕难以实现巨人的殷切期待。
2013年9月10日
（注：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退休教授，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春秋研究院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与社会中心外籍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