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转型、体制创新、理论创建、国民性改造是中国现代化需要完成的四大任务。只有这四大任务都完成了，中国才能完全实现现代化。在这四大任务中，改造国民性是一项最长期的任务。长期自然经济、宗法/专制政治和愚民文化中形成的国民性偏失（依附性、短视性、阴柔性），要以其他变革作为条件，才能得到矫正、弥补和提升；另一方面，对旧的国民性不警觉、不克服，它又会自发地阻碍或扭曲经济转型、体制创新和理论创建，形成恶性循环。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唤醒全社会，警觉、克服那些阻碍理论创建和体制创新的国民性偏失，从应有的高度推进理论创建和体制创新，使中国能够避免在现代化过程中再一次陷入循环。

关于改造中国国民性的问题，从近代以来，志士仁人和专家学者已有不少论述。中国国民性存在的问题，过去曾被称为“国民劣根性”。笔者经过研究，觉得这种提法虽很严厉，但没有深入本质问题和根源。中国国民性存在的问题，是在长期自然经济、宗法/专制政治和愚民文化中形成的国民性偏失，即国民性形成的偏向和缺失。中国国民性可以概括出三大偏失：依附性、短视性、阴柔性。

一、中国国民性三大偏失的表现

（一）依附性的表现

人格上轻独立，重依附。个人依附于群体，小群体依附于大群体，群体依附于宗长。以感情为纽带，情重于理。以地位确定权利和义务，上下、内外、亲疏、远近、好恶等对待不同，等级特权，优惠中有歧视。重视人身依附关系，因人乱制，因人枉法，因人背理。形成了以血缘、姻缘、地缘、业缘、志缘为基础的权势社会，山头林立，争权夺利。统一国家和人们思想行为的不是真理、法律和伦理，而是暴力、权力和潜规则，是人治而非法治。重视等级秩序而轻视公平竞争。

李大钊总结了中国人不良行为的基本特征：“尚情而不尚理”和 “任力而不任法”。他深刻认识到与工业社会如影随形的 “民主、自由、平等、科学”的理性力量在中国尚没有深入人心，中国人的处事方式仍以原始的冲动情感为主要依据，“凡事皆以感情为主，不以理性为主，上至军国大计，下至私人交际，但见感情作用，不见理性作用。以感情作用，处军国大计，鲜有不愤事取辱，召败亡之祸者。”此外国民普遍缺乏法制观念，处事行动以力而争，“稍不如意，动辄以腕力从事”，“其心目中毫无法纪之为物”。野蛮民族依腕力而争，文明民族依靠法律之力解决纠纷。李大钊指出，如果中国人“其崇信法律之诚，乃不胜其奋施腕力之勇”，那么，“斯而犹能立国，吾不信也”。

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强大,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家性命。象广东两姓械斗,两族的人无论牺牲多少生命财产,总是不肯罢休,这都是因为宗族观念太深的缘故。因为这种主义深入人心,所以便能替他牺牲。至于说到对于国家,从没有一次具极大精神去牺牲的。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孙中山）

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毛泽东）

在外国人的眼里，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捷径，能通过关系办成的事，绝不通过正当途径解决。在中国，人情高于法律，导致一代又一代人在徇私枉法、贪赃受贿的社会不公正和法律不公正中互相效法模仿。在中国，政治斗争是罕见残酷而无情的，政治斗争让中国一代一代人失去人性，动辄批判外界，却很少反思自己。

（二）短视性的表现

眼光短浅。重实践，轻认识（务实而不求真）；重应用，轻论证（重实用技术和应用理论，轻基础理论和科学）；重眼前利益、个人和小集团利益，轻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把某种学说绝对化、神圣化，只能注释，不能创新。在技术、知识领先的条件下没有形成科学。在具备了商品经济的条件下没有形成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一种忽视认识性理论、厌弃批判性和创新性理论的传统意识。这种意识只重视与当前实践有密切关系的理论问题，重视理论目前的有用性，忽视理论长久的科学性，喜欢“开药方”的理论，不喜欢“病理学”、“药理学”、“生理学”等理论；喜欢论证前人观点的学说，不喜欢（妒忌）提出新观点的学说；喜欢歌功颂德，不喜欢现实批判。结果导致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在实用技术依赖于实践经验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国在技术上曾经处于领先地位，但是，科学却没有发展起来，到了技术需要依靠科学作为基础发展的近现代，中国就开始落伍；在社会科学发展方面，只产生和传承下来政治伦理的“治论”，而没有形成认识、批判、创新社会的社会科学，使中国一直停留在自然经济和宗法/专制政治的社会形态中不能实现变革。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就使中国在近代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落后挨打以后，不得不到西方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中国人的脑子很聪明,但是却不能自己发现真理,而需要在国难当头时到西方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找到了也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要进行再创造，要通过实践的实验不断“试错”，付出很大的代价后才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但是，却不重视、甚至不允许让自己的思想家去发展真理、修正原有基础理论的错误。不是未雨绸缪，在新的实践开始前就研究和提出新的理论，使新的实践开始时就有现成的理论来选择，而是不重视甚至不允许研究与当前实践不同的新理论和新实践方案，一旦发现现有的实践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才想起寻找新的理论。由于比较完整的新理论不可能在短期内产生出来，就只能到国外去寻找、借鉴，或者“摸着石头过河”，这都会造成不同程度地盲目实践。自以为一直是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走前人所没有走过的路，实际上是自毁老师，不在思想领域内先探路试错，而却用实践来探路试错，多付出的代价说不清是多少倍。不要说短视文化意识造成的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就想一想我国解放后，在人口计划生育、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问题上的盲目实践，代价有多大？改革开放以来，在土地和房地产开发、重复引进、资源浪费、环境破坏、高校“行政化”等方面造成的损失也不小。

在外国人的眼里，中国人非常聪明，但又非常相信传言，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在大事上能忍气吞声，但在小事上却斤斤计较；计较的不是不公平，而是自己不是受益者；不为长远未来谋福，愿为眼前小利冒险。中国人的生活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尚不能达到生命存在（肉体和灵性并存）的更高层次。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正直的纯正品性；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能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中国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帮助社会改善总体水平，而是为统制阶层和少数富有阶层服务的。这些都是短视性的具体表现。他们还认为，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在这里，短视性又和依附性联系在了一起，依附性归根结底也是一种短视性。

（三）阴柔性的表现

扬柔抑刚，以善伤真，弃直取曲，难得糊涂。偏于平庸而不进取，偏于守旧而不创新，偏于忍让而不伸张正义，偏于嫉妒贤能而不自我奋进，偏于冷漠而不奋发有为。直人志士越来越少，贪官污吏越来越多，社会风气越来越坏。文明先盛后衰，民族先强后弱，帝国落后挨打。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置之，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 ，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毛泽东）

网传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对中国人的评价中，列举了如下一些思想行为特征：自己爽不爽没关系，反正不能让别人爽；不为朋友的成功欢呼，却愿为陌生人的悲惨捐助；不为强者的坚持伸手，愿为弱者的妥协流泪；不愿为执行规则所累，宁愿为适应潜规则受罪；不为大家的利益奋斗，愿为大家的不幸怒骂。这些特征，也是阴柔性的现实表现。

战国策派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大后方昆明、重庆两地的一个文化派别, 其理论多有偏颇,但也不乏闪光之点。在战国策派学人看来,中国传统的国民性是一种“缺乏活力”的“柔道的人格型”。这种“柔道的人格型”表现在官僚化、文人化、乡愿化、阿Q化等方面。所谓“官僚化”, 是指中国国民性沾染上了官僚习气。“始则政府人员,继则社会人士,上上下下,都不想做事,只想做官,不晓得做事,只晓得做官,中国历史乃不可挽救地永离了真正‘创造’‘活动’时期而陷入‘停滞’‘苟延’状态了”。官僚传统,讲究的是耍“手腕”的“宦术”,这种耍“手腕”的“宦术”导致了国民性的作态做假：“投桃、报李、拍马、捧场,此手腕也。标榜拉拢,结拜、联襟,亦手腕也,排挤、掠功、嫁祸,又手腕也。如何模棱,如何对付,如何吹牛,如何装病,形形色色,无往而非手腕也。一切皆手腕,也就是一切皆作态,一切皆做假。”“人家的技术文明,日夜在那里‘制器造物’,我们的‘宦术文化’却整天在那里‘作态做假’。人家不断‘做事’,我们只一味‘做官’,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孽运。”官僚们“谄”、“蒙”结合的“妾妇之道”影响全社会,形成了国民性的二重人格:“对下必作威作福,对上必阿谀奉承。”官僚凭籍或利用政治上的中间地位,对一切经手的事件或接触的人物取得了法外的收入,中饱私囊,商人则与官僚勾结,“以中间人的地位操纵了中国经济的命脉”,中国社会是“中间人得势的社会,所以中国人实际的人生哲学以至中国人的民族性都大大沾染上了‘中间人的色彩’。妥协,折衷,好讲价,喜取巧,恶极端,反彻底,善敷衍,厌动武……处处都呈显一种道地的‘中间人精神’,‘官商者模样’”。所谓“文人化”,是指中国国民性文人式的文弱。所谓“乡愿化”，是指中国国民性乡愿般的老滑苟安、忍辱容奸。 “忌谈政治,寄情诗,酒,小品文,效稽康阮籍的狂放,以‘苟全性命于乱世’。流风所至,一套中国的人生哲学,成为如何品茶,如何栽花,如何烹鱼,如何酿酒,如何欣赏女人小脚的美之老滑宇宙观”。中国太多了“宽大容忍”的“好好先生”、“滑头老板”。所谓“阿Q 化”,是指中国国民性阿Q 似的的妄自尊大、自欺欺人，精神胜利法。“人家有什么,我们必定也有!人家有卡车坦克, 我们便有木牛流马。人家有社会主义,我们便有王莽王安石。……人家有个人主义,我们也自有我们的老庄。如此应有尽有,才不愧我们这古老大国四千年的长期生存!”

二、国民性偏失形成的主要原因

（一）制度原因

孙中山认为家族制度对于国民性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和作用。由于长期的家族制度的存在,致使家族观念和宗族观念极为浓厚,致使国人缺乏民族、国家观念。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

梁启超认为，我国国民,习为奴隶于专制政体之下,视国家为帝王之私产,非吾侪所与有,故于国家之盛衰兴败,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漠然不少动于心,无智愚贤不肖,皆皇然为一家一身之计。孙中山也认为，国民的奴隶性与专制统治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说：我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并进一步分析道：中国四万万之人众等于一盘散沙，此岂天生而然耶?实异族专制有以致之也。在满清之世,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是人民之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夺净尽,至二百六十馀年之久。

陈独秀认为，由于宗法家族制度的生存,使中国人最看重的是家,每家有家谱,有族长,有户尊,有房长,有祠堂,个人一生的希望,不外成家立业,讨老婆,生儿子,发财,做官这几件事。至于国家何物,政治何物,一概不知。如果与他们谈到国家之事,总认为有皇帝官府做主,与百姓无关,人民除纳税诉讼外,与政府无交涉。而一般商民,犹以为干预政治,非分内之事;国政变迁,悉委诸政府及党人之手；自身取中立态度,若观对岸之火,不知国家为人民公产,人类为政治动物。而且,越是有钱的世家,越是只知保守家产,越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即使是有澄清天下之心的硕德名流，一遇艰难,辄自沮丧：上者愤世自杀,次者厌世逃禅；又其次者,嫉俗隐遁；又其次者,酒博自沈,毫无为国保民之心。陈独秀指出,这种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而又缺乏公德心的散沙之国民,投诸国际生存竞争之漩涡,国家之衰亡,不待蓍卜。?所以,必须使国民树立近代国家观,增强爱国心,国家和民族才有希望。

张宏杰认为，专制制度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一种制度。为了让这一家一姓能够千秋万代享有全天下的膏脂，它尽最大可能地压缩社会其他人群的权利和利益，尽最大可能地消灭一切对专有权力的觊觎和挑战，尽最大可能地维持稳定，保持现状，防止社会发展变化。套用鲁迅在《春末闲谈》中的比喻，专制技术就是掠夺者刺在中国社会神经上的一根毒针，它使得中国社会麻痹、僵化，失去反抗力，以利于它肆无忌惮地敲骨吸髓。从韩非子到董仲舒，它背后有许多理论提供者。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确立郡县制度，是这一技术大规模应用的开始。汉武帝“独尊儒术”给秦始皇创立的硬制度，配合上了非常适用的意识形态体系。唐太宗完善了科举制度，把社会的智力资源统一到“皓首穷经”这一条路上来，有力地从制度上控制住了知识分子的头脑。清代诸君，则大兴文字狱，在人们头脑里直接建立监狱，终于把专制制度推上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峰。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停滞”“僵化”，正是专制制度所要达到的目标，正反映了专制技术不断发展所取得的“卓越成就”。

（二）思想理论原因

陈独秀指出，在君主专制统治下,国民皆以君主之爱憎为善恶,以君主之教训为良知。生死予夺,惟一人之意,其结果是人的个性张扬受到严重束缚,民族的创新创造力大为降低。秦统一前,各诸侯列邦为谋图霸业,无不积极招募人才,因此智勇豪强，争受推重。自秦统一后,，天下同风,民贼独夫,益无忌惮,而智勇豪杰在政治高压下,只得甘受笞挞,奉令惟谨,否则，别无生路。如此境遇,只会湮灭人智,培养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之辈。陈独秀认为,万物之生存进化与否,悉以抵抗力之有无强弱为标准。优胜劣败,理无可逃。通一切有生命生物,一息思存,即一息不得无抵抗力。此不独人类为然也。然而,几千年来中国人太缺乏奋斗抗争精神,总以为世上无论什么事情,都有个天命做主,人不用费一毫的心,用一丝的力,若无天命,就是费尽心力,也是枉然。造成国民这种劣根性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儒释道学说之危言。道家尚雌退,儒家崇礼让,佛教说空无。三家学说虽各有差异,但无一强梁敢进之思,都有着教人谦卑忍让、宿命知足、柔弱不争、退缩苟安、不求进取的弱点。正是国民的这些弱点,使近代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鲁迅认为，愚民的发生是愚民政策的结果，民众一切反对革命、保存旧制度的腐朽意识与不觉悟的精神状态,主要是统治者想尽办法毒化人民的结果。他强烈批判几千年来封建传统思想对中国人民性格的扭曲和残害,以致形成非人的病态民族性。他把老子称之为无为无不为的一事不做的空谈家,批评孔子的中庸之道,批判庄子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无是非观的虚伪。此外,他还批评了道教、佛教的消极影响。他认为,所有这一切文化传统的消极面,把中国变成了一个黑色的染缸。

（三）经济原因

陈独秀指出：“中国的气候土地适于农业,农业发达的结果,家族主义随之而发达；孔子的学说思想,和孔子所祖述的尧、舜思想,都是完全根据家族主义,所谓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君臣,与夫教孝祭祀,无一非家族主义的特征……孔子的学说思想所以发生在中国也决非偶然之事,乃是中国的土地气候造成中国的产业状况,中国的产业状况造成中国的社会组织,中国的社会组织造成孔子以前及孔子的伦理观念。”他认为，中国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不浸透着等级尊卑之观念,究其原因,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家家户户的小农生产,使农民在经济生活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缺乏独立感,依赖心理甚重。同时,一家一户的小生产难以形成有助于良好协作的必需的竞争心理,重迁徙,鲜往来,进而形成很强的宗族、家族观念,并衍生出一整套宗法制度。这种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的封建宗法制度,损坏了个人独立自尊,窒碍了个人思想自由,剥夺了个人法律上的平等权利。

鲁迅在揭露批判国民性的同时,也分析了它产生的根源，他指出：封建社会的农业经济与外民族的侵略是形成国民劣根性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

三、国民性偏失对现代化的阻碍作用

（一）改造国民性是中国现代化需要完成的四大任务之一。

现代化包括器物、制度、观念层面的现代化及人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所要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在器物层面，可以沿用传统说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制度方面，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发展市场经济、现代教育、现代科技、现代文化与高度集权的体制之间的矛盾。在观念层面，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与时俱进的要求与“左”的、旧的思想理论之间的矛盾。在人的现代化方面，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现代社会要求与传统国民性之间的矛盾。这四个方面的主要矛盾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要解决必须统筹兼顾，不能顾此失彼，更不能把四个主要矛盾缩减为一个主要矛盾，那样，现代化就会变成片面的现代化而不能完成。

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采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办法，完成从自然经济（包括所谓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解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教育、现代科技、现代文化与高度集权的体制之间的矛盾，要采用全面深化改革的办法，创新体制，改变不合理的权力结构和利益机制。解决与时俱进的要求与“左”的、旧的思想理论之间的矛盾，要采用理论创新的办法，完成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时代化、中国化创新，创建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解决现代社会要求与传统国民性之间的矛盾，要采取改造国民性的办法，矫正、弥补国民性的三大缺失，使那些不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国民性得到改造和提升。与经济转型一样，体制创新、理论创建、国民性改造也是中国现代化需要完成的重大任务。只有这四大任务都完成了，中国才能完全实现现代化。

在这四大任务中，改造国民性的任务是一项最长期的任务。国民性的改造需要基础条件：贫穷落后面貌的改变，奠定国民性改造的经济基础；权力结构和利益机制的合理化，为国民性改造提供制度条件；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创立并运用于教育，是国民性改造的根本途径。另一方面，对旧的国民性不警觉、不克服，它又会自发地阻碍或扭曲经济转型、体制创新和理论创建，形成恶性循环。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唤醒全社会，警觉、克服那些阻碍理论创建和体制创新的国民性偏失，从应有的高度推进理论创建和体制创新，使中国能够避免在现代化过程中再一次陷入循环。

中国近现代化从洋务运动开始，中间经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文化大革命，一直到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次循环，近现代化的任务一直没有完成，不得不重新开始。这一循环的逻辑关系是：和平改革失败导致革命——不断革命导致背离现代化——背离现代化导致落伍——落伍不得不重新走上第二次现代化的道路

如果认真反思这一历史过程，有两点教训值得记取。一是变革的目标单一片面，顾此失彼，效果大打折扣。如洋务运动坚守“中体西用”，没有改革传统体制；社会主义改造只考虑到生产关系的变革，没有考虑到生产力的发展；文化大革命只考虑政治，不考虑经济；新时期又只考虑经济增长，忽视了政治进步，等等。二是国民性缺陷的影响。例如，同样是近代化性质的日本明治维新、俄国彼得大帝改革、中国戊戌变法，为什么明治维新和彼得大帝改革成功或基本成功了，而戊戌变法却失败了？与这三个国家的国民性差异有很大关系，中国国民（包括统治者和广大民众两个方面）的短视性、依附性和阴柔性，是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再例如，解放后，中国之所以能够形成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群众运动，也与国民性偏失有直接关系。

就经济建设来说，全社会各阶层不同程度的短视性、依附性和阴柔性，使政府和人民都变得急功近利，只顾眼前，不考虑长远，不掂量得失，浪费了资源，污染了环境，制造出大量假冒伪劣产品，坑蒙拐骗行为不断变换花样，搞乱了市场秩序，助长了贪污腐败，败坏了社会风气，经济建设的成就大打折扣，毁誉参半。

（二）国民性偏失对现代化制度创新的阻碍作用

就体制创新来说，由于全社会的短视性和依附性，使得真正合理的新体制设计和改革方案难以产生，即使产生了也难得到承认和确立；体制创新还会遇到既短视又依附性很强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而阻挠又往往采取阴柔性的手法。

陈独秀把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没有通过批判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使国民真正觉醒起来,自觉地担负起国家主人翁的职责。他说，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而在当时,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故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由此,陈独秀进一步指出:中国时下的危机不独源于外敌和专制,其最深最大的病根是国民抵抗力之薄弱所致。因此,中国的变革有赖于国民性格和民族文化心理的重塑,没有国民根本之进步,没有多数国民之自醒,建设共和政治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只有培养国民的独立人格观念,唤起国民的主人意识,让国民知道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才会形成崇高的国格,才会使国民意识到爱国就是爱自己之国,才会知道国家、民族的命运与他们自身命运休戚相关,激发起他们的爱国思想。

1920年11月,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演说时指出：“现在人民有一种专制积威造下来的奴隶性,实在不容易改变,虽勉强拉他来做主人翁,他到底觉得不舒服。”“中国奴制已经行了数千年之久,所以民国虽然有了九年,一般人民还不晓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们现在没有别法,只好用些强迫的手段,迫着他来做主人,教他练习练习。这就是我用‘训政’的意思。”

（三）国民性偏失对理论创建的阻碍作用

就理论创建来说，重实践轻认识、重实用而轻论证的短视文化意识，使得全社会忽视基础理论的创新；把创新基础理论看成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事、习惯于做注释学问的依附性，使学术界未能承担起理论创建的责任；“文人相轻”、拉帮结派、勾心斗角的阴柔性，又使得即使有新的成果出现，也不能被学术界广泛承认，传承发展，完成创建。理论创建的缺失，使指导理论在深度、广度和严密程度方面都达不到要求，制约着改革方案的制定和体制创新；没有全面深入剖析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哲学社会科学应用于教育，改造国民性的任务就无法正确完成，不仅旧的国民偏失性无法得到矫正、弥补和提升，还会形成新的国民性偏失。

能够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理论，只能通过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时代化、中国化的创新，才能获得。但现有的观念、体制，阻碍甚至封死了创新的道路。就观念方面来说，阻碍创新的有三个层次的观念。第一层次的观念，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都是永远正确的、不能改变的，我们能做的只是怎样去更好地理解它，解释它，应用它；第二层次的观念，认为即使某些观点需要发展、探索或改变，那也得靠实践，靠党和国家领导人，专业理论工作者只能去调查，去总结，去论证；第三层次的观念，认为即使专家学者能够提出新的理论观点，那么，一定是那些行政职务最高、所在单位的级别最高、或者是喝过洋墨水的专家学者，其看法最高、最正确、最值得重视。

这些观念都是与事实背道而驰的。第一，科学哲学家库恩通过总结科学发展的历史，提出了“科学革命”的理论，指出具体的科学“范式”往往只具有有限的解释力，随着新事实的不断出现，原有的“范式”会遇到越来越多的解释不了的现象和问题，当这些问题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就会发生科学危机。解决危机的办法，就是进行“科学革命”，用更有解释力的新范式代替旧范式。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目前正面临着“科学革命”、范式变换的任务，需要与时俱进、建立起新的范式，解释清楚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不了、解释不清的问题。如果理论工作者没有这样的意识和观念，就不会去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范式，而是牵强附会地用原来的理论范式来解释新的事实；如果其他人没有这样的观念，即使有人创造出新的理论范式，也得不到重视，更得不到承认。第二，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和创新工作，需要审读大量的书籍和资料，并且要经过冷静地、深入地、反复地思考。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要经过不断“反思”。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要“深思熟虑”。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理论的论证要“彻底”。党和国家领导人工作繁忙，日理万机，不可能具备这样的条件去深思熟虑。如果不改变这样的观念和制度，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创新的主体就会出现缺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没有时间和精力，专业理论工作者没有权利和责任，最后只能形成指导改革开放的理论由基础理论降低为应用理论的局面。第三，我国现有的教育体制，基本上还是“应试”的体制，能够一直从小学到大学、再到研究生，登上学位和学府的最高位置的，都是适合考试或适应了考试的学生，其创造性往往缺乏或者被灭杀掉了。学位、学府地位的高低，往往决定能够进入单位级别的高低；但单位级别的高低，如前所述，并不能决定理论创新能力的高低，甚至相反。至于行政职务的高低与学术水平的高低，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我们评价和选择成果时，往往先看作者的身份和地位。这样就会形成：有创新成果的没有应有的地位和权威，成果发挥不了作用；有地位和权威的没有新成果。第四，以自由民主学说为理论基础的西方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确实已经发展到体系比较完整的程度，但还存在着偏向和缺陷，因而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西方社会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例如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西方采用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的办法来解决，没有想到资本家将资本和制造场所转移到国外，使国内出现高失业率和财政危机（甚至财政悬崖）。再例如，采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缓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使货币发行量过多，在引发通货膨胀的同时游离出大量的脱离实体经济的货币，在全球范围内专门用于投机，多次引发金融危机。但我们的许多经济学家和有些领导人对此视而不见，还希望靠西方经济学理论来指导中国的体制改革。西方经济学连西方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更不可能解决社会制度不同的中国的体制改革问题。中国体制改革的理论需要中国的专家学者通过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创新（其中也包括对西方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合理成分进行再吸收）来完成。

陈独秀认为,提倡科学,尊重科学,关系着一个民族的优劣智愚,强弱兴衰。如果国民不懂科学,那就只能是愚昧、迷信,浅薄暗弱。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在这种蒙昧状态笼罩下,中国社会是不可能走向现代化的。

孙中山指出，与奴性紧密相关的是国民的盲从性,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中国之政,习尚专制,士人当束发受书之后,所诵习者不外于四书五经及其笺注之文字；然其中有不合于奉令承教、一味服从之义者,则且任意删节,或曲为解说,以养成其盲从之性。”学者文人如此,平民百姓更可想而知。“此所以中国之政治无论仁暴美恶,而国民对于现行之法律典章,惟有兢兢遵守而已。”

参考文献：

[1]林家有：《孙中山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1期。

[2]周建超：《论“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江海学刊》2004年第6期。

[3]袁洪亮：《李大钊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时代性转变——从 “立宪国民”到 “无产阶级新人”》，《哲学研究》2010 年第11期。

[4]王学振：《战国策派的改造国民性思想》，《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5]郭国祥：《鲁迅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发展轨迹》，《兰州学刊》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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