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场植根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而深刻的启蒙运动，社会、政治、体制层面的变革是难以成功的。这正是中国百年前的近代化之路如此艰难、曲折的原因所在。
清末中国社会转型的艰难尝试
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历史，是中国从传统的农业宗法、君主专制社会走向工业化和民主化社会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辛亥革命是这个转型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里程碑。
从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特别是从工业革命开始，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这就是经济上工业化、政治上民主化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自由化世俗化、生活方式的多样化，简言之，就是近代化，它成为一股强劲的历史潮流，向全世界蔓延开来。
中国这个文明古国自然也不可能自外于这一世界历史发展潮流，鸦片战争把中国拖入了这个潮流，但是一开始中国并没有几个人认识到这个潮流，更谈不上顺应它。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才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终于意识到中国不再是雄视天下、万国来朝的天朝上国，西方国家也不是中国人传统心目中不开化的、落后的戎蛮夷狄，而是有优点有长处的先进国家，是可以蹂躏中国、给这个泱泱大国带来灾难和屈辱的国家，他们把中国面临的这种局面称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怎么办？他们给出的答案是“借法自强”，即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使自己强大起来。也就是说，他们选择了融入世界历史发展潮流，选择走向近代化。
只不过，中国的近代化之路一波三折，步履蹒跚，迟迟没有实现“自强”的目标。
中国最早的近代化运动是洋务运动。这场运动以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建立使用新式武器装备的军队为主要内容，兼及轮船航运、煤铁矿、电线、铁路、纺织等民用工业以及相关的人才培养（自办学校和派遣留学），局限于经济技术领域。在此过程中，有人认识到仅学习西方的经济技术是不够的，在他们看来，西方富强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制度安排，如民主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经济制度等。第一个驻外公使郭嵩焘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与中国差不多同时走上近代化之路的日本，及时进行了制度方面的改革，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一举打败清帝国，强迫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宣告了洋务运动政治上的破产。
中日甲午战争前，中国只被西方大国打败过，没想到泱泱大国竟然被原来一直没有放在眼里的小日本打败，“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吴玉章语）有爱国心的中国人痛定思痛，反思的结果，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出在没有进行制度改革上。因此，要求制度改革的呼声喷薄而出：一种是主张以日本为榜样，也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这是康有为维新派的主张；另一种是主张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是孙中山革命党人的主张。
在19世纪末，主张渐进的维新之路得到了比较广泛的支持，维新派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这时候，革命还被看作是大逆不道，孙中山1895年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把革命党人看作是“乱臣贼子”，“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孙中山：《建国方略》）。但是，维新变法运动只是昙花一现，很快被慈禧太后血腥镇压，“中国又成一旧世界”（李鸿章语），守旧势力一时间甚嚣尘上。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守旧势力为逞一时之快，利用义和团大肆盲目排外，导致了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北京沦陷，慈禧西逃，清政府的威信一落千丈，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庚子之变后，人们对清政府越来越失望，政治变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一方面，由维新派转化而来的立宪派强烈要求清政府进行根本的政治制度改革，切实实行君主立宪，特别是日俄战争之后，立宪派把日本战胜俄国看作是立宪战胜了专制，立宪呼声迅速高涨。另一方面，革命力量迅速壮大，反清革命团体纷纷建立，并不断发动反清武装起义。这时，不但听不到人们“恶声相加”，有识之士还为之“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孙中山：《建国方略》）。在立宪派和革命派双重夹击之下，清政府不得不推进政治制度改革，宣布预备立宪。但是，清政府宪政改革的步伐既小且慢，特别是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后掌权的载沣缺乏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借立宪之名，行中央集权之实，一步步把权力集中到少数满族亲贵手中，最后搞出个根本上违反立宪原则的“皇族内阁”，把立宪派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革命和同情革命的力量迅速壮大，梁启超无奈地感慨道：“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于是，武昌起义后，墙倒众人推，清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
中华民国的建立是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转折点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建立，临时政府仿照美国模式，虽然一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三权分立的制度，但建立的是民主制度则是无疑的。临时政府宣布的“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全体国民”“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及享有言论、集会、结社、迁徙、信教自由和选举、被选举、任官考试的权利等，体现出其民主性质。中华民国的建立，实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近代化，是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转折点。
中华民国成立后，许多人充满了喜悦的心情，认为在共和政体这种良好政治制度下，中国一定会是政治清明，实业发达，国家强大，人民生活幸福，从此中国旧貌换新颜，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获得新生。正像当年李叔同怀着激动的心情所表达的：“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李叔同：《满江红》）他们不光充满了喜悦的心情，还充满了热情，积极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中国也的的确确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国家大事不再是由皇帝一个人“乾纲独断”了，而是由临时参议院立法、总统和各部执行；各种政党、社会团体和报章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议政参政，改造社会，传播文明；传统的夏历改成了世界通行的公历；“大人”、“老爷”、“卑职”等严辨上下尊卑的称呼换成了平等的“先生”或“君”，跪拜礼废除了，代之以握手或鞠躬；男人的辫子剪了，女孩儿的缠足放了；工商企业数量和投资规模大大增加，提倡国货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新式教育风生水起，尊孔读经取消了，公民教育出现了，女子可以上学了，小学还实行了男女生同校；很多地方特别是城镇的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活动也进行得有声有色。
民国初年中国政治制度的艰难转型
但是，中国社会向近代的转型远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步履蹒跚，充满了艰难曲折。可以说，民国初年的社会文化呈现出新旧杂陈、甚至是进一步退两步的态势。
民主制度被破坏的情形大家都熟悉：袁世凯利用当时对他十分有利的局势，左右逢源，攫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他掌权后即一步一步破坏民主制度，先是暗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杰出的议会政治专家宋教仁，扼杀了议会政治在中国的发展；在胁迫国会（国民党员占多数）将自己选举为正式大总统后，先后解散了国民党和国会；最后，权欲熏心，走上帝制自为的道路。袁世凯帝制自为不但遭到了所有拥护共和的人士的强烈反对，也遭到了自己阵营内部很多实力人物的反对，袁世凯众叛亲离，在一片反对和抨击声中于1916年黯然谢世。他去世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皖系、直系、奉系轮流坐庄，争权夺地，给人民生命财产和社会发展造成极大伤害，其间还出现了张勋复辟的闹剧。袁世凯掌权后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的这段时期，历史上一般称作“北洋军阀黑暗统治时期”，不为无因，尽管这个时期中国有进步的因素，但基调是黑色的，至少也是灰色的。针对中国当时的状况，有人指出：“什么共和，什么幸福，分明仍是个专制极顶、野蛮极顶的一个老大帝国。”
其实，不光是袁世凯搞集权专制，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也走上了这条道路。“二次革命”只短短不到两个月即告失败，孙中山检讨原因，认为是由于革命成功、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大力扩党，导致各色人等加入党内，组织严重不纯，思想混乱，纪律全无，已经不能继续领导革命，于是改组国民党，1913年秋在东京建立中华革命党，规定入党者无论资格多老，必须各立誓约，加按指印，声明“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他自己也立约宣誓，只是把“服从党魁”改为“统率同志”，把“服从命令”改为“慎施命令”。当时很多人以其不符合民主原则提出异议，但孙中山不为所动，并声称“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者”，“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唐德刚：《袁氏当国》）很多人因此拒绝加入。孙中山本是民主革命的领袖，却也走上了专制的道路，不能不令人感慨。
官僚们的争权夺利和腐败也体现出社会文化转型的艰难。武昌起义前，革命党内部就有派别之分，特别是光复会成员和同盟会其他成员之间有较深的矛盾。如果说革命“胜利”（即推翻清王朝统治）之前，这种矛盾还停留在口舌之争的话，那么，革命“胜利”之后，这种矛盾就演化为革命党人内部的残杀，最著名的是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陈其美指使蒋介石等暗杀了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陶成章。章太炎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恐怕不是捏造夸大之言。至于在武昌起义后独立省份的主事者，有不少人一朝手握大权，即颐指气使，作威作福，完全没有民主作风和平等意识。就连作为民主标志的多党制和国会也不能让人满意：多党制的表面底下是各派政治势力拉帮结派，党同伐异。规定的国会议员普选也徒具形式，根本没有落到实处，议员并不是由广大选民选举产生的。议会里的议员很多是政客，为了各自的利益争来争去，只有在一点上他们是意见全体一致的，这就是提高自己的待遇，他们通过的第一个议案就是给自己定了每月500大洋的高工资。有报纸把这些议员描绘为“嫖议员、赌议员、烟议员、疯议员、瞌睡议员、哼哈议员、武小生议员、三花面议员、捐班议员、金钱议员”（天津《大公报》1913年8月6日《闲评二》）。他们怠于论政，纵情声色却一往无前，与旧时官僚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思想观念上的艰难转型
民国初年政治制度上可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思想观念上更是新旧杂陈。从清末开始，西方的很多新观念就传入中国了，如民约论、进化论、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社会主义。正是在这些观念指导下，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前仆后继，进行了推翻清朝和帝制的革命，也是在这些观念指导下，新政府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但是，即使革命党人也没有完全弄懂并接受这些观念，最典型的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信奉者寥寥，民众更不可能接受这些思想观念。民国初年，中国传统的旧思想旧观念依然有很大的市场和影响力。民国初年出现的新现象，几乎都有坚持旧传统的反对力量，有的还有倒退，例如尊孔读经。
民国成立后，临时政府教育部在蔡元培主持下，教育方针中摒弃了尊孔的内容，废止了中小学的“读经”规定。随后于7至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蔡元培提出“学校不应拜孔子案”，与会代表进行了认真讨论，考虑到“若将此案明白宣布，恐起社会上无谓之风潮”，因而决定“只须于学校管理规程内删除此节，则旧仪式自可消灭于无形”，说明他们虽不以拜孔未然，但还不敢公然触动已经确立千百年的孔子的神圣地位。到袁世凯为复辟帝制造舆论时，已经失去风光的尊孔读经又沉渣泛起，9月13日，范源濂任总长的教育部公布以每年的10月7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届时全国各学校都要举行纪念会，恢复了尊孔。在这前后，孔教会等各种尊孔团体也相继成立，重新确定了孔子在思想文化和教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到10月份，不仅学校举行纪念会，很多地方还举办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例如广州军、商、孔圣会等各界人士数千人举行了“谒圣”活动，扬州则沿用过去的“乐舞牛羊”仪式祭拜孔子。翌年6月，袁世凯颁布“尊崇孔圣”的通令。1914年9月，袁世凯颁布祭孔告令，并亲率百官到孔庙祭拜。
此外，还有民俗文化上的剪辫与留辫、新历与旧历、放足与缠足、洋装与长袍、鞠躬与跪拜、科学与迷信等等，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同时并存，有的有比较激烈的交锋和斗争，有的则大体上相安无事，新者自新，旧者自旧。当时流行的一幅联语诙谐而又准确地描绘了这种新旧杂陈的状况：“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在过年上甚至是新旧并用，很多人，包括老牌的革命党人，是既过新历的新年，又过旧历的新年。
民国初年的乱象，使得社会普遍对共和政体感到失望。遗老们认为革命搞糟了，破坏了他们的理想状态，主张回到过去。对于进步力量来说，革命没有带来他们期望中的美景，不是因为革命搞糟了，而是因为革命没有搞好。孙中山感叹说，辛亥革命“打倒一个暴政，转生出无数暴政”。参加了武昌首义的蔡济民则沉痛赋诗：“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换得假共和。”陈独秀则说：“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由此反思，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再晚些，梁启超也说：“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与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有完全相同的感受和想法。
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为何如此艰难
社会文化的转型是涉及到社会各方面的整体变革，是深层次的变革，本身就具有艰巨性。转型期的特点是新旧杂陈，新的已来，旧的未去，新的有强大的生命力，指示着历史发展的方向，旧的有顽强的抵抗力，拖拽着历史前进的脚步，二者互相角力，总的趋势是新的战胜旧的，历史向前迈进，但是这个过程会很长，甚至很曲折，远非朝夕之功。革命可以一夜之间爆发，政权可以一夜之间易手，制度可以短时间内改变，但是，社会文化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它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定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中外皆然，没有例外。
就中国的情形来说，社会文化转型的缓慢还在于启蒙运动的缺乏。
启蒙运动就是思想解放运动。学界公认，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第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但是，戊戌时期的思想启蒙工作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是范围有限，没有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与中国知识分子眼睛只盯着上面的做法密切相关，康有为总指望依靠皇帝的“雷霆万钧之力”来推行他的变法主张，不做广泛的社会宣传和动员工作；二是时间很短，戊戌变法很快就被慈禧太后血腥镇压了，启蒙的声音和活动自然也随之销声匿迹了。到了立宪运动时期，虽然成立了不少立宪团体，为实行宪政做了一些研究和宣传工作，但是主要局限在立宪派和清政府高级官员中，社会影响虽然超过戊戌时期不少，但仍然是很有限的。
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也没有致力于思想启蒙工作，他们重点宣传的是反清的民族主义，并没有花大力气研究西方的民主制度，没有着力宣传民权主义。反清排满是当时最能调动人们革命情绪、也最有号召力的主张。所以，武昌起义后，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是哪个地方独立了、光复了，谁做了军政府的都督，兴奋点是清政府的倒台，是中华民国新政府的成立，对于革命后的国家建设关注不够，似乎只要清政府一倒台，就万事大吉了。包括孙中山自己都认为政治革命（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任务已经完成，剩下的只是社会革命（民生主义）了，于是在把政权移交给袁世凯之后，就豪迈而又不失天真地宣称要修建20万里铁路，没有意识到社会文化转型的艰巨性。
就政治制度而言，袁世凯帝制自为其实并不是他异想天开的一厢情愿，而是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毕竟，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直有一个权威，这就是皇帝，人们两千多年来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现在突然一下子没有了这样一个权威和效忠的对象，大家都是国民一分子，人人自由，人人平等，但是由于之前没有受过启蒙思想的洗礼，不知道民主制度是有一套程序必须遵守的，不知道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平等并不意味着不要秩序。于是，就出现了争权夺利、各自为政、不尊重上级权威的现象，以至袁世凯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时，不少总长因通宵打麻将而迟到，这使得袁世凯及一部分人认为是共和制的弊端。但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错了，不是去设法完善共和制度，而是回到帝制，追求没有限制的权力，最后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至于广大的社会基层，受革命的影响就更小了，只要我们读一读鲁迅先生的《药》《阿Q正传》《风波》，就可以知道辛亥革命对中国广大的普通百姓影响是多么的有限和肤浅。正如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所说的：“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费正清也指出：“辛亥革命建立的新政体是覆盖在旧中国上的薄薄的一层皮，它距离中国民间社会极其遥远。”之所以是这样，就是因为此前缺乏一场广泛深入的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归根到底，如果没有广大民众的觉醒，如果不把他们从“沉默的大多数”变成具有现代思想观念的公民，积极参与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改造，社会的转型是不可能实现的。
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