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海内外方家已高见叠出，本文拟从另一视角—个案研究中略献刍荛。
曾国藩是位复杂的历史人物。众所周知，蒋介石奉曾国藩为楷模。梁启超和蔡愕也崇拜他。甚至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对曾氏推崇备至。1917年他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1直至1920年6月，他仍虔敬地念叨:“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国更有趣的是:蒋介石留下了“手钞曾文正嘉言录”的记录，毛泽东的《讲堂录》，也一再摘钞曾氏的格言。
为什么曾氏会有如此迷人的魅力？在梁启超看来，曾氏著作“实揭吾国民之伟大精神”，“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今天看来，这些话未必准确，但无论如何把曾国藩看作19世纪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不无根据。这是由几个因素所决定的:1.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他不但对孔孟及后来的儒家各派—汉学、理学、心学等有系统的了解，而且对老庄、管子、法家、兵家、经、史、诗、文、历代典章制度等等都下过一番苦功。2.丰富的军事政治经验。在”世纪中国，除李鸿章外，其经验之丰富，恐怕无人可与匹敌。3.毕生坚持不懈的读书写作习惯，加上抽于思考，梁启超所说的“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的思想便自然涌现。
古往今来，世界上从来没有完人。如果姑不论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处理天津教案的问题，仅着眼于对继承和弘扬中国文化的贡献，曾国藩有哪些值得重视的思想呢？
第一，博取众长的宽广胸怀。
近年考古的成就已经有力地证明，华夏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一部中国文化史有过多次吸收和融汇外来思想文化的记录。但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有排拒异质文化的性质。不幸，19世纪中叶，当地球迅速变小，中国急需社会转型、文化更新之际，一些有重大影响的领袖人物，却固守“严夷夏大防”的不合时宜的堤坝，拒绝汲取新的营养，终于导致一连串栽害民族生机的悲剧上演。在这样的特定环境下，曾国藩上承华夏文化开放的一面，力倡博取众长，显示了高人一筹的智慧。首先，他对先秦诸子便持兼收并蓄的态度。他说:“念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以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弃也。”？有清一代，朝廷历来把儒学视为至高无上的指导思想和是非标准，不容有所偏离，曾国藩却坚信诸子之长都有益于修身、为政，不能独尊儒术，显示了他的勇气和卓识。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的儒道互补的信念。1858年，他对自己的儿子说:“十三经外所最宜熟读者莫如《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余业平好此四书，嗜之成癖。”1862年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因九弟有卞可求，功可成之念，不免代天主张，与之言老庄自然之趣.嘱其游心虚静之域。”与士大夫通常在消极避世之际以老庄自娱的状况不同，曾氏是在建功立业的鼎盛时期醉心老庄且视之为安身立命的根抵。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以虚静为本，各种修身活动(如反对骄傲、妒忌、追逐名利、奢侈等等、才有坚实的基础;而且“静则生明”，处理军国大事也以遵循老庄之道，游-心虚静之域，超脱庸俗瓜葛为最恰当的基础。这种东方式的本体智慧，至今仍足以益人心智。
其次，对儒家内部各派他也不分轩侄，力主调和。他表示:“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而在宋儒中他又力主调和朱肪及其后学:“当湖学派极正，而象山、姚江亦江何不废之流。”
再次，面对变化了的国际关系新格局，他把学习西方之长视作理所当然之事。在他看来，要在列强的威胁中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必须反求诸己，在整伤内政的同时，师其所长，夺其所恃。因此，同那些听到“师夷长技”便勃然大怒的浅见之士不同，他是学习西方的各种创举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几何原本》后九卷的翻译和全峡的出版，第一艘轮船的制造，机器局的创设，翻译馆的成立，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如此等等的创举，他都是主要支持人或首倡者。支持这些行动的就是博取众长的胸怀和爱国热忱。
我们的祖先重视君子、小人之分。曾国藩则把胸怀的大小作为区分二者的标志之一。他说:“所谓小人者，识见小耳，度量小耳……君子则不然，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展;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曾国藩努力弘扬的博取众长的宽广胸怀，至今仍值得人们深思。
第二，实事求是的思维方法。
中华文化的精髓之一是贯串着实事求是精神。曾国藩也是这一重要精神的弘扬者。迷信经籍是中国士大夫长期养成的不良思维习惯。从10世纪中叶以降，是继承实事求是精神还是死守书本，就成了关乎中国社会能否前进的大事之一。曾国藩值得称道之处是摒弃后者而力倡实事求是。他说:“《史记》叙韩信破魏豹，以木婴渡军，其破龙且以囊沙奎水，窃尝疑之……二者摇之事理，皆不可信。叙兵事莫善于《史记》，史公叙兵莫详于《淮阴传》，而其不足据如此。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君子之作事，既征诸古籍，谏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至冒昧从事耳。”他是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体会到不能迷信书本的。因此，他一再告诫部属要“考究实事.多思多算”而不能“信口谈兵”。但他没有止于军事，在各项工作中都力倡“禁大言以务实”。
为了扫除坚持实事求是的障碍，他甚至不惜向传统理学观点挑战。他说:“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二‘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按照传统的观点，君子小人之别主要以对待公与私、义与利的态度为转移，特别是要考究其出发点是秉公还是挟私。也就是说其着眼点在主观动机。这是比较难于考察的思维活动，许多大奸大伪或浅陋、偏执之人都可以在所谓高尚动机掩饰下，干出误国误民的勾当。例如，与曾氏同时代的号称理学大师的倭仁至死仍没有忘记提醒皇帝“勿忘庚申之变”即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之耻，但其对策却是“非圣之书，屏而不读”！不但西方的科学文化，即中国除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也在被摒之列。如果仰慕这样的君子之行，国何以堪!而知人、晓事则必须虚心考察实际情况，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待人、处事。是否真正知、晓，完全有客观标准可寻。对理学笼罩下的社会上层说来，这是非同小可的是非标准变动。而按照曾国藩从实际出发的主张，任何福国利民的科学文化成就和新鲜事物都不会有被拒之虞。在这里，我们看到曾国藩继承了中国文化的优秀成份，又为古老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重任摸索到了结合点的端倪。
第三，“与人为善，取人为善”的人际关系准则。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来自《孟子》，但曾国藩作了新的论释。他说:“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熏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抱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要是说孟子强调的是虚心采纳各种意见，曾国藩则进一步阐明取、与是相互推动，永不终结的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中国文化有别于西方的基本观点之一是强调群体的互助。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则是:“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也许有人会说，历史上的人际关系的根本特征是尔虞我诈，这些只是自欺欺人的幻想。这是一种不恰当的误解。任何社会的人际关系都是复杂而不是单一的，几乎都可找到争斗与互助并陈的事实。大小不等的人群有程度不同的共同利益，为他们的互助奠立了坚实的基础。优良文化的作用之一是扬善去恶，在这一方面中国文化有其特殊的魅力。“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不是曾国藩的空言，而是他所推许并力行的行为规范。1859年他曾谈到:“前曾语阁下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后望将取诸人者何事，与人者何事，随时开一清单见示，每月汇总帐销算一次。”
这已经是把既定的原则化为制度或基本的工作方法了。只要正确倡导，随着人类的进步，令“与人为善，取人为善”的应用范围逐步扩大是完全可能的。
第四，尊重人才、鼓励上进的育才用才思想。
曾国藩摩下人才之盛，中国近代史上有口皆碑。这同他在人才问题上的许多正确主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同世界上一切专制制度一样，中国包括清代在内的宗法专制统治，也以培育和重用顺从的臣仆为能事，压抑和摧折了难以数计的有为之士。可是，任何社会都需要能干的管理者，中国历代皇朝几乎都有重才、识才的动人事例，可以一再听到“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呼声。曾国藩生活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年代，斗争起伏跌宕，迫使他把人才的培育和使用摆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在人才间题上主张的要点是:
首先，选才应不拘一格。
平庸者往往面面俱圆，而奇才大器则个性鲜明，瑕瑜互见，这是屡见不鲜的现象。曾国藩曾痛心疾首地说过:“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昌为一种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率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次骨。”他不了解这是衰败中的中世纪专制制度的瘤疾，但敏锐地看到求全责备是栽害人才的大棒。所以，他谆谆告诫:“大氏任事之人断不能有誉而无毁，有恩而无怨，自修者但求大闲不输，不可因讥议而馁沈毅之气，衡人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材.苟于境境者过事苛求，则庸庸者反得幸全。”用人的标准应该是“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
其次，用才应器使适宜。
他说:“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当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理学盛行之世，人们往往在卫道的大言下，排斥有用之才，使他们不能在恰当的岗位上尽其所长。曾氏对“盛德”的微词，对器使适宜的呼吁，反映了他对理学摧残人才的抗争和坚持德才并重标准的体会。
再次，鼓励下属独立谋求发展。
尊重、服从上级同谋求自身的独立发展，在各种社会制度下都不易妥善处理，而在中世纪专制制度下，更为棘手。曾国藩的卓识之一是公开鼓励下属谋求独立发展。他对李鸿章说:“昔麻衣道者论《易》云:学者当于义皇心地上驰骋，无于周孔脚跟下盘旋.前此湘军如罗罗山、王璞山、李希菴、杨厚菴辈皆思自立门户，不肯寄人篱下，不愿在鄙人及胡、骆等脚下盘旋。淮军如刘、潘等气非不盛，而无自辟乾坤之志，多在台从脚下盘旋，岂阁下善于制驭，不令人有出蓝胜蓝者耶!”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尊重个人独立人格的论述，但那不过是吉光片羽，在整个文化系统中不占主导地位。相反，专制制度下的上下关系是以顺从为主要特征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而力倡“自立门户”、“自辟乾坤”，显示了曾国藩的宽广胸怀。中国文化中尊重个人的因素被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而缩短了同尊重个性自由的现代文化的距离。
最后，以鼓励为主，引导人才成长。
在曾国藩看来，人才以陶冶而成，而关键在于鼓励中养成人们强烈的上进内驱力。他有一条很重要的体会:“人才何常，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称许不绝于口，榆扬不停于笔，人谁不欣欣向荣，”他曾规劝有关人士:“阁下昔年短处在尖语快论，机锋四出，以是招谤取尤。今位望日隆，务须尊贤容众，取长舍短，扬善于公庭，而规过于私室，庶几人服其明而感其宽。”他的这些主张同现代心理学有惊人的暗合之处。例如，马斯洛认为:“除了少数病态的人以外，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有种对于他们的稳定的，牢固不变的，通常较高的评价的需要或欲望，有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
第五，反求诸己的修身方法。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为政与修身的统一。曾国藩对此也有所继承和发展。一方面，他要求“常存省过之心”，强调“人无贤愚，遇凶皆知自悔，悔过则可免于灾决。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这不但是他毕生谨慎的思想基础，也是他胸怀宽广的又一支撑点。同僚或部属的掣肘、触犯，往往都能在启迪自身自省中求得比较合理的解决。
另一方面，他认为自省必须同为政、治军等主要实践活动相结合，反对空谈心性的过份自责。道光二十二、二十三年间(1842一1843)在理学家影响下，他过份自责，弄得自己无所适从。后来他才觉悟到如此修身实不足取。他说:“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这不等于不要反躬自省，而是把自省同居官的主要准则结合起来。他把后者归结为勤廉二字。在贿赂公行，贪泉泛滥的情况下，曾国藩却盖棺论定:“未尝置屋一课廛，增田一区。疏食菲衣，自甘淡薄，每食不得过四簋，男女婚嫁不得过二百金，垂为家训。”此而留下了不少自警和对亲人严加约束的记录。
最有意思的是他对勤的诊释。“勤字之要但在好间好察”。“细思处人处事所以不当者，以其知之不明也。若巨细周知，表裹洞澈，则处之自有方术矣。吾之所以不能周知者.以不好问、不善问耳。”也就是说，勤已成为待人处事成败的关键;其内涵不仅是努力不懈，且须确立“好问”、“善问”、“善察”的方法;而其更深层的思想基础则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信念。再考虑到他把知人、晓事作为君子有别于小人的主要标志，这就显示了在曾国藩思想中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是互相关联，密不可分的。这也是他的思想深邃过人之处。
以上五个方面不是曾国藩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但从中已足以引出一些有益的结论:
其一，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东西是没有根据的.以曾国藩思想为例，两者有不少结合点.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也积累了不少足于丰富或补充世界现代文化的瑰宝。曾国藩的政治智慧，处理人际关系的睿智等等无非是他善于领会和运用中国文化精华的表现。如果谈论现代政治理论、伦理学、管理学、历史学和艺术理论等等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而无视中国文化的有关成就，无疑是残缺不全的。
其二;严格区分政治与文化。迄今为止，多数大陆史家仍对曾国藩持贬抑态度，主要是认为他镇压了太平天国和处理天津教案不当。政治和文化是虽有联系但有严格界线的两码事。F·培根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均不足取，可是人们没有因而否定他对科学文化发展所作的杰出贡献。李煜是亡国之君，政治上乏善可陈，但后主词却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因此，即使对曾氏的指责全部属实，也不必把他看成一无是处。中国文化如有待雕琢的璞玉，应该去瑕存珍，从看似不足取的附丽物中剥离出来。
其三，曾国藩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结晶。他的以善相浸灌、尊重人才、实事求是、反求诸己等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中华民族历代先贤梦寐以求的和谐的人际关系。“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为贵”，这是我们民族足以傲世的睿智，也是曾国藩的追求。有的时贤也许会洁间:但见人间冲突层出不穷，哪有什么和谐可言!这是只知其一，忽视其二的想法。正是有差别、矛盾、冲突，才更显得和而不同的可贵。异中有同，只要承认差别，照顾各方，化解矛盾，就有可能在不同的范围内出现祥和的气氛。
来源: 《开放时代》1992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