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若不保护“坏人”的权利，“好人”的权利也很可能无法得到保障。

如果民众都不信仰、坚持法治，又如何要求掌权者与强势者？这反而给掌权者和强势者不遵守法治、不尊重人权包括钳制言论，提供了便利的口实。

在当下我国，人权和法治看似早已是常识性概念，是不言自明的基本共识，但现实远非如此乐观。近年来热点案件的舆论反应，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近日梦鸽辩称李某某轮奸案实为卖淫嫖娼，且被害人挑逗在先，再次引来一边倒的汹汹攻讦乃至谩骂。

这并不新鲜。与之前的幼女强迫卖淫案（又称唐慧案）、药家鑫案等一样：舆论反应激烈、一边倒地声援“弱势者”、声讨“强势者”，不同的声音微弱且频遭围攻，可能已影响到司法审判，它有正义之名，难以为人们警觉。这也正是当下我国某种极为普遍、严重的社会心态的生动反映。我深感有些常识仍有必要进一步重申。

自我申辩乃当然的权利

母亲作为法定监护人为其子申辩，再正常不过，也是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和许多人一样，我对这个家庭并无好感，尤其是李某某，据媒体披露，可谓充满劣迹；但越如此，越要提醒自己保持理性和中立。

一个真正信奉人权、法治的人相信：法律不仅要保障“好人”的权利，也要保障“坏人”的权利，即使再罪大恶极的嫌犯、被告人——这正是人权和法治的要义所在。

谁能保证自己一定不会沦为嫌犯或被告？正如淫秽杂志《皮条客》的创办者拉里·弗林特所感慨的：“如果法律连我这种人渣都保护的话，它肯定也会保护你们这些好人。”这些道理，本是稍知现代法理的人都应明白的常识。但一到现实中，却又变得苍白无力。

批评者的主要理由是，梦鸽有权认定是性交易而非强奸吗？其言行属于袒护其子不择手段的恶意中伤，已超出了申辩的权利。然而，如果法律只保护“正确”的辩护，那么将没有辩护的权利可言。再说，作为旁观者，谁又能确定其申辩并不属实？正是我们无法确定，才需要通过司法过程来判断，同时应尊重其申辩的权利；若属捏造，则如被害人杨女士的律师声明的那样，将“面临被追究诽谤罪的法律风险”。这也说明：当事人都有权提出自己的主张，是否属实则应由证据和法律说了算。但很多批评者显然已预设梦鸽是在说谎，并以此来说话——这无疑属于典型的有罪推定。

对其申辩自可质疑，但应基于事实和逻辑，而非根本上否定其申辩权。而且，其申辩在法律上完全合乎逻辑。因为若属性交易，自然不构成犯罪；至少可说明对方也有过错，从而可能获得从轻处罚。都是人母，为何人们对唐慧为其女维权而采取法外手段一致叫好，却不许梦鸽正当申辩呢？

公共舆论的一边倒

还有批评者认为，申辩可以，但不应通过媒体。但其实双方都已在利用媒体说话，而且女方获得的舆论支持已远盖过李家。李家相对强势的社会地位（既官又富，又是名人，更是公众所憎恶的“文艺将军”……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敏感标签），加之李某某之前的劣迹，因而该案自始即被描绘为京城恶少轮奸弱女子的悲情故事。这自然注定李家成为口诛笔伐的靶子。

强势者横行不法令人憎恶，普通百姓维护自己权利的确会遭遇更大的艰辛。因而，声讨强势、同情弱者是值得珍视的朴素的基本美德。但在公共舆论中，强弱却往往恰恰颠倒过来：对弱者无限声援，对强者无限讨伐，甚至夸大事实或宁愿相信流言。

还有不少人认为，现实中太多的恃强凌弱得不到公正的法律救济；在鸡蛋与石头之间，站在鸡蛋一方总归没错；就算李家受点委屈，也属矫枉过正的平衡。

此说貌似公允，但过犹不及。“法律并不总能主持公道”，这不能成为个案中无限支持弱者、否认强势者权利的理由。有罪推定和诛之后快的舆论一边倒的案件中，“强者”或“石头”反而可能成为平息舆论的牺牲品。更重要的是，这忽略了社会是由具体的个人组成的，人权和法治要靠具体的个案落实到每个个体，否则就只是动人的空谈。

认定强奸罪的可能难题

认定强奸罪的关键是“违背妇女意志”。这看似非常简单，实则极为复杂。性行为大都是隐秘的，这就决定了当事人的陈述和口供往往成为决定性证据；而是否“违背妇女意志”本身即属于伸缩性极强的主观判断。

实践中不少强奸案件，即便嫌犯不认罪、直接证据只有被害人陈述，证据链有明显的断环，连民事诉讼“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也达不到，但由于我国文化中对强奸犯罪的特殊憎恨，及偏重保护作为弱者的女性等原因，仍常被判有罪。

此案中，杨女士两天后才报案。此时酒店客房很可能早已整理干净甚至已入住过新客。在这种情况下，现场勘察、提取证物已变得很难。

另一个难题是，卖淫总归见不得人，我国法律还可对此严厉惩处：除罚款和治安拘留外，还要收容教育（不同于劳教，只要有卖淫嫖娼行为即可收容教育）。因此，事后女方为自保声誉，或为要挟、报复男方，或为逃避法律惩罚，翻脸指控男方强奸，实践中都并不乏其例。

对本案的重要事实，即是否有卖淫情节，如果有，最为了解的酒吧及其相关人员，恰恰有可能会极力否认。一旦卖淫被认定，酒吧就要面临整顿和处罚，相关责任人员还可能触犯介绍卖淫罪。

此外，警方也可能不希望此案被认定存在卖淫嫖娼。因为查禁卖淫嫖娼属警方职责，首都在查禁卖淫嫖娼上更为高调。

最后，本案作为强奸案涉及个人隐私，又涉及未成年人，因而许多案件信息不能公开。这也会给流言的产生和散布提供充分空间。

总之，强奸案的嫌犯或被告人可能被冤枉，此乃不大为人注意的事实。而本案被告人恰又同时偏逢多种可能的不利因素，也正如此，才更应强调其申辩权。

当然，要申明的是，上述因素在本案中是否存在，最终仍应通过司法过程来认定。我只是希望此案能获得公正审判，每个人的权利都能依法受到平等保障。

不能用一种恶来对付另一种恶

一边倒地无限声援弱势者、声讨强势者，最具道德美感，但又不用负责任，其危害可能很严重。

这首先使问题的解决仰赖舆论的关注，而非法律，从而会刺激制造悲情甚至捏造事实以吸引眼球的做法；也会鼓励“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会闹全解决”的超规则现象。如此下去，作为“规则之治（ruleoflaw）”的法治，又如何预期？

这也容易侵害“坏人”本受法律保护的权利。试想，若在我国，辛普森很可能被判死以平民愤，否则必定舆论大哗。几年前，黑社会头目刘涌因涉嫌被刑讯逼供而被改判死缓，旋即引起舆论讨伐，最后又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就是例证。更重要的是，法律若不保护“坏人”的权利，“好人”的权利也很可能无法得到保障。再者，这也只会使本已脆弱不堪的司法公正更为不堪。

鸡蛋与石头、矫枉过正说也许能起到“以毒攻毒”的作用，迫使执政者和强势者警醒，认识到人权与法治的重要性。然而，掌权者与强势者比普通百姓规避法律的能力，显然要强得多。如果民众都不信仰、坚持法治，又如何要求掌权者与强势者？这反而给掌权者和强势者不遵守法治、不尊重人权包括钳制言论，提供了便利的口实。

同时，这本身也是对人权和法治的忽视或无知，何尝不是用一种的恶来对付另一种的恶？非理性是会互相传染、共振的。这可能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戾气，风险和成本极高。如果总是执著于强者/弱者、好人/坏人之类的立场说话，便很难就人权和法治形成普遍共识，甚至会加剧社会的分裂和对立，从而可能肇致人权与法治事业事倍功半或功亏一篑。如此下去，中国可能会陷入以暴易暴的丛林状态，在民粹主义和威权专制之间反复震荡，堕入最糟的社会状态，即：法律无权威，个人无自由。每个人尤其是普通民众都会成为受害者。

吊诡的是，不少高呼人权者也热衷于这种不讲道理、不容异议，动辄扣帽子和人身攻击的做法。多数并不一定正确。容忍作为少数的异议的存在，正是言论自由的真义，也是社会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志。往往是异议的存在，撑大了言论空间。

这也说明了人权与法治进程的艰巨与复杂。它不仅要面对公权力和强势者的习惯性抵制，也要面对大众观念中习焉不察的暗礁。此风若不能根本扭转，那么违反法治、侵犯人权的罪恶便可能以神圣名义、在民众的叫好中堂而皇之地实施。

问题的根源在哪

第一，二元论的正义观。国人历来惯于在道德上一刀切地把人分为“好人”、“坏人”。“好人”遭受不幸，自然痛心疾首；“坏人”遭受惩罚则拍手称快。据我观察，很多人并不痛恨刑讯逼供本身，甚至认为是必要的，只是反对对“好人”刑讯逼供；若“坏人”（如刘涌）被刑讯，则认为是活该，甚至为此而快慰。

究其原因，可能在于我们历来的政治教化，往往总是强调对人的道德/政治分类，例如：君子与小人、良民与刁民、敌人与人民；小人、刁民与敌人则不配享受权利。这或可称为二元论的正义观。

但从人权和法治的角度观之，这却意味着对不同的人搞双重标准。道德判断和法律判断虽有内在联系，却毕竟分属两个不同系统。上述朴素、浪漫的正义观常常导致情绪化的道德判断混淆、代替法律判断。但现实生活中，“好人”与“坏人”又怎能如此简单地截然分开？这显然并不合普遍意义上的人权。

第二，重实用轻规则。我国历来的政治文化中，往往过分强调功利与实用，而忽略规则尤其是程序规则；强调法律无非是实现某个社会目标的一种工具。一如林毓生先生所言：“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一个‘意图伦理’为主导的文化，所以坚持‘责任伦理’的人一开始就不占上风”。

申言之，很多人更注重“坏人”能否受到惩处、犯罪能否受到有效控制、实体正义能否实现，而手段和过程是否合乎规则却无关宏旨；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会被誉为灵活，反之则讥为迂腐。因而，马克斯·韦伯断言“中国人寻求的是实际的公道而不是形式的法律”，可谓一语中的。

在此情况下，对人权和法治的内在成本，自然更难接受——尽管表面上人权与法治已是老旧的常识。其实，法治只是最不坏的社会治理模式（最理想模式无疑是“哲人王”的统治），有着无法克服的缺憾。这实乃因人性固有缺陷的无奈选择。

其最大的成本在于，为确保个人权利与规则至上，有时会牺牲实体正义。例如，坚持无罪推定、正当程序、疑罪从无，可能会使“坏人”逃脱惩罚。在我国，这听起来已不成问题，但其实却仍很难为人们所接受，尤其是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例如，不少冤案按“疑罪从无”，本应判被告人无罪，但就是因被害人不依不饶才导致判决有罪）。总之，像美国人平静接受辛普森无罪的刑事判决（尽管“辛普森杀害妻子的鲜血连上帝都看见了”），戈尔大度承认总统大选计票的判决结果（尽管人工计票可能是布什败选），至少在当下我国，还难以想象。

第三，民粹主义。其最典型特征乃是极端强调平民大众，对大众情绪和意愿的绝对顺从。上述案件的舆论反应，典型地体现着这一点。详言之，即：预设强弱、官民的对立，弱者/百姓天然有理，强者天生有罪；只看到强者“横行”而不愿批评百姓违法，并将此立场凌驾于人权和法律之上。这实乃我国人权与法治观念不彰的重要外在表现。这也决定了说真话不仅要面临忤逆公权的现实风险，同时也有冒犯大众的道义风险。

第四，现实原因。本来，此案尊重司法判决即可，问题是，我国的司法却并不总能让人们信任。从而即便依照法律和证据该案应认定属于嫖娼，民众恐也难接受。同时，“维稳”体制决定了不少官员在具体个案中，把迅速平息民愤、避免出现不稳定表象和因素为唯一要务，为此甚至不惜牺牲法律、忽视人权。

当然，这也与我国民众向来缺乏对法治的经验和信心有关。

再者，不少公众人物包括专业人士和媒体害怕遭骂而保持缄默；还有一部分则失之于轻率和不负责任，去迎合甚至挑动“民意”。这也是当下舆论生态不正常的重要原因。

此外，卖淫在道德评价上本属负面，但当下舆论中，性工作者却常因相对弱势的地位，以及人们不满社会现状的逆反心理而被用作反讽的符号，反受颂扬。这可能也是即便相信本案存在性交易情节的人，却仍又攻击李家的另一个原因。

常识必须被不断重复和强调

第一，应伸张更为审慎、理性的正义观。简言之，即：不能以想当然的道德判断把人标签化；强调每个人的普遍人权，包括“坏人”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强调规则尤其是程序性规则相对于实现实体目标的固有价值；警惕民粹主义思维，超越机械的强/弱、官/民简单对立的立场，坚守人权和法治思维。唯此，才能形成强有力的权利与规则至上的文化，人权和法治才会有希望，而这也是更好地保护弱者的根本与长久之计。

这也意味着，当今我国往往要面临着貌似相悖的双重任务：既要张扬自己的权利，又要尊重他人的权利；既要反对奴性，又要宣扬法律权威、避免无政府主义……这或可一言蔽之曰：公民意识建设。

第二，必须修复、重建政府（广义）的公信力尤其是司法公信力，否则当前的困局是难解的。其核心在于司法公正。而司法公正不仅意味着排除公权力干扰的公正，也意味着相对于舆论的公正。要避免机会主义思维，加快法治与人权保障进程——这才是最好的维稳，也才能有效铲除民粹主义蔓延的社会土壤。

第三，民众激情过剩可以理解，但知识界与传媒则应秉持公正的立场，理性引导，而不应无原则地纵容、迎合。否则必损及知识界和媒体的声望和影响力，并为舆论管制提供口实。这绝非意味着要加强舆论的管制——相反，言论市场越开放、竞争越充分，同时官方公信力越高和信息越透明，非理性的言论通常会自动失去市场。上述典型案例正说明这是何等迫切。

常识必须被不断重复和强调，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哀。但正如此，才更应被重复和强调。类似事件，理应变成深化社会上下人权与法治常识的训练课。

来源: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