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第一个十年，非洲大陆获得了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少见的持续十年之久的经济相对稳定增长时期，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但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非洲大陆政经局势风云再起，发展走向迷雾重现。自2010年北非局势发生重大变故并波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以来，非洲大陆的历史车轮，似乎又再次来到了前途未卜的十字路口上。[1]总体上看，这块大陆正处在向上提升与向下沉沦两种力量盘旋起落、走向发展与深陷动乱两种趋势胶着缠绕的复杂状态中。伴随着非洲大陆这一发展与动荡两种力量与趋势相持不定的复杂进程的推进，非洲大陆各国家与各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与不同步性将日见渐明显，部分国家将可能率先兴起成为非洲大陆的“新兴国家”和“发展动力国”，并进而成为带动非洲地区与次地区逐渐走向稳定与发展的积极力量，而一部分国家则可能在内外因素作用下持续动荡，兵连祸接，甚至进一步坠入分裂瓦解的深渊。从长远的发展走向看，非洲不可能作为一个大陆整体性同步走向发展，50多个国家发展进程与发展道路的分化与多样化将是一个总的趋势。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对非合作战略与政策也需要有一个长远而通盘的考虑，在一些基础性、战略性领域作出清晰的判断与选择。

一、非洲发展的新动力与新机遇

(一)非洲发展的新趋势

积极的趋势十分明显。21世纪第一个十年，非洲大陆获得了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少见的持续十年之久的经济相对稳定增长时期。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年份，非洲大陆国内生产总值(GDP)都保持了4％到5％的稳定增长，总体水平高于全球，相当一批非洲国家的发展速度更快。以2011年为例，这一年不仅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大多数国家保持了较好发展趋势，平均增速超过5％，在当年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10个国家，有6个集中在非洲大陆，位于西非的加纳更以13％的增长速度位列全球榜首。而这一年，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经济增长都不到1％，美国也只勉强超过1％。2012年，全球经济形势依然困难重重，但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增长依然一枝独秀，总体上达到5.5％，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尤其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在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前25国中，有14个国家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其GDP增长速度都超过了6.5％。[2]事实上，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前40个国家中，没有一个来自西方发达国家或经合组织成员。[3]而根据非洲发展银行的研究报告预测，2013年尽管全球经济环境依然充满风险，但只要情况不继续恶化，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增长率将可能达到5.4％，如果不包括南非，这个数字有可能达到6.6％，从而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4]虽然近年来非洲大陆经济增长较快的一个基本原因是其原有的起点很低，但这种持续的相对快速而稳定的增长，却确实让外部世界的人们对这一块大陆的未来产生了非同寻常的期待与想象。

近年来，非洲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是，这块大陆正出现一批充满活力并且开始有了民族自信的国家。2011年，南非加入“金砖国家”行列，成为第一个迈入全球新兴大国俱乐部的非洲国家。2013年3月25日，“金砖峰会”在南非德班召开，主题是“金砖国家与非洲大陆：发展、融合与工业化的伙伴关系”，议题集中于四个重要领域，包括推动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建立金砖国家主导的“南南开发银行”及金砖国家智库和金砖国家商务委员会的成立等。这次峰会基于南南合作精神而形成的非洲新发展议题及展示的信心，再次将世界的目光聚集于这块大陆。紧随南非之后的还有若干个所谓的“非洲新兴国家”或“发展动力国”。首先是资源与人口大国尼日利亚，这个曾被称为“跛脚的非洲巨人”，在过去十年间也似乎开始加快了前进的步伐。按照这个国家过去几年持续保持的7％的经济增长速度，它的领导人和精英们普遍自认为尼日利亚将是非洲下一个新的“金砖国家”。到2015年，尼日利亚可能成为世界第三人口大国，而它的目标是到2030年建设成为世界经济强国。[5]此外，安哥拉、加纳、毛里求斯、刚果(金)、刚果(布)、卢旺达、埃塞俄比亚、苏丹、赞比亚、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坦桑尼亚等国家，都在不同的层度上逐渐显示出成为非洲大陆新兴国家或发展动力国的势头。而它们中的一些，比如卢旺达、安哥拉，十多二十年前还曾经历过种族大屠杀或内战的恐怖，这正应了两千年前古希腊就流行的一句话：“非洲总有新奇的事发生”。

近年来，非洲大陆不经意的变化还发生在许多方面。当欧洲债务危机持续不断且四处蔓延时，一些资源富足且政局稳定而获得开发的非洲国家，通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开始由债务国成为债权国。比如石油资源丰富的安哥拉，2011年已经开始向它昔日的殖民宗主国葡萄牙提供贷款，以支持这个南欧国家摇摇欲坠的国家财政体系保持稳定。世事时局之变，可谓一叶知秋。安哥拉与葡萄牙关系的这一变化，对世界体系之历史性转型及走向颇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事实上，世界发展的推动力量正从北方发达国家向南方发展中国家转移，2009年新兴大国对外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量的近40％，对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总量超过20％，对世界经济增量的贡献额超过55％。而许多个世纪以来非洲大陆与西方传统国家的那种“支配—依附”的关系也正在发生戏剧性变化。比如，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虽然也对非洲构成冲击，让非洲的经济增长率由2007年的7.1％骤降至2009年的2.8％，但2010年非洲便强势反弹走出谷地，恢复到5.3％的水平。这反映出非洲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正日益来自这块大陆内部自身，来自与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合作。正如南非总统祖马2010年8月在“中国-南非高端商务论坛”上所称的那样，西方对非洲的支配性影响正在减弱，“以前工业发达国家打个喷嚏全球都要着凉，而这次金融危机主要影响的是发达国家。”[6]

(二)日渐呈现的非洲发展优势

从全球中长期发展的总体格局上看，非洲大陆有许多发展的巨大潜力与特殊优势，其中的一些潜力与优势，近年来随着南方国家发展进程的推进特别是全球新兴国家的拉动而明显地呈现出来。

第一，非洲在人口与劳动力方面的潜力。非洲目前54个国家共有人口约10亿，其人口结构与发展特点是年轻化与增长快。按照非洲目前的人口增长速度，到2030年，全球新增加的30岁以下的年轻人口中的60％将集中在非洲大陆。到2040年，非洲的劳动力将接近11亿，超过中国、印度这两个世界大国。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及不断攀升的劳动力成本，若非洲大陆政局保持稳定，且提升劳动力素质的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投入不断增加，则非洲大陆未来可用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颇为可观。未来20年，全球化这双无形之手会将工作机会转移到具有成本优势的国家，非洲将在低端产业方面“替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7]

第二，非洲农牧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非洲大陆拥有90多亿亩可开发利用的土地，但实际利用率不到四分之一，目前全球60％的未利用可耕地集中于非洲大陆。仅刚果(金)一国可开发的土地就达18亿亩，与中国必须守护的土地总量的最低红线相当，而其人口6700万仅为中国人口13亿的约5％左右。这样广袤的土地资源如果能开发利用起来，对非洲大陆和世界的粮食安全、民生改善来说，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非洲大陆战略性资源、能源储备丰富。非洲拥有全球黄金储量40％、石油储量10％、铬和铂金的80％-90％。近年来，在东非地区发现储量丰富的陆海油气资源，仅肯尼亚可供勘探的油气区块已增加到51个，这可能从根本上改变非洲大陆在全球油气资源中的地位。此外，非洲广袤的草原，清澈的江河湖海，洁净的空气，独特的文化，壮阔的山川，从经济发展的综合角度上看，都有特殊的意义。事实上，过去许多年，虽然因政局动荡和战乱不已，非洲大陆一直是世界上投资风险高的地区，但同时也是世界上投资回报率最较高的地区，其投资回报率总体上比中国、印度、越南这些发展较快的亚洲国家都要高。

第四，非洲工业化进程将加快，并将成长为一个巨大的世界新兴市场。按照非盟的构想，非洲大陆将在2017年建成一个统一的、本大陆的自由贸易区，即“非洲自由贸易区”，这将极大改变非洲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化不利状态。许多非洲国家近年的发展表明：“与中国和越南一样，黑非洲国家通过鼓励外资政策，可以加快工业发展，扩大对外出口。成功可以复制。如近期以来，埃塞在欧盟花卉市场的份额增长迅猛。而在某些非洲国家，一些产业的第一家工厂开业不久员工人数就达5万人。”[8]2011年，非洲大陆整体GDP达到2.3万亿美元，超过巴西与俄罗斯。目前，非洲城市化水平与中国基本相当，城市人口规模快速提升，这块大陆目前拥有3亿多购买力相对稳定并不断提升的中等收入群体(或曰“中产阶级”)，未来20年进入这一阶层的非洲人的数字将增长到8亿以上，非洲大陆由此而有望成为世界上最有潜力的新兴市场。今天，非洲的航空业、物流业、保险业、新型能源、绿色经济发展等，都日益呈现出对外部世界的巨大吸引魅力。

第五，非洲未来提升的空间大。虽然从全球比较的角度上看，目前，非洲大陆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尚十分低下，处于全球发展序列的最底层，但正因其相对的落后，未来向上提升的空间与规模十分巨大。目前，非洲大陆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陆，人均GDP尚不足1000美元，未来20年到30年，这一数字即使只提升到3000美元到4000美元这样并不太高的水平上，也必定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变化与影响。

(三)非洲发展的新动力

除上述发展优势与潜力外，从根本上说，推进此轮非洲大陆发展的核心动力，来自非洲内部自身积极因素的长期积累与成长，及这些内部因素与外部拉动力量及所提升机会的有机结合与良性互动。经过漫长曲折的探索徘徊，进入21世纪后，非洲正在走向历史变更的关键拐点上。而这些内部因素的积累与成长，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和拉动，日益构成了新世纪推进非洲大陆走向发展的“新动力”与“新机遇”。[9]

首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发展，“国家”作为一个全新而真实的政治存在与精神观念，逐渐在非洲大陆获得了历史性的建构与成长。作为现代世界体系中最后一批迈进“现代国家”门槛的后来者，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才创立起来的数十个非洲大陆年轻国家，其国家建构与成长有其特殊的时代要求与内在规定性，这使其在过去数十年间经历了太多的战乱、冲突与动荡。但尽管如此，基于对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地位的坚定维护，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还是生存了下来，并保持了国家的统一存在与主权完整。今天，随着国家统一建构的推进，随着自主性的国家观念的逐渐形成和深入人心，在许多非洲国家中，一些更为内隐的积极变化，一些从长远来看能更有力地推进国家现代发展的基础性力量与结构性要素，都在悄然不觉的历史进程中一点点地积累起来，并在世界格局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开始呈现出其特殊的积极意义。⑩比如，在一些非洲国家，现代国家政治建构与政府执政能力的提升，现代主权国家观念的形成，国内民众对国家归属感与认同感的增强，在主权国家成长基础上推进的非洲区域一体化进程与地区合作组织的发展，非洲人民的自尊、自信、自立意识，各国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爱国情感与政治责任感等文化与心理方面的现代发展要素等等，都在过去数十年非洲各国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与追求中缓慢但却有力的积累和成长起来。这正是近年来非洲大陆整体上进入相对稳定与快速的经济发展时期的根本原因。

其次，相当一批非洲国家的国家结构与行动能力逐渐趋于成熟和稳定，政府机构的管治能力也开始实质性地成长了起来。在经过长期的磨合与尝试之后，一些具有非洲本土特点的、包容性的现代政治制度逐渐在非洲成长起来。而非洲大陆的上述发展潜力，因为与世界新兴国家日益加强的经济合作而正在由潜在优势转化成现实的优势。[11]过去十多年，特别是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发展重心加速向南方国家、新兴国家转移，来自中国、印度、巴西和其他亚太、南亚、拉美、中东地区的一系列新兴国家，在能源、矿产、农业、金融、电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对非投资日益扩大，对非洲的资源、市场、劳动力、土地的需求也日渐强烈，这明显提升了非洲资源国际竞争平台，延长和提升了非洲发展要素的价值链。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到2011年，来自新兴国家的对非投资项目已达到538个，远远超过发达国家的319个。2000年至2007年间，印度对非投资额增长了800％以上，到2009年，印度三分之一以上的对外投资目标地已是非洲大陆。同时，非洲内部贸易与投资也在加速拓展。相关研究表明，随着非洲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及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非洲大陆内部贸易每增长5％，非洲大陆整体GDP就会增长2000亿美元。今天，在非洲大陆内部，在亚非世界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南南合作关系，来自新兴国家的资源需求和投资贸易正日益成为非洲大陆实现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源。联合国非洲经济理事会发布的《2011年非洲经济展望》认为，与新兴国家的经贸合作将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替代西方传统国家而成为非洲发展的新动力。[12]对此，非洲国家领导人看得十分清楚，即便是那些出于政治目的批评中国的人也十分明白此道。2012年3月14日，曾打着反华口号获取选票而上台的赞比亚总统迈克尔·萨塔，在总统府对到访的中国企业家称，中国对赞比亚的投资惠及赞中两国，希望中国企业家扩大在赞投资，在矿业、农业和纺织业等行业做出更大作为。[13]一些非洲研究机构指出：“我们需要使投资让双方都能受益。对于投资者和需从中受益的非洲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合作关系。”[14]

最后，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出现向地理上的“东方”和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南方”世界转移。从全球发展的良性互动结构上看，如果世界经济体系的演变能更加的包容与开放，在成熟形态的西方发达国家、快速崛起的全球新兴国家、具有巨大潜力的非洲国家这“三个世界”之间，能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格局，在合作中寻求多边互利共赢的世界新格局，则非洲大陆将有可能进入一个持续发展的新时期。在此意义上，非洲大陆正在多方面地向世界展示出它所蕴藏着的巨大潜力与未来希望，并使得国际社会越来越倾向认为，在未来的20年或30年中，非洲大陆将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新大陆”，成为未来一个更长时期中全球经济新一轮发展提升的希望所在。“就此来说，谁拥抱了非洲，谁就拥抱了未来。”[15]

二、非洲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及主要障碍

然而，我们在看到非洲发展的积极因素的同时，对非洲发展面临的障碍与困难也要有充分的估计。目前制约和阻碍非洲发展的消极因素依然普遍存在，概而言之，如下方面最为突出：

第一，虽然非洲近十年来获得相对较快的经济发展，但远没有改变非洲处于世界最落后末端的不发达状态。目前，全球最不发达国家有四分之三集中于非洲大陆，贫困与饥饿、战乱与冲突依然是这块大陆普遍存在的状态。虽然经过多方努力，但联合国拟定的“千年发展目标”在非洲众多国家都远未实现，严重的失业、文盲、疾病、环境恶化等基本民生问题并未有根本的改善。同时，近年来非洲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普遍带有依靠资源、能源、初级产品出口拉动的特点，在此资源主导型增长模式下，GDP增长对于普通民众生活改善和国家经济结构提升的作用往往并不明显。即便是像尼日利亚这样发展势头强劲的国家，其国内族群间和地区间的矛盾与冲突、政府官员的腐败与低效、分配不公和贫富鸿沟等问题都有扩大之势，发展中的隐忧不少。

第二，非洲经济总体上依然依赖于西方发达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市场，发展的基础脆弱而不稳定。最近几年，西方经济持续低迷，对非投资、贸易、援助持续大幅下降，一些非洲国家外部经济环境趋于恶化，那些在经济上高度从属于欧洲的北非国家首当其冲，内忧外患叠加在一起导致北非政局在2010年开始突变，从马格里布国家到埃及、苏丹再到东非之角的索马里，可谓动乱迭起，兵连祸接。未来一段时间，非洲一些国家的主权统一与政权安全将面临新的挑战。

第三，外部干涉与强权介入让一些非洲国家安全局势十分严重，分裂、崩溃危机明显加剧。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虽然没有在非洲引发连锁反应，但对非洲地区和平与安全局势造成许多“暗伤”，消极恶果的溢出效应和深层次影响不断显现。目前，利比亚内乱远未平息，东部分裂倾向加剧，南部沙漠深处的部族各行其是，这个国家在战争过后面临瓦解、分裂的命运。而利比亚战争造成大量难民和武装分子涌入周边国家，与当地原有的动荡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萨赫勒地区安全形势趋于恶化。近期西非国家马里发生军事政变，东北部的提格雷人宣布独立建国，马里国家面临分裂危险。2011年，西方国家和北约组织以“保护的责任”和“人道主义干预”为名，武力干预利比亚国内冲突和科特迪瓦选举危机，使得非洲再次面临西方新干涉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卷土重来的威胁。西方的所谓“人道主义干预”不仅使一些非洲国家主权、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客观上助长了一些非洲国家反对派的抗争意识，政府权威与统治的有效性受到空前挑战，非洲国家面临着“去主权化”或“去国家化”的生存挑战。事实上，如果主权得不到有效的维护，非洲国家发生分裂、瓦解的连锁反应，在未来的十多二十年间，各种形式的内部冲突与外部干预可能导致更多的非洲国家被进一步肢解成碎片小国，如果这样，非洲的复兴将更无希望。

第四，非洲团结遭受多方面挑战，一体化进程步履维艰，政治碎片化危险加剧。当年非洲大陆是作为一个整体成为西方奴役掠夺的对象的，在西方主导世界的今天，面对西方的集体霸权与联合干涉，单个的非洲国家也不可能摆脱这种命运。加纳首任总统恩克鲁玛曾说过：“非洲要么统一，要么死亡。”但非洲的统一团结与一体化并不容易，由于殖民宗主国的影响长期存在，非洲年轻国家在外部国际关系上各有属主，形成利益的外部拉动格局。在外部大国的利诱下，非洲仍很容易发生分化而各事其主，各为原宗主国利益充当代理人，并引发非洲大陆的“代理人战争”。2010年以来，在对待利比亚冲突和外部军事干涉问题上，及之前的对待国际刑事法院制裁苏丹总统巴希尔等问题上，非洲国家内部分化加剧，非盟因意见分歧而处境尴尬，本已经脆弱的权威、合法性与有效性受到普遍质疑与挑战。在此背景下，非洲的集体安全体制明显受到削弱。近年来，非洲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升，恐怖主义活动进入新的活跃期，在东非、北非、西非都有明显抬头之势，尼日利亚“博克圣地”活动猖獗，埃及、尼日利亚、苏丹等国教派冲突升级。

第五，国家能力与政府功能的长期缺失使部分非洲国家日益处于“有社会而无国家”的国家体系消解与政府功能退化状态中。由于国家整合能力与政府执政能力及有效性的长期缺失，一些非洲国家的民族融合进程一再被打断，有效的中央政府权力往往无法渗透到基层社会和边远地区，国家统一行动能力十分弱小。在此背景下，一些非洲国家的国民认同与爱国情感塑造尚远未提升到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化建设的核心位置上来，爱国精神与国家观念日益淡漠，而照搬西方的竞争性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又往往造成尚保留广泛传统部族文化传统的非洲国家在精神生活领域的分裂和解体。国家统一体制的消解和政府管理能力的丧失导致了巨大的灾难。在今日非洲许多国家和地区，政府能力严重缺失，基层政权形同虚设，看不到条块分明、上下联通的功能化的政权网络与管理系统，在“有部族社会而无中央政府”状态下，千千万万的百姓在广阔无边的草原和沙漠中陷入一种无助的、自生自灭般的艰难处境。虽然今日非洲国家拥有巨大的人力资本，有大量的年轻人口，却因缺乏政权组织者和动员机制将他们组织成国家的建设大军，庞大的人口资源无法转化为服务国家建设的人力资源与生产要素，人口红利远未得到发挥利用。[16]

今日的非洲要实现发展尚有许多障碍要克服，有漫长道路要探索。第一，非洲国家在某种意义上需要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即需要结合非洲实际情况，认真思考属于非洲自己的发展道路，探寻非洲问题的非洲化解决。第二，非洲必须形成自主思想与独立精神，提升本土知识分子独立观察与思考自己国家发展道路的意愿与能力，振兴本国、本民族的思想文化，形成独立自主的知识精英阶层。第三，国家能力建设是非洲发展的根本前提，非洲国家必须高度重视国家能力建设，提升政府的行动与管理能力。今天的非洲国家还特别需要培养爱国的精神，为国家与民族奋斗的精神，把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第四，非洲国家应该把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来建设国家的能力。创造财富比任何政治理想更富于现实的理性精神，从根本上说，非洲的安全、和平建设只能通过经济发展、社会团结才能最终实现。第五，非洲国家需要一个长期的国家发展策略，稳定而持续地追求国家发展目标，并且坚持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精神。非洲的问题不可能一天解决，实实在在的奋斗比任何华丽的口号与演讲都更加重要。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十年，西方对非洲的看法发生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戏剧性变化。2000年5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绝望的大陆”的文章，形象地描述了西方社会对于非洲大陆自然和人为灾难交织并发不幸画面的悲观看法，“莫桑比克的洪水、埃塞俄比亚的饥荒、卢旺达的大屠杀、塞拉利昂的内乱，整个大陆的战争一触即发”，非洲成为世界“麻烦中心”，前景一片黑暗与绝望。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十年后的2011年1月，该杂志发表了以《一个更有希望的大陆：群狮称王?》为标题的文章，对非洲的看法发生了大逆转，非洲被看成是世界上最有希望的大陆，其地位与重要性获得了多年来少见的吹捧。然而，在我们看来，这种观察理解非洲的方法却过于简单化、主观化了。正如十年前将非洲大陆视为绝望大陆是错误一样，今日将非洲大陆捧上天也是不适当的。事实上，非洲大陆的情况依然十分的复杂，简单的悲观论或乐观论都难以准确把握非洲的真实情况。

三、把握“非洲机遇”：中国的战略选择

面对变化着的非洲大陆发展态势及日益呈现的发展机遇，中国的对非合作战略与政策需要有一个通盘而长远的考虑，在一些战略性或全局性的问题上做出清晰的判断与选择，从而顺势而为，全力推进中非合作跃上新高地。

首先，中国可以通过强有力的创新性举措推进中非合作的转型升级并不断跃上历史新高，形成一种中国与非洲互为发展机遇、互为战略支点的关系结构。

过去十多年，非洲国家获得相对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形成了以共同发展为特征的互利互惠的新型南南关系。国际社会的各项研究表明，中非合作是在过去十年推进非洲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外部动力。目前，中国是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非洲出口商品增长最快的对象国。中国也是非洲增长最快的投资来源国，是非洲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基础能力建设的最重要承担者。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研究表明，仅中非贸易的发展就对近年来非洲经济增长做出了20％以上的贡献，但中非合作和中国对非洲发展的贡献远不限于实物贸易，而是体现在具有长远意义的更广泛领域。近年来，随着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逐渐超过西方国家，并在许多领域改变着这块大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于是有关“中国在非洲的作用”、“中国在非洲的使命”等话题也日益在国际社会引发持续的讨论和争议。

由西方开始的现代性进程，只是人类现代性成长初级阶段，它远没有终结人类现代性发展的全部历史，中国与亚非国家完全有可能在未来开创新的人类现代性进程。长远来看，非洲大陆的发展需要给了中国一个塑造自己现代性国家身份的特殊机会。在今日全球体系结构中，与欧洲、亚洲、美洲、大洋洲都具有南北关系不同，非洲大陆是一块真正意义上的欠发展的“南方大陆”，全大陆54个国家全都是发展中国家，世界上最不发达的50个国家有一半以上集中在这里，发展问题的普遍性与紧迫性，赋予了这块大陆所有国家与人民共同的身份与命运。今日之非洲，看似纷乱不定，动荡不安，各国之情况亦千差万别，但万变不离其宗，贫穷落后、经济衰退和民生艰辛，实是万乱之源。

对于发展中国家，发展是最大的政治，是国家利益的最高体现。对于中国而言，发展更具有特殊的文明复兴的意义。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多的大陆，其辽阔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多元而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经济社会特别的欠发展状态，使非洲拥有和中国同样的最为巨大而持久的发展需求。因此，中国与非洲合作，建立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大陆间长期的发展战略合作关系，在两大文明体的创造性聚合中相互建构起全球最大的有机发展时空组合，在平等、相互支持、合作共赢的原则下，以共同持久的努力，实现两大区域、两大文明的共同发展，实现两大文明的现代复兴，这无论对于中非自己还是于全球，无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未来，都是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事情。[17]这是我们理解和把握非洲问题的着眼点与出发点，也是中非双方建立以发展为导向、以发展为核心的新型南南合作关系的坚实基础。为此，中国需要以新的方式，运用文明的力量，开辟新的国家发展道路，创造新的世界交往发展空间。将自己定位于一个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和谐发展、合作发展的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国，一个给未来世界特别是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机遇与希望的建设性力量，是中国最终能否在世界上成长为一个现代发达国家的关键所在。成为一个不是以牺牲他国、他族利益而是给他国、他族以希望和机会的日益崛起的大国，是中国发展道路的正确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否则，中国在发展和崛起的过程中会遭受到日益巨大的外部阻力与遏制力。

其次，未来相当长时期，非洲大陆依然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与现代发展的最重要外部支撑基础，对非合作面临着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转型与提升的重大挑战与机遇。

近年来，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战略防范、猜忌始终挥之不去，其“重返亚太”战略分化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在中国周边制造战略紧张以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的意图十分明显。如果把握不当，亚洲可能由世界发展的“市场”转变为对峙的“战场”。面对美国及其同盟国家的战略紧逼，中国需作从容应对，“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坚持自己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的既定战略，以更加坚定有力的决心和举措来切实推进世界的发展与和平进程。具体而言，中国在战略上当跳出西方设置的战略困局，“你来我往”，你来到我家门口，我就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上去，你要形成围堵我的战略棋盘，那我就跳出你的包围圈，采“外线作战”或“围魏救赵”之策，来盘活中国的战略空间。面对美国重返东亚的所谓“战略再平衡”，中国自可作出基于中国智慧的另一种“战略再平衡”，通过推进全球和平发展、共同发展来超越美国及其西方的“冷战”思维，以更大的、更具包容性和建构性的心胸与眼光来倡导和推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具体而言，中国可考虑选择若干非洲国家作为自己的非洲战略支撑，通过切实可行的合作举措，有力地推进非洲相关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平安全建设和国家能力提升，让非洲国家和世界清晰而强烈地感受到与中国的发展合作，不仅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更能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战略机会。中非合作关系的推进，可以成为撬动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的一个战略支点，一个改善中国发展的外部战略环境，拓展中国发展的外部战略空间的支点。

最后，中国需要通过中非发展合作实践及其理论总结来建构中国现代性话语与思想力量，为中国在发展领域孕育具有原创意义的“中国思想”或“中国知识”提供特别的理论温床与话语权源头。

德班峰会首次将金砖国家思想智库的建设及发展中国家的思想自立和自主价值观的重建问题设置为峰会的核心议题，这表明有关国家已经日益意识到思想发展与知识创新的重要意义，它事实上给中非发展合作开辟了一个更具战略意义的新舞台。今天，非洲大陆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和平、安全问题，日益具有超出非洲大陆本身而牵动全球战略格局变化的意义。唯其如此，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基于不同的战略诉求与观念差异而纷纷介入非洲事务，在这块大陆上设定战略目标，寻求合作伙伴，谋取战略利益，非洲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复杂多样。[18]在如何实现非洲大陆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如何加速非洲大陆各国、各民族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方面，国际上各种思想理念与政策方案争雄诘辨，来自东西南北的不同观念与思潮此消彼长。

近年来，非洲发展理念与道路之争论与研究日益成为国家思想竞争与知识碰撞的高地。[19]而在这些复杂的国际思想竞争与话语权竞逐的背后，包含着国际社会各种发展模式、发展理念与发展权益之正当性与有效性的竞逐。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对于后起的、在发展模式与道路选择上可能或必须选择有别于西方道路的非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发展道路与模式的自我识别、解说及其理论化能力，对自主发展权利的阐释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这些国家后续的发展。长远来看，思想创造与知识优势的获得，对于中国和亚非世界的复兴和发展，越来越具有关键性的意义。[20]在经过百多年努力后，中国和众多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发展已程度不等地取得了重大进展，逐渐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现代性发展经验与精神自信。但是，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非西方世界，其当代发展经验与智慧的价值尚未得到内部世界认真的自我总结和外部世界的普遍认可，非西方世界的思想原创能力与话语主导能力，尚远不能保证其发展进程的独立性与可持续推进。

不过，在观察研究非洲问题方面，中国相对西方是一个后来者，但后来者也有后来者的优势。特别是在观察研究非洲发展问题领域，中国应该有更多的机会。这些优势和机会包括：其一，三十年来中非关系迅速发展产生的实践推动与经验支持；其二，作为一个文明大国中国自身丰富的历史理论与经验累积；其三，有西方及他国之前非洲之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学习借鉴，而对其中之观念方法之缺失、偏废可以有所批评和戒除；其四，一个特别之处是非洲发展及相关理论与思想研究，不像其他国际问题那样被西方主流话语所垄断与覆盖。不仅如此，非洲的问题，在许多方面反而还特别能够证明西方知识话语固有的偏见与失效。非洲研究因此可以在更大程度上被视为一片纯净的知识天地，一片能为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发展产生特殊贡献的“理论的新边疆”。[21]就此来说，在全球化背景下，以中国的知识方式，结合中国视域与非洲视域，结合历史与未来，形成宽广而深邃的思维新天地，将有可能帮助中国知识界打破西方知识长期的国际垄断，摆脱自己对西方原创思想的依赖，以原创方式，形成自己新的全球化理论与现代性理论，产生中国自己的跨文化的元知识话语。[22]

注释：

[1]刘鸿武：《非洲地区发展报告20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5页。

[2]这14国是：利比亚(108％)、塞拉利昂(25％)、尼日尔(12％)、科特迪瓦(8.2％)、安哥拉(8.1％)、埃塞俄比亚(7.8％)、卢旺达(7.7％)、加纳(7.5％)、莫桑比克(7.5％)、厄里特里亚(7.5％)、赞比亚(6.7％)、刚果(金)(6.6％)、尼日利亚(6.5％)、坦桑尼亚(6.5％)，其中利比亚属于战后恢复性增长。http://web. worldbank. org/WBSITE/EXTERNAL/ EXTDEC/EXTDECPROSPECTS/EXTGBLPROSPECTS/0, menuPK: 615470～pagePK: 64218926～pi PK: 64218953～theSitePK: 612501, 00. html。

[3]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Vol. 6, January, 2013, http://web. worldbank. org/WBSITE/EXTERNAL/EXTDEC/EXTDECPROSPECTS/EXTGBLPROSPECTS/0, menuPK: 615470～pagePK: 64218926～piPK: 64218953～theSitePK: 612501, 00. html.

[4]参见中国驻南非经商参处，2013年1月16日，http://za. mofcom. gov. cn/article/jmxw/201301/20130100004834. shtml。

[5]2012年，尼日利亚不仅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保持了6.5％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贫困率也由48％下降到46％，被世界银行非洲局官员称为新兴经济体中表现最突出的国家之一。

[6]侯隽：“南非想成为‘金砖第五国’”，《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8月31日， http://www.cnr. cn/allnews/201008/t20100831_506974039.html。

[7]Hinh T. Dinh, “Could Africa be World's Next Manufacturing Hub?” June 20, 2012, http://edition.cnn. com/2012/06/15/opinion/africa-manufacturing-hub/index. html.

[8]Hinh T. Dinh, “Could Africa be World's Next Manufacturing Hub?” June 20, 2012, http://edition.cnn. com/2012/06/15/opinion/africa-manufacturing-hub/index. html.

[9]刘鸿武：“当代中非关系与亚非文明复兴浪潮——关于当代中非关系特殊性质及意义的若干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9期，第28页。

[10]关于当代非洲国家建构与成长进程既不同于欧美西方国家亦区别于亚洲东方国家的特殊性质与内在规定性，参见刘鸿武：《从部族社会到民族国家——尼日利亚国家发展史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0页。

[11]据2011年7月非洲开发银行等发布的《2011年非洲经济展望》统计，在过去的十年里，非洲与新兴经济伙伴经贸关系快速发展，双方贸易额占非洲贸易总额的比重从原来的23％提高到39％。参见刘鸿武：《非洲地区发展报告20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20页。

[12]AFDB, OECD, UNDP, ECA, Af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1, pp. 103-114, http://www.oecdilibrary. org/development/african-economic-outlook-2011_aeo-2011-en.

[13]“Zanmiba: President Sata Seeks More Chinese Investment,” The Times of Zambia, March 15, 2012, http://allafrica. com/view/group/main/main/id/00014556. html.

[14]Zemedeneh Negatu, “Does Africa really Benefit from Foreign Investment,” http://zm.mofcom.gov.cn/article/f/201209/20120908334285. shtml.

[15]刘鸿武：《非洲地区发展报告20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5页。

[16]参见中国驻赞比亚经商参处，“非洲与新兴全景：挑战与机遇”，2012年6月25日， http://zm.mofcom.gov. cn/article/f/201206/20120608196221.shtml。

[17]刘鸿武：“当代中非关系与亚非文明复兴浪潮——关于当代中非关系特殊性质及意义的若干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9期，第4页。

[18]Chris Maroleng, “Africa: Interview with U.S. Secretary of State Hilary Rodham Clinton,” June11, 2011. http://ayyaantuu.com/world/africa-interview-with-u-s-secretary-of-state-hilary-rodham-clinton.

[19]Matthew Lee, “Clinton Presses Africa to Sever Ties with Gadhafi,” Associated Press, June13, 2011.

[20]China-Africa Think Tank Forum Holds First Meeting,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0/china/2011-10/27/c_131216150. htm.

[21]刘鸿武：“非洲研究：中国学术风景日新的‘新边疆’”，2009年10月12日， http://www. fmprc. gov. cn/zflt/chn/jlydh/xzhd/t619846. htm。

[22]刘鸿武：“论中非关系三十年的经验累积与理论回应”，《西亚非洲》，2008年第11期，第13-18页。

来源:《国际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