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晨，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逝世，享年102岁。科斯教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产权理论的奠基人，其理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影响深远。
许成钢此文写于科斯教授百岁大寿。在2013年9月3日得知科斯教授去世后做了微小文字修改，重发以怀念。以下致谢辞保持当时的原文。许成钢教授同时在此感谢科斯教授在近两年多以来的直接教诲，尤其感谢他在百岁大寿之际对本文之赞同与支持。也感谢许良英教授对原稿中科学史方面的讹误做出的指正。本文经作者授权FT中文网刊发，以为纪念。
首先让我借用爱因斯坦的一段话开始我对科斯教授百岁大寿的献辞。这是爱因斯坦在1918年为纪念伟大物理学家普朗克60年寿辰所写祝寿辞的第一句。“在科学的庙堂里有许多房舍，住在里面的人真是各式各样，而引导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实在也是各不相同。有许多人所以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是他们自己的特殊娱乐……另外还有许多人所以把他们的脑力产品奉献在祭坛上，为的是纯粹功利目的。如果上帝有位天使跑来把所有属于这两类的人都赶出庙堂，那么聚集在那里的人就会大大减少…… 我们的[科斯]就是其中之一，这也就是我们所以爱戴他的原因。”(原文见“探索的动机”，<<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我这里把原话中的普朗克改换成了科斯。爱因斯坦认为，上帝的天使希望保留在科学庙堂里的只有少数人，他们是那些出于对宇宙，对世界的纯粹的好奇心而努力从事探索的，像普朗克那样的科学家。在经济学被人们认作科学(至少我们希望把经济学发展成科学)的今天，我想说，由于科斯教授出于纯粹的对经济世界对人类社会的好奇心而在科学庙堂里所做的建树，同普朗克与爱因斯坦这些伟大的物理学家一样，他也是上帝的天使特殊喜爱的希望保留在科学庙堂里的少数科学家之一。
下面我想从科学史和方法论的角度简单解释我的以上献辞。为此，让我再引用爱因斯坦的同一祝辞里的另一句话。这句话是关于认识科学规律的方法论，关于怎么得到对科学规律的认识。“物理学家的最高使命是要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定律，由此世界体系就能用单纯的演绎法建立起来。要通向这些定律，没有逻辑的道路，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我这里引用这些话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是因为从十九世纪以来直至今日的100多年里，经济学家们一直非常羡慕甚至仰慕物理科学，希望把经济学变成像物理学那样的科学。一代接着一代的经济学家们一直有意识地在模仿物理科学。但不幸的是，在这个模仿的过程中，非常多的经济学家们，包括一些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们，错失了经济科学的目标。没能认识到，虽然同物理学相似(或者努力同物理学相似)，经济学的最高使命“是要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定律，由此世界体系就能用单纯的演绎法建立起来，”但是，“要通向这些定律，没有逻辑的道路，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产生于对方向的迷失，导致许多经济学家把物理科学看成是一组分析工具。以至百年来许多有重大影响的著名经济学家以及教科书中都曾把经济学概括为一组分析工具或工具盒子(a box of analytical tools)。这样的流行看法误导了经济科学的发展，使部分经济学研究偏离了一门作为科学的学科所应该关注的焦点：经济世界本身，人类社会本身。幸运的是，我们能够不断听到科斯教授向我们指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是有害的。
我称科斯教授的这些教诲是对经济学的启蒙，因为这关乎经济科学的目标，关乎其发展的最基本的方向。为了理解科斯教授对于我们的启蒙，我们需要首先理解科学的本质是什么。科学的本质是认识所有我们没有理解的基本事实，没有理解的基本现象。即，科学的起点一定是对事实的观察，科学的终点一定仍然是对事实的观察。科学是不可能通过逻辑证明来证明什么东西是对还是错。因为任何科学的理论是否成立只能取决于以观察为基础的验证。相比之下，作为分析工具，比如数学，它的起点是公理，终点是证毕。举一个例子就是微积分。它是物理学家牛顿发明的重要的分析工具，是物理学里不可缺少的非常重要的基本分析工具，但是微积分本身是数学，并不是物理学，并不是科学。
科斯教授是在经济学领域里，如同爱因斯坦所说的，依靠“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典范。科斯教授反复强调的经验和理论的研究方法，从基本上不同于今天许多同行中流行的时髦的那些做法。这些流行的时髦做法过于局限于演绎的方法和归纳的方法。即从公理(或假设)到结论的证明—演绎法；和对系统数据进行经济计量(统计)分析—归纳法。实际上关于演绎法和归纳法的在认识论上的限制是早已清楚讨论过的题目。早在18世纪的时候，亚当斯密的师友休莫(1748)(斯密与休莫同为爱丁堡启蒙的核心人物)即已严格论述过演绎法和归纳法的局限性，清楚说明单靠演绎法和归纳法本身是不可能走得远的。亚当斯密从未受过这种方法论的限制。科斯作为今天的斯密也从不受这种方法论的限制。但是，可惜今天多数经济学家已经把休莫的论述忘记了，或者从来没听说过。为了理解科斯教授毕生努力推动的科学研究方法，重读休莫会极有帮助。
但是，也许很难说服很多经济学家认真对待古典经济学产生之前的哲人关于方法论的讨论。他们会认为古人的认识一定是落后的。其实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即便是科斯的理论都已经太老，甚至过时了。因此，提倡学习爱因斯坦的方法论也许更有利于说服以上那些人，尤其是那些特别看重形式推理的严格性的学者。毕竟爱因斯坦是二十世纪以至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其理论是最严谨的。爱因斯坦告诉我们通向重大发现的道路不可能只靠逻辑，而要依赖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这种直觉产生于对事实的观察故不能生于演绎，但由于其抽象性质，又超出归纳法。例如经济学里面“看不见的手”、“科斯定律”、“企业边界的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所有这些都既不是从演绎法推演而来，也不是从归纳的方法而来。与此相似，在物理科学里面，牛顿运动三定律及相对性原理等这些都既不是单纯从演绎方法来，也不是从归纳方法来。这些不仅仅是科学史上的事实，其实方法论上也只能如此。科斯教授毕生努力推动的以严肃认真的案例分析为基础升华到概念和理论的研究方法，其实是在许多自然科学研究中(如生物科学)都一直普遍使用的。可惜，这些方法在今天的经济学界被很多人认作过时，认作不时髦，因而未加思索地抛弃一边。
为了进一步解释我的意思，让我把科斯对经济学的贡献和牛顿对物理学的贡献做一个对比，把“企业边界的理论”和“牛顿运动三定律”做一个对比。如上所述，从方法论上看，这两个贡献十分相似，都来自于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而不是演绎法或归纳法。从重要性上看，这二者也很相似。十七世纪牛顿提出的牛顿运动三定律是开启经典力学，经典物理学的理论基础。不仅如此，它也是二十世纪推动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发展的最核心的问题，时至今日，它仍然是今天物理学统一场论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与此相似，科斯七十多年前提出的“企业边界的理论”不仅开启了企业理论之先河，它同时是整个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起点之一，是认识市场，认识政府，认识制度，认识普遍的经济学基本问题的一个基本的起点。在学术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学与物理学相似，分析工具可以经历很大的变化，问题的提出也越来越深化，但起源的最基本的核心问题原则上是不变的。生物科学中自十九世纪以来持续至今的进化论与遗传学之争是另一个绝好的例子说明相同的问题。
在将要结束我的献辞时，让我回到在献辞开始时引用的爱因斯坦的话。在科斯教授孜孜不倦的研究一生里，推动他钻研的基本的力量从来是他对世界的纯粹的好奇心。这使他不同于许多其他学者。这使得他成为自古以来科学庙堂里很少的上帝的天使希望保留在科学庙堂里的人。他的不朽的对世界的好奇心尤其表现在他晚年的这十几年里，他把绝大部分的精力都注入在了解和推动对中国的研究上面。据他说，中国是他自幼就感到好奇并着迷的国家，是自从年轻时读了马可波罗之后就产生的。几十年里埋藏在他心里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曾经处于世界之颠的中国会变得如此落后。作为一个纯粹的学者，从三十年代至今，科斯教授从来不追随时髦的东西；从来不被任何外来的力量影响他的见解及他的做法，更毋论权力与财富；他非常乐于作为一个寂寞的对现实世界探索者以满足他的对世界的强烈的好奇心。让我们再次祝福科斯教授的百岁高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