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经济科学的发展是由现实的需要决定的，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原理。中国学习和传播什么经济学、运用什么经济学、创新了什么经济学理论，根本上是由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客观需要决定的。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成立新中国，以及在建国初期特定约束条件下对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只有马克思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是最恰当、最贴切的理论依据和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理论依据还是经过发展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早期传播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为了富国富民、经世济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成后，西方主流经济学更多被借鉴运用也是客观需要。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面临许多重要问题，呼唤着经济学的创新。

关 键 词：中国经济学  经济科学  马克思主义

经济科学的发展和创新，根本上是由现实的需要决定的。遇到什么问题需要解决或解释，就寻找什么经济理论，既有理论解决或解释不了，就发展或创新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如果以严复20世纪初翻译引进《原富》即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为标志，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也就100多年；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引入并全面运用经济学于实践，也就70多年；如果以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并努力创新为时间节点，也就40多年。其实，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同步传播到了中国，也就开启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并且有了相应的组织，随后不久就正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科学意义上的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诞生和发展的历史，是基本同步的。无论100多年以来还是70多年或40多年以来，中国学习和传播什么经济学、运用什么经济学、创新了什么经济学理论，根本上是由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客观需要决定的。不同经济学流派在中国传播及其地位的变化、被证实和被证伪的程度、中国经济学家发展和创新了哪些理论，基本上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及其阶段性的重要现实需要。

一、无产阶级革命和新中国制度选择及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理论依据

为什么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新中国、为什么能够建立新中国、新中国怎么建设？这实际上是一组中国关于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动态选择问题。选择得有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我们选择的理论依据。《资本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其哲学基础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集中地、逻辑严密地阐述了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为什么不再适合人类社会、为什么必然灭亡、为什么必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上层建筑所取代。也就是说，马克思基于当时的现实，从理论上充分证明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不合理、不适用、需要废除、需要创新”，通过革命推翻它是有道理的，而且指出了创新的方向或目标和实现目标的途径。中国共产党面对当时积弱积贫、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后，找到了领导工农革命、推翻旧的经济政治体制、建立新中国的理论依据。中国当时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阐述的无产阶级革命“同时胜利论”，但是，列宁审时度势，在其1915年的《论欧洲联邦口号》和1916年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明确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少数资本主义不发达、经济落后国家“首先胜利”的思想，而且有“十月革命”的成功实践。使得中国共产党视“首先胜利论”为“为什么要”和“为什么能”通过革命推翻旧中国的体制和建立新中国的理论依据。新中国建成什么样、怎样建？列宁和斯大林等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理论，也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然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经济体制选择和经济建设的理论参考，这包括“过渡时期理论”“社会主义公有制+指令性计划管理+按劳分配”的经济体制、重工业优先发展等理论。所以，新中国初期30年、甚至更早的时期内，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主线就是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原著和斯大林组织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依此编写的所谓的“苏联教科书”。一大批经济学家，包括本土成长起来的和去苏联留学归来的学者，毕生翻译、研读、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少数从西方国家留学回来的学者，也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批判西方经济学。他们为新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人才培养、经济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可能有些人站在现在的角度去质疑当时的经济学和以它为参考建立起来的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些质疑没有历史观、不具有足够的科学性。经济学家们都应该知道，任何选择都是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寻求最优或最不坏。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当时的经济体制选择具有必然性和一定的优越性，尤其是，如果不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中国如何应对战后的国民经济重建、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家急需的重工业以及军事工业的战略布局？而且，在那种体制下，尽管因为各种政治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耽误了经济增长，但是，中国年均的经济增长率也在7%左右，考虑当时是实物经济时代，很多的GDP没有纳入官方的统计口径之内，实际的GDP增长率应该会更高一些。那个年代依靠体制动员千千万万劳动力义务劳动去替代短缺的资本、积累的各种基础设施，对后来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所起的巨大作用是不能否定的。我们不能假设历史——假如中国当时按照别的经济理论选择别的经济体制会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和评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另外还有一大批民族国家独立后，并没有选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现在他们怎么样？无论过去和现在，他们并不比选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国家好。并不是说那些国家都应该选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而是说，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约束条件，不必对中国过去的选择做超越历史的评价和质疑。

二、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指导地位的理论依据并有所创新

尽管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学习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单一公有制+指令性计划管理+单一按劳分配的经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国民经济恢复、重工业(包括军事工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新中国初期3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也不低，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发现这种体制的弊端很大，不适合仍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于是，新中国又一次面临重大的现实问题：如何审视和判断已经运行了30年左右的经济体制？实际上这又是一次重大的经济体制选择和经济发展问题。所以，1978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学本质上是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核心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改革、改成什么样、怎样改革；中国经济怎样发展和运行；怎样解释中国经济发展。

改革意味着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是需要理论依据的，甚至需要重大的理论创新。理论依据有两个层面。

首先是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它要从根本上阐明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或总体目标是什么。最基本的理论依据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判断也许让人迷惑，传统的经济体制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的，改革的最基本的理论依据怎么还是它？我们为什么改革，因为传统的体制是适合比较高级的社会主义阶段的，我们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对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言超前了。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成为改革的基本理论依据。“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科学而准确的确认，这意味着：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搞公有制，但是不能是单一公有制；需要计划管理，但是不能只靠计划管理、更不能靠指令性计划管理；可以而且必须有按劳分配，但是不能单一按劳分配，也得有其他分配依据和方式；最关键的是，必须主要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所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写得非常明确，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①，既有社会主义又有市场经济，既是社会主义的，又是初级阶段的。依据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原理改革传统的经济体制，不合适就改革，不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吗？唯物史观不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不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具体化和发展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一种思想、一种理论，也是几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长期认识和总结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面，早就已经有了认识和论述，只不过具体分为几个阶段、具体每个阶段的界定不同而已。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同志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总结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时，在一系列文件和讲话中都提到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和发达阶段的划分以及相关的观点。但是，既要坚持(初级阶段的)公有制，又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论不一致的，理论上需要重大的创新。改革开放以后，众多中国经济学家提出并且从逻辑上论证了“公有制可以与市场经济统一”，这一集体创新的成果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得到了体现，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当然，这一理论创新，与改革开放以前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顾准和卓炯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商品货币关系”的思想有关，他们虽然没有论证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内在统一，只是说明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和可以有商品货币关系、需要价值规律，而且立足于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找依据，但是在那个时代的这些思想足以成为后来理论创新的思想先驱，足以让人敬佩。

第二个层面的理论依据就是具体怎么解析传统经济体制、怎么设计改革目标和怎么改革的理论，其中又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一是学习借鉴东欧经济学；二是中国经济学家们创造性提出或总结出自己的新理论。

东欧国家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探索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一大批东欧经济学家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基本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主张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都倾向于引入市场机制。归纳起来，他们就是研究为什么要改革、改成什么样、怎样改革，也就是改革理由、改革目标和改革方式问题。这也正是中国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们面临的和必须回答的问题。所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众多中国经济学家关注、学习、研究东欧经济学，并且运用于中国改革现实，对中国改革实践产生过重要影响。东欧经济学既没有超出或远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体系，又接受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工具和方法，实在是既符合中国的现实需要，又容易被中国理论界和决策者理解和接受。所以，中国的经济学发展和经济改革实践，受到东欧经济学的影响或启示，本质上还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起指导作用。

当然，后来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在改革目标、改革方式等方面，在理论上超越了东欧经济学，使得中国的改革实践也比东欧国家更加成功。前面已经介绍，中国经济学家们创造性提出并论证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可以统一，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在如何改革方面，中国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接受和借鉴所谓的“萨克斯疗法”和“华盛顿共识”，而是创造性提出并论证了渐进式转轨或改革理论，这体现在一系列改革方略或建议上，主要有：改革与开放并举，以开放促进改革；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并举，以增量改革促进或倒逼存量改革；先易后难、先农村后城市地推进改革；在尊重民众改革积极性的同时，依靠政府力量在一定限度内以非市场化手段推进市场化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始终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无论农村土地制度的承包制还是近期的“三权分置”，以及城市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承包制、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以政治体制稳定、从而政治、社会稳定作为经济体制转轨稳定推进和经济增长的条件。这些都是真正的、经过实践证实了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创造的、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老中青三代众多的经济学家们为之做出了贡献。

三、富国富民的渴望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发展和运用

(一)老一辈经济学家忧国忧民，在中国传播西方经济学并且开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先河

严复、王亚南、何廉、杨敬年、马寅初、胡寄窗、张培刚、宋则行、陈岱孙、陈振汉、高鸿业等一批从西方学成归来的经济学家们，学贯中西，是他们首先把西方经济学(包括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早引入中国，并且，他们用马克思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流派的方法，开启了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而且卓有成就。例如，严复翻译了《原富》(即《国富论》)，王亚南和郭大力翻译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前的《国富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等六部代表性经济学著作和《资本论》全文，并且在中国经济史、中国封建经济研究等方面有杰出成果，还首先提出了“中国经济学”概念。如何廉倡导经济学教学中国化，在调研基础上编制和发表各类物价和生活指数。杨敬年翻译了一大批西方经济学经典著作，并且对发展经济学有重要研究成果；马寅初对人口理论和中国人口问题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并对中国一系列其他经济问题做出了研究成果；胡寄窗对中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了系统研究成果，并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和传播做出了贡献；张培刚对发展经济学的开创性贡献以及他回国后对发展经济学的传播和人才培养做出了贡献。在此不再一一列举。他们的工作，相当部分完成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却深深地影响了新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如宋则行既研究现代西方经济学和外国经济史，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很深的和独创性的研究，还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经济体制及经济增长等问题的研究有所贡献；陈岱孙对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对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做出的贡献；陈振汉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成果和对北京大学经济史学科建设做出的贡献；高鸿业对现代西方经济学教材编写和知识传播的贡献等。

严复、王亚南等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引进和传播的西方经济学，是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他们是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在中国积弱积贫、饱受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欺辱的情况下，引进经济学，与其他知识分子引进其他学科知识和技术一样，是为了富国富民，让中国和中国人民站起来，不再受欺辱，这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现实需要。如果经济学能让中国像英国等国那样富裕起来、强大起来多好。也许这些最早的中国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学是最管用的西方科学，让中国经济实力强大起来是最关键的。

(二)老一辈经济学家在改革开放以前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

批判西方经济学的有两类经济学者。一类是没有系统研读过西方经济学、但是研读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者(这里不包括两方面都没有好好学习却非科学性“批判”的现象)。这类批判比较多的倾向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为标准，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价值判断性的评价，包括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说史上的流派，对西方经济学用得比较多的词是“庸俗经济学”，认为其揭示了经济运行的一些表面现象，没有揭示或有意掩盖现象背后的本质。改革开放以前，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都或多或少参与了批判。另一类学者是从西方留学归来的经济学家。他们的批判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研读和比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流派，确实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科学，发现西方经济学有缺陷，进行学理性批判；另外也确实有部分学者因为意识形态的考虑批判西方经济学。不管怎么批判，在批判的过程中也传播了西方经济学的知识，而且确实成为新中国经济学发展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批判不完全等同于常态化的学术讨论和批判，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从大的历史背景和较长的历史跨度看，这种批判具有必然性，也有社会现实的需要。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是排斥市场经济体制的，既然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的、阶段性的存在，从一定意义上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体制选择过程中的阶段性必然，那么，在经济理论上，必然会阶段性地批判西方经济学，为的是从反面为自己的体制选择寻找学理依据，可以说也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三)改革开放以来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广泛传播和运用

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定意义上就是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技术，最重要的就是改革原来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起来以后，就得按其规律运转和调控，不可能不借鉴以市场经济体制为现实基础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因此，借鉴西方经济学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经济良好运行的现实需要。

1.学习和传播。改革开放初期，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就开始成为大学经济类专业的必修课之一，尽管那时老师教学时还必须带有批判性，但是，已经开始普及和系统性地加以学习。到了20世纪末期，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多了起来、课时多了起来。

2.西方经济学的运用。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实践影响较大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虽然高速增长，但是也有波动，摆脱不了周期规律，也会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因此，中国也需要应对经济波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有经济危机理论，但是，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性原因，并没有提供短期的反危机理论和政策主张，而是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问题。不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如何，其反危机的政策主张是明确的，短期内是管用的，有借鉴价值。中国应对经济波动时，尽管开始由于体制基础和操作经验的原因，政策工具运用不太熟练，但是，效果越来越好，关键是结合中国国情，不断创新和改进宏观调控。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的现代化过程，改革与开放并举并相互促进，经济体制市场化与工业化城市化并举并相互促进，尽管是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管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但是，发展的过程还是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一般规律。所以，中国几十年的改革发展过程，借鉴或者证实了发展经济学几个阶段的重要理论，尤其是结构主义的发展经济学。当然，中国经济学家也在发展的过程中创新了一些理论，或者，中国的经验事实已经证伪了一些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有待经济学家们创建新的理论去解释中国的实践。

当然，还有其他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借鉴。例如，西方产权理论和企业理论与中国产权改革、企业的承包制和股份制改革，收入分配理论与中国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等，都有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被中国经济学家一定程度地借鉴和运用，都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中国经济运行产生了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学界在借鉴和运用时都结合中国实践有所创新。

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新需要呼唤中国经济学的重大创新

现在的中国虽然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而且有些问题的难度很大，但是，毕竟新中国经过70多年的艰苦努力，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体制和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NI也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综合国力有了巨大的、跨越性的提升。经济增长方式也基本告别了资源消耗型、劳动密集型、环境污染型、中低档产品大量出口型，正在转型到“创新驱动高质量增长”的阶段。几十年经济体制演变和经济发展的故事足以为经济学的重大发展提供经验基础，中国未来的发展及其影响力也呼唤中国为世界贡献经济学的智慧。我们能否讲好中国经济发展的故事、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体系呢？

首先取决于我们对自身的认知，包括确认国内社会状态、在新的国际关系中我国的定位和作为等。回顾过去，我们自信但是不能自满。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有许多不足。审视现在，我们必须理性。我们不再弱国弱民，但是还没有足够强大，还不是现代化强国，还有许多问题困扰我们。国内社会主要矛盾虽然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比较突出，中等收入阶段的几乎所有可能的问题我们都存在。中国还有更突出的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从而环境压力、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始终比较突出。中国的创新机制还不够健全、创新动力有待强化。展望未来，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和能力建设一个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把中国置于国际关系中，我们曾经长期繁荣强大却没有欺负过别的国家和民族。我们曾经落后受尽欺辱，但是我们没有屈服、没有趴下，依靠自己重新站起来、强起来，并且没有想着要报复谁。中国将一如既往，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永远不寻求霸权和取代霸权地位，希望世界和谐，寻求与各个国家和民族和平共处、平等合作和共同发展。可是，世界上相当一部分国家和民族未必相信和认可中国的发展理念，用什么理论解释和解决，这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其次，要从更高的境界理解经济科学。经济科学有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但是，共同的科学精神或科学价值观应该是追求节约、互利和均衡，即使有些具体的经济学理论揭示的是资源浪费、利益冲突、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不均衡，但是，其价值取向应该还是寻求节约、互利和均衡。这也正是中国自古至今乃至未来都坚持和履行的立国和发展的理念。中国经济发展的故事也就是节约和充分利用资源、寻求互利发展和均衡和谐发展的故事。中国传统文化中也许能够提炼出促使经济科学重大创新的基本方法论或哲学基础。

五、现实中不利于经济科学创新发展的因素

现阶段的中国，确实有些因素是阻碍经济科学发展和创新的。

1.学风不踏实。其一，相当多的经济学者不读经典，不学习经济思想史，最多只读最新发表的好的学术杂志的论文(这就算是认真追赶学术前沿的好学风了)。经济科学与其他科学一样，创新必须在既有知识积累的基础之上，不管是小的边际创新还是重大的理论突破都是如此。如果不熟悉经济思想史，就不知道理论的来龙去脉，很可能你以为自己发现了经济学理论的“新大陆”，实际上200年以前别人已经说清楚了。其二，不了解现实，包括过去的现实即历史和现在的现实。许多经济学者不重视经济史的学习和研究，其实是很难理解历史上不同时期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理论、为什么理论会演变、为什么不同时期分别有不同理论占住主流地位。其三，学者们有些“懒”。经济学家的劳动主要是脑力劳动，但是，必须有较大程度上的体力劳动，走进企业、走进农村、走进工业和农业、走进贫困地区……当然这种体力劳动是带着理论工具进行的，只有这样才可能在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之间的不断互动中找到灵感、找到真正有价值的研究课题。经济学界所谓的“精致的平庸主义”现象，根本上是由学风不踏实决定的。因为不懂理论史、不懂过去和现在的现实、没有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互动，实在想不出、找不到有价值的问题，但是确实学习了不少教科书上的理论工具和方法，在这种情况下要写论文发表用以评职称或获取别的名利，肯定只能运用很多的工具，对一些常识性或公理性问题进行形式上很精致的实证分析，数据也比较多地从网上获取，最后证明的还是公理或常识。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现实中发现反常，加以解释和论证，才是科学研究。不过，如果把这类现象视为写论文的程序练习还是有价值的，就像法学院学生搞模拟法庭、金融学院学生模拟股市操作一样，但是不是严格的科学研究论文。当然，盲目追求发论文、出书的数量，甚至弄虚作假、剽窃他人成果，那是突破学术道德底线的学风问题。

2.把构建“中国经济学”“争取学术话语权”等概念化、口号化。包括经济学理论在内，中国学者不是没有重要创新和贡献，我们完全有理由在理论上自信。但是，从科学和学者角度，这种自信是在充分理解、学习、借鉴世界既有理论基础上的自信。如果不了解别国的理论，只肯定自己，应该属于盲目自信。一些学者理解的“中国经济学”就是重建一套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同的话语体系，以便我们有话语权。这种理解不利于经济科学的发展和创新。其实，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东西很多人看不懂很正常，一是因为确实发展方向有些问题，有精致平庸主义倾向，二是因为经济学家分工越来越细、知识大爆炸、文献浩如烟海，单个经济学家很难看懂各个领域的全部文献，西方多数经济学家也只能看懂小同行里的文献。应该努力了解现代西方经济学是怎么回事，至少要大体知道，进而从科学角度发现其真正的弊端，然后我们努力矫正这种现象，基于中国实践创建新的理论，中国经济学家的理论不就有了吗？

3.颠倒了“用学术讲政治”与“用政治讲学术”的关系，不利于学术，更不利于政治。“政治”和“意识形态”本来在学术上是中性词，现实中是社会的基本存在和人类社会的基本需要之一，学术上和实践中都是要讲的，而且要讲好。不要以为西方国家的学者、包括经济学家们不讲政治，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更讲政治和意识形态，甚至有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偏见。关键是怎么讲。经济学家们无论是证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公正有效还是国家干预的必要，都有政治背景、都有服务政治的倾向，这不是错误或不应该。马克思写《资本论》也是讲政治的，而且公开亮出自己的政治意图，他是用严密的理论逻辑和客观事实证明了当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合理和效率递减以及必然被取代。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是用学术、科学讲政治的大师，也是中国经济学家学习的典范。但是，现在有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很好地思考“如何用科学和学术讲好政治和意识形态”，同时，行政权力过多地、不合理地介入学术领域，主要表现为介入学术评估和评价、有行政权力的人士参与学术资源的分配和追逐学术名利，都不利于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