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收到我的老师、哈佛大学教授、诺奖得主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的邮件，我都非常愉悦。但是8月29号这天，当我打开他的邮件的时候，却异常震惊：我的老师老友、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丁·魏茨曼（Martin Weitzman）以一种令人悲恸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
作为学者，魏茨曼是学术界公认的最杰出的天才。魏茨曼的研究具有高度的创造性，他从来不做常规性的工作，不做和别人相似的工作，不做大众性的工作。他永远在挑战学术界最前沿的问题，挑战已经建立的见解，挑战人们不能认识的问题，永远站在创造性工作的最前沿。他做的每一项工作都具有高度的创造性，他的每一项工作都会引起众多学者的追随，或辩论，他进入任何一个领域都会是那个领域里走在最前面的人。但是魏茨曼在学术界之外又非常低调，以至于中国的百度百科中，都找不到他的词条。
像魏茨曼这样重要的人物，通常《纽约时报》会在去世的次日发布讣告。但是因为一些必要的手续，魏茨曼的讣告一周之后才得以发布。这篇讣告对魏茨曼在环境经济学的重大贡献做了较好的介绍，但忽略了他的其他重要贡献。与此相关，对他自杀的原因也介绍得相当片面。我希望本文对他在环境经济学以外的贡献做一个更全面的描述。
友谊的起点
通常，人们叫他马蒂。在我们30多年的友谊中，我们从最初的师生关系、论文合作者，逐步发展成为非常亲密的朋友关系。我在哈佛求学的时候，他最初作为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教授，在1986年到哈佛大学访问，讲授“比较经济制度”这门课。我和钱颖一、王一江、李稻葵等听了他的课。茅于轼、樊纲等访问学者也旁听过他的课。
1986年前后，哈佛大学试图聘请他过来。据我的了解，哈佛大学希望他来领导俄国研究中心（世界上最重要的研究俄国的学术机构之一）。但是为了专心研究，马蒂不愿担任行政职务。在拖了很长时间后，哈佛终于让步，大约1989年，马蒂成为哈佛大学经济系的教授及俄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而不担任行政职务。
在魏茨曼讲课之前，雅诺什·科尔奈在哈佛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刚刚结课。当时在学术界，科尔奈和魏茨曼是公认的比较经济学方面最具影响力的学者。科尔奈是来自体制内的影响力最大的学者。魏茨曼是在西方影响力最大的。
在课堂上，他是一个非常严厉、非常难以接近，甚至有一点怪癖的人。但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特别真诚热情，但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在陌生人面前，他甚至会非常腼腆，这也是他如此有成就却又在大众里不为人知的原因。魏茨曼轻易不跟人多接触。但真的跟他接触以后，会发现他对人非常的信任、特别的温暖。
他的课程的考核方式是写两篇论文。在写这两篇论文的过程中，我跟魏茨曼有了直接的一对一的接触。我的一篇论文写的是与英国产业革命相关的内容；另一篇论文分析中国的联产承包制的激励机制。
写第一篇论文的时候，他非常坦率地批评我说：“你的英语真不怎么样（You English is not great） 。”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让我感到很冷漠。而他表达不客气时常爱说“you are more than welcome，”又让我觉得既温暖又想笑。
写第二篇论文的时候，我应用了在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的课上学来的机制设计理论，从激励机制的角度分析为什么中国联产承包制提高了效率。魏茨曼为此专门与马斯金讨论过，核实我的分析方法。他如此的认真，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对这篇论文非常兴奋，不但给A+，说是很好的博士论文的基础。虽然后来我没有继续这项工作，他的强烈的鼓励对我意义重大。无论是批评还是鼓励，他都给人特别强烈的感受，色彩炽烈。
在我博士毕业时，拿到几家学校的聘书。犹豫不决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开玩笑地说，把你的目标函数写出来，把你的约束条件写出来，你自己解这个优化问题。弄得我哭笑不得。
正是那时，魏茨曼对我正在做的关于中国乡镇企业的工作产生很大的兴趣。这让我有点吃惊。
与魏茨曼的合作
魏茨曼对中国乡镇企业感兴趣，有深厚背景。在相关领域，他曾经做过一系列重要的研究工作。他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共享经济》一书，曾经名噪一时。他说的共享经济和今天的互联网没有任何关系。他说的是利益相关者形成的共享关系。传统上，经济学最强调的核心概念是所有制，而他更强调利益相关者。他试图设计一种制度，可以让利益相关者能够共享他们共同努力带来的好的成果。
从某种意义上，他感到中国的乡镇企业具有这样一种利益相关者形成的共享经济体的特点。另一个背景是，魏茨曼作为犹太人，熟悉以色列的基布兹（农村的集体社区）。那可以看成是成熟的共享经济体。早在19世纪末，基布兹就在巴勒斯坦地区开始建立发展，每个基布兹里都包括了工业、商业、民兵，也包括教育。以色列建国的国父们是各个基布兹的领导者。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以色列的基布兹和中国的“集体所有制”在原则上是不同的两种制度。以色列的基布兹是真正的由集体成员共同拥有、共同治理的，而中国的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自上而下由政府控制的。
乡镇企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发展，从相当意义上，对经济学带有挑战性。那时中国不保护私有产权，乡镇企业都定义为所谓的集体企业。作为集体企业没有明确定义的产权。但是乡镇企业当时的业绩非常优秀。这个现象引起魏茨曼很大的注意。他主动跟我提及，希望一起研究这个问题。那时候我才获得博士学位，刚刚开始学术生涯，而他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他的主动让我吃惊。在我的学术生涯中，与若干资深的学者合作过，但魏茨曼是第一位主动找我合作的学者。对我来说，这个合作过程超出了这篇论文，也超出了这篇论文讨论的具体问题。这个合作，在方方面面都对我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伴随着我走到今天。
伴随着1989年秋季中东欧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全面制度崩溃，1991年苏联制度全面崩溃，转轨经济作为一个学科快速发展。在1992年，转轨经济这个领域变成了热门。1992年的欧洲经济学会的年会（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安排了若干转轨经济学的主旨演讲。邀请魏茨曼主旨演讲中国乡镇企业；邀请钱颖一和我主旨演讲中国跟苏联东欧改革的不同制度基础和机制（M型和U型组织结构）。这是国际上最早的高规格的集中讨论转轨经济学的学术会议之一。由于各种原因魏茨曼（和钱颖一）不能成行，委托我替他做报告。于是变成我做了两个主旨演讲，而我不是其中一篇论文的正式作者。魏茨曼在这篇文章（发表在《欧洲经济学评论》上）的初稿中说，某种意义上，这篇文章是跟我合作完成的。实际上，我们讨论的很多，但因为我挤不出来时间，魏茨曼一个人完成了这篇论文。后来我们合作的论文，是在这个基础上做的。
在那个时候，绝大部分讨论经济转轨的学者是研究苏联和东欧的专家，研究中国经济转轨的学者凤毛麟角。苏联和东欧的学者以及西方世界研究苏联的很多学者，就我做的报告提出了许多非常尖锐的挑战。作为现象，人们普遍认为当时中国的现象不重要，不仅中国本身因为贫穷在世界上不重要，而且他们认为中国的那些现象也只是暂时的。从理论角度，中国的现象更难以解释。因此，讨论中国发生的事情，是极其重大的挑战。
中国乡镇企业
与魏茨曼合作的关于中国乡镇企业的工作，工作论文在1993年开始流传。发表的时间是1994年。这篇论文系统地把中国转轨时期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例如乡镇企业，与流行的经济学解释或结论做了锐利的对比。后来人称的所谓“中国之谜”实际是这些表面上矛盾现象的总和。但是，深入的经济学分析可以解释这些现象，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的“谜”。这篇文章可能是第一个在文献中，把中国乡镇企业的崛起作为一个重大现象来研究（以往中国经济在经济学里都不重要），并引起学术界广泛注视。后来许多学者都相继在这个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例如钱颖一和车家华，王一江和张春，李稻葵，等等。魏茨曼和我后来讨论过文献中这些和我们互补的工作。
在魏茨曼的推动下，这篇论文的第二个贡献是试图引入后来称为“行为”（例如合作、信任）和文化等因素，结合博弈论中的无名氏定理，来解释表面上的谜，解释为什么在产权界定不清的情况下，在某些地区（而不是所有地区）乡镇企业能够快速发展。
所谓的产权最终是为了解决激励机制问题。解决激励机制问题有很多可能的方案，一种方案是产权的分配，另一种可能的方案是长期的互相往来带来的结果，但是后者的结果并不总是有把握的。博弈论里著名的无名氏定理说，在“囚徒困境”类型的无限重复的博弈中，人们有可能会互相合作；而在有限重复这类博弈时，人们不会合作。但逻辑上，这个定理只证明了可能性。实际观察是，某些地区在没有明确界定产权的条件下，当地的人们能在相当程度上互相信任、合作。而且，这些地区往往都有悠久的商业合作的传统，如浙江温州地区（而在大量其他地区，则没有这些现象）。我们猜测类似温州这类地区，人们世世代代形成了互相信任，或者建立了帮助相互信任的机制。人的行为是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不同的地方，人们的行为可以是不一样的。如果某个地方人们的行为更倾向于互相合作，这种无限重复的博弈就会帮助合作。
在改革初期，由于不允许移民，在没有移民的情况下，乡镇企业的人员都是当地人。这些世世代代的互相重复的人际关系就会产生合作。但是，一旦允许移民，就打破了前面说的世代重复的地方的人际关系，前面讨论的激励机制就被打破。以浙江省为例， 90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里出现了大量的外来移民。这篇论文在将“行为”引入经济学研究方面，不仅有相当原创性的贡献，而且非常超前。原创与超前，是魏茨曼研究工作的基本特点。后来行为经济学发展了，成了经济学的主流之一，讨论信任与合作成了流行的做法。但在90年代初，由于过于超前，很多人觉得这篇论文引入信任与合作很奇怪。所以，一方面这篇论文曾经有相当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很大的挑战。
魏茨曼对我的影响
对于怎么做研究工作、怎么想问题，魏茨曼对我有着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让我终生受益。
在我刚毕业时，作为一名年轻的学者，面对压力，与多数年轻学者相似，我关心能否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在合作中，我和魏茨曼讨论这个工作的做法，如何满足顶尖杂志的要求。但魏茨曼认为是不是发表在顶尖杂志，并不总是重要的。他说：“这些顶尖杂志名字好听，但是那里边发表的文章，真正重要的，不超过1/3。甚至值得认真读的，可能都不超过1/3。”他还说：“首先是这项工作本身是不是重要。”我问他为什么我们不有意的去朝着顶尖杂志的要求去发展，他说因为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问题是个快速变化的问题，顶尖杂志的发表周期太长，而我们要的是快。他认为，无论在什么杂志，我们的文章只要及时发表出来，就会有很大的影响。事后证明，他说得对。魏茨曼的这些观点对我一直都有很大的影响。
在与魏茨曼合作的过程中，另一个让我受益匪浅的方面是怎么写科学论文。虽然他曾经说我的英语实在不怎么样，但在我们两人共同工作的过程中，他总是有意尽量让我写，而不是他写，几乎全部都让我写。我每写好一个部分以后发给他，他再提修改意见。他的修改也往往不直接在我的文章上改，而是把意见告诉我，让我再去修改。有时候，他一个晚上要给我打几次电话。这样反反复复地来回修改。
这个过程对我后来的写作非常重要。魏茨曼说：“你在写论文的时候，不是一个人闷头推导和写。脑子里要有一个辩论对手。比如说你的辩论对手可以是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副行长，伯南克的导师，当时宏观经济学里最重要的人之一，是魏茨曼在MIT的同事），你写的每一段都是在跟他辩论。”另一点就是关于文字本身。我觉得英语不是我的母语，只要把论文的初稿写完，请他来做最后的润色就好。但他让我完全自己弄。他说 ：“写文章就像造一条高速公路，你得要让读者能在高速公路上跑起来。可是你写的文章像是在路上盖了墙，挖了坑，让人家跑不起来。这样的文章，谁会愿意读？”他还说：“古希腊的雕塑那么细腻平滑，那么完美。可所有的雕塑开始做的时候都不是这么好的。开始都是很粗糙的，后来一点一点磨成细腻平滑的。写文章跟希腊雕塑一样，要一点一点地打磨。”当然，实际上最后文章还是由他润色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从师生、合作者变成很好的朋友。
魏茨曼曾经住在波士顿地区的牛顿镇，我去过多次。后来他在波士顿东北的海边小镇格洛斯特（Gloucester）买了一个荒岛（潮水高时为岛，低时为半岛）。于是，他离开城市，只身住在海边荒岛上。依赖岛上的丛林，魏茨曼建造了一个天然的花园，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其他教授开轿车，他开一辆皮卡，车厢上乱七八糟地放着修理花园的工具。秋天的时候，车厢里面落满了从树上掉下来的果子。皮卡也用来运输作为有机肥料的马粪。他如此痴迷地酷爱环境，格洛斯特镇还曾有人企图陷害他，说他偷盗马粪，把他告上法庭。我开始以为魏茨曼只是特立独行，与众不同。但慢慢地我越来越相信，他开辟荒岛之家，亲手建造荒岛园林，是他转型成为环境经济学家的基本部分。他从心里爱环境，爱到把自己的生活直接放到环境经济学里去了。
魏茨曼的学术贡献非常深刻，非常广泛。学术界公认环境经济学里影响最大的学者是魏茨曼。毫不夸张地说，魏茨曼是公认的奠定了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的人。因为在魏茨曼进入环境经济学之前，这个领域里基本没有经济学的理论。
《纽约时报》的讣告文章暗示，魏茨曼的自杀是因为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没有颁给他，而只给了他的合作者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斯人已逝，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魏茨曼辞世的真正原因。就我对魏茨曼的了解，我不相信完全是这个因素。不真正认识魏茨曼的人，是不会真正理解他的。
去年两位美国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Paul M. Romer)获此殊荣。但是很多经济学界的同事们感到诺奖委员会的这个安排与人们的共识差别很大，难以理解。在环境经济学领域，魏茨曼和诺德豪斯既是合作的关系，也是辩论的关系。诺德豪斯自己披露，在得知自己独自因环境经济学获诺奖时，大吃一惊说，“为什么是我自己？”与此相似，罗默在内生增长理论方面有卓越贡献，但学界普遍期待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应该因内生增长理论与罗默共获诺奖。
对于魏茨曼在环境经济学的成就，人们公认的是，他做的工作是人们不知道的。相比之下，诺德豪斯做的工作多是在人们知道的框架内的。这是他们工作的最大的差别。具体说，对于环境问题，诺德豪斯做的是比较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而魏茨曼讨论的重点是，环境问题可能引发的、人类未知的大灾难。其后果远远超出我们知道的成本收益分析的问题。对此问题的分析也是成本收益分析无法应对的。魏茨曼所讨论的大灾难，人类尚未经历过，科学上也尚乏认识，不知道这个灾难的具体内容。但即便是小概率事件，如果灾难带来的后果是全面毁灭，问题的性质，以及分析的方法，就都进入了经济学的未知领域。
灾难经济学是魏茨曼创造的一个环境经济学的分支，其内容是高度数学化的，包括政治家在内的外行看了会觉得像天书一样不知所云。这肯定是影响大灾难理论普及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灾难经济学的高度数学化，来自其面对的是高度的未知因素，同时又要建立帮助人们做决策的分析工具。
实际上，早在90年代，魏茨曼就研究了如何准备应对可能的、未知的大灾难。他1988年发表的论文《诺亚方舟问题》（The Noah's Ark Problem），借助圣经里面的诺亚方舟在大洪水灾难中拯救人类万物的故事，以理论方式讨论在大灾难即将到来之前，我们怎么保护我们的世界，保护物种的多样性；使得人类可以在灾难之后仍然有可能复制灾难之前的世界。魏茨曼还另有论文专门讨论了多样性，提出来怎么认识多样性的理论。因为只有在认识了多样性之后，才能实际讨论怎样具体保护多样性的措施。
2006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我过去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同事）发布了针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斯特恩报告》（Stern Review），受到全球政界的高度关注。之后的巴黎气候协议等等，背后都是受这份报告的影响。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对以外，所有的政治家都接受这份报告的内容。这份报告更多反映的是诺德豪斯的分析，而忽略了讨论因气候带来的大灾难对人类生存的潜在威胁。于是魏茨曼撰写了《对斯特恩报告的评论》（A Review of The 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指出这份报告在忽略大灾难方面的严重不足。斯特恩多次表示，相信魏茨曼一定会获得诺奖。
比较经济制度和基本经济学理论
在魏茨曼进入环境经济学之前，他曾经是比较经济学领域里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尤其是他的理论工作和关于苏联制度的研究。他最有影响力的论文是1974年发表的“价格与数量”（ Prices vs. Quantities）。这是经济学里经典的基本理论，影响远超出比较经济学领域。这个理论在经济学里开辟了新的方向，在经济学各个领域有大量的跟随工作。后期他关于大灾难的讨论等，从方法论上，和这篇论文有关。
“价格与数量”讨论的是市场和计划机制的基本理论问题。在市场上，核心机制是价格，一切最终都是靠价格来决定的。而在任何的计划制度里，无论是国民经济还是企业内部的计划，其关键机制是数量。在经济学里，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辩论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奥斯卡·兰格和哈耶克关于市场社会主义和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辩论，集中在由产权制度导致的不同激励机制。魏茨曼的理论则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重大问题。他从理论上证明，即便完全解决了激励机制问题，也仍然存在市场与计划两种机制之间的基本权衡问题。当技术更灵活（例如要素之间更容易互相替代），人的偏好更灵活（例如乐于在不同产品之间选择，允许互相替代）的时候，价格机制导致最好的结果。但是如果技术僵化（例如不允许要素之间的替代），人的偏好死板（不同选项之间不可替代）的情况下，定量机制更好。技术僵硬、人的偏好死板对应的实际的例子包括大灾难或者战争。实际上，市场经济的美国和英国，在战争期间都实行了定量控制的配给制。
其道理很直观。战争或灾难破坏了要素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在维持生存的基本需求成为问题时，人的偏好集中在生存上，变得死板。在这类时期，经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保证全体人民能维持基本生活；不管富人和穷人，保持所有的人能工作，能有战斗力。在因战争或灾难导致资源紧缺，急需救人救难的情况下，局部或暂时用配给制取代市场制，用定量取代市场定价是实际经常发生的。除产权制度的原因之外，还有这一层的原因，这个发现是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个理论帮助理解大量市场经济中观察到的计划和定量的现象。例如，杰出的理论经济学家保罗.米格罗姆（Paul Milgrom）应用这个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市场经济中的救护车服务不采用市场机制，而采用救护中心统一调配的计划机制。
直到魏茨曼去世不久前，他本人以及经济学界还在继续应用和发展这个理论。包括面对大灾难威胁时的社会的治理结构。
技术僵化的原因不一定是外生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是采用技术的灵活性。如果劳动力贵，就用资本去代替劳动力，如果资本贵就用劳动力来代替资本，这两个可以互相替换。但是在苏联，魏茨曼发现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替换很困难。他1970年发表的《苏联战后经济增长与资本劳动力替代》（Soviet Postwar Economic Growth and Capital Labor Substitution），发现苏联制度下的技术非常僵化，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很难互相替换，严重制约其经济增长。这篇文章的工作是在60年代后期做的。而那时经济学家还没有认识到苏联的经济会遇到严重的问题。比如萨缪尔森（魏茨曼在MIT的老师）的教科书预言苏联的经济将超越美国。这是最早的通过严谨的经济学分析看到苏联制度存在问题的重要成果。这可能是他一生中发表的唯一的实证研究论文，影响巨大，很多学者跟随魏茨曼的这个工作，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
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激励机制理论方面的研究获得过多次诺贝尔经济奖。但实际上，激励机制问题表现最严重最突出的，是在社会主义的国有制。最早引起人们注意的问题是在苏联。在分析社会主义国有制带来的激励机制问题方面，魏茨曼是理论的开创人。他是第一个经济学家，从理论上严格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激励机制问题。在我们90年代的私人谈话中，他曾经不止一次提起过：“咱们是最早分析激励机制问题的。”他的“咱们”指的是比较经济学中的理论经济学家们，包括科尔奈，当然不包括当时非常年轻的我。
魏茨曼有一系列的研究工作集中在苏联的激励机制问题上，尤其是苏联研究与开发的激励机制。当时，苏联在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投入是全世界最高的，但为什么不见效果？为什么苏联的技术在宏观上表现得如此死板？1976年，魏茨曼发表的《新苏联激励模式》（The New Soviet Incentive Model），从理论上分析苏联改革中激励机制的问题。这篇文章分析70年代初苏联大举推动经济改革时的核心问题。当时苏联已经意识到激励机制是严重影响经济继续发展的核心问题，试图在不改变国有制、不改变计划经济的基础上， 设计新的激励机制。但在实际中遇到严重困难，根本解决不了激励机制问题。
其中最难解决的激励机制问题之一，是所谓的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棘轮是一种机械上的机制，轮子只能朝一个方向转，不能倒转。在苏联官僚机构，每年上级要定量考核下级，并且与前一年的业绩对比，决定奖惩。考核业绩和奖惩挂钩，短期看好像能帮助改进业绩。但是这个机制会产生长期的问题。年复一年地考核之后，人们发现，如果今天工作特别努力，明天要比今天更加努力，后天还要更加努力。在这个机制下，今天的努力会把自己的未来给葬送了。于是，为了保护将来发展的余地，人们从今天起就不再努力工作。这是国有制下普遍存在的致命的激励机制问题，直接影响到苏联的研究与开发，影响其长期发展。1980年，魏茨曼发表的《“棘轮原理”和绩效激励》（The ‘Rachet Principle’ and Performance Incentives.），是第一个在理论上透彻分析这个问题的论文。在许多重要的跟随的研究工作中，包括诺奖得主梯若尔（Jean Tirole）的工作。
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是与环境经济学密不可分的领域。魏茨曼在增长理论方面做出了许多杰出的贡献。作为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第一个因增长理论获得诺奖的学者）的学生，这可能不令人吃惊。首先，所有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都有的隐含假设是，只要投入研发，科学和技术就能进步。但是如果技术进步本身有极限，这个假设站不住，整个理论就垮了。不少人担心，如果科学上可以发现的大都已经发现了（比如物理学至今还没有超出爱因斯坦的理论框架），科学的进步越来越慢，科学技术带来的增长就会失去动力。
针对这个疑问，魏茨曼1998年发表了《排列组合的增长理论》（Recombinant Growth），论证科技发展会放慢或停止的担心是杞人忧天。他的理论的起点是，任何一个新想法新理论新技术产生以后，都会跟现有的各种技术形成各种排列组合。因为已有的技术已经花样很多，排列组合之后产生的新技术就是一个天文数字。由此证明，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讲，科学技术进步的可能性是无限多的，多到实际上绝大多数不可能执行。即最终限制的是其他的约束条件，而不需要担心科学技术的发展会停止。与此紧密相关，魏茨曼1979年发表的《优化搜索的最佳替代方案》（Optimal Search for the Best Alternative），讨论投资研发新技术的高度复杂动态的、不确定性的决策过程。对于研究与开发如何影响科学技术，如何影响长期经济增长都有重要的贡献。
魏茨曼在经济增长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度量方面也有重要贡献。自从库兹涅兹发明的GDP概念（库氏为此获诺奖）被广泛接受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天经地义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GDP增长。但是魏茨曼在若干论文和著作中指出，在许多条件下，GDP增长不等同于收入增长，更不等同于财富增长。更不用说长期的可持续的社会福利。他不仅指出其中特别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而且设计了其他更好的度量方法。
令人肃然起敬的孤独的学者
90年代初转轨经济学是经济学最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经济学不同领域的学者都纷纷加入。在全世界瞩目的转轨国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苏联制度的崩溃。魏茨曼是西方经济学界研究苏联影响力最大的理论经济学家。但偏偏在这个领域变得最时髦的时候，他却觉得离开了自己最出名的而且最熟悉的领域，转而进入了当时不仅相当冷僻而且实际上基本上没有理论的环境经济学。理解这其中的缘由，令人对他肃然起敬。
作为一个具有高度创造性的理论经济学家，魏茨曼追求对问题的彻底认识。当时的转轨经济学非常热门、非常时髦。但是他认为这个领域更像是一个战场。他说，战场上硝烟弥漫，一团混乱，看上去非常热闹，但实际上人们看不清里面发生的是什么。他对我说：“当一个领域中的现象是硝烟弥漫看不清楚的时候，这个领域就不适合做理论研究的对象。要等到这个领域冷静下来，事实澄清之后，才适合我们做理论研究的人去深入。”在许多年里，魏茨曼从不同的角度，反反复复地跟我表达过这个基本想法。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这个看法，但这深刻地反映了他是怎样严谨的学者，怎样诚实的为人。在比较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最时髦的时候，他因为拒绝误导自己，拒绝误导他人，决定离开这个领域，使他从一个非常著名的比较经济学家，一时变成一个默默无闻的环境经济学者。
魏茨曼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有很强的尊严感。虽然他很在意别人对他的工作是不是认可，但是最大的认可是他自己，是通过他自己的标准。20多年前，我和魏茨曼的私人谈话曾多次涉及相关话题，包括研究领域，包括他人对我们工作的评价等等。作为学者，我们做的研究工作和别人对我们工作的承认，是不是有关系？当然，所有人都关心自己做的工作是否得到别人的认可或欣赏。他说：“咱们俩有点像，咱们做的工作都不是在一个标准的框框（standard box，指的是狭窄界定的研究领域）里面。”他说这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难，因为别人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但是真正重要的突破和想法往往是跨越了框框的限制产生出来的。
他还说，我讨厌被别人评价。因为多数别人的评价都是在框框里的。幸亏获得终身教职后，就再也不需要关心别人如何评价了。对于资深的著名学者们，魏茨曼认为，有的人获得了终身教职的正教授之后，就不再做研究工作了，那是一个完全没有尊严的事儿，甚至违反了合同。犹太人很在意合同这个基本概念。在圣经里上帝跟犹太人之间是一种合同关系。自幼，合同的观念就深深扎根在他们的头脑中。从披露出来的魏茨曼遗言的某些段落可以看到，魏茨曼感到自己的创造性比起过去出现了下降，他对自己的创造力和分析能力的下降感到非常不满意。
过去30年的友谊，让我理解这会是他内心最挣扎的地方。如果去年的诺贝尔委员会不犯错，假定去年魏茨曼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就会鼓励更多的年轻学者跟他一起工作。魏茨曼是非常有创造性想法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在数学上的能力会有所下降。数学上的能力往往更依赖年轻人。如果魏茨曼得到诺奖的肯定，他面对的困难应该是可以化解的，而且他的才能可以更容易地传递到年轻人手里的。但是很不幸，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魏茨曼是一个孤独的人，也是一个温暖的人。当年他一个人刚搬到海边荒岛上住的那段时间，正是他离婚之后孑然一人。他曾经问我，“你不觉得很孤独吗？我可是觉得很孤独。”他跟我描述那种孤独的感觉。我们一起午饭，一起去商店购物。他的真实、温暖、人情味无处不在。有一次，他邀请我去岛上他家里，他领着爱犬跳到海里，热情招呼我赶快下水。我说：“不行，咱们不是一个人种。我是怕冷的人种。”他高兴地说，“看来你显然不知道生物科学和考古学的最新发展。你不知道我们都是来自非洲的同一人种吗？！”
不管我们来自哪里，我们相遇的瞬间都是美好的。当年在三亚的夜色中，他带领一群年轻的中国经济学家下了车就一头扎进海中畅游。最近在约旦佩特拉的石窟宫殿里，我们探讨地理和中世纪贸易之路（丝绸之路）的制度。所有这些都像发生在昨天。魏茨曼是一位极具创造力的天才，是一个孤独的人。他的离去是经济学界一个巨大的损失，从此我们失去了一个睿智的学者，一个温暖的朋友，一个视尊严为生命的人。人类有这样的儿子，难道不应该骄傲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