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先生以前常常说，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文学是他的娱乐。他老人家就为这三项忙了一辈子，但也忙得他助垂史册，名扬国际。我们这一批在五十年代作为“胡适之的小朋友们”，拜他作老师，也深受他的影响。就以我个人来说吧，我也可说历史是我的职业和训练，文艺是我的爱好和娱乐。
记得我自小学时代开始，出任公职的第一项任务便是当文学编辑。我那所小学，原来是一座庙，坐落于一条美丽的小河之滨。这条小河也有个美丽的名字叫做“桃溪”，因而我们的国文老师乃把我们学生主办的文学刊物取个名字叫《桃溪浪》。我们的召文学社”因而也叫做《桃溪浪社》。我们社员十余人都是一笔滔滔的“小鲁迅”。我就是这家《桃溪很》的“总编辑”。我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艺作品的文题，叫做《忆儿时》。
从《桃溪浪》开始，自初中，高中到大学，留学。我一辈子和文艺也没有分开过。抗战期间进大学，也搞过一些文艺社的组织，并为这个组织和一些当时名闻海内的作家，有过短暂的接触——例如当时在歌乐山养病的冰心女士，我们就以“你以前的小弟弟”或“你以前的小读者”的身份和她通过信。还有那时落难在重庆小龙坎教中学国文的诗人臧克家和我们也有过往还。并且为着接稿，我也曾间接的冒犯过“杀人无力求人嫩”的田老大，田汉先生…至今犹觉内疚…
四十年代的“慧孽顽根”
一九四八年夏季当国内的内战正打得烽火连天之时，我又糊里糊涂地跑到美国来留学了。上船之前，替我送行的一些欢喜搞文艺的朋友们，乃约我替他们写点《旅美通迅》一类的文章——那时冯玉祥将军也正在为《大公报》写同一类的文章(现在的名词就叫做“报导文学”吧)。我记得冯将军说美国样样都好，连美国的抽水马桶也比中国造的好。冯将军说，美国的抽水马桶的座位很大，哪像中国马桶那样的“顾前不顾后”呢？朋友们希望我到美国之后，也为他们写一点类似的马桶文学。我也答应了。那时我虽然对美国所知甚少，但我直觉的想法是，天下哪真有至善至美的社会呢？美国社会一定也有它的缺点，甚至重大的缺点，但是知识不够，怎能体会出它的缺点呢？正如《红楼梦》里的板儿，板儿怎么能知道荣宁二府之内，哪一个“扒灰”？哪一个“偷小叔”呢？所以我这个板儿渡海潜入大观园时，真是十分虚心。既不敢恭维“马桶”，也不敢乱骂“杜鲁门”。我对我的朋友，只报导了些鲜有评论的“报导文学”。内容让中国读者们慢慢去体会，也让我自己慢慢来咀嚼…我写了不少篇，但是一篇也未看到出版。一个小作家太天真了，他还在糊糊涂涂地写，哪知道太平洋彼岸的祖国已天翻地覆呢？朋友，生为中国人，五千年来我们有多少人有过改朝换代的经历？更有儿个人体验过“焚书坑儒”的滋味呢？大梦初醒，时代已转入五十年代了。我这个失去方向的四十年代小作家也从虚无主义走出来，感觉到面对现实的挑战。在一个不知何择何从的时代里，一个人的劣根性却不易丢掉。我记得当时曾做过一首小诗，念出如下：
慧孽顽根久未除、昨宵小梦到西湖，
断桥泉照归来影、侧帽平衫旧酒徒。
我自己这个“慧孽顽根”，在当时实在是个绊脚石。在那个五十年代的美国，一个青年人如认清时代，洗心革面的去“努力上进”，还是有他的成就的。我们搞惯了“士农工商”的小子，为什么就不能‘翻身”，来搞个“商工农士”呢？祖国大地不是四处都在翻身吗？我翻不了身，便是受“慧孽顽根”的牵累——你觉得还是你老的生活方式最快乐，为追求快乐，也就不想翻身了。可是当时最不幸的却是受“慧孽顽根”所牵连而无法前进的，竟然不止我一个人——我很快的又发现了另一批狐朋狗党，臭味相投，因而就更是翻身无日了。
在我当时所认识的青年作家中，第一批应该提的便是林太乙姐妹和太乙的丈夫黎明了。他们是我的哥大同学。哥大在四十年代里，中国留学生无虑数百人，人材济济。到五十年代初期，就只剩小猫三只四只了。正因为人数少，同学之间就更容易接交。通过了太乙夫妇，我们也就认识了林语堂先生。
林语堂和《天风社》
林语堂当然也是一个有“慧孽顽根”的老辈。他在美国大批大批的稿费拿腻了，也想把他那《论语》，《西风》，《宇宙风》一类的“性灵文学”型的刊物搬到美国来出版一下。就这样林氏便在1952年创办了《天风月刊》。
1952年正是中共在大陆搞土改，搞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全国上下一派血腥的时代。台湾当时是个有“文化沙漠”之称的荒岛。荒岛之上也杀声阵阵。而林语堂在纽约却好整以暇的办了一个“性灵文学”的杂志。
《天风月刊》顾名思义，是当年春申江上《西风》一类刊物的延续。那是一家受西方影响的纯文艺刊物。这个《天风社》由林氏亲任社长，他的二女儿太乙作主编。太乙的丈夫黎明，也是位才兼文武的作家，社务编务，他都可一把抓。但是黎明那时在联合国任翻译，格于联合国的规章，他不能兼差，所以在《天风社》里他可作事而不可挂名，可是《天风月刊》在纽约州政府登记发行时却必需有个“业务管理员，的名义。黎明既然董其事而不能出其名，太乙乃把我的名字写了进去，使我成为《天风社》里，未“管理”过一天“业务”的“业务管理员’。
《天风社》的成员基本上还是三四十年代老上海帮作家的延续。例如以《王宝训》一剧而扬名欧美的熊式一，小说家徐纡，写《毛泽东和我行乞记》的作者萧瑜夫妇(萧瑜是纽约青衣名票萧明的爸爸)，诗人雕刻家李金发，散文家沈有乾，女兵谢冰莹……总之都是当时毛泽东搞“脱裤子、割尾巴”运动之下，与林公有若干交情的漏网之鱼。在这批一老作家之后，便是我们这批太乙的同学，“林语堂的小朋友们”了。那时在《天风》中执笔的晚辈，除我自己之外，今日仍可想起的有：后来把现代艺术带进台湾的顾献梁，今日还在大搞其既接传统，又反传统的怪体字的王方宇，我今日市大同事亚美学专家宋瑞芳的丈夫锺嘉谋…等等，加上黎明和太乙，大致也有七八位。
《我的女上司》
《天风》是个十六开本的小月刊，容量甚小。但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大陆上大门紧闭，而海外华文文艺界一片“沙漠万的时代，它居然能风行海外，花果飘零，成为中华文艺流落番邦的独子孤儿，赢得读者们的一遍彩声。但是《天风》一共只办了九期，不足一年，便因为林家周府往南洋办学而停刊了。
我个人在这个小刊物内一共只发表过两篇文章，和若千首诗歌。一篇叫《梅兰芳传稿》(连载三期)，另一篇叫《我的女上司》(载第二期)。梅传是林语堂先生出题目叫我写的。女上司一文则是我在四十年代，对美国社会，只谈事实，不作评论的“报导文学”的延续。
在“女上司，里，我写一个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打工时的奇特遭遇，写的是客观的故事，没有丝毫善恶、是非的主观评论—事实上是一篇“留学生小说”而已。
《我的女上司》是在1951年写，1952年二月发表的。因为这故事十分滑稽，有的在海外教中文的老师，竟把它选为汉文教材。有位老师朋友告诉我说，她的洋学生读过之后，“把头都笑掉了，。这篇“没气出”的滑稽短篇，后来在海外文学杂志，每彼转载，就变成了一篇不折不扣的“留学生文学”了。
最近有一位研究“留学生文学”的朋友告诉扮说，我那篇小文是“留学生文学史”中“前于梨华时代”的作品，是留学生文学的“鼻祖”。其实这是他仁兄“把头都笑掉了”之后的错觉。《我的女上司》也不是我自己“留学生文学”中的第一篇。我是1948年留美的。上岸不久，就打起工来，我还写了些“我的男上司”呢。只是我那些“男上司”被我寄回中国，全部给共产党的邮电检查干部送进了劳改营，始终没有“解放”“平反”出来。
再者，《天风》那时也不是唯一写“留学生文学”的地方。那时美国东西两岸的华文侨报和期科还有好多家，里面“打工文学”可多呢。只是它们多半是随写，随看，随丢罢了。《天风》原来也是这么个三“随”的刊物。在当时谁又会想到它老人家要挤入“留学生文学史”呢？
讲起留学生文学，谁都会立刻想起于梁华女士。过去三十余年来，她以深切的体会和观察，以生动流畅的文笔，在十多部小说中，描绘刻划了形形色色的留美学生和学人，构成一面异彩鲜明的旗帜。她的人物的悲喜剧，以及她自己的思维意识及艺术手法，交织着中西文化，记录着笑声和泪雍，有共性，也有独性。这次的研讨会，于教授因母病未能亲到，下面是她的惠稿。
我写所谓“留学生文学”的前因后果
我一九五三年来美，一九五四年进加州大学读新闻，到今年一九八九年，前后三十五年，多半的时间，不，几乎是全部的时间，都生活在学术界，先是留学生，再是学人的妻子，自一九六八年开始在大学里教书之后，自己也变成学人，或是半个学人，半个作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接触的多半是学人及留学生，原先只是台港来的，一九七五年之后又加上中国来的。
文学素材取自生活，文章故事来自生活中接触的人，既然接触的多数是学界的人，故事里的角色自然是他们，从《也是秋天》，到《归》，到《雪地上的星星》，到《会场现形记》，到《变》，到《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到《三人行》，到《傅家的女儿们》，都是这些年接触的人，看到的事，听到的消息的揉合、交融、澄清、重组后的长短作品。没有存心要写“留学生文学”，也没有局限自己在此范围之内，但自然而然的，一个作家只能写他(她)最捻熟的人与事，写出来的既然都是生活在美国，美国的学术界，学术界里的华人的悲欢忧喜，于是就自然的成为留学生文学了。
来源: 《文艺理论研究》1989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