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政治是政党的时代。政党与领袖的关系是影响政党政治的重要因素。政党是政治领袖的孕育者还是遏制者直接决定一国的政治效能和国际影响力。本文通过对中国、日本和新加坡三个国家中政党与政治领袖关联性的研究，试图唤醒长期处于沉睡状态的领袖政治。本文的基本结论是：( 1) 弱政治领袖必然导致国家的衰落。( 2) 传统力量对现代政党的侵蚀必然导致政党的衰落。( 3)领袖型政党与制度化政党的结合是现代政党政治的基本形态。魅力型领袖向使命型领袖的转型也是必然的趋势。

［关键词］ 政党 领袖

马基雅维利曾经提出，传统政治是君主的时代，现代政治是政党的时代。但是，传统政治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君主遗产的根除，现代政治的诞生也并不意味着政党对领袖的完全替代。因为历史不会因为政治形态的更新而被割断。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的勾连在任何国家都是难以打破的。因此，现代政党政治对政治领袖的邀请实际上就是君主政治的一种现代再生，只不过支撑现代政治领袖的制度性力量和结构性力量发生了变化而已。本文通过对中国、日本和新加坡三个国家中政党与政治领袖关联性的研究，试图唤醒长期处于沉睡状态的领袖政治。正如尼克松所言：

“在伟大领袖们的脚步声中，我们可以听到历史的滚滚雷声。”

一、问题、视角、判据与假设

( 一) 问题的提出

曾几何时，领袖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角色，一直处于政治的核心位置。尽管在现代国家体系中，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力量一度压抑了领袖地位的上升，甚至一度也使领袖的核心地位游离于政治学者的视野之外，但是，领袖的核心地位甚至领袖崇拜作为一种挥之不去的传统，是难以在人们的政治世界中完全灭绝的。这与其说是根源于人与人之禀赋和能力的差异，还不如说是根植于人们的本性。卡莱尔认为，相对于神灵英雄、先知英雄、诗人英雄、教士英雄和文人英雄来说，君王英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领袖) 是最为重要的，他能集以上各种英雄之优势于一身，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卡莱尔饱含深情地说道：君王是人们的统帅，可以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伟人，我们要忠诚地放弃我们的意志，要服从他的意志，并以此来获得我们的幸福。对我们来说，他实际上是各种英雄主义人物的总和；教士、导师，任何我们所能想象的世俗的或精神尊严在这里都具体体现在这种人身上；他统率着我们，为我们提供永恒的实际的学说，告诉我们每时每刻应该做什么。当然，卡莱尔对君主英雄的这种赞美除了在政教合一国家还能依稀看到其迹象之外，在世俗化、多元化的现代社会，这种赞美确实是有超出事实之嫌。但是，人们对领袖或君主英雄的追随与渴望并没有随着个人主体性的崛起而泯灭。甚至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普通人的矛盾心态恰好说明了领袖的独特地位和魅力。伯恩斯在《领袖》一书中提出：我们急切地寻求领导，却又试图将它套牢和驯服。我们畏惧权力，然而却被其蛊惑，让它撩拨起我们的欲望。如果权威让掌权者变得志得意满，矜持骄傲，而又自视甚高，那么现在它不但让权力的寻求者陶醉其中，也令无权者神魂颠倒。领袖学派代表了政治学中一种难以磨灭的研究范式，它在不经意间揭示了政治的本质。这就是伯林所提出的一个深刻命题：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服从其他人或群体”或( 归根结底是同一种说法)“为什么任何人或群体总是要干涉其他人”？可见，对领袖的研究一直被封存在政治哲学、政治思想、政治心理、宗教与政治等传统的领域之内。从这个角度来看，领袖就被视为超越于普通民众与制度结构之上的神秘力量。当然，在崇尚制度力量的时代，这种研究取向显然是有点不合时宜了。

( 二) 研究视角

本文的研究不是传统研究思路的延续，而是试图将个人性力量与制度性力量联结在一起，揭示国家、政党以及制度性安排是如何塑造政治领袖的，又是如何抑制政治领袖产生的。换言之，本文试图摒弃将领袖与现代制度结构完全不相容或相割裂的传统，将排斥领袖的制度学派、结构学派与关注英雄人物的领袖学派、历史学派结合起来，揭示政治领袖在现代国家权力结构中的独特定位及其对国家地位的重要影响。把领袖与制度割裂开来的研究方法显然不适合政治学的偏好，更不符合政治的真相。美国学者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在研究美国总统政治时认为，总统职位这种机构经常设法突破自己的权力范围去控制其他的部门。它从骨子里就具有重新安排秩序的欲望，正因为如此，它才经常性地把秩序和惯例抛在一边。它在正常情况下的活动和工作会改变各个制度的范围，重新规定可能发生的政治状况。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仅仅指出了问题的一面，还没有触及到另一面。事实上，在以组织、规则、程序为支撑的现代政治架构中，任何领袖的行动都是内嵌于制度之中的。现代政治的运作一方面可以被视为领袖在多大程度上是开发变革的动力，另一方面，又使制度释放出巩固变革成果和遏制破坏性力量的功能。领袖与制度的结合体现了政治的特有秉性：理性与激情的融合与循环。以此为视角，本文在比较政治学的框架下，通过对中国、日本和新加坡三个国家权力结构的比较分析，试图回答如下的问题：为什么日本的政党政治在二战之后难以塑造出新的政治领袖，而中国和新加坡的政党却成为塑造政治领袖的温床？ 再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日本的政党政治遏制了政治领袖的产生，而中国和新加坡的政党却在积极培育领袖的成长？

( 三) 比较的判据

那么，中、日、新三国为什么能够比较呢？ 为什么要选取这三个国家进行比较呢？客观而论，单纯从国家规模的角度来说，中、日、新三国确无比较之处。但是，国家规模的大小并不是唯一的比较尺度。法国著名学者马太•杜甘( Mattei Dogan)认为：在许多类型的比较中，大小这一向度是必不可少的，但在其他一些比较中大小向度则不那么重要，甚至可以被忽视，特别是在对机构和行为的研究中。可见，国家规模的差异并不妨碍我们对中、日、新三国的政党制度、政党行为和政党功能进行比较研究。其次，尽管日本奉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但是，其内在的权力结构也不妨碍我们对以上三国进行比较，因为日本的民主化显然不具有西方国家所具备的那种彻底性。“日本化的民主”，虽然也抽象地拥护和尊重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但实际上把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嫁接在日本传统的国家主义和权威主义上，因而，最后所达成的主要不是基于社会主体的权利、利益和要求的规则和秩序，而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统制所需要的规则和秩序。日本历史上大型暴力革命的缺失使得这种嫁接成为可能。为此，巴林顿•摩尔在其经典名著《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说道：寡头结构、内部团结而有效的等级束缚与高度的权威，所有这一切都变化很小，它们在转向为市场而进行的现代生产时被保留下来。日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对资本主义原则的适应力，使得日本在进入现代历史的初期阶段上不曾付出革命的代价。

显然，日本仅仅在政体原则上可以被纳入到西方民主国家的行列，其内在的权力结构恰恰为我们在政党与领袖这一层面上进行比较提供了某些便利。甚至进一步讲，如果从领袖与精英的角度，一切古今中外的“统治体”都是可以进行比较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认为在18 世纪的俄国，占据垄断地位的精英群体数量是9000 人，法国的统治阶级数量为 3000 人，对于美国来说其占据垄断地位的群体也不过 1万人。当然，在一个现代社会中，总有上万或几十万人在受教育水平、财富和其他社会特征上接近精英，他们在权力机构、组织或者运动中的第二等级的位置使得他们也能影响政治决策，但是这些人的政治影响通常是间歇的、间接的，且局限于与他们的组织或运动相关的特定议题。最好将他们视为“影子精英”或者埃特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 所谓的“第二等级”。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支配美国的少数富人( 银行、公司、大农场、城市房地产等高收入财产所有者)首先关心的是对劳动力市场的控制。换句话说，利润、效率以及生产率并不是他们关心的主要内容。他们主要关切的是，确保那些在办公室、工厂和田野辛勤劳作、按时领取工资的人无法组织起来，从而使他们能够行使权力。现在的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全接手美国政坛的“企业—保守派联盟”，而且已经不存在任何能够遏制“企业—保守派联盟”的对抗性力量。这个联盟已经控制了联邦政府的行政、立法和司法分支。

除此之外，中、日、新三国在东亚的地理定位及其在文化、价值和社会传统上的某些一致性，也成为我们对其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判据。所以，本文从政党与领袖的这一层面选取这三个国家进行比较研究，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判据上，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领袖作为精英集团的枢纽始终处于所有时代、所有国家政治争夺的焦点位置。唯一不同的就是统治精英阶层是分离型的还是共识型的，精英的分裂程度与整合程度就成为左右领袖产生的重要变量。

( 四) 研究假设

基于此，我们进而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中国和新加坡的政党能够塑造出政治领袖，而日本的政党却难以塑造出政治领袖，可能与这三国中的政党承担着不同的功能有关。马太•杜甘在《国家的比较》一书中曾经提出了“功能等价物”这一概念。他说道：不同的结构可能发挥同样的功能，同样的结构也可能发挥不同的功能。对功能等价物的探索弥补了角色和功能在分析上的分裂。也就是说，中、日、新三国的政党虽然同被冠以“政党之名”，但其功能上的不同却导致了政治结果的不同。本文恰恰是通过对其功能差异的分析，才找到了这三国政党与领袖关联性的差异。换言之，如果日本政党要想成为孕育政治家的温床，则要嫁接其他国家政党的功能，在政党转型和功能弥补的过程中，架起通往领袖培养的桥梁。

二、本文的分析框架

客观而论，影响领袖诞生的因素是多重的。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中国古语说“时势造英雄”，这当然是一种贯通古今的历史观。正如上文所言，本文试图将制度分析、结构分析与领袖研究结合起来，从政党与领袖的角度，揭示政党与领袖的内在关联，进而阐述对政党时代领袖政治的独特地位和政治效能的基本看法。本文的分析框架如下：（图略）

( 一) 高级政治的强弱

高级政治( high politics) 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它涉及一国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低级政治( low politics)。低级政治是合作与一体化国际关系理论关注的核心话题。该理论试图对非中心化背景下的行为做出解释，在这一背景下国家面临着超越国家要求的问题，它们包括诸如贸易这样的要求合作行为的功能性领域。这些功能性领域要超越运用单边主义途径求取解决方案的民族国家的能力。与之相适应，国家在合作关系中的愿望会导致面对共同问题时采取相互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除了贸易领域之外，低级政治还包括环境、电信、移民、卫生、投资、货币和航空安全等。与在无政府状态中关注冲突本性不同的是，在国家拥有共同利益的功能性领域中，任何国家都不能单独行事，即便它能带来收益。换言之，从合作行为中获取的收益要比单独行事中获取的收益更有价值。①而高级政治首先是指那些在国际关系中意义重大、影响非凡的决策活动，如讨论一国是战争还是结盟，等等。其次，高级政治是指在共同体层次上、有关民族国家问题的重大决定和政策制定，如号召种族或集团一体化；或是与产权制度有关的政治关系的变革，如私人产业国有化；或者对政府的体制和形式进行根本性变革，等等。所谓低级政治也是一种政治类型，这类决策不涉及对国家或国际社会中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革，它涉及次要性的决策，如将大型社会系统保持在某种均衡状态。低级政治通常由官员和管理者们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实行，一般属于官僚政治行为，功能是在不干扰社会政治经济现状的条件下为贯彻高级政治决策所进行的活动。在国内层次上，低级政治包括通过有关防止环境污染的法规；决定提高最低工资和社会福利标准； 对外贸易、旅游和投资往来的促进；等等。当然，某些低级政治在特定时期也转化为高级政治，但是，高级政治所具有的排他性、唯一性等特点，决定了高级政治对于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和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乃是极为重要的。只要一个国家拥有较强的高级政治，那么它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性也就随之上升，反之则反是。因为强高级政治必然会为该国的政治领袖提供更为广阔的国际活动舞台，而弱高级政治则会导致该国政治领袖国际活动舞台的萎缩。如果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来看，高级政治的强弱显然是与国家规模、国家军事力量、国家左右国际事务的实力等因素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仅仅关注到了高级政治的客观属性，事实上，尽管某些国家缺乏以上客观属性，但也可以通过主观努力创造影响世界的“高级政治”。基于此，我们可以将高级政治扩展为“实存性高级政治”(objective high politics) 和“创造性高级政治”( artificial high politics)，前者是客观存在的，后者是经过人为力量主动创造出来的。

( 二) 党内精英整合程度的强弱

精英理论认为，精英整合与政治稳定、民主之间的关系是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按照政治社会学的观念，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的多样性必然导致精英分化或精英碎片化(elitefragment)。但是，透过这一表象，我们发现精英整合却是隐藏在这一现象背后的政治密码。党内精英整合程度的强弱直接影响到政治领袖的成长。从经验的层面视之，精英整合程度高的国家，往往会容易达成政治共识，形成巨大的能量聚合，从而有利于政治领袖的产生；党内精英整合程度低的政党往往会因为派系之争而弱化对政治领袖的认同程度，从而阻碍政治领袖的成长。前苏联东欧巨变与其说是根源于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破产，还不如说根源于党内精英的分裂；与其说是来自下层的革命，还不如说是来自上层的革命。前苏联解体前的党—国精英阶层为了使自身占有的财产合法化，为了给自己在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中依靠特权地位获取的财富施加一个安全阀，他们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对旧体制的抛弃和向资本主义体制的靠拢。与其说他们是传统社会主义的叛徒，还不如说他们是使私有财产合法化的阴谋家。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这两位美国人在《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中说：1987年前后不久，在国家社会主义各种旧机构的内部和周边，苏联党—国精英们催生了新的资本家阶级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那些从党或国家的机关迅速转往私营企业的个人案例表明，改革为党—国精英们把自己变成富有资本家大开了方便之门。对于构成精英阶层大多数的那些讲求实用的野心家来说，这种教训是不会忘记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瓦解以及替私有化和自由市场所开的绿灯对他们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机遇。这将允许他们紧步那些捷足先登者的后尘。曾经操纵旧体制且是该体制的主要受益者的集团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这些人，确定他们的利益不再能够从该体制中得到了。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似乎是首要的选择。所以，这两位美国人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终结，党—国精英才抛弃旧体制。真正的事实与之相反：是由于党—国精英抛弃了旧体制，旧体制才终结。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们则会看到日本正是因为党内精英的分裂，才直接导致了政治领袖的难产和漫无休止的权力斗争。

( 三) 决策方式的差异

决策是对政治领袖最大的考验。一般来说，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有助于政治领袖的成长，而自下而上的决策则会阻碍政治领袖的成长。前者有助于培养政治领袖的远见和能力，后者则容易导致政治家对职业化官僚的过度依赖。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以上两种决策方式都是存在的，我们主要是看哪一种决策方式在决定国家命运和重大抉择的时候占据主导地位而已。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日、新三国在重大事项上的决策方式的差异。

( 四) 监督力量的强弱

政治是一个权力的场域。没有权力就没有政治。同样，开明的政治也是一个权力监督的场域，没有权力监督就没有政治的开明。故权力监督是孕育现代开明政治的条件。权力监督不是追求政治的高效，而是在遏制政治的野蛮与独断。从政治领袖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发现监督力量的功能在于使得政治领袖在其获取权力之路上经受洗礼和再生，从而能够在权力面前保持一种清醒和节制。由于目前的政治领袖基本上都是政党孕育出来的，故可将监督分为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

监督力量的强度与政治领袖的成长具有怎样的相关性，是难以测量的。它不像上文所说的三种变量对政治领袖的成长具有明显的关联性。如果说两者拥有正相关关系，那么我们就可做出如下的判断：

强监督力量不仅可以刺激政治领袖在政治竞争中拥有棋高一着的愿望与能力，而且还可以遏制政治领袖退化为专制者，以免失去推动政治发展的动力。弱监督力量会使政治领袖丧失政治进取和政治转型的动力。如果说两者拥有负相关关系，那么我们就可做出如下的判断：弱监督力量可以使政治领袖从无休止的政治竞争和政治纷乱中解脱出来，专注于更为根本性的决策。对此，本文的判断是： 监督力量的强弱与超凡魅力型政治领袖(chrisma leadership)非但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反而超凡魅力型政治领袖会抑制监督力量的扩张。但是，如果一个政党实现了从“领袖型政党”向“制度化政党”( institutional party)的转变，监督力量的强弱就有可能与政治领袖的成长有着较强的关联性。毕竟“超凡魅力型”、“哲学王式”的政治领袖是难得一见的。如果在制度化政党中缺乏有效的监督力量，刺激政治领袖成长的动力机制也就会逐渐趋于萎缩。与之相适应，缺乏监督的制度化政党则会导致精英淘汰机制的产生和纠错机制的缺失，要么孕育出短暂的恣意妄为的专制者，要么滋生出在权力职位作短暂停留的平庸政客。

三、日本政党政治的缺陷与政治领袖的难产

( 一) 弱高级政治

美日安保体制导致日本强高级政治的缺失，日本政治领袖丧失了得以锻炼的机会。由于美日安保体制的存在，日本涉及国防以及与此相关的重要事务均委托给美国，致使总理大臣、外相和防卫厅长官等失去了拼命一搏、施展才能的机会，领袖型政治家也就无从得到锻炼。由于缺少强高级政治，战后日本无法产生政治领袖。①中曾根康弘曾经试图创造强高级政治，1980年提出“政治大国”口号，但要摆脱日美安保体制的阴影，难上加难。强高级政治的缺失自然导致了日本政治家对低级政治的关注，在世界由美国支配的大背景下，带着帝国已经破产的观念，日本修补起来的统治联盟———由政党人士、官员和工业家构成，就采用了企业的经营战略。这就是“企业日本”的诞生。企业日本弥补了其强高级政治缺失带来的耻辱感。可以预见，日本经济的衰退必然导致对强高级政治(对外政治) 的呼唤，军国主义和右翼思潮暗含着对极端民族主义取向的政治领袖的追寻。

( 二) 党内精英分裂

长期把持政权的自民党为什么陷入了党内精英分裂的泥潭中呢？其根源就在于巴林顿•摩尔所揭示的，日本历史上大型暴力革命的缺失导致了传统社会结构的延续。世家大族和农业社会结构的存留决定着日本的权力来源和权力结构。可见，日本没有经历社会革命的洗礼，传统世家大族的保留是党内精英分裂的渊薮，相互抗衡的世家力量导致了最高权力的党内轮换制，从而遏制了政治领袖的产生。日本政坛受世袭传统影响，很多政治家都出身于大财阀或大家族，没有“地盘、招牌、钱包”的有志青年无法到达通往政界之路。多元林立的世家政治使日本政党成为一件现代政治外衣，由此使得日本多元化的世家政治与印度等国家一元化的世家政治形成了较大反差。一元化世家政治与政党相结合，塑造出来的是家族型的政治领袖(如印度的尼赫鲁世家与国大党的结合) ，而日本多元林立的世家政治导致了权力只能在世家之间游动，进而导致了内阁的短命和政治领袖的难产。尽管松下集团创始人松下幸之助1979 年以个人名义斥资 70亿日元创建的私人学校———松下政经塾———意在摆脱世家政治的努力，担负起培养平民政治家的责任，但其影响力显然还不足以动摇根深蒂固的世家政治，也就无助于克服精英分裂的格局。

( 三) 自下而上的决策方式

日本奉行典型的自下而上的决策方式，它具有“无头官僚制”与“官高党低”的特点。1945年美国对日本高层政治精英的清洗主要集中于军官和前政治领袖与活动家。在被清洗的 64 万人中，有 80%是军官，16． 5%是政治领袖和活动家。8300名官僚精英和商业精英则几乎被全部保留下来了。美国人把天皇的正式权威打掉，保留了官僚体系，由此日本成为真正的“无头官僚制”。运营“1940年体制”的这些高级官僚们，在 1950 年以后编织了占据政界、官界、财界的人际关系网。基于共享的“集体精神”，构筑起“55年体制”，并促使其发展。政党制取代天皇制之后，政治领袖的权威来自底层，由下面而来的权威是由执政党来调集的。因此，在采取了自下而上决策方式的执政党中，由各派系协商和妥协方式产生的首相，即使在法理上拥有这种权限，也无法做出自主的决策。组成政治体制的各个权力集团，即使作出了与共有的信条、价值体系相反的决策，或者即便是单独下决心去运作那些各个权力集团之间尚未达成一致的事项，也会因为没有权威而不具备时效性，其结果也只能是很快便退下阵来。“55年体制”是官僚主导的体制，旧日本帝国的官僚占据了该体制的制高点。自下而上的决策机制掏空了政治领袖产生的土壤。日本决策体制是典型的“无责任体制”。日本的政治体制是由多元化的权力集团组成的复合体，即便是首相也没有作出决策的权限。组成政治体制的各个权力集团都在维护各自组织的利益，一边想通过现有的政治体制来扩大其利益、相互牵制，一边却又以反复调整利害关系的形式谋求最终形成总体的政治体制的意志。因为最终意志的形成是所有参与其中的人的责任，可是所有人的个别意志在最终意志中所占有的比重又因人而异，因此即使各自都负有一定的责任，但因为没有对最终意志全面负责的有地位的人存在，其结果就成了无责任。美国学者卡恩斯•洛德用“没有领导人的民主国家”这一命题来描述日本官僚主导模式的独特性。这种模式决定了日本的首相在日本的影响要比其他任何西方政府的首脑要小得多。

( 四) 弱监督力量

在战后日本，由于监视执政党并能够将其取而代之的在野党缺失，因此，没有在野党这种挑战者的执政党领导者也就得不到成长的机会，不具备成为领袖政治家的条件。随着“55年体制”的终结和在野党的崛起，表面上党外监督日益增强，但其骨子里依然是原来党内世家政治的再生。政党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世家斗争的翻版。代表整个国家的政治领袖还是难以产生。

四、新加坡政党政治的优势与政治领袖的诞生

( 一) 创造性高级政治

新加坡的“高级政治”是别具一格的。换言之，其高级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主动创造出来的。尽管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是产生其高级政治的客观条件。但是，这一地理位置还不足以担负起塑造强高级政治的厚实基础。新加坡创造性高级政治的独特性在于它依靠东方价值观对西方价值观的挑战，依靠东方式民主对西方式民主的挑战。可见，支撑新加坡高级政治的基础在于它的软实力(soft power) 。新加坡创造性高级政治的出现得益于李光耀的政治理念。

( 二) 党内精英整合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典型的精英主义政党。这主要是起因于人民行动党的创始人之一、新加坡“政治教父”李光耀对人民行动党的精英化改造。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作为一个高度精英化的政党，它采取邀请制的党员发展模式。相对于中国党员发展所采取的申请制和美国政党采取的登记制来说，邀请制更能保证和强化政党的精英化属性。新加坡全国有15000 名党员( 全国常住人口 500 万，包括 400 万新加坡公民和 100 万外来人口) ，新加坡党员人数与全国人口比例为千分之三(有人认为新加坡党员人数为一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千分之二)，从这一比例数来看，人民行动党是典型的奉行精英主义路线的政党，是典型的干部型政党。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人民行动党给予高级党员干部( 例如部长)在全世界范围内最高级别的待遇，有助于党内精英整合程度的提高。有人说新加坡奉行“高薪养廉”的制度，其实准确的说法是新加坡奉行“高官高薪养廉”的制度。李光耀认为新加坡人口数量少，精英资源相对短缺，因此不能采取两党轮流执政的做法，因为两党轮流执政必然导致对精英资源的分化。通过一党长期执政体系可以保证精英资源为国家所用。

( 三) 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

从李光耀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发现新加坡实行较为彻底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新加坡狭小的国土面积、一级政府架构( 新加坡只有中央政府，没有地方政府)、城市国家、长期实行的一党执政体系以及党内高级精英丰厚的能力和知识储备，成为保证其自上而下式决策方式得以实行的重要基础。新加坡的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完全依赖于国家战略甚至是领袖战略，相对于香港和东南亚的经济教父来说，李光耀是新加坡最大的政治教父。可以预见，李显龙时代这一自上而下式决策方式依然拥有持久的生命力。这一决策方式对政治领袖和党内高层精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 四) 强监督力量

新加坡虽然拥有反对党，但它不是人民行动党的替代性力量，事实上它也具有替代人民行动党的能力。笔者曾经把新加坡的政党制度称为“半竞争性的政党政治”： ( 1)拥有反对党； ( 2)有竞选制度； ( 3) 反对党获取政权的概率永远是“零”。那么，新加坡为什么要有反对党呢？李光耀把反对党的功能定位为激发人民行动党政治领袖成长的工具。李光耀认为，不经过反对党压力的政治家在政治上是难以成熟的。这实际上是政治家在其成长过程中经受的一种“政治洗礼”，即在反对党的压力中经受锤炼，从而步入成熟之境。所以，新加坡还是拥有较强的党外监督力量的。特别是随着2011 年反对党在一级选区中获得胜利，人民行动党所承受的党外监督力量也就越来越强了。新加坡严密而严酷的党内监督与日益强化的党外监督，有利于孕育未来的政治领袖。

五、中国政党制度的优势与政治领袖的成长

( 一) 发达的高级政治

与日本的弱高级政治和新加坡的创造性高级政治相比，中国的高级政治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巨型国家这一国家规模，就是支撑高级政治最为重要的要素之一。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发达的高级政治依赖于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那么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和平崛起则促使中国的高级政治日趋强化。特别是国际社会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层面对中国的依赖，中国实存性高级政治被填入了诸多崭新的内容。正如上文所言，像美国、俄罗斯、中国甚至印度这样拥有巨型规模的国家，因为拥有较为发达的实存性高级政治，自然也就拥有了孕育政治领袖的天然土壤。

( 二) 党内精英整合

中国奉行的政党制度决定了它对党内精英整合程度的要求是很高的，甚至对党外精英整合程度的要求也高于任何一个国家。与日本相反，中国与新加坡都经历过争取独立的革命经历，党内精英有其特定的革命根源，因为经历革命的国家都极有可能孕育出新型的政治领袖，而且从革命中诞生的政治精英特别崇尚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和纯洁性。故John Higley 和 Gwen Moore把它称为意识形态层面的精英整合。随着从革命时代向和平时代的转折，政治领袖赖以立足的基础和诞生方式也逐渐发生了转变。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对塑造领袖的政治惯例已经初步达成共识。John Hig-ley 和 Gwen Moore所说的共识型精英整合也正在出现。鉴于前苏联东欧等国家因为精英分裂而导致的国家分裂，中国共产党通过特殊的政党制度在党内和党外两种空间巩固精英整合的力度会越来越大。政治领袖的诞生也就拥有了更为明显的制度性优势和组织性优势。

( 三) 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

尽管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但其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却拥有漫长的历史惯性。与日本相比，中国是奉行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集权国家，而日本却是奉行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分权国家。如果说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型城市国家拥有实行自上而下决策体制的天然便利，则中国这样的巨型国家实行自上而下式决策体制就需要制度、组织、人事控制体系、消息控制体系等多方面的支撑与支持。例如如何协调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区的关系，如何将中央政策贯彻下去，如何通过中央政府的资源再分配维系区域间的平衡，等等，都对政治领袖和党内高层精英的决策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在与西方世界的竞争过程和参与全球化及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如何代表中国立场做出正确的决策，则成为更加严峻的挑战。中国自上而下式决策方式客观上既是政治领袖的孕育者，也是对政治领袖的呼唤者。

( 四) 适度的监督力量

相对于以上三个要素来说，最为紧要的一个要素就是监督力量。如何使监督力量成为克服腐败和培育政治领袖的有效途径，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显而易见，中国的党外监督力量是较弱的，党内监督力量处于一种适度状态。所谓适度状态，就是依靠举报体制、检查体制等刚性的力量，可以促成纠错机制的运转以及问题官员的淘汰。近年来，随着网络政治的崛起，中国党内精英和政治领袖已经难以避开网络监督了。在这个拥有无限容量的虚拟空间中，各类公众人物都要经受网民的监视。缺乏监督的政治家是难以步入成熟之境的，更难以在权力面前保持清醒、节制和敬畏。因此，如何培育有效的监督力量对未来政治领袖和党内高层精英的成长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六、结 论

目前，中国和新加坡的政党制度已经出现了某些共同点，即都出现了领袖型政党向制度化政党( Institutional party)的转变，都出现了从单一领袖领导向高层精英集团领导的转变。但是，制度化政党与领袖政治并不是矛盾的、对立的。西方制度化的政党政治与政治领袖的相互支撑关系就证明了这一点。依靠政党组织孕育政治领袖是一国影响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重要基础。当然，在中国和新加坡迈向制度化政党的过程中，两国依靠政党孕育政治领袖的机制也有一些不同点。中国拥有客观意义上的强高级政治，而新加坡的高级政治却依赖于自己的主动创造。特别是它依托于软权力的高级政治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度陷入了式微状态。更为重要的是，李光耀之后的政治家能否担负起主动创造强高级政治的使命，还有待于观察。换言之，新加坡这样的小国能否再度孕育出世界范围内的大政治家，还是一个未知数。当然，新加坡依靠软权力构筑起来的高级政治对于中国来说是具有参考价值的。中国实存性高级政治不能成为中国忽视创造性高级政治的资本。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不仅具有国内价值，也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实质上是抗拒西方价值观的“创造性高级政治”的重要载体。显然，中国虽为一大国，拥有毋庸置疑的实存性“高级政治”，但与新加坡相比，中国还缺乏与西方价值观相抗衡的创造性高级政治。

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基本可以明晰政党与政治的关联性在中、日、新三国是如何展开的。对此，笔者认为有三点结论是重要的： ( 1)弱政治领袖必然导致国家的衰落。( 2) 传统力量( 例如世家力量)对现代政党的侵蚀必然导致政党的衰落。多元世家力量对国家权力的分割只能孕育政客，难以孕育出领导国家的政治领袖。( 3)领袖型政党与制度化政党的结合是现代政党政治的基本形态。魅力型领袖向使命型领袖的转型也是一个必然趋势，这导致中、新两国政治领袖的“使命感”与美国政治领袖的“明星化”有着很大差别。

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