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根错节案中案
2001年9月27日，北京市外经贸委以行政批复（627号批复）的方式，取消了香港嘉利来公司在北京嘉利来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权益，北京嘉利来公司因此重组更名。由此引发了嘉利来公司案。香港嘉利来公司向商务部提起行政复议，商务部撤消了北京市外经贸委的627号批复。商务部行政复议决定没有得到执行，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督办文件，仍未执行。随后北京嘉利来公司第二大股东北京市二商集团诉国家商务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国家商务部败诉，商务部上诉。这件案子金额不算大，但却涉及这些重量级政府部门，上下扯皮，矛盾重重，惊心动魂，引起传媒高度关注，一时间炒得沸沸扬扬。我曾以此案为例，认为精英间无规则的冲突将可能是中国今后一段时间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说明所谓的“精英联盟”，其实是一个缺少精英间缺少共识和公正规则的联盟，而“精英联盟”正走向破裂（改革内参，2004.7）。
更令我吃惊的是，最近几天，《21世纪经济报导》、《中国经济时报》、《京华时报》及诸多网站报出了嘉利来案的案中案，小案子牵出了大案子，北京嘉利来公司案竟与广东广发证券案紧紧搅在了一起，一个更为复杂黑暗的棋局展现在眼前。
各种报导给我们画出了一幅图案：香港嘉利来公司在北京嘉利来公司的股东资格被行政批复（北京市外经贸委627号批复）废除后，被北京嘉利来公司转给了香港美邦公司。香港美邦公司出资720万美元获得了原北京嘉利来公司（更名为北京美邦公司）40.2%的股权，到2002年，又顺利获得另一位股东北京安华持有的19.2%股权，进而持有原北京嘉利来公司60%股份。随后香港美邦公司又将此权益卖给了另外两家香港公司：香港建辉投资和香港九九国际集团。而据称这两家公司又由北京赛克赛思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掌握。北京赛克赛思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又与山东九九集团为关联公司。也就是说，香港嘉利来公司案中，显现出这样一条控制线索：与山东九九集团关联的利益集团→北京赛克赛思科技有限公司→香港建辉投资公司、香港九九国际集团→香港美邦公司→占有香港嘉利来公司在北京嘉利来公司的股东权益。为北京嘉利来公司股权争夺的案的背后，竟然有这么一个天罗地网！谁是真正的控盘人座山雕呢？在传媒的追踪之下，一位以国洪起为代表的神秘利益集团逐渐显出了面目，嘉利来案背后的座山雕开始出场。有趣的是，如果没有与国洪起有关的另外一件大案东窗事发，北京嘉利来案的幕后活动可能就永远沉入黑暗之中无人知晓了。另一件大案是这样出现的。
中国华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华闻投资）有意进入广东证券有限公司（简称广东证券），华闻投资希望对广东证券的资产和业务情况有进一步的了解。于是，在2003年10月，广东证券开始进行业务检查，发现从2003年9月起，广东证券北京长春桥路营业部一些负责人员利用电脑交易系统在“北京东方泰诚咨询有限公司”等几家公司账户上虚增国债，回购后将巨额资金3.58亿元人民币挪走。随后又发现，广东证券广州西华路营业部一些负责人员不断在“北京泰怡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虚增债券，截止到2004年1月9日，累计虚增债券16.67亿元人民币，并最终将其挪走。而“北京泰诚咨询有限公司”和“北京泰恰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皆由以国洪起为代表的关联利益人员所控制。而国洪起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同时又控制着山东九九集团、北京赛克赛思科技股资有限公司、香港建辉投资公司、香港九九国际集团、香港美邦公司等。
广东证券和华闻投资在2004年1月5日，就国洪起、饶金良、朱捷等人进行金融犯罪、侵吞国有资产一案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报案。2004年1月6日，海淀区检察院依法传讯了国洪起、饶金良和朱捷。2004年2月20日，海淀区检察院依法对长春桥路营业部副总经理朱捷涉嫌挪用公款罪立案。3月3日，海淀区检察院依法刑事拘留了朱捷和饶金良，并于3月4日对饶金良涉嫌挪用公款罪立案。关于国洪起的下落，报纸和网站上有两种说法，一是其人不知去向，二是此人已被江苏省公安厅依法逮捕。
这个案中案的核心有两点：一是国洪起利益集团涉嫌一手从广东证券非法挪走20.25亿元，二是国洪起利益集团涉嫌操纵了北京嘉利来股权纠纷案。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从广东证券非法挪出的一部分资金，控制了原北京嘉利来公司（更名后为北京美邦公司）。这些操作的背后，有多少公共部门的人卷入其中，可能要过相当一段时间才能真相大白。
从传媒公开报导出来的这些情况看，其操作人能量之大，其过程如此复杂，简直令人瞠目结舌。检察院抓住国洪起利益集团这根粗藤子，会从各相关政府部门、银行、证券公司、房地产公司牵引出多少个了腐败的瓜来，我们不得而知。传媒报导文章所陈述的细节的真伪性和完整性如何，自有检察院和法院去最终调查和判定，但这些初步情况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关系的状态，已足以让我们进行更深程度的思考。
恶性寄生战略
雌蝴蝶在树枝上产下一排卵，经过一段时间，蝴蝶幼虫从卵中出来，开始吃树叶。一只雌小茧蜂看中了一只胖胖的蝴蝶幼虫，她飞到蝴蝶幼虫前面，释放出一种化学迷幻香气，蝴蝶幼虫进入迷幻状态。雌小茧蜂飞到蝴蝶幼虫的背上，将极尖锐的产卵管刺入其体内，向里面排卵。几天以后，小茧蜂排在雌蝴蝶体内的卵开始孵化为小小的小茧蜂幼虫，蝴蝶幼虫吃入的养料，都被它们在内面吸食。小茧蜂幼虫有一个大本事，它们在蝴蝶幼虫体内释放出一种生长性激素，刺激蝴蝶幼虫长大，拼命吃食，从而供给小茧蜂幼虫养料，同时，它们还释放出另一种抑制性激素，使蝴蝶幼虫不能羽化。傻乎乎的蝴蝶幼虫根据体内小茧蜂幼虫的需要，拼命长大拼命吃食，供养着体内天天长大的小茧蜂幼虫们，直到小茧蜂们把它的价值利用完毕为止。小茧蜂长大到将化蛹的时候，就纷纷穿出蝴蝶幼虫的身体，就在蝴蝶幼虫的身体上结小茧，蝴蝶幼虫死了，而小茧蜂们则羽化而飞。小茧蜂寄生的这个过程，被生物学家们拍成了片子。这类寄生蜂可不少，它们都有与身体一样长的尖锐的产卵管，都习惯将卵排入鳞翅类昆虫的体内，由鳞翅类昆虫的幼虫来养育它们的幼虫。观察不同种类的寄生蜂们恶性寄生的做法，总让我全身发冷，毛骨悚然。
小茧蜂幼虫的三大战略是：第一是进入蝴蝶幼虫的体内；第二是使暂不杀死蝴蝶幼虫，还要刺激它拼命长大，以吸食更多的养料；第三是抑制蝴蝶幼虫羽化。
人身上存有兽性，野生世界中这样恶性寄生的战略和行为，在我们人类社会中也一样“天人合一”地存在，这在国洪起利益集团身上多少反映了出来。先儒追求“天人合一”，如果他们的“天”指的是野生世界的自然法则，那么这种“天人合一”就够恐怖的。
国洪起利益集团的战略和行为，与小茧蜂的战略和行为差不多。他们之间的差别，是寄生对象的不同。小茧蜂寄生的对象，是鳞翅类昆虫，而国洪起利益集团寄生的对象，是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从多数受害的对象来看，多与“国”字有关，无论是银行还是证券公司，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公共土地，都是公共资源的池塘，都是权力系统直接延伸控制的地盘。一些像小茧蜂一样的寄生人盯住了公共权力和权力可能带来的资源，他就要在公共权力身上寻找刺入点了。当一位官员被糖衣炮弹打下水，他就成了公共权力躯体中的小茧蜂幼虫。他必须刺激公共权力系统放大，以便占有更多的公共资源，以供养自己和公共权力躯体内外的小茧蜂们。同时，他还必须抑制公共权力系统内外一切不利于自己的任何变革，不准它羽化飞升。权力系统愈是放大，公共资源愈是被吸入权力系统，寄生小茧蜂们就愈是成长得快，直到社会承受不住压力而倒塌，权力系统随之而崩溃，而寄生小茧蜂们则羽化而飞升，到外国的美丽花园中去享乐去了。
既然有“天人合一”的规则，就会有无数的小茧蜂在公共权力系统外观察探测，交朋友搞关系，寻找将卵排入权力系统的机会。而也会有无数的小茧蜂卵已排入权力系统体内，从一些官员以权谋私的行为中，从一些官员“积极有为”的政绩工程中，我总会模糊看到小茧蜂幼虫大口吞食的影子。中国历代王朝，最终都被这些蛆虫所结果。中国古代给这蛆虫一个说法，叫做“朋党争利”，现在的人给出了另一个名称，叫做“白领黑帮”。他们与提着板斧打家劫舍占山为王的满莽盗贼不同，他们是在公共权力和金融等核心领域内占山为王，他们吸食的是千万纳税人交来的心血。白领黑帮的特点是腐败官商水乳交融，“混呵其若浊”（老子语），到历代王朝后期，皇权在敌我不分的情况下，投鼠忌器，根本无法彻底清除，根本无法遏制小茧蜂蛆虫在自己体内的漫延。从赖昌星、周正毅、刘涌这些大案和犯罪嫌疑国洪起等人例子看，我们当前的公共权力组织运行方式根本挡不住小茧蜂类人物的恶生寄生。面对这种情况，一定会有人呼唤圣君出现，从上到下对公共权力系统进行一次大清洗。但几千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王朝中期，朝廷中已充满小茧蜂蛆虫，君王从内部发动的自我清洗，只会挑起小茧蜂蛆虫间的内部战争，使朝政全面进入混乱，解决不了整体清除小茧蜂蛆虫这个根本问题。
从蝴蝶的角度看，要保护自己，首先幼虫得有一张硬皮，让寄生蜂的排卵管刺不进来。退一步说，万一硬皮挡不住，自己的体内得有抑制性化学剂，使排入体内的寄生蜂卵不能化出蛆虫来。再退一步说，即便寄生蜂虫卵在体内化出了蛆虫，也有毒药将其杀死。大自然的演化并没有使蝴蝶这么聪明。蝴蝶的缺陷是天生的，蝴蝶只能听天由命。人与昆虫及其它野生物种不同的，正是人的智慧，正是人超越野性自然的内在本质。当公共权力系统被小茧蜂式的寄生力量入侵，寄生蛆们就会拼命使公共权力系统无限放大，以吸食愈来愈多的社会资源，这就不仅侵害了社会公众的根本利益，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公共权力系统的根本利益，人们为了公共利益，必须进行处理。但是，我们靠什么方法来阻挡更多的寄生力量入侵呢？靠什么方法来清除已排入体内的寄生蛆呢？人类社会的公共权力组织，是否变得聪明起来？能否使自己不恶性蜕变为整个社会躯体的寄生蛆虫呢？
祸莫大于无敌
公共权力由纳税人提供的公共资源支撑，自当服务于纳税人的共同利益。如果公共权力只是优惠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垄断利益，那就说明有小茧蜂式的寄生蛆虫在作怪。寄生蛆虫控制公共权力，占有公共资源，膨胀自己，压扁社会，这对社会是灾难，对公共权力系统本身也是破坏。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性力争上流，这是千古不变的事实。好的社会，就是人性力争上流的力量与社会利益的发展是统一的，而坏的社会，个人利益追求与社会利益是矛盾的。好社会与坏社会，不在于人求利的动机不同，而在于个人实现自我利益的方式不同。其间的差别，就在一个竞赛规则。好的竞赛规则，使个人间的竞赛造福于整个社会，市场制度就是这样一个竞赛规则。法治监护下的自由市场经济，使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实现社会共同利益的发展。企业家为求利，就得从事生产性活动，以此换取消费者的回报，这由市场价格力量的自然平衡来决定。中国道家说这是天道自然法则在起作用，亚当？斯密说这是看不见的手（上帝）在起作用。坏的竞赛规则，就是小茧蜂式的竞赛规则，它不从事生产性活动，而是将自己的利益建立在抢劫他人利益的基础上。因此，从社会竞赛规则的层面看，赖昌星、周正毅、刘涌、国洪起这类丧心病狂的人其实是野性可怜虫，他们力争上流的努力本身没有什么错，错是错在他们采取了小茧蜂式的竞赛战略。他们在出事之前屡屡得手，说明我们社会的竞赛规则设定本身有问题，我们的制度规则给小茧蜂式的侵略法创造了空间和机会，引诱着太多的人遵循“贿赂规则”搞定公共权力，以此来侵吞公共资源。所以，从更深层次来说，与其说是这些人之罪，不如说是竞赛规则之罪，是制度设定者没有尽到完善制度设计的责任。在网站被黑客攻破时，正常人的关注要点不在找黑客算账，而是更改和完善防火墙。在竞赛规则不断引诱着小茧蜂蜂涌而来的情况下，应当考虑的不是增加系统内从上到下的反贪和检察的力量，而是应当考虑更改和完善竞赛规则。
中国道家、儒家和法家都有自己一套关于竞赛规则的分析和思考。
孔子的办法是以礼教来教化官员，让他们以天下为重，忠君爱民，满足于君王分配的财富数量，从心理上就不要当小茧蜂。孔子认为，天尊地卑，对应的就是君尊吏卑，官尊民卑，人人都应当安份守礼，满足自己社会地位应得到的财富份额。孔子办法的缺陷是什么呢？当君王或官僚自己要变不仁不爱的小茧蜂时，孔子采取的应对办法就是“乘桴浮于海”，走人。所以商鞅笑孔子说：“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不足以治天下也。”孔子这套办法，在战乱时不管用，在和平时也只是假作用，他追求管民不管官，结果是放纵了官场寄生虫。
商鞅采取的办法，是承认并强化个人的谋利之心，但要利用法律的手段，将个人的谋利之心与君王的国家战略统一起来。你想当官有地位吗？交粮食布帛来，按数量给官位和爵位。你想当官分田地吗？交敌军的人头来，按人头给官位、爵位或田地。商鞅将个人利益（权利追求）与当时以一统天下为目标的国家战略结合起来，实行以驱动“农战”为核心的严刑峻法，把每个人都逼向引向农业生产或战争。公共权力全然支配个人欲望，官和民都被死死管住，十分凶悍，在战乱时期效果极佳，但和平时期效果极坏。
面对小茧蜂无孔不入的今天，孔子不足法。面对以经济竞赛为核心，社会全面市场化和个人自主化的今天，商鞅也不足法。除了孔子、商鞅的思想或西方思想外，中国历史上还有没有足以取法的思想？有，这就是由老子原创并经范蠡发展出来的道家黄老学。道家黄老学的思想主要分散在《老子》、《黄老帛书》、《管子》、《商君书》、《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著作之中。人们用“清静守法”来概括道家黄老学的思想，这还不够清晰。我们可以用三句话来说明道家黄老学的思想和办法。
第一句是“大成若缺”，第二句是“祸莫大于无敌”，第三句是“道生法”。
“大成若缺”是老子说的。所谓“大成若缺”，从宇宙观层面，说得是宇宙秩序整体是和谐的，但其间也留有一些缺陷。例如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秩序，这个大规律是和谐的确定的，但其间也有不可测的旱涝灾难。从人性观层面看，人性整体是和谐的，是通过服务于人来谋利的，因此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富，我好静而民自正”。但是，人性也有少量缺陷之处，这种缺陷使人可能坑人害人，因此老子说“而为奇者，吾得而杀之”。从政治观层面看，公共权力的职能就是应对自然和人性的缺陷，对付天灾人祸。因此，公共权力的边界，只能限制在对付天灾人祸这个范围内，越出这个边界，就是对正常秩序的侵扰。有战争的可能，因此要国防；有社会动乱的可能，因此要国家安全，有盗贼骗子横行的可能，因此要警察司法；有天灾的可能，因此要公共救济。因此老子说“是以圣人常善救人，而无弃人，物无弃材”。也就是说，生产性、谋利性的活动，自有“大成”的天道自然秩序在控制，无需公共权力干预。公共权力如果干预介入，介入的范围就可能是寄生小茧蜂们活跃的范围。公共权力只能以保卫生产性谋利性活动为已任。公共权力的功能不过是“抱残守缺”，因此公共权力只能按此边界吸取公共资源，不能多吃多占。因此老子说“知止而不殆”。邓小平强调放权让利、政企分开、建全法制，走的正是道家黄老学之路。从“大成若缺”出发，要防止小茧蜂群膨胀，就必须走精兵简政之路，降低公共权力的资源控制量，减少官位本身的含金量。公共权力边界收缩，控制的公共资源量小，小茧蜂群就不会天天来政权下蛋了。也就是说，自觉精兵简政、留利于民的政府，才可能是一个廉政高效的政府。
“祸莫大于无敌”，这是老子说的。人苦不知足，公共权力系统的人不满足于法定的工资和福利，与权力系统外的小茧蜂们合作瓜分公共资源怎么办？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因为阴阳对立平衡，实现宇宙秩序的统一。太极图以图形的形式，表达了老子的宇宙观。正因为阴阳对立互动，相反而相成，成就宇宙整体的和谐。公众要想公共权力要想不因腐败而完蛋，就要用对抗互动的方式来使它健康。因人人性天生有残缺，所以要有防治残缺的办法。唯有对抗和互动的方式，才能真正将公共权力限制在应付残缺的范围之内。这就是后来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所强调的权力制衡思想。“祸莫大于无敌”这种思想，在近代以来的西方政治实践中有诸多表现。西方的反对党或日本执政党内的反对派，就专门靠吃执政党或执政派身上的寄生虫生存。反对党或派的利益驱使它去找执政党或执政派的毛病，从而使公共权力得以健康起来。在新闻自由的情况下，公共权力系统内的小茧蜂们，正是记者最好的食品。权力制衡是一个原则，具体的方式方法不是僵死机械的，西方有西方的方法，中国需要中国自己在学习吸收基础上的创新。
“道生法”的思想，在道家《黄老帛书》中有充分的论述。这是说合理的社会法律，是由天道运行法则的表现。天道阴阳互动，对立统一，法律就应当体现出平衡互动，相反相成的内涵。法律源于天道法则，因此任何人都不能超越它。《黄老帛书》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这是说，正当的法律生于天道法则。法律，是确定得失对错的准绳，是判明是非曲直的标准。所以掌握“道”的法则的君王，制定出法律而自己不敢犯法；法律建立以后，自己不敢不依法律为所欲为。
根据道家黄老学，第一，要使公共权力服务于公共利益，就得将公共权力限制在“抱残守缺”的范围之内，公共权力只是生产秩序的保护者而不能是生产者。第二，要建立起力量相反对立的制度构架，使公共权力的掌握者不因放纵而腐败，不因腐败而毁灭。因此无论如何要培养起对立的力量，使权力因对立而平衡，因平衡而健康。第三，天道的法则要求建立起超越性的法律，这样的法律将公共权力控制在对付残缺（国防、国家安全、司法、社会救济）的范围内。
开放自由，公平竞争，使社会生产性力量得以全面释放，百姓得以自主而富裕；压缩公共权力范围，减少吃公家饭的人员，精兵简政，轻徭薄赋，降低公共权力的社会负担；相反相成，培育反对的力量，在法治框架下形成各种不同力量的对立平衡，保证公共权力系统的健康；依法治国，使法律超越执政者的个人意志，使社会不受个人意志和少数利益集团的左右。道家黄老学的政治思想，在多数王朝的早期曾在政策上有所表现，但从未能真正制度化。西方的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有极大参考价值。从中国自己的思想资源看，儒家不行了，法家的适用范围有限，恐怕到了以道家黄老学“祸莫大于无敌”的精神来重构我们的公共权力系统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