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力-利-理-礼”来代表不同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那么目前中国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当前中国经济出现了结构性减速，社会矛盾凸显，中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吗？当前还需要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吗？如何从政治的高度来重新思考目前的房地产问题？如何防止房地产市场对制造业等实体经济产生的挤出效应？如何解决我国执法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您认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是全社会的共识吗？您同意把解决环境问题作为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吗？围绕这些问题，笔者有一些分析和思考希望能与大家分享。

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

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可以有多种划分方法。如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知识社会，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等。但如果仔细研究这些划分的背后，其实可以简单用“力-利-理-礼”四个字代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力”代表社会的主导因素的是力量、武力，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利”代表的是利益，典型就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理”就是道理、制度，应是知识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展望未来，“礼”就是文明、大同，就是说人类社会进入到多元一体的时代。

如果从“力-利-理-礼”角度来看当下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从“利”向“理”过渡中间地带。一方面，我们在“利”方面还有许多地方需要补足和完善，另一方面，解决了温饱后迈向全面小康的社会急需“理”的方面。粗略展望一下，中国目前处于“利”和“理”并存，从“利”向“理”过渡阶段。2020年后“理”的重要性将要超过“利”，进入到以“理”治国的新阶段。2050年前后，中国成为名符其实的第一强国(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和世界领导国，届时中国就应该担当以“礼”治天下，担负起引领世界进行新发展的新使命。

如果从这样的历史角度考虑，我们就会对当下中国的处境和形势有一个比较宏观的思考，也才会从更高的战略视角思考中国当前经济社会的改革和发展的走向和政策选择。

冷静认识当前形势

在了解了中国当前所处时代的阶段特征后，再来看冷静分析和观察当前中国面临的形势。全球金融危机后，国家果断出台了经济刺激计划。虽说短期有效，但后遗症明显。目前中国经济增速不断走低，增长动力不断降低。原来依赖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来解决和缓解国内其他矛盾(如腐败、通胀、贫富分化严重、环境污染、公民权利的保障等)的发展路径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人均GDP越过5000美元，中国从总体上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这期间，经济出现了结构性减速，社会矛盾凸显。处理得不好，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和东南亚部分国家已有前车之鉴)。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包括四个步骤：第一步，经济增长正常减速；如果应对不当，就发生第二步，减速就变成了经济增长的停滞；第三步，经济增长停滞以后就会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处理不当，政策进一步被“俘获”，结果就是第四步，体制就会被固化，改革举步维艰，积重难返，这样就变成恶性循环。目前中国处于第一步，处理不好就会导致社会长期动荡、徘徊和停滞。处理得好，就会成功越过这一陷阱，进入到良性发展的新阶段。

认清了目前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发展阶段，当前的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从经济上说，摆脱发展的停滞徘徊主要依靠创新(包括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制度创新等)。从社会角度来说，就是要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安排，让各种社会问题都有公平合理合法的表达与解决的清晰规则和渠道保障。其实，这两方面综合来看，就是把“利”和“理”的问题解决好。

改革的政策建议

要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平稳转型，实现国强民富的“中国梦”，中国必须认真思考“利”和“理”的制约因素。为此特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以供商榷。

一是在实体经济发展中，要严格控制垄断行业的盈利范围，规范和限制各类炒作行为(收藏品和奢侈品除外)。举例来说，就是要从政治的高度来重新思考目前的房地产问题。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对制造业等实体经济产生很强的挤出效应，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平稳发展。房子是用来住人的，不应是用来炒作或囤积的(人多的中国土地资源本来就紧张)，必须盘活现有住房的存量，通过财产税或房产税让更多的房子释放出来(或租或售)。这方面可以借鉴德国的有关做法。德国严格控制房子空置问题，使得投机和炒作没有机会。这样的结果就是，房价稳定就带动了市场的稳定，市场的稳定就决定经济的稳定。只有经济能够平稳有序发展，各种要素才会形成各自的稳定理性预期。这样的发展才会是健康稳定的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说，可以通过征收房产税或财产税等方法进行。房产税有两个基本目标：一是建立地方财政来源的长久通道，逐步退出土地财政；二是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让多购房者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从而逐步退出行政色彩浓厚的限购等举措。当然，房产税的征收力度不能太小，否则起不到太大的作用。这一点必须坚定不移，进而在全社会形成长期稳定的合理预期。

同时，建议对政策性保障住房(包括公租房)要进一步加大覆盖面。首先应把中等收入的“夹心层”人群纳入其中。其次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扩大为所有人群都可以申请。应该鼓励高收入群体到保障房来住。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不同收入、不同阶层的人群杂居在一起有利于社会的交流、融合、繁荣与稳定。当然如果个人有更高要求，经济条件也允许，也可以自愿搬离保障房，自行购买商品房。但从政府角度来看，纳税人的钱建设的保障房必须是面向所有人群，不应该根据收入和财产状况来划分。即便如此，也不会出现大量富人争住保障房的现象。只有基本的住房问题得到比较好的解决后，才会盘活在房地产领域沉淀的大量资本，引导大量资本到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实业投资，只有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才能赚取大幅利润，这样才会出现科技创新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二是对现行执法体制进行认真研究和再梳理。以环境执法为例，中国早在1982年就制定出同步发展方针即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简称为“三同时制度”)。后来按照科学发展观又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现在又提出来建设“美丽中国”。应该说，这些提法在全世界都没有先例，我们的指导方针和有关政策设计也都是领先的。但问题是环境执法一直没有认真落实，根源在于体制问题没有有效解决。地方环保执法往往受制于地方政府的发展制约和权力干预。

三是政策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出台一定要广泛听取各方利益攸关方的意见和建议，确保在尊重绝大多数人意见的基础上，也不要忽视少数反对者的意见和利益。近期国内发生多起地方群众反对PX等环境风险比较大的项目的案例，表明我们的决策机制存在重大缺陷。在政策(包括法律法规等)制定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有关科学民主程序来进行，不得人为操控或走过场，保证程序公平和实质公平的有效结合和统一。在听取意见时，必须确保听到的是“真”意见、不同意见，避免被无序散乱的网络舆论所误导。这些意见要从科学的角度进行数据挖掘、抽样调查或抽查，尤其要特别注意收集和听取弱势群体的意见和看法。

四是把解决环境问题作为当前社会问题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当前社会出现分层，利益诉求多样化，进一步改革的共识短时间内难以达成。但是环境问题是仅有的可以达成全社会共识的主题之一。解决好环境问题，不仅有助于响应社会公众对环境健康方面的诉求，也有助于改变中国长期以来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实现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环境不仅是关乎民众的民生问题，也是发展方式问题，更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要解决好环境问题，就必须改变目前消耗中国资源，破坏中国环境为全世界生产产品的所谓“制造业大国”的局面。出路在于制造业升级或者产业转移，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无论是制造业升级或是产业转移都需要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具体做法可以逐步调整和改变中国的投资结构、能源结构，产业升级和发展新兴产业等。

总之，只要我们认清了当前所处的时代进程和历史阶段，准确把握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下大决心解决好影响当前和今后发展若干战略问题，努力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建设美丽中国，实现国强民富的“中国梦”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只有解决好了中国自己的发展问题，才会为人类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也会为世界诸多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经验。这才是未来新型世界领袖国家的应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