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几位知名的国内企业家开端了一场关于“在商言商”的讨论，说白了，其讨论主题就是“企业家该不该公开谈论政治”。 表面上看，这个话题本无讨论的必要。因为任何人，不论他是企业家，还是工人、农民、白领阶层甚至在校学生，谈论政治，包括公开地谈论政治，都是天赋的权利。政治就是公共事务的总和。既然是公共事务，则包括企业家在内，人人得而公开谈论之。哪有什么该不该一说？
不过仔细推敲，结论未必这么直白而显然。涉事各方，柳传志也好，王石也好，他们都不是普通的企业家，而是具有公众人物身份的知名企业家。大家都知道，公众人物往往比普通人较少自由，其中也包括言论自由。成功的企业家在社会上不乏众多崇拜和追随者，其公开发表政治言论可能引起较大社会影响。同一句话，在普通人只是一种个人的思想表达，在知名企业家口里说出来，后果就可能不一样。
这并不是在中国才如此。即使发达的民主自由国家，也经常有企业家因为多嘴议政，而带来麻烦的案例。今年初，美国上市公司棒约翰的创始人兼CEO约翰?施纳德(John Schnatter)，在批评奥巴马的医保政策时，说出了“奥巴马政策若通过，我们的分店将可能消减员工上班时间，以避免给他们提供医保”之类的话，而激起舆论大哗，自己公司内部员工也军心动摇。其实，施纳德说的都是大实话。只不过公司内部政策，类似家事，若像他这样公开到政策辩论场合，势必左右难以两全，不管怎么说都容易留下话柄。几年前，王石先生汶川地震时发表过“建议我司员工捐款不要超过10元”的意见，也属于这种把公司内部指针曝光到公共话域的例子，同样招致了强烈的舆论批评。
如果企业家抱有政治雄心，直接投身政治运动，那更要抱有将自己的商业事业摆到聚光灯下供人审视的心理准备。克林顿竞选总统后，其早年创办的一个小小律师所的几万美元业务被人查了个底朝天。小布什总统期间，副总统切尼和石油企业的关系隔三差五就被政治对手拿来质疑敲打一番。
这方面，我还有个切身经历的事例：我的一位生意上的朋友在美国参与创办了一家电动汽车企业，本来做得顺风顺水。今年初，公司大股东和前任董事长Terry McAuliffe（美国民主党前任党主席）突然重返政坛，参选佛吉尼亚州州长。由于McAuliffe与前国务卿希拉里和前总统克林顿关系非凡，这场选战被不少人视为是2016年总统大选的重要前哨战，其战果有可能决定希拉里是否会再次参选总统。自然，这场选战吸引了对手政治势力的强大攻击火力，McAuliffe的生涯被一寸寸翻出来过，包括我那位生意伙伴与他合作创办的电动汽车公司，也被穷追猛打，遭到多方调查。其严厉程度，没有亲身经历过是难以想像的。
上述两类风险，第一类来自企业家议政的初级阶段，多半因为企业家本人缺乏政治经验，不善于把政治公共话题和本公司的私人事务清晰区分开，属于不自觉地引火上身。而再深究，又多溯源于企业家错误地把自己的业务专长，混同于政治专长。比如某甲是做房地产的，他就觉得自己谈政治也要紧扣房地产话题；某乙出身高科技行业，他开口议政就总想着提几句高科技。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家议政，目前还处在这个层次上。
其实，这种议政方式恰恰包涵着极大的“利益冲突”的道德风险，因为你无法保障中立，无法洗清自己“明为国家利益代言，实为本公司牟利”的嫌疑。预防措施就是：企业家并不必要“在商言商”，完全可以“在商言政”，但你要把“在商”和“言政”这两个角色区分开。如果你做不到在谈论政治时竭力脱离开自己的商业利益背景，那你还不如不谈政治。否则，一谈就容易惹祸。
第二类风险，就是企业家直接从政，而招来对方政治势力对其商业事业的攻击。在中国的现今政治氛围下，真正有野心从政的企业家其实极为罕见，然而不幸的是，中国当局对“从政”的定义比较宽泛。你可能觉得自己并没有从政，只是张开嘴说了几句公道话，在“有关部门”眼里，却可能认为你明显有政治企图，甚至怀疑你和境外势力有往来。如果不幸落到这个口径，那么恭喜你，你就很可能会和西方那些真正的企业家政客们享受一样的待遇了！你的全部商业生涯，都可能被有关部门用铁齿梳理一遍。
在美国这样的透明政治文化中，有雄心参政的年轻企业家从早年起就会避开商业上的灰色地带，故日后从政时也很少留下把柄，绝不可能留下商业上的把柄而影响其政治生涯。对手的盘查也多半是雷声大雨点小的戏码，意在影响选情，绝没有真把你往死里整的意图。
但中国的情况却远非如此。一方面企业家自己未必有足够准备，早年发家史更难说百无瑕疵；另一方面，中国法律本来模糊，法与非法也不完全取决于企业家个人的行为。因此，在中国这种体制下，企业家一旦被认为“干预政治”了，其冒的风险，其实比西方那些真正从政的企业家们还要凶险得多。所以，柳传志先生主张的明哲保身，完全可以理解。但正因为如此，那些勇于站出来说话的企业家，也就更值得佩服。
作者吴向宏现为某跨境投资顾问公司创始合伙人。曾任颐和资产管理集团CEO、思科公司大中华区副总裁等职务。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