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讲话实录》（四卷本）出版了。
我在自己的微博上说，这对于我多年潜心研究的中国经济转型和增长的论题是有价值的。事实上，2008年中国经济改革30周年之际，我已经决定写一部以1993年~2003年这十年的改革经历为素材的经济学著作。为此，我作了精心的前期准备。并分别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大阪孔子学院和诺丁汉大学做了三场应邀演讲，内容均围绕朱镕基时期的改革模式展开的。
1993年~2003年这10年正是朱镕基担任副总理和总理的时期。对我而言，为什么这十年非常重要？答案很简单，这10年奠定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基调（market fundamentals）。在此之上，政府的经济政策（包括应对1992年~199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及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也基本上没有大的偏误。这确保了中国经济的宏观平稳和国民财富的快速积累。
在观察和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家当中，1993年总是被界定为一个分界线。不少经济学家在总结那段时期的改革时总是说，1993年之后，中国开始真正加快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更坚决地朝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了，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战略和增长机制在1993年前后有了可以观察到的显著改变。西方的经济学家（如巴里?诺顿）把1993年之后的改革战略的改变归结于邓小平在党内面对的政治阻力的消除，这当然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经济学家似乎更应该希望知道的是，1993年之后的中国政府为了构建邓小平设想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调到底做了什么。当然，对经济学家而言，更重要的学术问题是，为什么那么做可能是对的。
阅读四卷《朱镕基讲话实录》，你当然可以梳理出那10年的改革历程和中国经济需要应对的外部突发事件。可是，什么才是这10年的主线呢？当是宏观稳定和结构改革。基于经济学理论的“后华盛顿共识”的逻辑是，宏观稳定化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前提。而要实现宏观的持久稳定，就需要进行国有经济部门（包括企业、银行、财政与社会福利）的结构性改革，因为国有经济制度才是宏观不稳定的体制根源。所以，你能从《朱镕基讲话实录》中发现，1993年之后，中国真正开始了针对国有企业、银行和金融部门、公共财政体制以及社会保障为代表的所谓结构性改革。没有这些改革，要长期保持宏观稳定是不可能的。
可是，要能推进这些重要的改革并非易事。除了需要顶层设计之外，更重要的是需要首先为执行这些改革营造出一个稳定化的经济环境，因为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是不可能进行结构改革的。这不仅仅是理论的逻辑，也是上世纪80年代得自局部改革失败的重要教训。那个时期，反复不断的通货膨胀葬送了许多重要的改革设计方案的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