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一书的热销热议，从表象上看是唤起了人们对于前任领导者的敬仰。但事实上很可能是另一种情形，即当人们怀念过去的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恐并非真的愿意回到过去，而更多地在于对现状的不满与对未来的失望。在中国，人们往往会以这样的方式介入对中国改革本身的思考与讨论，也通过这样的方式表达对这一时代的主旨———重启改革的殷殷期望
9月8日，收录了前任总理朱镕基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1991年4月至1998年3月）、国务院总理（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期间的重要讲话、文章、信件、批语等348篇，照片和批语、书信影印件302件的《朱镕基讲话实录》（以下简称《实录》）一书，在全国各大书店统一上市。同一日，获得人民出版社授权的《南方周末》也用了三大版摘登了朱镕基在1998年履新总理一职的就任宣言和2003年卸任总理一职的卸任总结。
这是继2009年推出《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之后，人民出版社所推出的又一本记录这位个性鲜明的前任总理执政言论的重磅之作。一时间，购买者可谓人潮涌动，各大书店便纷纷遭遇“美丽的痛楚”--脱销。而有关它的解读，一时也成为网友和民众茶余饭后的话题。
回顾改革者的足迹
曾经的大国政要，在卸任之后出版自己的日记、回忆录、谈话录等著作，在这当代政坛已是蔚然成风。在西方，叱咤风云的总统、总理、首相们在离任之后，往往少不了著书立说。仅在近年，就有克林顿、希拉里、布什、布莱尔等撰写了回忆录。卸任后出书这一招，让他们既可以获得数额不菲的稿费，同时也可以为自己从前的政策加以辩护，亦可为自己未来的人生转型打造舆论环境。
不过，较之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往往带有经济目的或者是更具私密性的出版物，中国的领导人在退休之后的著述，更多地与国家命运相联系。在朱镕基之前，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出版的《建国以来若干重大事件的回顾》一书也曾引起过巨大反响。这本由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以口述结合档案材料的方式出版的历史进程记录，披露了诸多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的决策内幕，也从此开启了中共高级领导人公开出版私人从政记录的风气。此后，杨尚昆、刘华清、李鹏、李瑞环、钱其琛、李岚清、江泽民等等国家领导人都先后推出各自的著作。对于他们来说，回顾自己的从政经历，将以往许多重大事件的细节公之于众，既是政治开明的需要，也体现他们对历史和民众负责的姿态，当然，也不乏一些自我辩护的色彩。
对于已经卸任的很多中共领导人来说，自己的一生都与整个中国的转型相捆绑在一起。以薄一波这代领导人为例，从革命到建国再到治国，每次重大决策背后可能都有他们的身影，从个人的角度记录下亲历重大事件的细节，非但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也往往是这些领导人自身的愿望。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朱镕基这一代领导人。从1978年开始，朱镕基这代领导人先是作为改革的地方先锋存在，随后又承接了中国改革的全局性重任，这使得他们必然需要对改革本身作出更为丰富和具体的回应，即使是在卸任之后。
一如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周程所评价的：卸任的领导人出书是政治开明的表现，他们曾身居要职，具体参与了国家重大事件的决策，能以亲历者的身份从宏观到微观高屋建瓴地阐述可持续、和谐发展的治国之道，最重要的是他们在对人民负责。
的确，作为中国上世纪90年代改革的领导者与践行者，朱镕基给人以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国家责任感。
1998年3月，刚刚就任总理一职的朱镕基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发表讲话时便放出豪言：“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这一次会议上，同样广为流传的还有“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等语句。
如今，在离任八年多之后，朱镕基在《实录》中通过讲话、谈话、文章、信件、批语、照片全面回顾了自己领导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时的艰辛历程。按照出版商的说法，书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内容涉及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治理通货膨胀等一系列影响巨大且不乏争议的问题。以典型的“朱氏风格”的笔调回溯自己的改革历程，可以理解为一直与国家命运休戚与共的朱镕基对历史和时代所作出的回应。
在互动中反思改革
中央党校党史部副主任谢春涛认为：“随着社会发展，政治越来越开明，一些限制会逐渐减少，领导人出书应该会越来越多。”这当然没有错，不过随着改革过程中问题的不断涌现，民众对于改革以及改革者本身也有了与日俱增的了解欲望。《实录》一书的脱销和人们对书中内容的热议，便体现了社会本身对于以往改革的瞩目乃至反思。
90年代中后期以来，大刀阔斧的市场化改革被认为是社会矛盾不断增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始作俑者。具体到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就业等等社会危机出现的原因，则通常被解读为一些具体政策所致。例如，最先备受诟病的是90年代中期启动的国企改制。数千万当年的4050后工人在下岗的同时，也丧失了体制的庇护。除了少部分人在市场中淘金成功，大部分人都被积压在社会底层。此外，2000年以后房价疯涨的背后则被普遍认为是1994年分税制在作怪，主流的社会舆论认为正是分税制改革最终导致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从而推高了房价。而医疗的产业化导致的看病贵、看病难问题，教育产业化导致的上学难、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以及大学扩招产生的就业难问题，农村与城市人口的养老问题，其出现原因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被归咎于90年代各个领域的经济改革。
2002年3月15日，准备卸任总理的朱镕基在面对800多名中外记者时曾铿锵有力地表示：“我们问心无愧”。八年后，当越来越多的社会积弊被人们与自己在任时的经济改革政策相联系的时候，有着清廉自爱、嫉恶如仇口碑的他势必要作出回应。例如，在《实录》中就刊有“卖地收入首先要用于安置拆迁户”、“很多民间疾苦令人发指，看了以后血压都会升高”这样的章节或语句。对于这位年入耄耋的前任总理来说，这种回应不仅仅是对历史和人民负责，同时也是在维护自己的清誉。而对于中国的改革进程而言，这种彼此的互动恰恰可以形成对过往改革路径的最好反思。
朱镕基推出《实录》一书可以被解读的意义恐难以尽数。对于这位已卸任八年之久的“铁腕总理”而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时代负责乃至对自己负责，都是推出该书的必要之举；对于研究者而言，《实录》的出版可以被看作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史料，对于解读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颇有裨益；对于普罗大众而言，人们可以更近距离地看清这位坦荡直率的前任总理在治国时的影像。
不过，正如一位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再掀‘朱镕基热’。
这说明现今的中国民众期望改革、期望敢于改革、敢于打破利益集团的领导人物出现。”近年来，有关中国改革已死或者改革本身被利益集团绑架的论调并不鲜见。当“富二代”、“官二代”成为一种符号盛行于世的时候，同时意味着民众已经形成了对当下社会利益分配板结化、利益集团僵化的普遍认知。一定程度上，人们开始相信，导致目前这一局面的原因可能并非过去的改革本身，而在于在改革的进程中并未能按照原先设定的方向行进。换言之，渐成气候的权贵利益集团偷换了改革的“承诺”，并蚕食着改革的成果，甚至丑化了过去的改革。
晚近以来，“改革”一直作为正面话语呈现在舆论之中。当越来越多的人认定改革本身遭到扭曲，改革进程被某些特殊的利益集团绑架的时候，人们越发增强了对破除利益集团控制的呼声。而破除的手段恰恰在于改革本身，破除的前提则在于为改革正本清源。
《实录》一书的热销热议，从表象上看是唤起了人们对于前任领导者的敬仰。但事实上很可能是另一种情形，即当人们怀念过去的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恐并非真的愿意回到过去，而更多地在于对现状的不满与对未来的失望。在中国，人们往往会以这样的方式介入对中国改革本身的思考与讨论，也通过这样的方式表达对这一时代的主旨———重启改革的殷殷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