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1978年推行改革开放，35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以及40年计划生育工作实践，妇女生育水平也降到历史低位。妇女生育率持续走低已有20年历史，其对人口变动的影响，将对中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产生深刻且持久的影响。

生育率持续走低，对中国人口变动影响在于，每年净增人口逐步减少，中国正在向人口负增长迈进；人口老化的增长速度在加快，少子化（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15%—18%属于“严重少子化”，低于15%为“超少子化”）更加凸显；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历史性下降，中国人口红利渐趋结束。上述变动表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发生重大转折。

生育率持续走低，少子化更加凸显

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可以近似理解为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这是反映妇女生育率的重要指标。2010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18，大大低于国际公认维持人口正常更替需要的总和生育率2.1的水平。加上人口漏报等因素在内，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调整后最多也就达到1.4左右，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已经处于很低的水平。

中国生育率下降，已经持续了20年时间。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说明，中国妇女总和生育在此时已经下降到1.46，即使考虑漏报因素，此时生育率也至多在1.6左右，大大低于2.1的更替水平。实际上，1993年，也就是20年前，中国妇女的生育水平已经低于更替水平，1995年进一步下降到1.99。也说是说，中国进入低生育时代已经有20年历史。

中国妇女生育率持续走低，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社会在这30多年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35年前，即改革开放的1978年，中国人均GDP不足200美元，人民受教育水平低，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之一，绝对贫困人数实际接近中国人口的半数。贫穷导致多育，这是一个普遍适用的人口规律。经过35年的迅速发展，中国经济增长连续35年保持9.9%以上的年均增长速度，2012年人均GDP水平达到了6199美元；人口城市化水平也由1978年的不足18%提高到2012年的52.6%，即中国目前已经有7亿多人口居住在城市；大学的毛入学率也由1978年的不足1%，提升到目前的接近30%。中国人口、特别是女性育龄人群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更是对生育率下降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越是富裕地区，教育程度越高，越不愿多生育。由于导致多孩生育的经济社会环境有了重大变化，中国20至29岁的育龄妇女人数持续下降。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20至29岁的育龄妇女人数达1.25亿人（1993年）；而到了2009年，这一数字已经下降到9000万；20至29岁的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23岁左右），主体正从80后向90后迈进。而目前的育龄人群，正是改革开放特别是1985年以后出生长大的人群，他们的生育观念较之30年前他们的父辈已经有了根本改变，少生优生已成为这一批育龄人群的普遍意识。

正是中国社会环境的改变，人们的生育意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要求已十分接近，完全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对人们生育行为进行干预的时代已经结束或基本结束，计划生育工作早已告别“天下第一难”的工作。正因为，2013年中国第七次中央政府部门机构改革，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这个在国务院部委序列存活33年的部委，其历史使命宣告结束，其部分职能，特别是为育龄人群提供生殖服务的工作并入到卫计委。

生育率持续下降，对我国人口变动带来的影响

生育率持续下降，对我国人口变动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每年净增人口数量逐年减少

生育率持续下降，反映在人口增长方面，就是人口增长率下降，每年增长的人口数量逐年减少，现正向人口负增长迈进。

1987年，我国出生人口2529万，净增人口1801万；到了1997年，我国出生人口已经降到2038万，净增人口只有1237万；而到2007年，出生人口进一步降低至1595万，净增人口只有681万。

每年净增人口数量的减少，直接影响了人口自然率的变化。1982年“三普”和1990年“四普”期间，中国人口年均增长为1.48%；而在1990年至2000年“四普”至“五普”期间，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已经下降到1.07%。到了2000年至2010年“五普”至“六普”期间，人口年均增长率进一步降低至0.57%。2012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到0.495%。

由于生育率持续走低，每年净增人口的减少，使我国人口增长跨亿的速度大大减缓。上世纪70年代，我国大致是每五年增加1亿人口，每年净增人口2000万。到了上世纪80至90年代，我国大约每七年增加1亿人口中，每年净增人口下降到1300万左右。而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4年，从12亿人口增加到13亿，则用了近九年时间，每年净增人口下降到1000万多一些。进入21世纪后，我国每年净增人口已经下降到目前的600万。按照目前增幅，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跨入14亿，中国从13亿达到14亿人口时间需要22年。中国大陆人口总数能否迈入15亿门槛？现在看来，随着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的时代到来，15亿，将是中国人口数量永远难以达到的数。

持续的低生育率，导致我国每年净增人口数的减少，在中国人口总量已经超过13亿的情况下，这自然是一件好事。过多的人口已经严重压迫生产力的发展，人口放慢增长步伐正是中国计划生育40年实践努力追求的结果。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将眼光放长远一点，从更长一个时间段看待人口增长，例如50年、100年以后，持续的低生育率所带来的问题将是十分明显的，即我国人口总数会呈现雪崩式的减少。而考察人口变动，又必须要有长远的眼光，因为人口变动带来的影响，有可能涉及一代人、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并对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带来深远的影响。

人口增长有其内在的规律，生育率持续走低，在理论上将导致一个人口种群的消亡。如果中国始终保持2000年妇女总和生育率1.46，到2300年人口将只剩下7500万；如果总和生育率维持在超低水平1.30，到2300年人口则只剩下2800万！生育率内在规律告诉我们，哪怕是微小的人口负增长，只要维持时间足够长，都是一个人口群体或一个国家的灾难。

近年来我们已经感受到生育率持续降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由于人口减少，众多小学因缺乏生源而关闭。以小学毕业生数量为例，2000年，中国小学毕业生数为2419.2万人，2003年下降到2267.9万人，2008年下降1864.9万人，目前已经下降不足1800万。与此同时，中国小学数量，也从1996年的64.6万所 减少到2009年的28.02万所，13年减少57%。

（二）推动中国人口老化速度明显加快

随着生育率持续走低，中国的人口结构在今后20年至30年内会严重老化，其老龄化程度甚至高于如今老龄化的世界冠军日本，由此会引发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负面影响，就是严重的老龄化会削弱整个国家的创新和创业活力。

1982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人比重为4.9％，2000年上升到7％，2011年又进一步上升到9.1%。

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支撑老年人口的抚养费用也在不断增加，人口老龄化趋势将造成养老支出比例的不断上升。对老年人口而言，主要是养老金支出和医疗费用支出。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和医疗体制改革的不彻底，医疗消费已经成为老年人口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性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增长速度快。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中国老年人口将以年均3％至4％的速度递增。我国将成为21世纪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的资料，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9%增至20%的年份为：日本用了27年（1979～2006），发达国家将需要（作为整体）60年（1963～2023），美国将需要75年（1956～2031），中国只需要25年，即在2035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20%。

二是数量大。截至2011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5亿人，占总人口的13.7%，比上年末提高0.47个百分点。到2013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将超过2亿。到2015年，将达到2.21亿 ，占总人口的16%。老年人口数量的猛增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将成为巨大挑战，也就是说，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就将净增0.36亿，年均增加900万。

三是未富先老，即中国在整体还不十分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化的快车道，无疑对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养老保障、医疗救治，所带来的压力将是空前的。

持续的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老化，也对一些特殊的家庭，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国独生子女家庭，全国的数字约为1.5亿。独生子女，作为家庭唯一的养老责任主体，他们所拥有的养老资源少，注定了他们的养老责任大，也带来了沉重的心理压力。

在人口老化迅速增长的同时，我国还面临着严重的少子化问题。国际上认为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15%—18%属于“严重少子化”，低于15%为“超少子化”。

1990年，我国0 —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3.6%。2000年已经下降到27.86%，2010年下降到只有16.6%。这也就意味着，在短短的20年时间，我国少子化降低到一半以上，进入严重的少子化阶段。

（三）中国人口红利渐趋结束

由于生育率的持续走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历史性下降。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从2010年至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

过去相当长时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上升，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下降，一升一降，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称之为人口红利。目前的问题是，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同时人口抚养比上升，一降一升，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中国人口红利将趋于消失。

中国人口红利渐趋结束，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就必须发生变化。长期以来，由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且供给几乎可以理解是无限的，因而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投入劳动力和资本，经济就可以取得高速增长发展。未来这种靠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持续。随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劳动力供给的逐步减少，用这种方式获得的生产率提升，将不再是经济增长主要的选择方式。因而，迫使我们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经济35年的持续增长，一个重要因素是源源不绝的低廉的农民工，成就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但随着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大量企业因找不到工人而呈现“劳工荒”，劳动力成本因而将迅速上升。

从2013年 7月1日起，全国大部分省市先后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且上调幅度几乎都超过当地的GDP增速。7月1日，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同工不同酬的局面面临改变。此外，劳动者市民化程度提升，都将对工资增幅产生影响。因劳动力短缺而造成的工资提升，无疑也是中国劳工成本提升的因素之一。

长期以来，我们通过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在遵循世贸组织游戏规则的前提下，成就了“中国制造”在全球的铺天盖地，这个时代即将结束。需要通过提高劳动力素养，提高管理水平和科技水平，提高核心竞争力，提高品牌和专利等，即提高“中国创造”水平，才有可能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进而提升中国产品在全球的影响力。

调整现行的生育政策势在必行，面对持续走低的生育率对人口变动的影响，能够提供的政策选择十分有限，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如何应对。道理很简单，生育率的持续走低，如果是一个自然过程，其结果是不可逆的。制定人口政策，必须有前瞻性和预见性，不能“事到临头懊悔迟”，要尊重人口发展的自然规律，当前唯一可以做的，则是对已过时的、现行生育政策进行调整，以有利于人口结构平衡发展。

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以晚育、间隔、少生为主的计划生育政策，即“晚、稀、少”的生育政策，中国妇女的生育水平出现了世所罕见的空前的下降。在短短的不足10年时间，人口自增率就从1970年的25.83‰急剧降至11.87‰；总和生育率值从1970年5.81急剧降至1980年的2.24。这两种度量指标大幅超半的下降，在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中国，几乎没有运用行政手段的情况下，被称之为是近代以来世界生育史上下降的奇迹，完全可以归咎是计划生育的成效。如果这个政策能够持续执行下去，中国人口总数将低于现在实际数，人口结构也会更加合理。遗憾的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采用了更为激进的生育政策，把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紧缩”为“只能”生育一个孩子，使计划生育工作由此变成了“天下第一难”工作。计划生育的经常性工作不得不变为“突击”式工作；宣传教育为主的工作，也不得不变为通不通三分钟式工作；以避孕为主，节育措施自主选择工作，不得不变为“一胎上环、二胎结扎”的行政强制推行工作。

虽然从严格意义上分析，现行的生育政策不能称为“一孩化”的生育政策，还有一些人群因各种原因可以生育两个甚至更多的孩子，但对大多数中国育龄人群来说，一对夫妇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虽然生育政策在其后的一个阶段进行了微调，但全国的政策生育率仍达到了1.47，即三分之二的家庭只能允许生育一个孩子。

采用更为严格的生育政策后，中国妇女出生率不降反升。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直至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中国妇女生育水平才进一步下降。

生育政策作出必要调整，是否意味着人口出生率会在短期有较大幅度增长？从计划生育的实践看，这个担心是多余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全国一些地区进行“二胎政策”的试点，这些地区包括甘肃省酒泉地区、山西省翼城县、河北省承德地区、湖北省的恩施城区，虽然这些地区总体发展水平较为落后，但20多年的试点说明，这些地区由于生育政策符合绝大多数群众的生育意愿，多年来人口保持低增长，三孩生育微乎其微，不存在“允许生育二孩，就会引发多孩生育”的推断。此外，20多年的实践显示，这些地区的人口结构相对合理，特别是人口出生时性别结构都处于正常或接近正常水平。

从世界各国推行计划生育的实践看，印度尼西亚的做法值得关注。印尼是一个信仰穆斯林的国家，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政府推行计划生育与穆斯林教规相结合，长期以来推行和鼓励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从实行效果看，由于这一政策得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印尼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长期保持较低的水平。

一种观点认为，一旦生育政策放宽，就会出现生育率的反弹，从一个短期现象看，也许会在当年或以后的一两年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但从一个较长的时间看（三年）是不会出现生育率反弹的，即使反弹，总量也是可预见的。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对人们生育观念已经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并产生了质的转变。

从各国的实践看，一旦人们的生育意愿发生改变，即转向少生优生，即使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也很难奏效。德国、俄罗斯，包括我国台湾地区在内的实例说明，即使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在人们的生育观已转变的情况下，也难以遏制生育率持续下降对人口总量持续减少的影响。

中国目前采取的以严格限定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为主要内容的生育政策，是一种非常态、社会政治成本高昂的、且在一定时期采取的特殊政策。之所以说非常态，是因为，迄今为止，全世界还没有哪一个国家采取过这样的政策；之所以说是一定时期，是因为这种政策不可能长期实施，而只是一定阶段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过了一定时期就应当回归常态；之所以政策特殊，是因为这种政策严格限制了公民的生育权利，并将生育权利限定在一个十分狭小的空间。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以下简称《公开信》）。33年来，中国推行改革开放，经济连续30多年奇迹般的增长，使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与此同时，人口生育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公开信》提出“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因此，在中国人口生育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人口增长的严峻形势大为减缓的情况下，将这种特殊的人口政策从非常态回归常态，就应当看作一个十分自然的过程。

实际上，生育政策的口径适度放宽，反而更有利于人口增长的控制，有利于人口的协调发展，这样一个充满辩证法的命题，我们至今还缺乏深刻认识。

生育政策的口径适度放宽，就是普遍允许生育二胎，只是让中国的人口结构朝着正常、健康的方向调整，由此新增的人口“可以预见，也能承受”。

当今的决策部门至今仍未能清醒认识到持续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结构失衡所积累的社会风险，那么数十年后，人口发展的严重失衡必将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政治、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桎梏。未雨绸缪，此其时也。

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会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