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人口学会青年学者专业委员会、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和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低生育率下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讨会”在京召开。与会学者围绕人们的生育意愿现状与特点、生育水平降低的成因、生育行为的变迁、“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效应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生育水平低于生育意愿已成现实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顾宝昌认为,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往往是不一致的,但这种不一致性可能也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对比分析中国、泰国、韩国、日本、印尼的情况,可发现这些国家近几十年来总和生育率与理想子女数的变化趋势图还是存在相似之处,即总和生育率曲线在一定时期是高于理想子女数曲线的,这两者会以下降的趋势在某个时间点上相交,自此之后,总和生育率便开始低于理想子女数;中国大约在1990年代进入到生育水平低于生育意愿的阶段,综合考察目前的情况,可能很难避免实际生育率长期走低的未来趋势。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庄亚儿基于2013年全国生育意愿调查和2015年电话追踪调查,阐述了全国生育意愿调查的一些主要结果:在这两次调查中,对“是否打算生育二孩”均明确表示(是或否)的人当中,先后都表示打算生育二孩的居民占30.6%,都表示不打算生育二孩的占36.2%;2013年调查时表示“是”而在2015年调查时表示“否”的比例为29.8%,相反的情况占3.4%,说明在生育意愿发生变化的人群中,由打算生二孩变为不打算生二孩是主要倾向;另外,在2013年调查时表示“说不好”的单独一孩家庭中,2015年调查时仅有22.0%的人表示“打算生育二孩”,58.6%的人表示“不打算生育二孩”,即在2013年调查时表态“说不好”的人群在政策调整后,“不打算生育二孩”比例明显高于“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郑真真表示,尽管学界早已认识到生育意愿高于生育行为的事实,但由于各种原因,“就高不就低”的观念长期影响着决策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生育政策的调整。
男孩偏好有所减弱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汤梦君基于2015年“北京一孩夫妇生育意愿专项调查”发现,已有女孩家庭希望下一个孩子为男孩的比例为35.7%,而已有男孩家庭希望生女孩的比例则达到了57.9%,相比之下,已有男孩家庭希望再生男孩的比例仅为5.3%,这说明大多数人并不希望家里有“两个儿子”,相反地,人们在意愿层面上对第二个孩子表现出一定的“女孩偏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石智雷在湖北省宜昌市的调查亦发现,第一个孩子是男孩的家庭对于女孩情有独钟,如在被问及第二个孩子的性别期待时,希望生男孩的比例仅为0.8%,而希望生女孩的比例则高达70.5%;对于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家庭,期望第二个孩子是男孩的比例仅占21.4%,是女孩的比例为15.7%,认为无所谓的比例高达62.9%。上海市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陈蓉考察了上海不同人群的生育意愿状况发现,大多数人在生育意愿上没有性别偏好,但一部分户籍人口也存在女孩偏好;流动人口在流入上海后,其男孩偏好有所减弱,但仍然强于户籍人口。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张银锋在天津的调查发现,天津居民的理想子女性别比为96.2,整体呈现出女孩偏好的倾向;“儿女双全”是大多数人理想的性别结构,但如果实现不了也并不在意;仅有极少数拥有男孩偏好和儿女双全偏好的人会人为干预子女性别。
机会成本高致不愿生二孩
在“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人们为什么不愿意生二孩?养育成本过高、家庭经济负担太重是最为合乎逻辑而平常的答案。然后,事实果真如此吗?庄亚儿、石智雷、张银锋等学者的调查均发现,直接的经济成本会影响到人们的意愿选择,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大多数人尤其是女性非常担心生育二孩后自己的生活质量会大幅降低,而生活质量涵盖的方面是多元的,诸如家庭的基本生活、子女教育投入、妻子的就业参与及其事业发展、日常的休闲娱乐,等等。也就是说,人们更为关心的是因生育二孩而舍弃的那部分东西的最大价值,即机会成本,考虑到这一点,人们自然不愿意牺牲生活质量而去换取子女的数量。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技术研究所茅倬彦认为,在调查中,被访者所说的“一个孩子够了”可能包含了两层意思:从收益上来讲,人们已经从第一子女身上获得了人生应当体验的东西,如乐趣、精神寄托等,如果再增加一个孩子,其边际收益增加有限;从成本上来讲,再增加一个孩子,其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都会增加不少,难免会影响到个人事业发展和家庭生活质量。韩国东国大学社会学系金益基介绍了韩国的一些相关情况: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但韩国的生育率却呈现下降趋势,因为女性一旦生育孩子,很容易失去就业和事业发展的机会。
反思生育意愿研究方法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风笑天认为,“单独二孩”政策遇冷的讨论反映出我们关于生育意愿的研究思路、研究方式、研究方法等都有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偏差,为此,应当积极、认真反思既往的研究过程,这是研究者和学术界的一种学术责任;再者,以往测量的“理想子女数”不是“想生的孩子数”,“假设无政策”也不是“真的没有政策”,这些都是研究者在现实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间接测量方式,效度都不算太高。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背景下,生育意愿调查所能了解到的,其实只是人们在“最多生两个”条件下的生育意愿,而不是一般意义上没有任何约束的生育意愿,这些问题都应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宋健认为,生育意愿是动态、变化的,具有不确定性,对绝大多数人而言,生育意愿、打算和态度都可能随生活状况的变化而变化;生命历程中的一些重要事件也都可能导致生育意愿和计划的调整。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侯佳伟认为,生育意愿在数量、性别、年龄三方面都存在区间,生育意愿区间的上限是美好理想,下限是可接受的现实,测量下限有助于更为准确地预测生育行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陈卫探讨了未来生育研究的新方向,认为“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当人们将生育二孩的意愿转化成生育行为,可能就会引发一些新的效应,如人口效应、社会效应、经济效应等,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