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各阶层都接受一个事实--执政党对“集中力量办大事”有着绝对的主导权。然而，各阶层对“大事”的含义有不同的解读。有的阶层认为，民生问题是大事；有的阶层认为，执政党的统治地位是大事；有的阶层认为，利益集团的利益是大事；有的阶层认为，政体改革是大事。不同阶层的声音传播到社会上，就会形成不同的话语体系，继而对官方意识形态带来不同的压力，面对这些压力，官方都会判断其强度、紧迫度，从而选择不同的意识形态反应方式。
每逢领导层换届的节点，掌握“办大事”主导权的领导层就会变，随之，官方意识形态的反应方式也会变，而且常常会特点鲜明，因为连“反应方式”本身在许多官方人士眼里也成了当下的“大事”。
自去年“十八大”换届以来，针对偏右的“宪政”话语体系带来的压力，官方意识形态选择了至少四波反应方式：一是舆论监管部门的直接干预，如“南周事件”、“炎黄春秋网站被停事件”等；二是内部文件逐级下达到一定级别的干部，如网络上传播的沸沸扬扬的“七不讲”文件等；三是官方媒体连续发文批判，如把“宪政”、“普世价值”与“姓资”划等号，把“人民社会”与“公民社会”相对立，把争取自由、民主、人权与颠覆政权相提并论等；四是利用内部讲话、干部培训等形式向基层干部传达敌我分明的政治立场，如把偏右的话语体系定性为“历史虚无主义”，把政体改革可能造成的动荡夸大为社会惨剧。
从中立的角度看，官方对偏右的话语体系进行打压，具有其现实合理性。因为自薄熙来案件爆发以来，偏“左”的言论在话语市场里所占的分量被极大地削弱，偏右的话语体系占据了非常明显的优势，这是官方意识形态所不愿意看到的。从政治实用主义的角度看，官方一定会限制、打压偏右的言论，同时，通过不同方式提升偏“左”的言论地位，形成“左”右制衡之势，官方则可以在其中以所谓“中间人”的角色加以调控，为意识形态所用。基于此，不难理解，为什么高层领导人到“革命圣地”发出红色声音，又通过开展群众路线活动发出亲民信号。
令人遗憾地是，官方在对偏右言论打压的过程中，过分地使用了既有的权威性资源，用简单、粗暴的行政方式而不是法治的方式进行干预，反而给偏右的人士留下了许多把柄。此外，在通过媒体发文论战的过程中，那些批判文章除了在意识形态立场上保留“正确的政治定性”以外，实在缺少理论思辨和逻辑论证的功底和特色，如“宇宙真理论”、“宪政导致政权灭亡论”、“美国宪法只保护资产阶级利益论”等。这些理论批判文章常常站在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发出对敌呵斥的声音，却难以在比较开放的思想市场中吸引更多的听众。
常常有人把官方意识形态的批判言论背后的担忧与“三个自信”相联系。既然都有了“三个自信”，怎么还担忧一少部分人的偏右言论呢？甚至连官方的学者俞可平也忍不住在《学习时报》上发文指出控制意识形态的权力精英的不自信，如“许多官员底气不足，内心相当脆弱”，“怕讲真话，怕暴露真相”，“怕别人议论”，“整天只说别人的不好，挑别人的毛病；而对自己只说好话，不敢面对存在的问题”，“不少官员求神拜佛，乐此不疲”，“好多官员干脆把子女送到国外去，出现了所谓的'裸官'，数量可能还不少”。如此不自信的官员在批判偏右言论的时候，除了一些经不起推敲的“定性”结论外，就只剩下学艺不精、生拉硬拽的真实面目了。
面对日益多元化的言论市场的冲击，执政党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中国梦”，力图围绕这个概念形成一套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和象征性符号，力求为言论市场提供思想共识基础。不可否认，“中国梦”是个很好的词，也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容易让普通民众亲近。如果解释得好，也能赢得普通民众的欢迎。只可惜，众多解释“中国梦”的人、组织想在短时期论证其合法性、相关性、指导性，必然会犯类似“大跃进”运动那样的急促冒进的老毛病。
在论证“中国梦”的历史合法性上，一些官方学者从1840年鸦片战争说起，一直说到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中过分渲染中国人遭受的历史耻辱和外国的敌对意识与霸权主义，造成一种在仇恨教育理念指导下追求的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梦。这种耻辱教育、仇恨教育意识支撑下的梦想之路不大气，不开放，也不自信。
在论证“中国梦”的执政合法性上，一些官方学者总是歪曲历史，隐瞒历史真相，曲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为执政党生硬地寻找执政合法性。比如，一些人在解读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中只提“伟大领袖”的正确性，不提“个人崇拜”的真相；在解读抗日战争的历史中只提共产党的作用，不提国民党的作用；在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还是顽固地坚持苏共时期提出的“人类社会'五形态说'”的普遍结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并嫁接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头上；等等。
在论证“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区别时，一些官方学者常常会生硬地列出二者的“七大不同”，有的应景图书封面上甚至醒目地印出了赤裸裸的战斗性话语：“'中国梦'能干掉'美国梦'吗？”。这种浓烈的革命思维和敌对意识，不仅对中国外交有负面的影响，而且对判断国内的“人民内部矛盾”也有不利的影响。有的官员常常把那些在群体性事件中为普通民众争取合法权益的律师列为重点监控对象，一旦他们接受了外国媒体的采访，或者在国外媒体上发表了文章或谈话，就把他们列为敌对分子，甚至冠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这样做未免损伤了建设“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合法性。
在构建“中国梦”的象征性符号过程中，一批带有官方资助的歌曲、绘画、雕塑、电视剧、电影、图书、社科基金课题、论坛、讲坛等都应运而生，只是钱花得快，资源消耗得多，而质量却不敢恭维。比如，有的地方，整个党政系统集体包场观看花了半年时间赶制的电影《中国梦》，结果到电影院去看的人没有几个。其背后的隐喻在于，电影不好看，没有吸引力，虽然公款消费，也不想去看。说得严重点，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强行灌输即使在党政系统内部也不受欢迎，而且浪费了宝贵的财政资源。
除了想协调好“左”右言论的关系以外，官方在意识形态上还想引领国内在重大社会问题等“大事”上讨论的方向和价值判断。
面对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官方说正在制定可执行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面对民生问题的愈发突出，官方说正在制定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面对消耗资源、破坏环境的发展方式问题，官方说要科学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建设生态文明。面对腐败势头愈发严重的问题，官方说下发了“八项规定”文件，还抓了不少腐败典型。面对特殊利益集团阻碍改革的问题，官方说改革开放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面对阶层固化的问题，官方说要五湖四海，引进人才，任人唯贤。面对信仰缺失和道德滑坡的问题，官方说已经加强了官德建设，提出了二十四字的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客观地说，这些意识形态的引导比较符合目前解决社会问题“大事”的方向和需求，如果执行得好，会给意识形态的构建加分，反之，则减分。
在封闭的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垄断了社会中几乎所有话语空间，构建和运转暴虐、非理性、不符合逻辑推理的话语体系成了当仁不让的“大事”。而在开放的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必须随着多元化的社会各阶层话语空间的分享，随时应对、调整自己的话语体系，构建温和、理性、符合逻辑推理的话语体系，寻找各阶层都能接受的社会共识，并对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转进行正面引导，无疑是当前一个需要集中全社会力量去办的大事。
刘锋为法学博士，独立学者，微博名“锋语彩虹”；邮件地址：1748585583@qq.com
来源: 财经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