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根据实地调查，讨论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农村社区精英维持和扩张其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主要策略。积累和扩张经济资本的基本策略主要有节制消费和开支、争取减免税或偷逃税、欠贷不还和占有劳动剩余；积累人力资本的基本策略主要有购买相关报刊杂志书籍自学、外出参观考察、干中学和“借脑”；积累社会资本的基本策略主要有社会资本自我增殖策略与经济－社会资本交换策略。正是对这些策略的反复而成功的运用，维持了农村社区精英的优势地位。

关键词： 社区精英 经济资本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积累策略

农村社区精英 [1]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崛起，吸引了许多研究者的注意。但以往的研究者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农村社区精英的背景上（李路路，1995，1996）。这些研究都很重要，而且可以从中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当代中国农村精英的崛起，总是意味着他们的背景因素中必定有某个方面的优势。这样的背景因素大致可以分为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亦即可以当作资本利用的社会关系网络）等三种类型。本文想要研究的是，成功的农村社区精英们曾经拥有的某种“资本”优势，是怎样在时间过程中得到维持和扩张的。本文将根据作者自己在14个行政村（分别属于HN省的L市、S县和L县以及HB省的S市）的实地调查资料，讨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农村社区精英积累和扩张他们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策略。

一、经济资本的积累和扩张

在计划经济时代，资源分配是权力授予式的，几乎所有资源都由国家行政权力及其整个制度安排来配置，因此农民的地位是固定的（李路路、王奋宇，1992；陆学艺、景天魁主编，1994），经济资本的积累没有什么意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运行机制逐步市场化，人们的经济地位开始越来越多地取决于个人经济业绩。因而，积累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本，日益成为社区成员作为社区精英而崛起的主要途径，日益成为社区精英努力保持其精英地位或继续向上流动的主要策略。

社区精英积累其经济资本优势的策略，取决于他们对市场的预测和对政府行为的预期。在渐进式的经济市场化过程中，市场与政府行为交织在一起，影响着资本运作的具体结构和机制，影响着社区能人对自己的下一步经济行为的选择。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一方面通过分权而给市场行为留出了日益扩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又保留着对许多重要的经济资源的控制力（李路路，1995），这样一种混合经济模式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经济行动的许多不确定性，使得乡村社区精英在决定自己是否及怎样积累经济资本以维持其优势地位时，很难判断哪一种决策更为正确。他们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种结果似乎未定的博弈，以致一些人小富即安，一些人大规模消费，使有限的资金沉淀在像住房这样的家财上。尽管如此，积累更多的经济资本，仍然是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奋斗目标。许多研究者都发现，在发展资金方面，企业积累起来的自有资金所占比例随时间而增大（张厚义、刘文璞，1995；贾铤、秦少相，1993；张厚义、明立志主编，1999，2000；张厚义、明立志、梁传运主编，2002，2003）。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总的说来，他们积累资本的策略，主要有四种。

一是节制消费或开支，提高积累率。HN省S县G村的胡某及其兄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经商，一方面辛勤苦干，另一方面省吃俭用，赚了钱就投入经营，滚雪球似地发展，到90年代中期，营业额已在200万元上下，成为当地有名的商家。为了进一步发展，他们没有像当地许多发了财的人那样，大兴土木，建造让人艳羡的住房，而是在S县交易市场里建了一个带住房的大门面，扩大营业规模。一些有远见有创业意识的社区领袖，往往也同样把节制开支作为发展集体事业的主要途径之一，在集体经济困难的地方尤其如此。例如，HN省S县Z村支部一班人为筹办村饲料厂以发展养猪事业，两年未向村里支取一分钱工资。支书张某是刚刚上任不到两年的社区领袖，村里经济社会事业发展面临资金紧张的压力，他除了自己垫支和借贷外，还动员所有村干部不领工资，尽可能节省开支以办大事。

二是尽可能利用政策争取减免税，或者干脆偷税逃税。无论是寻找减免税的机会还是千方百计偷税逃税，问题的本质都是个人利益、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冲突，同时也表明国家税收制度本身的不尽合理（时宪民，1993；张厚义、刘文璞，1995）。寻找减免税的机会，在20世纪80年代是比较便利的，对集体企业和各种福利企业而言尤其如此（马戎、王汉生、刘世定主编，1994）。在我调查的期间，所有有所作为的社区管理者和集体企业负责人都坦率地承认，80年代的新办企业免税政策，给了他们许多有利机会。HN省L市Q村和L县T村和甚至给我提供了当年所获免税的一个清单，免税额都不下百万元。这个优惠政策到90年代中期失效。但偷税逃税就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了。HN省S县某镇一位私营煤矿主告诉我，1996年，他的煤矿所创利润不是上报的200多万元，而是近500万元，因此他的纳税额不应是100万元而应是200万元。他巧妙利用各种途径，少交100万元，因为他需要一大笔资本扩大再生产。在八九十年代，偷逃税现象较为普遍：据研究，当时，国有企业偷逃税的占50%，集体企业偷逃税的占65%，个体户、私营企业偷逃税的占80%（张厚义、刘文璞，1995）。

三是欠贷不还。在我所调查的14个村中，几乎所有我访谈的普通社区成员都对此感到难以接受，他们声称，村里那些大私营企业、种养大户都是国家“喂”大的。拖欠贷款的好处是明显的，因为这意味着拖欠者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周转。例如，到1997年为止，HB省S市X村私营企业主马某欠贷300多万元，他说，他不能还，还了，他的企业就转不起来了。

四是占有雇工的部分剩余劳动。对于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而言，这在过去被称为“剥削”；对于乡村集体企业，这叫做企业职工对集体的贡献。无论是个体户、私营企业对剩余价值的占有，还是集体企业职工对集体企业的贡献，本质上都构成社区精英可以支配利用的资本积累。HN省S县Y村的宁某从事从猪小肠肠膜中提取肝素钠的营生，他一年加工猪小肠5万副，年产值可达35万元，纯利率在20%左右。他雇用4个工人，月工资200元，加上其他“福利”，总计一年一个工人的所得为3400元左右，4个人一年为13600元，这已经被计入成本。宁某夫妻俩也参加劳动，扣除他们的劳动报酬（按雇工标准计算其妻的劳动报酬和两倍标准计算宁某的报酬），宁某一年可实现的剩余收益（或产权收入）为4万－5万元。总计宁某的个人收入是雇工的16倍左右。这样，宁某的作坊从最初一年只能加工5000副猪小肠扩大到1996年时一年能加工50000副。

实地调查表明，无论是私营企业主还是集体经济精英，实际上都会同时利用上述四种策略去积累经济资本。前者为自己，后者则既为集体也为自己，因为集体资本既可为他们生产高额“奖金”或薪金，[2] 更可以为他们生产为他们自己所享有的多种“社会利润”（即社会声望与权威）。

二、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更新

我们发现，构成人力资本的某些方面，如受教育年数，对农村中社区成员之能够成为多大规模企业的创办者或经营者而言，没有显著影响（陈光金，1997）。这似乎与有关研究发现相左。比如，舒尔茨发现，教育改变了个人收入的分配，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比没受教育的劳动力更容易获得恰当的经济信息，所获得的收益也会更多（T. W. 舒尔茨，1992）。贝克尔认为，文化程度是影响劳动收入水平的重要变量（G. S. Becker，1964）。中国学者在考察相关问题时，也得到这样的结论：“私营企业家个人的教育水平，有助于企业的发展，高中（包括职业高中和中专）以上文化水平，具有明显的作用”（李路路，1996）。

但这种不一致是表面的和部分的。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概念既包括了正规学校教育，也包括了在职培训、经济信息的不断积累和个人能力的提高。因此正规学校教育程度并不是人力资本构成的唯一要素。A. 英克尔斯等在研究人的现代性的成长时，讨论了人的职业经历，特别是工厂经历和生活环境等对于人的现代性形成和能力增长的推动作用（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戴维·H. 史密斯，1992）。因此，教育程度之所以在乡村社区成员成为经济精英的转折点上有一定影响，而对他们在实现这种转化后的经济规模大小没有显著影响，其原因在于他们成为经济精英（如私营企业主或集体企业家）以后所实现的人力资本尤其是经营能力、市场反应能力以及组织管理能力的积累和扩张。这种积累和扩张使他们原本具有的人力资本优势也得到积累，而某些方面的劣势（如受教育时间较短）则得到克服。

调查表明，农村社区精英大多数有一种或朦胧或明确的意识，即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增长见识，同时还要追踪政策变化。他们认为，这是他们能够发展到今天的成功秘诀之一。这一点在其他经验调查中也得到了很好的支持（贾铤和秦少相，1993）。总结我的实地调查结果，可以看到，乡村社区精英所采取的积累和更新人力资本的基本策略，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是订阅报刊杂志，购买科技和管理书籍。这一策略被使用得最为广泛，因为它既不受年龄和既有文化程度限制，也不受时间等因素约束。从调查来看，使用这一策略最多的是各种农业企业家和工业企业家。作为实业家，生产技术对他们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是决定他们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也是他们区别于一般的种养户和小个体户的标志所在。例如，根据1996年HN省S县各乡镇上报的“十佳农户”材料，16个被选中的农户百分之百都订阅了与所从事的专业化生产有关的科技报刊和杂志，依靠科学技术，是他们成为农村新富阶层的“奥秘”之一。该县Z村的张某从事猪、鸡、鱼综合养殖，1996年实现总产值131万元，年纯利润12万元。他一家每年都订阅9种报刊杂志，积累起来的科技书籍将近100种。张某只有小学文化，但现在他已熟练掌握从养鸡到养猪养鱼的一整套技术，包括配种、育苗、检疫、防治病，等等。

另外，通过对我在14村所获调查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得到如下结果：（1）在所访谈的223位非精英社区成员中，很少或不购买生产技术书籍杂志的占75%强，购买不多的占20%，订有5种以上的科技杂志报刊和拥有5种以上科技书籍的人不到5%；（2）在所访谈的109位各种社区精英中，属于第一种情况的占13.5%，属于第二种情况的占23.9%，而属于第三种情况的则占到62.3%。对照是鲜明的，也很好地说明了社区精英与非精英之间的差距。

（二）走出去学习、体验和观察，包括外出参观、向别的能人求教和上高等学府深造等。我在14村考察中所接触到的各类乡村精英大都外出参观考察过，其参观的范围，则视各人所处环境而定，如果本社区内有产品相似的经营者，则新进入者无须到外面去就能学到技术，并通过观摩而体会到先进入者的管理经验；如果与本社区邻近的其他社区有可资学习模仿的对象，他们也会方便地从这种对象那里获得所需技术、知识和经验。浙江的温州、江苏的苏南以及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他们经常去的地方。HN省S县W村的张某曾经担任过村主任，卸任后发展天麻种植业，自费脱产到北京农业大学学习三年，另外还多次专程到上海食用菌研究所和成都生物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向专家请教。通过这种学习，他掌握了成套的天麻种植技术，然后租赁空军某部防空洞800多平方米扩大种植规模，实现年产天麻10000公斤，销售收入100万元，纯利50万元。

（三）干中学，在实验中摸索新技术，积累新经验，获得管理和组织才能。对于许多规模较大的乡村企业来说，其经营者或管理者积累人力资本的最重要途径，可能还是干中学，在成功中总结经验，从失败中获得教训。HN省L市F村刘某，初中毕业，干过泥水匠，1988年开始规模化养鸡，由于市场供应的鸡苗主要是速生快长的“良种”鸡，而消费者却看好土鸡，刘某决定尝试自己孵化本地土鸡苗。开始，他购进大批科技书籍，艰难地消化其中的知识和技术要领。半年以后，便动手实验。然而书本知识却难以致用，因为其所要求的条件在当地得不到满足。因此，他不得不尝试新的技术和方法。先是用炒热的稻谷增加孵化温度，但尝试多次还是失败了。有一天，张某从电视上看到北方农家烧坑和城里人使用暖气的镜头，突然形成了把两者结合起来的想法，即在孵化房内通上用瓦筒做成的火管，在室外生火，通过火管把热量送入孵化室。经过数十次反复试验，终于形成成熟的技术，到1996年，他的孵化室一年能孵化出数万羽土鸡苗。从做准备到试验成功，刘某花费了两年多时间。

（四）“借脑生才”。有一些技术和经验能力毕竟不是乡村社区精英所能掌握或能够很快掌握的，而市场行情瞬息万变，竞争日趋激烈，机会稍纵即逝，容不得他们慢慢摸索和等待。有鉴于此，许多社区精英会采取交换手段，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以及非集体企业中挖出人才，增加本社区本企业的人力资本存量。尽管这会给其他企业造成损害，但在渐进的市场改革过程中，乡村企业的这种“借脑生才”的人力资本积累策略却有可能更好地按市场原则配置人力资本，使后者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因此，这也是一种体制变革力量。这种交换可以说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在HB省S市X村，不少个体私营企业都用这种策略从村集体企业挖到熟练工人。他们不能用非熟练工，耗不起培训时间，而且也怕出残次品造成损失。

以上4种积累和更新人力资本的策略，通常并非单独被乡村精英使用，而是两种、三种甚至四种同时为他们所用。那么，使用这些策略的效果如何呢？衡量其效果的指标似乎不被容易构建出来，因为测量它们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作为一种粗略的测量方法，我们在调查时请被调查的社区精英对自己目前的经营能力、管理能力和知识或技术储备做出综合的评价，并与他们自己最初的人力资本存量做一总体比较，然后请他们回答同一个问题：“你是否觉得你现在的这种综合能力比以前更强了？”结果表明，约62%的人表示，他们感到自己明显地长进了不少，掌握了以前不会的技术，获得了以前不具备的知识，也不像刚开始时那样害怕市场了，变得更从容更有信心了。

三、社会资本的巩固与扩张

理论上，建立在亲缘和拟亲缘基础上的特殊主义网络（即所谓社会资本）所维持的，通常是社会行动者的一种伦理性个人义务；而建立在工具价值基础上的特殊主义人际关系网络所维持的，则是行动者的个人利益。前一种社会关系网络通常是稳定的，比如基于亲缘的网络是不管环境怎么变化也会稳定不变的，只要人们把这种关系视为道德的基础。但是，如果人们从工具的角度来对待社会关系网络，则这种关系网络就需要人们运用各种形式的交换手段去维持和扩张。在实地考察中，我们发现存在一种关系网络工具化的趋势。社会关系网络的工具化意味着，人们建立关系考虑的主要是有利可图，所以亲属和非亲属都可以被纳入费孝通所谓的差序格局中，并且，为了实利的目的，一个网络的中心成员必须经常加强与其他成员的关系，特别是与那些工具性较大的成员的联系（李沛良，1993）。

农村社区精英很清楚社会资本对他们的重要性，而且对巩固已有社会关系网络和扩张或建构新关系网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也有充分认识。他们更为清楚的是，他们原有的社会资本是少得可怜的，而且，在这有限的关系网络中，能够帮助他们动员资源的人就更少了，这些人的地位和资源动员能力甚至可能还不如精英自己。于是，他们一旦跨入市场，努力追求更大的经济规模和经济利益，便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去巩固和扩张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他们中的许多人看来，仅仅依靠他们起步时所拥有的那一点社会资本，他们就难有今天的发展。因此，仅仅了解他们的初始社会资本，我们只能看到社会资本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以及经济资源配置方式转变过程中具有的某种重要性，但不足以更深层次地理解它们的增长机制，也难以理解以传统人情和道德价值为基础的差序格局变化为愈益以工具性价值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亦即演化为真正意义上的资本的机制，从而使我们停留在对社会失范、道德滑坡、人情乖离的情感化慨叹和呼吁回归传统的浪漫主义幻想水平上，不能把社会关系网格的工具化资本化视为社会转型和资源配置方式变革的动力之一。

那么，农村社区精英巩固和扩张其社会资本的策略是什么？我的调查表明，这样的策略一般有以下两种。

（一）通过已有的社会关系去建立新的社会关系

可以把这一策略称为“社会资本增殖策略”。自我增殖是一切资本都有的一种本性。社会资本自我增殖的关键是，一个行动者往往同时处身于许多网络之中，因而其中一个网络的成员可以通过其他成员与其他网络建立联系，如此不断地延伸，一个人可以与很远的素不相识的网络建立联系，从而形成某种特殊主义网络体系，并将它们纳入自己的社会资本系统之中。当然，按照网络生成的差序原理，一个间接的网络离开一个企图把它纳入自身社会资本系统中的行动者越远，该行动者为使其网络资本化而付出的努力或交易成本就会越大，因为这种距离越远，与该网络建立的关系的工具性就越明显。但是如果存在中间人，这种资本化过程会变得相对容易。

因此，使用社会资本增殖策略的农村社区精英，在打算与某个目标网络建立联系时，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寻找中间人。一旦找到这样的中间人，他就会动员该中间人参与到他扩张社会关系网络的行动中来，启动原本属于该中间人个人所有的特殊主义网络。由于该中间人与目标网络中某个关键人物有某种特殊的人情联系，所以这个网络资本化过程也带有人情色彩，只要中间人与目标网络中的关键角色的人情足够好，该过程的交易费用既少，实现的可靠性也大。

HB省S市X村的夏是一位村办企业的厂长，改革前曾由于其父任过伪乡政府的事务员而受到牵连。夏的一位亲哥是解放军总参谋部动员部的一位干部，一位堂兄则在海军司令部供职。“文革”期间，夏的亲哥当然也不免遭受与夏同样的命运。但是文革结束以后，夏的亲哥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得到平反，并升为师职干部，那位堂兄也升为师职干部。得知消息的支书张某马上“解放”了夏，安排他到村办工厂工作，接着又派他去北京某厂学习，同时叮嘱他不能只顾学习，还要找些老关系（即夏的兄长或堂兄），以便利用。恰好夏的兄长在文革高潮时参加了“支左”，与北京某量具厂一个干部熟识并成为好友，而这位好友的弟弟后来又当了该量具厂的厂长。于是，夏通过兄长找到了他的朋友，那位朋友又把夏介绍自己当厂长的弟弟，厂长不仅把夏收留下来，给他提供住处，让他半天学习半天生产，而且还把本厂部分初级加工业务交给夏带回村里，在村里建立了一个工具厂。该量具厂还运来几十万元的机器设备，正式承认该村办工具厂为量具厂的一个分厂。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把支书张某视为初级地缘关系网络的一个中心，作为一个村庄领袖，这位支书以前并不把夏看在眼里，但夏毕竟是其关系网中的一个成员。改革开放一开始，敏锐的张支书马上意识到夏的价值，于是提拔重用他，并且非正式地让他去“找关系”。第二级网络便是以夏为中心的亲属网络，这个网络的两位重要成员拥有权力，因此也可能拥有可“开发”的资源。第三级网络是以夏的兄长为中心的友缘网络，他由于是军方的，并不真正拥有可直接为X村利用的资源。幸运的是，他的网络中有具备这种资源的成员，当然还是间接的，因为这种资源掌握在以该成员为中心的第四个亲属网络的另一个成员手中，这就是北京某量具厂的厂长。从初级网络到第四级网络，经过了三个中间人，最终在第一级网络的X村与第四级网络的量具厂之间建立起一种依附－支持关系。可见，这个故事呈现的是一个典型的通过关系增加社会资本的策略。这样的策略几乎是每一个乡村精英都使用过的，并且还在继续使用着，差别只是环节的多少和交易费用的大小。

（二）以经济资本换取社会资本

当没有任何关系可找时，乡村社区精英便直接而完全地利用他们的经济资本优势去打开社会资本扩张之路。可以把这一策略称为“经济－社会资本交换策略”。实施这一策略的对象大部分是体制内拥有某种权力的人，包括地方党政领导，政府职能干部及办事人员，以及各级各类执法人员，还包括一些非政府对象如国有企业、公司甚至其他一些有经济往来的关系户。与他们建立关系或不断地去巩固这种关系的目的，不外乎寻找政治保护、政策法律执行的个人化弹性化以及获得所需要的稀缺资源等。

“经济－社会资本交换策略”的使用频度与乡村精英的经济活动所属产业部门有很大关系。比如，从我们的调查情况看，那些农业企业家使用这一策略的频率就不高，因为这种企业对资源的需求大部分可以通过市场来解决（资金除外），技术可以通过自学获得，销售也通过市场解决。这意味着农业企业所需资源为体制垄断的程度是比较低的。我们所实地调查过的农业企业家有10个，他们均表示，除了资金紧张而需要找关系要使点钱外，其他方面似乎还没感到有“行贿”的必要。然而，工商企业家的情况则不同。在谈及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或者笑而不答，或者闪烁其词，或者怨气溢于言表，而几乎没有人直截了当地否认采取过这种策略。

HN省L市Q村的顾某既是村总支书记，管理着一个有9000人口的大村；又是一家村办企业的厂长。在与他交谈这个问题时，我感到他的神情是那样地沮丧。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后，他说：“我从不受贿，可是却不少行贿，没有办法，我得为厂里拉业务。每行一次贿，心里就多一份罪孽。……心里时常因此作痛。我有点愤世嫉俗，看不惯现在的社会，却又无可奈何。”

HN省L县T村的吴某则比L市Q村顾某豁达一些。吴某担任过所在县B乡的乡长，更清楚权力的运作过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痛感T村的贫困，决心辞去乡长，回村担任支书，领着全村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由于曾经当过乡长，他在管辖L县的C市范围内拥有特别多的体制内关系资本，而且善于利用。他戏称自己走的是“红道”。为了巩固这条“红道”，为T村的发展寻求更多机会和更好的保护，他把C市乡镇企业局退休局长黄某请到T村担任副总经理，又把T村所在X镇纪委书记殷某请来担任办公室主任和纪检书记。黄的职责是为T村动员稀缺资源和上级政府支持，殷则成为T村遵纪守法的象征。至于黄和殷的待遇，则是一个讳莫如深的秘密。

用来积累社会资本的“经济－社会资本交换策略”贯穿着依附－支持、赠予－赞赏和钱－权交换原则，因此，是社会关系网络资本化和工具化的典型表现。由于渐进式改革和市场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对特殊主义人际关系的高度重视，这种策略将长期为人们所使用，并且将对以“情－权交换”为基本特征的第一种策略产生渗透性影响。换句话说，第一种策略的实施越来越需要同时运用第二种策略的某些原则，以增强其工具性或功利性，从而增强其吸引力和效率，更多地积累和扩张社会资本，从而增加所能动员的资源量，维持和提升精英的优势地位。同样重要的是，第二种策略的反复使用，将使由此积累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某种拟亲缘性质，从而在工具性关系中渗透进人情性因素，即互动双方由于互相让渡或提供资源而形成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詹姆斯·科尔曼，1990）。比如，在HN省S县，乡镇经济委员会主任以及工商局的干部称，某某乡镇企业家或私营企业家是他们的朋友，私交很好。他们现在可能是朋友，但最初则不可能是什么朋友，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和社区。因此，这种稳定的朋友关系的形成，应该被视为乡镇企业家或私营企业主成功使用两种策略中的一种或两种策略的结果。

总的说来，在农村社区精英积累其社会资本的过程中，工具化社会关系资本会把工具意义上的普遍主义标准与所谓差序格局意义上的特殊主义精神结合起来，使之成为跨越现代与传统的行动规则，即建立和积蓄社会资本的农村社区精英总是力图把具有工具价值的关系建构对象纳入某种特殊主义网络之中，以此增加社会资本的长期效用，而不管这种对象是否与他有任何先赋的特殊主义关系。

简短的结论

总结本文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当代中国农村社区精英如果要维持自己的精英地位，就必须持续地积累、更新和扩张他们的各种资本优势。他们为此有许多策略可以采用，并且他们实际上也在不同程度地使用这些策略。这种状况对于普通社区成员来说，将产生不利的效应，因为他们已经错过了机会，并且缺乏基本的条件去重新创造机会：社会的交易成本正在越来越高。因此，虽然所谓优势累积假说不一定为真，取决于拥有某种优势的人能否有效利用其优势从而积累其优势，而劣势累积假说却似乎有其现实的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

[1] 李路路：“社会资本与私营企业家——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特殊动力”，《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6期。（论文）

[2] 李路路：“私营企业家的社会结构——论私营企业的发展机制”，载《中国私营经济年鉴（1996）》，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研究报告）

[3] 李路路、王奋宇：《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专著）

[4] 陆学艺、景天魁主编：《转型中的中国社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专著）

[5] 张厚义、刘文璞：《中国的私营经济与私营企业主》，知识出版社1995年。（专著）

[6] 贾铤、秦少相：《社会新群体探秘——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专著）

[7] 张厚义、明立志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文集）

[8] 张厚义、明立志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文集）

[9] 张厚义、明立志、梁传运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200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文集）

[10] 张厚义、明立志、梁传运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200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文集）

[11] 时宪民：《体制的突破──北京市西城区个体工商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专著）

[12] 马戎、王汉生、刘世定主编：《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历史与运行机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专著）

[13] [美]林南：“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中国农村地方法团主义之实际运行”，《国外社会学》1996年第5－6期。（论文）

[14] [美]T. W. 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文集）

[15] [美] Gary S. Becker：Human Capital.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4. （专著）

[16] 李路路：“私人企业的人力资本与企业成功”，《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春季卷第15期。（论文）

[17] [美]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戴维·H. 史密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专著）

[18] [香港]李沛良：“论中国式社会学的关联概念与命题”，载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东亚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论文）

[19] [美]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专著）

[20] 陈光金：《中国农村社区精英与社会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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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中国农村社区精英的概念界定，参见陈光金：《中国农村社区精英与社会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1997年）。

[2] 天津大邱庄禹作敏被捕前年收入达到150万元之巨，其他精英人物也有几十万上百万元不等，而普通社区成员和基层管理人员的年收入只有3万元左右（林南，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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