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治理产能过剩？

根据有关资料，产能过剩概念最早由1930年代经济学家张伯伦在《垄断竞争理论》一书提出。经济学家给出的概念比较学术化，通俗一点的定义，认为产能过剩是指企业提供的生产能力和服务能力超过了均衡价格下的市场需求，再简单一点就是总供给能力大于总需求。但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只是经济均衡时才能达到的理想状态，两者不相等才是市场经济的常态，要么总供给小于总需求，要么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前者就是所谓的“短缺经济”，至少从消费者的角度，我们肯定不愿意回到那个状态。那么，只有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才是我们想要的正常状态，因为很简单，只有供大于求，企业才有创新的压力和动力，消费者才能得到更廉价优质的服务和产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的家用电器行业，长期都是供大于求，绝对属于产能过剩，家用电器企业生老病死、分分合合，老百姓享受了物美价廉的产品，企业也得到磨练和成长，家用电器行业也成为国际竞争力最强的行业之一。既然这样，为什么要治理产能过剩？

总量过剩还是结构性过剩？

产能过剩似乎就是个总量问题。但我们提产能过剩一般都是说某某行业比如钢铁制造产能过剩，说明它应该是个中观概念，当然如果多个行业甚至多数行业都出现产能过剩，也就变成宏观问题。问题在于，在每个被标记为明显过剩的行业中，几乎都同时有供应不足存在。还以钢铁制造行业为例，中国过剩的产品主要是板卷材，尤其是宽厚板，而高端冷轧产品产能严重不足，需要大量进口。2012年冷轧类产品中的冷轧薄宽钢带和镀层板分别进口了306.7万吨和313.6万吨，占全年钢材进口总量的22.5%和23.0%。而且，在钢铁业全行业亏损的时候，不是也有像德龙钢铁这样的小民营钢铁公司在盈利么？同样，手机制造行业长期过剩，但几年前Iphone横空出世时，却常常供不应求。因此，或许我们只能说，没有过剩的产能，只有过时的产品，因为如果你生产的东西市场已经不需要了，那其实就不算是产能了，所谓产能应该是“产品能够满足需求”。

高产能过剩是怎么炼成的？

学术界关于产能过剩成因的总结，包括经济周期理论的需求波动，市场结构角度的市场进入低而退出壁垒高，信息不对称角度的预期偏差等等。对中国来说，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为什么有些行业，如钢铁行业，早在七八年前就被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并开始治理，但钢铁行业的产能却越治越高，产能从之前五六年前的5亿吨一路攀升到目前的9亿吨。合理的解释只能是：钢铁行业产能在之前其实并不过剩。那为什么会被“过剩”呢？原因可能有二：其一，人们仅仅关注了时点状态、忽视了动态趋势。例如数据显示2004年底粗钢产能利用率只有79%，可被视为过剩，但此后的05、06年就快速提高到90%左右，自然也就不算过剩了。其二，对所谓产能利用率数据的测算和评估出现了系统性偏差，例如低估了潜在需求。这个问题的价值在于，我们现在及今后是否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某个被认为严重过剩、需要大力治理的行业，其产能却越治越高？

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到底多严重？

关于产能过剩的衡量标准，有一种说法是，产能利用率低于80%，就算是产能过剩。我们姑且不讨论对差能利用率计算方法的争论，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么中国的很多行业是否过剩？过剩程度有多大？例如，近期媒体有一篇介绍中国陶瓷行业产能过剩的文章指出，“据一份公开的《2012-2016年中国陶瓷制造行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分析报告》显示，2012年陶瓷行业大概有10%到15%的产能过剩。不少陶瓷企业频频出现倒闭，中国陶瓷业已进入产能过剩和恶性竞争的阶段，陶瓷行业的前景让人堪忧。”产能过剩才15%，忧从何来？当然，报告的数据可能并不准确。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个国际比较。6月末美国全部工业部门的产能利用率在77.8%，欧盟27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为77.9%，中国迄今没有关于产能利用率的权威官方数据，不过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前段时间做客新华网访谈时披露了一个数：2013年二季度末所有工业行业产能利用率78.6%。这意味，中国的产能利用率其实还比美国和欧洲略高一点点，但似乎并没有看到美国和欧洲为此担忧。因此，与其说是中国面临产能过剩问题，不如说是中国从政府到企业各个层面，过惯了“供不应求”的宽松日子，现在突然面临“供过于求”的紧日子，一下子不适应。

治理产能过剩必须“国退民进”

对这几年是否存在“国进民退”是有争议的。窃以为，所谓“国进民退”，并不仅指国有企业数量更多了、或者说国有企业投资或者产品市场份额更大了，而是指政府对经济活动或者说企业经营的直接干预程度在提高和强化，而这恰恰是部分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或者说一些行业难以去产能的最主要原因。第一，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财务软约束，政府是GDP驱动、企业是规模驱动，导致很多项目投资缺乏严格的成本控制和效益测算。第二，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对一些效益不高的企业给予政府补贴，使一些企业苟延残喘、阻碍自然去产能过程。第三，自己的孩子不忍打。在治理产能过剩的时候，地方政府面对国有企业或者自己扶持起来的非国有企业，总是难以出重拳、下重手，总是想遮遮掩掩。近期工信部公布淘汰落后产能名单，具体到每家企业的每一个工厂或者车间，却被曝出很多上榜的产能其实早就关停。表面上看这又是行政干预太细过长的一个例子，根子上是政府在试图保护每一家企业：去产能而不去企业。

在笔者看来，治理产能过剩的方法其实很简单：从“国进民退”转向“国退民进”，减少对落后企业的无谓补贴，切实加强环保执法和质量控制，让不适应市场的企业尽快破产倒闭出局，给有创造力和竞争力的企业腾出市场空间，所谓创造性破坏是也。同时，政府将注意力从过去的重点保护企业向重点保护员工转变，做好失业人员的社保、培训和再就业服务，也就是中央说的“社会政策要托底”。可以说，正是有了上世纪末朱镕基总理对国有企业实施关停并转式的大刀阔斧改革，真正大幅度去了国有企业的产能，才使得中国经在加入WTO之后能够轻装上阵、快速发展。

作者为农业银行战略规划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