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今天表示，现在讨论是不是要更进一步通过新的城镇化发展来为以后的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源动力，在他看来是本末倒置。城镇化是结果，不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不是反过来靠自上而下的设计做出来的结果，尤其是通过行政权利强制安排出来，推出来的城镇化发展，到最后会出现巴黎、新德里、北京、鄂尔多斯鬼城这样的局面。陈志武是在参加2013网易经济学家夏季论坛时作出上述表述的。
以下为其发言实录：
首先非常感谢网易财经每六个月举办一次这样的活动，也是给我非常好的机会能够跟大家做一个交流。今天接下来的单元话题是“城镇化与大改革”，我想就这个话题跟大家做一个20分钟的交流。我把这个题目稍微改了一下，“城镇化与大改革：谁该在先？”
我主要说明的是什么样的权利制衡架构，什么样的制度最后决定城镇化方方面面的内涵和个性。换句话说，首先如果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城市，中国的首都，它在方方面面都是全国的中心，首先是政治中心，然后是经济中心，实际上也是金融中心，只是北京市以前的领导和现在的领导不太愿意说把中国建设成为国际的金融中心，实际上金融街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的金融中心，之所以不愿意这么直接说，是因为中央已经决定让上海往国际金融中心的方向发展，没有说让北京往这个方向发展，尽管现实是这样。
在文化领域北京是毫无疑问的，远远排在中国所有其他城市前面的文化中心，大家看看演艺界的这些明星，到底北京最多还是上海最多，还是广州最多，我们看看那些花边新闻就知道中国的电影明星都在哪里。科学研究、科研、教育这些都是以北京为中心，这是毫无疑问的，不止是北大、清华在这里，你到学院路、中关村周围，随便到哪里不小心就进入一个大学。体育也毫无疑问的，是以北京为主的，医疗等等(领域)。我最近注意到，我喜欢打网球，大热天，在国内不同地方跑就想找室内有空调的网球场，在北京室内空调网球场到处都是，可能不下于100多个，但是到了南京，要找一个有空调的网球场非常难，大概只有一个，到合肥，我问当地接待我的人，能不能找到有空调的网球场，合肥都没有。
我讲这些主要是为了说明一点，中国是很明显的，在1950年，1951年的时候，北京并不是我刚才这上面列到的方方面面的中心，不是金融中心，不是经济中心，也不一定是绝对意义上的文化、体育、医疗中心，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大家都想到北京买房子，非常有道理，不管是体育还是教育，小孩升学，就业机会方方面面都是北京最好的时候，很自然的都想往北京挤。
跟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形成非常反差的，美国的华盛顿，我们都知道华盛顿是美国的首都，美国绝对意义上的政治中心，但是它不是美国的经济中心，更不是，或者说尤其不是文化和教育的中心。两年多以前，我带我的大女儿到华盛顿去看当地最好的大学，乔治城大学，找来找去，除了这个以外找不出第二个在全世界层面比较知名的大学。最好的美国的医院不一定是在华盛顿，总统和议员所在的地方。演艺界，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国内现在很熟悉的美国明星是住在华盛顿的，在那边拍电影，没有这回事。为什么华盛顿是美国的政治中心，但并不是其他的中心，不是文化中心，不是科技中心，不是教育中心，不是医疗中心，更不是经济中心，是什么决定了这种差别？我们也可以举出来很多其他的例子，比如说温哥华，是加拿大的首都，也是加拿大的政治中心，但是并不是加拿大的一切。甚至你去巴西的首府，会看到巴西的首府也并不是巴西方方面面的中心。你去澳大利亚，堪培拉是澳大利亚的首府，并不是澳大利亚经济、政治、教育方方面面的中心。
这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可以进行城市化的发展，最后政治体制是什么样，权利架构是不是渗透到整个社会，他的个性，他的特性到底是什么样品的。我这里给大家看几个数据，2002年人均GDP从北京作为全国权利的中心，到省层面的权利中心，再到地区市，地区层面的权利中心，再到县城，不奇怪，北京的GDP比省会城市人均GDP高出几千块钱，县层面人均GDP是最低的，只有五千多块钱，北京2002年就有28000，我们可能说人均GDP是结果，在机会方面到底有多大的差别，就业机会和其他的机会到底是多还是少，高还是低，固定资产投资到底是多少有很大的关系。
我简单的再以2002年作为一个时间点看一下，2002年北京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是15905元，省会城市少了六千多块钱，只有9923人民币，地区市人均固定资产投资5137元，县一级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只有590元。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中国从上到下的权利结构基本上决定了从富到贫的经济机会完全匹配的架构。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尽管目前的体制在中国只有60年多一点，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包括城镇化的发展，它的特征产生了非常具体的影响。
我最后总结一下，城镇化的起源到底是什么决定的？是政治权力决定的，还是市场驱动的？最后对整个国家各个城市、各个城镇的个性起根本性决定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还想再多说另外一个方面，大家在座很多朋友已经在世界很多不同的国家旅行过，我希望大家以后再去各个国家的首都或者城市稍微观察一下，当地城市的特征是什么样的。我自己去了巴黎几次，每次我不得不感慨，巴黎的各个大街、建筑物都是非常的宏伟，街道都是非常的宽广。如果去新德里也差不多有同样的印象，主要的街道像天安门一样的，都是非常的宽广，这是一类，首都在政府权利主导下发展出来的城市特征。我刚才讲到的，可能大家会觉得巴黎具备这样的(特点)，建筑物都是很宏伟，很宏大，大街小巷，特别是主要的大街都是非常的宽。大家以前做过运输，刘总在这儿，我跟他一样的过去有过同样的经历，小的时候我在老家赶集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那些街道那么宽，那么广，我作为背东西的人让我多走那么多路。尤其到了新德里以后，我的感受更加深，新德里的宫殿那么多，这个宫殿这一边把东西运到，马车车夫来说最痛苦的就是看到这么多宫殿，这么多宽广宏伟的大街，这首先给我们一个很强的印象，这些城市，这些城镇对市场交易带来的成本太高，非常不利于市场化的发展。
由市场交易催生出来的跟自然的城镇化的发展，像苏州这样，必然会是大街小巷，哪怕是最大的街也不一定是那么宽，那么宏伟的，房子、巷子、街道都会是非常窄，房子会挨得很紧，因为他们知道你到最后把房子弄得太宽，太大，建筑物弄得太宏伟，对于运东西的商人带来的障碍太多了，这就是为什么苏州现在不仅仅作为旅游的景点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苏州是靠市场化自然发展衍生出来的一种城市，跟北京、新德里、巴黎这样的权利主导型城市反差特别大。尤其我们会说，苏州这样的城市是不是只有中国独有，不是这样的，如果去意大利佛罗伦萨，去威尼斯这样的城市，没有大街，没有宏伟的建筑，不太多，更多的是密密麻麻的，挨得非常近的建筑，佛罗伦萨也是靠市场交易，市场发展带来的需求，发展起来的城市，甚至连伦敦都是这样。
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如果你去过伦敦的话，伦敦的个性跟巴黎完全不一样。巴黎到处都感到拿坡仑的足迹，拿坡仑的权利对巴黎的个性起到点睛定义性的作用。伦敦，英国权力分散，这是英国更鲜明的传统。最主要的英国城市伦敦在个性方面也反映出来了，因为我每次到伦敦总感觉到伦敦这个城市市中心到底在哪里？伦敦这么大，散布的面积这么大，有很多个中心，根据教育还有其他的分别发展出以多个中心为主要特色的，尤其跟巴黎，跟新德里形成非常大的，尤其跟北京形成非常鲜明的差别。尤其我们现在不断的重新讨论是不是要更进一步通过新的城镇化发展来为以后的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源动力，在我看来是本末倒置，城镇化是结果，不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不是反过来靠自上而下的设计做出来的结果，尤其是通过行政权利强制安排出来，推出来的城镇化发展，到最后会出现刚才我说到的巴黎、新德里、北京、鄂尔多斯鬼城这样的局面。
我用一张图来说的话，行政权力推动的城镇化，虽然短期看很好看，也可以非常的宏伟，但是长久看，更多的会是怪物。这是一个男的还是女的，是人还是鬼，搞不清楚。相应掌握决策权力的部门和具体的个人，在我们把自己的想法，个人的偏好、喜好变成全重庆人，像当年某位领导喜欢某一种树，在重庆的街上都种上他喜欢的树。一个人你的权力可以很傲慢，但是千万有的时候适当的谦虚一点，不要把你个人的意志变成整个十几亿，至少不要变成几亿农民必然面对的一种选择，没有给他们更多的出路，因为我们今天谈到城镇化话题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赶农民上楼，这带来的后患不止是看起来不好看。
而且如果我们去研究一下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农村，很自然的状态，农村的住房是很分散的，遍布在各个农田的边上，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农民的房子住的地方，跟他自己种的田挨得很近的话，每天早上一出门就可以下地干活儿，运肥料的时候不需要走那么远的路，不需要费那么多时间在路上。如果通过现在的异想天开，把农民最自然的，交易成本最低的安排终结掉，把他们赶上楼，让他们集中居住在一个县的五六个集中居住地，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样的？不仅仅让农民交上月租或者买房子住，而且他们的子孙后代，不止是今天看到的这一代农民，以后的每一代农民，每天下地干活儿的时候都需要多走几公里，或者几十公里的路。那时候我们看到北京的雾霾也许会变成边远农村不得不面对的雾霾。如果那样的话，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讲，更多的农民每天为了下地干活儿多走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的路，这种长久的代价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的，不能为了短暂的GDP增长强迫这么多农民放弃他们祖先留下来的这些家园。
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承包责任制能了结的话，对于农民的生存方式，通过承包制，总的来说，可以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农民上楼的动作，以后新的政府，新的领导人觉得这个政策要扭转，要终止掉的话，要真正恢复到原来中国农民祖祖辈辈生存的状态也会非常难，一旦把他们从自己的宅基地上赶出来的话，回到过去并不是容易的。所以我希望自上而下推动的城镇化，尤其是推赶农民上楼举措的时候，要更加更加的对自己的权力稍微谨慎，谦虚一点，而不是像以往表现的那么傲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