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世界政治转型或民主化的方式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由激进性和暴力性向渐进性和温和性转变，同时，也不再是由群众推翻统治者的革命所主导，而越来越呈现出由统治者与下层群众共同推动的改革所主导。这一变化使人们不再把民主化和政治转型视为一场革命、一场剧烈的冲突或改朝换代，而是一种改革，一种渐进而温和的权力交接。这种变化无论从实践上还是心理上都会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可以通过党政分开和同时推进党内与党外民主来建构中国的国家体制，以提高政治体制对现代化和市场化的适应性。
关键词：转型方式；政治发展；一党执政；党政分开；政治改革
一、政治转型方式的变化
从世界整体状况来看，政治转型的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政治转型日益呈现出温和与渐进的特征。
近现代意义上的政治转型最早发生在欧美，以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为代表，这些革命虽然各具特色，但其实质都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民主革命，是从封建政体向资产阶级民主政体转型的标志。从转型或取得政权的方式来看，它们都采取了激进和暴力的方式，尽管使社会发生实质性变迁的转型持续了很长一个时期，但政权更迭本身是很短暂的。
在这一阶段的革命或转型的基础上，欧美的民主化进程或政治转型呈现逐步温和化的趋势。在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不再是革命而是用“政变”的不流血的方式实现了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此后直到19世纪英国政治发展的主要变革或转型就是议会改革及选举权的扩大，而这完全是以和平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完成的。在法国，尽管19世纪爆发了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以及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但是不仅这些革命的规模和影响无法与大革命相比，而且自巴黎公社以后法国就进入了一个和平发展与改革的时期，政治发展的进程再也没有用革命的方式来推动。在美国，独立战争后民主化不断推进，但并没有出现大的政治动荡。虽然1861年发生了南北战争，但这并不是北方民主化进程的延续，而是向迟迟没有推进民主转型的南部扩展，是南部的转型或革命。此后，美国完全进入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期，国内的政治发展和大量改革都是在和平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民主革命发生的较晚，但在19世纪后期完成统一后其国内大规模的暴力革命也就逐步缓和下来，政治发展以渐进的方式进行。
20世纪以后的欧美进入了和平改革时期，国内再没有大规模的暴力斗争，政治改革和转型完全是以温和渐进的方式进行的。尽管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但这种把暴力从国内转向国外的方式本身就说明了国内冲突的相对弱化。由于各国发展的不平衡，它们完成这种转型的历史时段和所用的时间并不完全相同，但基本趋势相似。
19世纪至20世纪，东欧、拉美、亚洲和非洲的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革命依次展开，由于这些地区的现代化进程落后于西欧和北美二三百年，因此，主要国家的暴力革命直到20世纪上半叶才基本完成，而一些更晚进行现代化国家的革命或暴力性的民族主义运动在1960至1970年代也基本结束了。20世纪最后20多年发生的“第三波”民主化，标志着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民主化或政治转型的方式已经基本从暴力对抗转变为和平过渡，其渐进性也越来越明显。亨廷顿是这样描述这一时期各国政治转型的：“民主国家是如何产生的呢？民主的国家是由民主的方式产生的：舍此无他。民主国家是通过谈判、妥协和协议而产生的。它们是通过示威、竞选和选举而产生的，是通过非暴力地解决分歧而产生的。它们是由政府和反对派中的政治领袖所缔造的，他们都有勇气向现状挑战，并使他们追随者的眼前利益服从于民主的长远需要。民主国家是由政府和反对派中的领导人，即那些抑制反对派激进分子和政府保守派的武力挑衅行为的领导人所创设的。民主国家是由政府和反对派中那些有智慧承认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垄断真理或美德的那些领袖们所创设的。妥协、选举和非暴力是第三波民主化的共同特征。在不同程度上，这些也是这一波民主化中绝大多数变革、转换和转移的特征。”［1］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政治转型不再像过去那样完全取决于人民或反对派单方面的意愿，而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威权统治者或多或少的主动所致。
即使在“第三波”时期内，较早发生转型的国家与较晚发生转型的国家或地区相比，也有一个冲突逐渐弱化和妥协逐渐增强的趋势。例如，东欧的罗马尼亚1991年发生的政治转型是由一定程度的人民起义实现的，东亚最早发生政治转型的菲律宾是以持续三年之久的大规模群众示威运动、农民反抗运动和士兵起义以及与1986年的普选交织在一起而实现的。而1990年代中后期韩国发生的政治转型和中国台湾2000年发生的政治转型则表现出更多的温和性和稳定性，它们主要是通过选举而实现的。这种不同既与各国或各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水平和政治模式的差距以及文化差别有关，例如东德的温和性与罗马尼亚转型激进性之间的差异就是如此，也与政治精英和人民都不愿再看到更多的冲突有关，例如蒋经国就是看到菲律宾国内的动乱以及马科斯的下台而决定在中国台湾解除戒严的，而反对派的领导者也愿意以选举竞争而不是暴力手段来取得政权。
就少数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一定程度上的暴力和多数国家中出现的低度暴力事件而言，应该说与渐进性转型的趋势并不违背，不仅它们比本国以往的政治转型的暴力程度要低得多，而且与欧美相比，由于它们的政治发展相对落后，社会政治结构和管理机制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完全消除暴力运动的程度。这里面有一个重要参数是值得重视的，就是在市场化国家中，支持一个国家发生政治转型的人均生产总值指标在不断地上升，而转型中的冲突程度则随之递减。这是一个基本的趋势，尽管政治转型方式还要受到其他因素例如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影响。
当代的政治转型更可能采取一种和平的方式。日本的政治转型如果以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下台和民主党的上台为标志的话，其变化的程度几乎是微乎其微，几乎无“转型”可言，或者说其渐进性和稳定性非常明显。实际上，中国台湾和韩国已经表现出这种渐进性和温和性。如果中国台湾的政治转型是以2000年民进党上台为标志、韩国的政治转型是以1992年金泳三和1997年金大中执政为标志的话，那么这一过程比以往各国或各地区的转型要温和与稳定得多。
二、一党长期执政与政治体制内的民主化
温和而渐进的政治转型越来越成为现实，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这方面，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情况很值得关注。这两个国家的执政党都已经执政50多年，经济和社会高度发展，民主政治有很大的进步。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它们没有发生标准意义上的转型即国家体制的转型、长期执政的政党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着执政地位呢？在笔者看来，政治制度具有较强的现代性指向和较高的制度化水平、渐进的政治改革并使其与本国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它们一党长期执政并使其威权主义适应社会经济巨大变迁的最重要的原因。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政治体制具有较高的适应性是由于它积累了较多的现代性因素，在此基础上执政者建立和培育了一种具有包容性和高效率的政治体制。具有现代性是指它们继承了英国的行政制度和法律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适应现代化与国情的改造。具有包容性是指它在一党体制内把多党竞争和民主政治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效率高表现在它们能够有效地主导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方面较为通畅［2］。如果一种制度不能在面对环境变迁的挑战时做出调整，就会因自身不能适应这种变化而不得不以体制的转型来适应这种变化。韩国、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发生在很多后发展国家的包括近两年在伊斯兰国家发生的政治转型，尽管有诸多原因，但政治体制的制度化水平较低尤其是缺乏适应性或包容性是它们共同的原因。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特色之一是在对政治参与进行严格限制的基础上逐步培育公民意识，并进行制度创新来扩大民主。现在看来，这在客观上有很大的积极效应。一方面，它在保证一党威权主义体制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逐步地放松管制，不像有些国家压制政治参与从而导致激烈的对抗和体制的崩溃。对民主的培育主要是允许反对党的存在和发展，使媒体越来越中立，允许民众投反对党的票和发表不同的言论，可以直接批评政府的政策。其中新加坡的集选区制度是体现这一特色的重要的制度创新，它既抑制了政治参与的快速膨胀，也没有打压政治参与，而是通过提高政治参与的门槛来引导有序政治参与，在选民和反对党政治素质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则促进了政治参与。
马来西亚执政的巫统的政治领袖们利用其政治体制和种族的多元性，在政治发展的不同水平上有效地限制和培育了政治参与。其对政治参与的限制主要表现在利用宪法和国家权力抑制反对党的发展，前者规定了伊斯兰在政治上的特权地位，执政党利用执掌的法律、媒体和政治权力制裁反对党的领袖并限制反对党的发展。对政治参与的培育主要表现在这种控制是逐步放松的，它越来越能容忍反对党的发展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在这方面已经超过新加坡。同时，马来西亚很好地利用了联邦制的体制，使地方自治性容纳了更大的民主，而这种民主的发展没有更多地干扰联邦政府的稳定。
在这种具有现代性的威权主义主导下，经过数十年市场经济的发展，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培育了日益成熟的中产阶级和市民社会；同时，几十年的民主选举也使人民群众的民主素质有了很大的提升，中产阶级和一般选民在选举中越来越理性。我们知道，民主化的基本条件就是市民社会和中产阶级的发展和成熟。一方面，长期的市场化和经济发展使新加坡大多数人都进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生活水平和受教育水平大大提高，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也随之提高；另一方面，在具有竞争性选举的环境中，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反对党也有所发展，不但在吸纳人才方面有很大发展，而且在政治上也越发成熟。这表现在民众、执政党和反对党的民主意识都有很大提高。在新加坡2011年的大选中，在围绕选举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同时，各种政治力量和选民都表现出了竞争中的理性和冷静。他们表示不愿意看到一些国家发生的民主沦为民粹的现象，不愿看到国会沦为不同党派和政客表演的舞台———因为这会严重地削弱政府的效率，而是需要制度化的和理性的民主制度。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所以能够有高制度化的政治体制并保证政治转型或民主化的稳定推进，最重要的制度特征就是它们具有现代性的强国家体制。现代性意味着国家有推动民主化的倾向，同时也表明，它是一种现代体制，即不受一个政党的完全控制，或者说不是党国体制。也就是说，强国家并不意味着强政党，而是指国家有强有力的治理能力。强政党有时也会导致强国家，但这样的党国体制无法稳定地推进民主化，因为其中既得利益的顽固和保守性会强烈地反对改革，最终不是改革被阻止，就是改革导致激进的转型和体制的崩溃。凡是政治转型比较稳定的国家，都是不存在党国体制或执政党在转型时期没有完全垄断国家权力的国家。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并不是民族主义的执政党建设起来的，这与中国以及其他由强大的革命政党或许多强大的民族主义政党建立国家机器的方式有很大不同。这两个强大的国家是殖民统治后期的英国殖民当局和本地政治精英和政党之间的一种政治合作的产物。尤其是在民族主义政党执政后仍然要借助于殖民当局的军事力量包括警察力量进行统治，镇压左翼反对派，并保留了而不是重新建立自己的行政系统。因此，强国家先于马来西亚的巫统和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建立起来并进行统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两个政党是“进入”而不是“建立”国家体制，这一点与早发现代化国家的政党是在体制内建立的相似。这种情况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国家构建的连续性和现代性建设。
所以，尽管它们的民族主义政党在进行民族斗争和争取国家独立的过程中都很强大，但并没有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制度，因而也没有使自己的政党与国家完全结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加之存在着多党政治的政治环境，执政党难以垄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党的组织很快实现了转型，它不再是斗争的工具，而日益成为选举的工具。这一点有深刻的意义，党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选举获得合法性而执政，它的分支或基层组织成为专门的选举和动员机构，而没有必要在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中建立党的组织。行政系统是唯一的执行国家权力的机构。这样，在推行民主化的过程中，无论政党怎样变化，国家权力的贯彻都不受影响。换言之，执政党放松了自己的控制和权力，而是通过国家进行有效的控制。这种强国家而弱政党的体制是它们能够在体制内大大发展民主并保持政治稳定的重要原因。
三、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点思考
从整个世界的民主化特点以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一党和威权体制内来发展民主和促进政治转型的情况来看，当代政治转型的温和性和渐进性仍在持续是无可置疑的。这主要是因为有三方面的重要因素会对政治转型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是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对生活和生命的关怀程度也越来越高，因而暴力和流血冲突越来越不为人们所接受。二是在后现代因素的影响下，政治转型不再像过去那样主要是由纵向的阶级分裂或等级分裂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所致，而是在现代化条件已经比较成熟甚至后现代因素已经大量出现的情况下，其社会结构已经横向扩展尤其是多元化，多元的利益和文化群体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分裂的向度和烈度，对社会整体来说其分裂性要小得多，这就在客观上软化了社会分裂和冲突的基础。三是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互动及信息交流的增加和通畅，使得后转型国家一方面处于国际社会示范性的压力和监督之下，在人文关怀、民主的机制和模式及社会自由方面都要受到民主国家的影响；另一方面随着治理方式的交流和积累，统治者在主观上越来越希望把握民主化的主动权，他们在主观上的努力尤其是对国外已经成熟的民主治理经验的借鉴会越来越多，这就大大提高了人们解决转型冲突的能力。
其实当我们在谈论“东亚模式”或“中国模式”的时候，尽管存在着不同的解读，有人把其看成是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政治发展的一种政治形态和发展模式，也有人认为它们是在世界整体发展趋势之中的一种具有自身发展特点的政治形态和发展模式，但从政治发展或政治转型的视角来看，这两种观点无疑都潜在地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东亚一些国家和中国的政治发展或民主化进程是一种渐进方式，它不会发生多元民主政体取代威权政体的急剧转变，它是一种渐进、温和而稳定的转型或发展。进而，这不仅意味着认为这种转型是渐进的，也有意指转型本身不再是威权政治向多元民主政治的转型，而是一种国家治理的创新或国家“一元”的民主治理。
这种温和性和渐进性所反映的几点实际变化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并会产生重要的心理影响：一是民主化是由执政党、反对党和人民群众共同推动的，不再是早期的仅仅是自下而上推动的；二是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在下台后经过调整和改革又重新上台执政；三是长期执政的政党的下台并不意味着国家遇到危机，社会和政治局面仍然相对稳定；四是反对党上台后并不会对原执政党进行打压或迫害，也不存在这样的政治环境，而是承认国家共治的局面。当然，执政党会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分配官职，但官职的利益在法治化国家中的特权是有限的。这些现象使人们不再把民主化和政治转型视为一场革命、一场剧烈的冲突或改朝换代，而是一种改革，一种渐进而温和的权力交接。
可以说，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合理地进行国家制度的建构和改革是保证民主化稳定的最重要政治资源。我们知道，在现代化的一定阶段，政治参与和政治诉求主要取决于政治觉醒的程度，而较少取决于经济水平，尽管后者也有一定的作用。因此，靠经济发展来抑制人们政治参与的诉求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和在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起作用，不能在根本上或长期起作用。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的好与坏都可能引发不满或政治转型。新加坡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4%，世界第一，人均GDP达5万美元，然而在2011年5月的大选中人们对执政党的不满和要求改革的呼声也达到了历史最高点。还有一些国家在经济危机时由于人民不满而导致了政权的更迭。因此，只有在体制内适时地实行改革以使政治制度和治理方式适应经济和社会变迁的要求才是现代国家构建的根本所在，也是保证社会经济和政治民主稳定发展的根本所在。
从世界民主化的趋势和特征尤其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来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和发展做一点思考，会使我们有所启示。
当30多年前邓小平和党中央提出党政分开时，是看到和遵循了一个基本的常识性的问题和事实，那就是当时世界发达的民主国家都是党政分开的，而凡是实行党政合一的国家都存在着管理上的问题，无法解决中央过度集权、“党要管党”和提高政府效率的问题，因此，党政分开实际是一个在政治发展过程中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但当1980年代在改革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和阻力后，这一改革被搁置了。实际上当时阻止党政分开的因素并不是根本性的，有些是外在的，包括我们对党政分开这个概念本身及其实践都存在着很多认识上的误区。
这些误区包括：第一，认为党政分开是不要党的领导，削弱党的领导，甚至意味着执政党下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一党长期执政，执政党长期掌握着领导权，但党政是分开的，在各级政府和企业中并没有党的组织，党的基层组织是选举及动员组织，因而党的主要功能是选举及动员群众。由于党政分开，在很大程度解决了重复领导和政府效率问题，解决了对政府的监督问题，解决了党脱离群众的问题。因此，在现代化过程中，它们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和政治变迁的需要，适时推动体制内的民主化改革，以化解经济发展中不断变化形势的社会和政治矛盾。我们看到，它们在人均产值5万美元和2万美元的水平上仍然较好的维持着一党政治下动态的社会和政治稳定。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它们面临的转型和改革压力更大，但它们基本能维持着一种动态的社会和政治平衡。
第二，有人认为这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即是否坚持党和社会主义路线的问题。实际上，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后，尤其是1990年代党在理论上解决了这一问题后，党在现代化中的路线已经确立，从邓小平思想、“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到新时期的群众路线，即最近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些都说明党的路线和意识形态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既然如此，从现代化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改革党的领导，包括通过党政分开来进行党对政府的领导，并不违背党的宗旨和意识形态。形势变了，党的意识形态自然要有所改变，不能再固守革命党时期的阶级路线。
第三，有人认为党政分开会使庞大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这一既得利益集团失去特权地位，因而他们会消极对抗改革，从而使改革难以推动。其实既然党政一体，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可以通过逐步转化为各级政府官员来保障他们的利益。如果我们30年前就实行这一改革，则会逐步消化这种改革阻力。很多国家例如新加坡这种改革的速度要快得多，也遇到一些阻力，但都克服了。历史上没有没有阻力的改革，只要有足够的决心和合适的方式方法，就能推动这种改革。我们没有必要低估我们党内很多干部的能力和觉悟。更重要的是，现在进行这种改革仍然不晚，改革的经济条件(我们的经济实力)和政治条件(群众和中央反对腐败的决心)已经越来越成熟了。
第四，有人认为只能先进行党内民主，再推动社会民主。笔者认为，党内民主与党外民主应同时推动，当然应渐进而有序的进行。因为如果先进行党内民主，那么只会使一般党员的民粹思想扩大，形成执政党的党内民主而对党外的特权。这反而使党没有动力和能力去推动国家民主这一终极目标。只有在党外民主的监督下，党内民主才能有效地进行。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P．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202—203．
［2］李路曲．2011年新加坡大选与政治发展模式［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2011，(4)．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上海市教委行政管理重点学科(J50406)的资助。
作者简介：李路曲(1959—)，山东德州人，博士，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政治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