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所谓东亚秩序，指的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东亚国际问题所适用的，或维持国际关系的某种特定范式。如果回顾一下影响东亚国际关系的特定范式的演变轨迹，就会发现东亚国际关系是伴随着中国、日本、美国等中心国家的交替变化而不断被重新规定的。所以，本文拟通过考察中华帝国、日本帝国及美利坚帝国所主导的东亚秩序的形成、膨胀与消亡的过程，来分析各时期东亚秩序的历史特点。

一、三个帝国与东亚秩序

超越纷争和分裂的历史，建立和平、共存共荣的东亚，不仅在韩国社会，在东亚各地都在热烈的讨论，并有人试图付诸实践。处在二十一世纪之初，如果我们想真正担负起这一重任，则需具有能突破现实束缚的创造性思维。回顾东亚秩序历史的动机也正在于此，追溯历史也许有助于培养我们的创造性思维。

所谓东亚秩序，指的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东亚国际问题所适用的，或维持国际关系的某种特定范式。这里之所以要用“一定时期”来对其时间范围加以限定，是因为东亚秩序自古就是不断变化的，而且相信将来还会发生变动。实际上，如果回顾一下影响东亚国际关系的特定范式的演变轨迹，就会发现东亚国际关系是伴随着中国、日本、美国等中心国家的交替变化而不断被重新规定的。所以，本文拟通过考察中华帝国、日本帝国及美利坚帝国所主导的东亚秩序的形成、膨胀与消亡的过程，来分析各时期东亚秩序的历史特点。

当然，对这三个秩序都通称为“帝国”，也许会引起争议。为了尽可能避免可能产生的误会，这里有必要首先简单说明一下本文所说的帝国的意义。帝国概念的核心也许就是，帝国在本国和周边国家——在东亚则先后有朝贡国、殖民地、卫星国的性质变化——之间的关系上设定一定的位阶秩序，享有独自规定帝国势力圈之内各国对内对外政策的权力。从这种意义来看，完全可以用帝国的视角来比较近代以前和以后的东亚秩序的运作方式。这样不仅可以更有效地分析各秩序的特征，而且能够更好地理解各秩序之间的连续性。

当然，从帝国的视角来看东亚秩序，也会过分抬高中心国家的规定性，而相对忽视了在东亚秩序中处于周边地位的国家的作用，以及东亚秩序的变化过程。所以这里也尽量考虑到了周边的视角。①尤其是以周边国之一，韩国的地位和作用为焦点，回顾东亚秩序的历史，展望二十一世纪新东亚秩序产生的可能性。

二、中华帝国与小中心

传统时代东亚国家间关系的特定范式，大体上可以称之为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可是如果将这规定为中华帝国的秩序，也许会有人提出异议。所谓中华帝国，并非单纯指皇帝统治下的中国政治体制（即帝政），而是规范构成一个帝国圈的帝国本国和周边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的位阶秩序。在这个意义之下，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否真的是“华夷秩序”，也许还有不同意见。

中国的华夷秩序，一般理解为以中国皇帝与周边各国的国王之间所形成的礼仪关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它起源于秦汉统一王朝出现以后，中国王朝与周边各国家和民族所建立的政治关系；到后来，具有世界帝国特征的隋唐出现以后，其特征更加明确。虽然隋唐世界帝国解体，但十五世纪初明朝建立以后，随着朝贡制度的形成，这种国际秩序也进一步体系化。

这种华夷秩序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中国人的世界观──华夷思想──成为这一秩序最为核心的理论基础。从将中国视为世界中心的本民族中心主义出发，将中国作为文明的中心“华”，而把周边视为落后的“夷”，即以文明的程度来确定彼此的地位差别，从而形成位阶秩序的文明圈。可是，由于周边国家和民族也可以接受这一文明的标准，因而具有文化普遍主义的外形。当然，历史上中华帝国也根据自身所处的现实状况和需要，有时也有选择地使用武力强迫周边屈服。可是明清时期所表现的典型的朝贡关系说明，中国并没有直接统治周边的意图，而是采取册封周边国家的君主，在内政和外交上发挥影响力的间接统治方式。特别是满族所建立的清朝，在广大的版图内统治着多个民族，表现出多元的景象。与这种间接统治方式相辅相成的是，周边国家也分享着中国的天下观乃至华夷观，具有一种文明共同体的性质。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特点，所以中华帝国秩序，往往并不是中国单方面强迫建立的支配从属的位阶关系；与近代世界出现的帝国主义的支配关系相比，能够建立范围更加广大，更加多元、宽容的秩序。从今天的立场看来，这也许可以成为我们探索帝国秩序的替代方案的一种思想资源。②

可是，笔者还是想提醒大家，应该注意中华帝国的“帝国性”，因为中国历代王朝为了提高自身的正统性，都追求一种帝国倾向，这也是理解中华帝国的关键。虽然所有王朝都追求统一天下，将帝国的权力统一于中央的大一统，但是只有真正能够统治周边的四夷，或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以实现大一统的中华王朝，才能算是中华帝国（例如秦、汉、唐、元、明、清）。因此，中华帝国当然指的是中华王朝，但是中华王朝并不一定都能被称为中华帝国。这种大一统观念，也同样影响到征服王朝的统治理念。③可是在西为沙漠、东为大海的有限的地理范围内，一旦将统治范围之内的民族和地域统一于帝国，则不会轻易承认它们从帝国分裂出去，将国家组织视为正统，这种集团记忆被深深烙印在中国人的脑海里。

那么，中华帝国的周边为什么参与这一秩序呢？郑容和的论文④通过朝鲜的例子，深入分析了周边自发地参与中华帝国秩序的动机。与日本同中国有大海阻隔不同，朝鲜与中国接壤，只能通过朝贡来保障国家安全和内政外交的自主空间。此外，从儒教文明圈的中心——中国的天子那里获得册封，可以提高自己统治权的正当性。特别是在发生像“壬辰倭乱”（中国称之为“万历朝鲜之役”）这样的外来侵略或内部民众叛乱，政权处于危机之中时，更是要依靠朝贡体制来获得国际的政权保障。

华夷秩序的另一特征，就是在中国皇帝和周边国王之间的朝贡和回赐的关系之上，派生出国际贸易关系。从朝贡的次数、规模来看，这种贸易除了只能在规定的范围之内进行的国家间的公贸易之外，还有被编入使节团的特权商人与对方特权商人之间进行的私贸易。由此看来，华夷秩序既是国家、王朝之间的礼仪的对外关系，也是外交和通商上相辅相成的国际秩序。

从周边国家的角度来看，中华帝国的这种特征也许表现得更加明显。姜抮亚注意到传统时代中国经济超越于西方之上的生产能力和技术力量，所以认为周边国家参与中华帝国秩序并不是因为有一个“强大的中国”，而是因为有一个“富有的中国”。最近学术界开始以东亚为中心重新解释世界史。根据这些新的研究成果，中国依靠在丝绸、茶、陶瓷器等主要世界贸易商品上拥有的独一无二的技术水准和生产能力，在十六世纪以来的三百余年里，一直是世界经济的中心，维持着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与欧洲拉开距离是从白银开始流出的1820年以后的事情）。正是在这一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正式的朝贡贸易体制衰落，私贸易兴盛，引起了国际贸易的一大变化。因此，在早期朝鲜被密切编入朝贡体制，与其它地区相比，在安定地供给物品和输入技术方面具有更有利的条件，结果在“紧跟中国型发展”上能暂时领先；但是到后来，反而是像日本那样的偏邦国家更加有利。

如此说来，中华帝国为什么会崩溃呢？对于这一问题，也同样可以从周边的视角来分析其原因。为此我们首先需要理解这样一种事实，即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之中，还存在着多个由小中心秩序形成的重层世界。中华世界之中的小中心，也同样借助中国的华夷观，并将其适用于自己的周边地区。⑤例如在韩半岛，高句丽早就以“华”自处，将周边民族纳为属民，朝鲜王朝的世宗和世祖在对女真的政策上，也同样接受女真的朝贡，也满足日本称朝鲜为“大国”或“上国”。朝鲜后期，当满族建立的清朝统治中国大陆以后，朝鲜更以“小中华”自居。这些历史事实，都可以放在这一脉络上来理解。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日本和越南与各自周边地区所结成的关系上。如果把这些历史现象看作对“中华思想的分享”，那么这一地域也许就可以被称作“中华思想共享圈”。⑥如果把这些小中心的作用放在巨大的朝贡贸易体制框架内来观察，特别是越南、朝鲜、日本这样的周边国家也形成了自己的“小规模朝贡体制”，希望以此改变中国中心的秩序，这种努力也许可以被视为这一地域历史变动的主要动力。⑦

在笔者看来，中华世界的重层性，也许正是中华帝国变化的内在要因。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以前，尤其是在满族的清朝取代汉族的明朝以后，即十六世纪末期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已经受到来自周边国家的批判，小中心自身的认同性（identity）也逐渐体系化，对后来这些国家向作为国民国家形成原动力的民族认同性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是，这种思想变换，无论如何还只是作为促进中华世界变化的内因在起作用，而改变这一架构自身的力量却来自外部，即来自起源于西方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冲击。

中华秩序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转变为一个一个的国民国家，这一过程与西方历史上中世纪帝国分裂为众多小的国家，最后发展为国民国家的过程很不相同。⑧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帝国，其内部各民族没有独立成为国民国家，中国几乎原封不动地沿袭了清朝以来的领土，而发展为一个庞大的国民国家。只是位于其周边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摆脱朝贡体制，成为独立的国民国家，将“披着国民国家外衣的帝国”——中国视为他者，以确立自己的主体性。

三、日本帝国失败的大东亚共荣圈

在中华帝国动摇的同时，东亚在西方列强所标榜的万国公法的基础上重建了新的秩序，也就是转为根据新的主权概念，由享有主权的国家之间相互订立契约即条约而成立的国际关系。在向这种新秩序转变的过程中，各国至少在形式上具有了平等的地位。但是在近代世界，以主权概念为基础的万国公法所阐述的国际关系原则，在现实中很少被遵守，而肆行于世的则是资本主义的动力及作为其强制手段的武力。甚至可以说，主权的原则与现实的隔阂不是例外的情况，恰是其正常状态。从根本上说，近代国际秩序是在标榜万国公法和文明的国际秩序的同时，却由霸权国家主导这一秩序的方向，这是其内在的矛盾。

可是在东亚，不存在霸权国家，不安定的秩序还在继续。从这种意义来说，这一时期的东亚的状况也可以说是“无中心的东亚”。至于其缘由，金基正从世界体制论的角度进行了说明。十九世纪后半期世界体制经历了一次结构性变动，英国失去了霸权国家的地位，而与此同时以德国为首的一些国家上升为世界的中心国家，世界体制正在从“单一中心结构”向“多元中心结构”转变。在这一变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列强之间的激烈竞争，从而加强对新近编入的周边国家的压迫，尤其是在东亚，在德国、美国和俄国等发展稍晚的资本主义国家崛起的同时，日本又加入进来，所以只会形成极度不安定的中心—周边结构。

在中华秩序下处于偏邦地位的日本，这时为了取代没落的中华帝国，从而具有“华”的地位（所谓的华夷变态），正积极输入西方文明，成功地进行了体制改革。它逐步修订了过去在欧美列强压迫下开港通商时不得不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体制（1899年废除治外法权，1911年恢复关税自主权等），由此从周边上升到半周边，再急速进入到中心的行列，巩固了日本帝国势力范围的基础。日本充分利用了这一时期不安定的国际秩序，列强走向势力同盟的趋势下成功地与英国结成同盟体制，在阻止俄国南下的同时，上升为这一地域的“中心”。日本的这种对外战略也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这是因为美国想通过与日本的联合，来维持其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在英美的支持下，日本先后吞并了台湾（1895年）和朝鲜（1910年），进而在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地区，扶持傀儡政权“满洲国”，从而得以大大扩大了日本帝国的版图。可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日本与英美的矛盾也产生了。随着日本势力进一步向中国内陆扩张，终于在1937年挑起全面侵华战争，日本与英美的矛盾也不可避免地更加激化。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所选择的道路是结束不安定的“无中心的东亚”，由日本来主导东亚地域秩序。所以，日本表面上以推翻英美的殖民统治，解放东亚各民族为借口，企图取代传统的中华秩序，建立大日本帝国的自给自足体系（即“大东亚共荣圈”）。

日本帝国在与美国的关系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为了利用德国在欧洲接连得手的大好时机而捞取利益，同时也为了防止德国势力可能介入东南亚地区，从1940年8月起连续几个月竭力推进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但是其思想基础，乃是日本在脱离中华秩序过程中形成的亚细亚主义。日本在追求近代化的初期，就提出了与西方相区别的、强调内在独特性的“东洋”概念，将中国视为东洋的一个国民国家而使之相对化，从而规定了日本的主体性。这一思想倾向，就是日本的所谓亚细亚主义。作为这一思想谱系的一部分，特别是在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为了尽快结束中日战争的持久战状态，“和平”地重构东亚秩序，提出了东亚新秩序论。东亚新秩序论包括了几方面的思想，任城模分析了其中最为激进的尾岐秀实的东亚协同体论，指出了它的可能性和局限性。联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革日本，进而以日本为首的东亚民众为主体，对东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尾岐秀实的这种理论清楚地展示了东亚协同体论的思想“临界点”。虽然他的构想在现实中遭遇了失败，却还是在右派掌握的亚细亚主义和左派所掌握的国际主义之间打入一个楔子。他这种将地域构想与日本国内改革论相结合的独特思想，在我们理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时也是不容忽视的。

与这种东亚协同体论主张以日本和中国为轴心，主张控制民族主义和日本的社会结构改革相比，大东亚共荣圈可以说是以超民族主义（ultra-nationalism）为号召，追求日本在东亚的霸权。当然，对这两者之间的延续和断绝也还有讨论的必要，不过金炅一还是强调了两者的区别。从表面上看来，大东亚共荣圈所追求的是与西方这一他者相对的亚洲的认同性，希望实现亚洲各民族和国家的相互联合，但从根本上说已经背离了亚细亚主义，主要是从军事理论导出的一种构想，不过是企图将家族伦理和天皇制理论扩张到整个亚洲而已。无论是作为克服西方价值的普遍理论“近代超克”论还是世界史理论，都只不过是根据日本的需要而强加给所有亚洲人的。这样，日本帝国与中华帝国不同，不具备在理念上提供文明标准等价值的地位，所以只能动员日本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依靠直接的殖民统治来维持其帝国的存在。

此外，这种理念在经济领域也缺乏基础。日本帝国不能像中华帝国那样，依靠自身丰富的经济力来吸引周边国家，而是为了处于帝国势力圈中心而资源贫乏的日本本国攫取资源，掠夺周边国家。换句话说，这种秩序构造中所标榜的“共荣”，只能靠军事力量来实现，也必然随着日本的战败而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对于日本帝国的这种为自给自足而树立起来的大东亚共荣圈，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其分工构造的实际运作方式及其影响，在此可惜未能充分加以分析。大东亚共荣圈果真是作为日本的资本、技术与其它邻国的农业经济相互调和的东亚国家间的分工体系在发挥作用，还是具有由中心（日本）、半周边（朝鲜等）和周边（“满洲国”等）构成的三元构造的独特的地域体系，这些还是将来有必要进一步加以深入阐述的问题。⑨

正是因为这些特征，我们对日本帝国是否真的在东亚具有帝国所应有的独占性权力，也心存疑问。只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半期，与欧美极为短暂的矛盾对立中，试图强制实行排他性权力于这一东亚地区，却很快又遭受失败的帝国，或许仅能视为一个“准帝国”。⑩

四、冷战时期美帝国的亚太秩序

日本帝国没落以后，东亚各国彻底完成了去殖民地化过程，即积极追求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自立。但是推动这一任务的国民国家，却在美国和苏联主导的世界冷战秩序的磁场中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东亚秩序基本上从属于在东亚地域形成的所谓自由阵营与共产阵营的对立，尤其是两大霸权国家之一的美国，只要苏联主导的共产阵营存在，就能以此为理由介入个别国家，将区域国际关系隶属于自由阵营的联合之中，从而维持了较为稳定的结构。从这种意义来说，美国和苏联都是领导着一定数量的卫星国家的帝国，而且这种帝国“立足于意识形态、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技术转移，互惠，以及军事合作，扩大发展为范围更加广泛的同盟”{11}。美国为了维持帝国内的团结，不仅强迫东亚各国采用美国的社会体制，甚至对朝鲜半岛和越南直接进行军事介入。

美国的这种帝国秩序能够维持的前提条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具有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此外，美国最为强大的经济力量（生产的高效率和庞大的市场，世界通用货币美元）和同盟国的政治支持，以及为维持霸权而树立的意识形态，也都是重要因素。

首先从政治、军事领域来看，美国与日本不同，它不直接统治殖民地，取而代之的是采取地域统合方式，通过与各个国家单独缔结同盟而对东亚进行间接控制（虽然在必要地方设置军事基地，驻扎美军），推行将日本作为下位伙伴的战略。换句话说，美国是一种非正式的帝国。根据金明燮的研究，美国最初也打算像在欧洲所实行的那样，在东亚促进地域统合。但是围绕着是支持欧洲恢复其在东亚的殖民统治，还是推行以日本为中心促进东亚地域统合的战略，产生了不同意见，结果美国还是选择了扶植日本的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虽然也对泛亚洲主义的复活存有戒心，但在陷入东亚热战漩涡的情况下，通过1951年旧金山和约和美日安保条约的缔结，对美国来说出现了一个消除了毒素的“大东亚”。换句话说，经济上以日本为中心建立垂直地域分工体制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经济联系网，部分复活了。这是一种“没有公开发表的地域统合”。日本统治者在适应这一秩序的同时，也认识到这是将复活自己已经破碎的帝国梦想的绝好时机，所以也积极利用它来追求本国的利益。

可是，对于美国的这种地域统合战略，东亚各国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接受的。最早韩国的李承晚、菲律宾的季里诺（Quirino）和逃到台湾的蒋介石试图建立具有反共同盟性质的太平洋同盟，虽然最后因美国的反对而流产，其在军事方面的宗旨还是为以后欧洲和东南亚国家参与的东南亚条约机构（SEATO）所继承。除此之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朝鲜战争冲击下，1955年由印度主导召开的万隆会议，“非同盟势力（不结盟势力）”也形成自生的地域秩序。参加这一会议的亚洲国家开始摸索第三条道路，这是一条既非社会主义的方式，也不是美国式的新型发展路线。

但是一部分国家的这种探索过程，由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推行新的政策而失败，美国成功地建立了支持自由的势力均衡。于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东亚安保秩序，以及与之相应的经济秩序得以维持，其原动力来自美国所具有的经济吸引力，特别是美国市场向亚细亚同盟国开放，从而构筑了亚太经济联系网，东亚国家也因此在经济上、军事安全上依附于美国。这时出现了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域概念。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已经具有相当强大的经济力量，成功地加入了“富人俱乐部”，并在东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窗口就是亚洲开发银行，朴泰均对此有详细的阐述。结果，这种在美国和日本的主导之下，韩国和东南亚国家受排斥的垂直结构被固定下来。

亚洲各国之所以被吸进这一新秩序，美国所传播的理念乃至价值观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肯尼迪政府批评了过去只重视军事援助的政策，改以积极援助已接受民族主义发展为驱动力的近代化模式的亚洲个别国家，以加强为反共而联合的自由阵营内部团结。结果亚洲国家纷纷将开发主义作为国家建设的最大任务。美国的大众文化也得以广泛传播，并成为东亚人稍微主动地接受美国文明作为标准的重要武器。

上面主要通过中心国家的作用和动向，来考察了美国主导的东亚秩序。为了说明这一秩序的变动趋势，还有必要从周边的观点来作进一步的分析。虽然对这一问题没能真正解决，以周边国家之一的韩国的选择为焦点而进行的整理分析，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直到冷战尚在持续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韩国仍在冷战秩序的磁场之中，在分裂体制的半边为建立国民国家而努力，但是也利用这个史无前例的机会，为以后在东亚地域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奠定了基础。从这种角度来说，分析韩国就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这一时期的韩国，与其说单纯是冷战秩序的受害者，还不如说是这一秩序的受益者或利用者。{12}大体说来，韩国的历届政权都在依赖美国这一帝国的同时，也将冷战论理和状况作为在分？体制下建设国民国家的机会积极加以利用，在这点上具有连续性。只是在对日本和朝鲜的存在的对应方式上有所不同，如果说这是冷战型国民国家，摆脱这种状况的努力大概从卢泰愚政权的北方外交开始，接着有金泳三政权的“世界化”政策，最后通过金大中政权的“阳光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与此同时，韩国知识界也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和内部民主化的基础上，积极适应脱冷战的时代状况，开始讨论东亚地域主义。

五、脱中心的东亚秩序的探索

几乎在韩国人开始将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域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内来思考问题的同时，在东亚地域也自发地出现了地域统合的动向。这种新动向，并不是要恢复过去东亚历史中存在过的中华帝国或日本帝国秩序那样的，周边国家从属于中心国家形态的统合，而是从周边向中心扩散的地域统合。从这点来说，它是一种全新的实践。实际上在冷战秩序下，美国只能接受美国与亚洲各国之间的纵向关系（双边主义），所以亚洲内部的横向联合（多边主义， multilateralism）很难产生，同时亚洲各国也以各自的民族主义为动力，追求发展主义，很少会关注地域统合的问题。可是与冷战初期不同。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以前规制东亚秩序的美国的内部动力和外部环境开始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在美国霸权安定时期建立起来的构造，开始出现危机。{13}

这种危机首先是美国霸权主义自身所含的内在矛盾，即支撑霸权的权力资源出现了极度的不均等现象。尽管在军事力量上美国依然占据压倒优势地位，但是在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则不是这样，尤其在经济领域，美国只吸取世界经济的商品和资本，而不能相应地提供财富，逐渐演变成世界经济的黑洞。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其经济现在只不过是借助于世界中心货币美元才勉强支撑。但是军事上的霸权主义必然会带来庞大的军费支出，因此必然扩大美国的财政赤字。而为了缩小财政赤字，摆脱日益依赖于海外金融支持的状况，美国所要推行的还是军事霸权主义。这样危机只能更加深化，陷入恶性循环。此外，在意识形态领域，过去在与苏联主导的共产圈相对立过程中得以维持的自由阵营的联合，现在失去了号召力。面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泛滥，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努力也日益活跃。在美国失去了过去所具有的内部动力同时，中国却在改革开放以后急速崛起。中国在这一地域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对美国来说这也是不得不面临的新的外部环境。

美国掌握霸权的东亚秩序的分裂，也为这一地域建立脱中心的秩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依靠东南亚国家联盟，东亚地域内部超越国境的合作、相互依存、以及与正式的制度化统合相重合的联系网络正在增加，其主体既有政府、企业，也包括民间联合运动，多种多样。尤其如1996年东亚经济危机之后ASEAN + 3形态所显示的，制度化的努力进一步加强，甚至在2005年末举行东亚首脑会谈。与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域概念竞争过程中，“东亚”一词呈现出新的意义。

可是东亚的地域统合努力一方面以经济领域为先导，另一方面有分散的市民联合运动日益发展，具有很强的自下而上的统合的特征，所以这种非正式的联系网络构想，也常常被称为“软性地域主义”（soft-regionalism）{14}。相反，依靠正式的（主要是政府间的）协议自上而下的制度创设过程，却进展缓慢。

对此，至少在安全、军事方面依然具有压倒优势的美国，也开始担心自己是否会在东亚受到排斥，因此东亚秩序的未来，必然在美国单极的主导权与东亚多极的地域统合努力之间妥协、竞争的过程中展开。虽然会不安定，但是脱中心、多中心的步伐已经迈出。

那么在脱中心的东亚创立新秩序过程中，韩国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针对这一问题，李南周的文章专门作了回答。他指出将来出现的新的秩序现在还难以确定，是以国民国家为基础而建立的旧的秩序继续维持下去，还是要克服国民国家的局限？这两种发展方向会继续相互作用，未来的新秩序也许要在这样复合的过程中形成。具体说来，也就是要在批判地考察现在进行之中的地域合作体促进状况的基础上，探索替代方案。在政治、安全方面，为取代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的替代方案，支持多国间的安全合作，为促进安全合作，不仅要重视国家自身的安全，也要保障、增进和调和个人的人权，也就是要更加关注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问题。在经济领域，在肯定加速发展的地域统合趋势的同时，考虑到地域内各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强调为增进共同利益而必须调整各国的发展模式。他期待着这些意见能够实现，其根据就是东亚的地域统合不再是由美国那样追求霸权的国家所主导的。可是在创造新秩序的过程中，希望韩国这样中等规模的国家能够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尤其是韩国已经具备了比较发达的民主主义和市民社会等基本条件，应当更加积极地介入东亚合作，对于地域合作要有新的姿态。

白池云强调了民间团体作为创造新的地域秩序的主体的作用。他反思历史上出现的东亚秩序都是帝国运营的，而今天的东亚地域共同体概念中，依然受到国家间联合体观念的影响，希望目前正在进行的超越国境的基层民间团体的联合，能够为新的地域共同体提供健康的基础。他具体分析了各种类型的联合运动的实际活动个案，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知识，还在承认各国民间运动的差异的同时，提出了联合的方向。尤其对东亚各国民间运动主体所面临的矛盾，即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之间连动的问题，他提醒大家，就像这一问题的危害会涉及各国民众一样，其解决的方法也不仅仅在于一国内部的对政府抗争；如果不发展为超越国境的联合运动，势必难以取得成效。

最后，还需要分析一下在东亚人建设脱中心的新东亚的过程中，过去的帝国是否会复活的问题。对未来的构想并不亚于历史推演的意义，也同样有助于培养我们的想象力。

在东亚历史上存在的三个帝国中，美国分明在未来短时期内还会发挥最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布什政权的新保守派官员，习于用帝国的作用这一用语来表现某种使命感，也许会利用军事手段重新编织“帝国”的新版图。可是正如前面所阐述的，独占的权力结构已经开始分裂，多中心开始形成，一国突出型多中心结构（用中国式的表述来说就是“一超多强”）在东亚持续的可能性比较大。相反，日本帝国复活的可能性现在看来并不大。日本在过去帝国统治的时期，其本国在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吸引力也一直很弱；现在日本具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先进的技术水准和军事力量，但是过度依赖美国，缺乏独自的对外政策决定能力，似乎很难获得美国的下位伙伴以上的地位。所以，令人担心的不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再次出现，而是美日寡头统治的高度现实性（当然最近日本的右倾倾向也引起了亚洲邻国的忧虑，也对新版大东亚共荣圈之出现有所警戒，但我宁可相信，这可能只是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化之新倾向或其复活，而唤醒人们的历史记忆而已）。

与此相比，最近大家所关注的具有更大的复活可能性的还是中国。回顾历史，在十九世纪末随着中华帝国的没落，东亚秩序也陷入了多中心相互竞争的不安定局面。在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中国重新崛起，东亚地域秩序也再次进入激变期，中国在东亚的地缘政治地位是如此重要。

乍看之下，中华帝国与霸权全盛期的美国，颇多相似之处。两国不但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超强大国地位，而且将国际关系朝势力均衡思考来处理，并依据文明的理论来形成一种位阶秩序，这种文明在诱导着周边参与秩序的国家的自发性。而更为重要的是，无与伦比的强大经济实力给周边国家带来的实惠，对这一地域秩序的维持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将来中华帝国要想复活，首先必须使自己的经济实力能发挥像过去那样的吸引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经济总量的急剧增加，是让人联想到中华帝国复活的关键因素。可是，如果不从国家经济总量，而是从人均国民收入来看，或者从国内的阶层、地域和民族间的贫富分化来看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则有乐观和悲观两种观点的争论，至少还看不到中国有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霸权国家的可能性。但是不难想象，中国还是会建立起在东亚作为地域强国而发挥自身作用的经济基础。而且从政治、军事安全来说，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拥有核武器国家，在为解决朝鲜核问题而举行的六方会谈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反映了中国作为地域强国的地位。但是很明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在政治、军事力量方面还是赶不上美国。最后，中国能否像过去那样提供文明的标准，并为周边国家所接受，对中国的这种能力（即软权力，soft-power）还不容乐观。若中国不是立足于民主主义，而是通过复兴大一统的历史记忆来追求权力的合法性，走的是以民族主义为动力的近代化模式，并未能新创出克服其弊端的独特发展模式，即使中国有意要主导东亚秩序，也不容易让周边国家自发地参与其中。

总之，虽说中国至少可以成为地域强国，新版中华帝国的复活尚不可能。而且，与中国在过去王权间的国际秩序中掌握霸权，维持华夷秩序的时期不同，现在不仅有美国、日本这样的中心并存，还有民间社会也作为重要的行为主体参与进来。在这种地域状况下，如何能够建立新版中华帝国？尽管如此，帝国复活论或中国威胁论依然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正如前面所阐述的，这不仅出于对中国在政治、经济领域所具有的实力的警戒心理，也来源于因对中国政治体制的不信任而产生的价值观、理念的差异。更为根本的原因，则是无论是从实体上还是从形象上，中国在规模上的绝对优势，不能不让周边国家意识到它的存在。关于这点，对于中国是否真的是对周围国家构成威胁的强国的问题，笔者主张应该将对中国实体的考察，与对历史和文化记忆中的大国象形的探讨区分开来。{15}我们常常表现出将两者混为一谈的种种倾向。两者虽然基本上是分开的，但是在特定的历史状况下又会重叠，对此将作进一步的说明。现在中国如果真的成为威胁性存在，则必须具备三大要素。首先中国必须有威胁邻国的意图（intention）和能力（capability）。与这两种要素相连的，感觉到中国威胁的一方的感觉或认识（perception）也是起作用的重要因素。对此，不仅邻国的有形力量（国力）会起作用，其国家内部一般人对中国的认识也发挥一定的影响。所以，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记忆，即对帝国的记忆在现实生活中成为导出中国威胁论的重要因素。在这时，相互区别的两个层次会联系起来。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中华帝国身上，在周边国家感受到日本帝国的威胁时，历史记忆也在起作用。因此，中国和日本如果想让周围国家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战略不至于感到威胁，必须用大力气调整甚至改革本国的发展战略，使之能真正有利于东亚的共存共荣，而且还要肃清本国人脑海中残存的“草根帝国意识”{16}。如果不这样，则必然会为争夺东亚的主导权而相互竞争和制约，对相对一方的帝国的集团记忆，也就会在现实中被唤起，我们也就不能克服帝国的忧伤历史。走向脱中心化的现在，乃是有史以来在这一地域建立多中心共存的地域秩序的最好时期。现在，在帝国的记忆上相对较为自由，在历史上也曾发挥过“小中心”作用，对其可能性与局限性一一经验过的韩国，也许可以在各个中心之间起到调节者及和平和繁荣的促进者的作用，与此相应地进行一些内部改革，那么我们韩国在二十一世纪的东亚历史中自然也会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此文原载：《思想》季刊第三期（2006年9月），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