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与郭沫若抗战前并不相识，二人结怨，确切地说是由于一块完整的乌龟壳。
1927年8月，郭沫若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在南下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流亡日本，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后归国。
正是由于这种情形，当郭沫若准备编纂后来号称“在甲骨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卜辞通纂》时，在日本蜗住的小黑屋里看到朋友们寄来的材料中，有董作宾的《大龟四版考释》一文，神情大振。他意识到史语所中人的厉害，同时壮起胆子致信董作宾和李济，恳求一观大龟四版的全份拓片，以为自己著述作参考。
所谓的“大龟四版”就是一个完整的大乌龟壳，从表面上看分成四大块，每一块上都刻有文字，因而有“大龟四版”之俗称。
此时郭沫若的身份仍是国民政府正在通缉捉拿的一名政治罪犯，是蒋介石钦点的反革命分子，而史语所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后直接隶属总统府），其水火不容的政治关系可想而知。李济与董作宾接信后，觉得郭氏尽管在政治上与国民党有所冲突，但在如此艰难处境下，尚能坚持研究艰涩的古史与甲骨文字，颇值得同情。
于是，经得傅斯年同意，不避郭氏被通缉之嫌，甘冒通共连敌的政治风险，以最快速度将大龟四版和“新获卜辞拓片”寄去，信中特意说明此拓片尚未发表，仅供参考而已。董作宾头脑一热，把自己刚刚完成的一世英名之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一并寄往日本。
想不到郭沫若材料到手，置李济的叮嘱于不顾，立即将大龟四版的拓片编入他的《卜辞通纂》一书，于1933年在日本用最先进的珂罗版精印出版发行。
此书由日本传往中国再传到史语所，傅斯年一看，仅史语所考古组发掘的“新获卜辞”墨拓就用了22版之多，暴跳如雷，大骂不止，直呼“×××，他凭什么？”并要诉诸法律云云。
对于赠送郭沫若拓片的这次“没齿难忘的失策”，傅斯年耿耿于怀，李济后来在重庆见到郭沫若时，也在非正式场合告诉对方“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不要拿别人当傻子！”但没有作更多的讨伐，当然也没有主动与其来往的兴趣了。
与李济大不相同的是，董作宾由于深受郭沫若“凿破鸿蒙”、“拍案叫绝”、“高宜”与“卓识”等等拍马溜须的刺激，对郭沫若本人却一往情深。
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关系趋于缓和，原来的“反革命分子”又变成了革命的一员，郭沫若结束了流亡生活回国，并出任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董作宾得知郭沫若在重庆任职的消息，主动去信与之联系，等待着亲赴重庆拜访的机会。1942年4月，傅斯年因身体不适，委托董作宾赴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并一道办理史语所书刊印刷与合作社购物等事宜。借此东风，董作宾一到重庆，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郭沫若在郊外的住所，开始了甲骨学“二堂”的历史性会晤。
在李庄的傅斯年得知此情，大为光火，立即给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去信，满含怨气地说道：“彦堂此行，旨在可谓胡闹之至——彼到后只是演说，访友、寻友（例如郭沫若处，彼能去三次），而公事置之不问也。”
这是傅斯年对董作宾不满之牢骚，也是对郭沫若的轻视之态，但事已至此，任傅斯年如何咆哮也无力阻止。而沉浸在言欢晕眩中的董作宾尚未意识到，几年之后，他将被“神交十年”的郭沫若指斥为“跑到台湾去准备殉葬”的“妄人”一个。尽管中国有文人相轻的恶习，但郭、董的交恶，实在不是一个“相轻”就可解释得了的。
（节选自《瞭望东方周刊》，2012年第3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