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化先生：
惊闻先生本月6日、13日于「文汇读书周报」连载长文"一九九一年的回忆"，同时，全文刊发「世纪中国」网站。我没有订阅「文汇读书周报」，只能上网寻找先生大作。承先生留情，文中说明学生素无恶意。然先生此举，报刊复网刊，双管齐下，远播海外，雷霆震撼，惊悚莫名。如曰私下沟通，5月与10月两次登门长谈，先生不能释然；如曰沉默不应，先生之震怒，或为沉默所激？文坛琐屑多矣，雅不欲再添一段师生恩怨，任人咀嚼。然大文又不限师生琐屑，关节处用力甚多，学生似也不敢沉默。事涉关节，可言处或有十九？师生难对，能言处仅余一二。可言而不能言，掷笔者三，能言而不可言，辗转难眠。师生同处一城，我虽偏，亦不远，先生尽可耳提面命，如今不得已而随先生上网，长空万里，岂不为痛？罪言惴惴，只为大文补白，知我罪我，聊备后人一哂。
忆先生雷霆之怒，非今日始。
9月18日上海社科院开会，到会者十数人，讨论历史所学术课题"二十世纪学术思潮反思"。您是长者，众人等您开场。您的开场白是说最近"和学勤关系很好的那个人拉帮结派，攻击异己"，您对二十世纪的反思不被人理解，却被人攻击！您和李慎之先生有隙，在坐者或有耳闻，但在那样一个学术场合，骇然听先生以如此方式指责，众人惊愕，瞠目无言。沉默片刻，朱维铮接先生言："自称自由主义大师的朱学勤今天也在座――"，如此，就不是来讨论学术史，而是来进行人们所熟悉的揭发现实错误与错误人物了。当时顾忌先生在上，不便正面反驳，只是要他拿出根据："我在何时何地说过这句话，有何人作证？请拿出证据，我洗耳恭听！"我对这位先生素来尊重，从无冒犯。身为史学前辈，应该知道有一分根据说一分话，如此信口开河，徒令晚辈惜。
10月6日，我临行香港，赴衡山宾馆与先生道别。谈到那天会议，我对这种非学术人身攻击表示遗憾。您解释说，事先并没有与朱维铮商量过，那些话您也感到突然。您特意说明，那天离开会场时，没有与任何人告别，只是走到我跟前停下，与我告别示意。我相信先生所言，不是敷衍。我也知道先生对我误解，缘自对慎之先生误解。此前我欲与先生交换意见，每次去，皆因访客多多，不便进言。只是到了那一天晚上，师生二人对坐，才有机会略诉一二：流言传李慎之在加拿大对您有不敬，称您为官方学者（大意），我不在现场，不能定真伪；5月李慎之来沪，已对此事正面否定，先生当可继续存疑，但不宜公开场合再有抨击；两位前辈非比寻常，对当今学术思想有重大影响，合则双美，离则两伤。我也并非处处苟同李慎之，如对传统文化，他归结为专制主义，我强调对文化保守主义应有同情，一概否定传统文化是五四一代留下的历史遗憾。但是，凭推测说慎之这两年拉帮结派，则无事实根据。相反，他这一年所承受的压力，则事关大局。那天晚上，我们由此交换了不少看法。承先生信任，与我诉说数十年风雨以及对我期望，爱之深而责之切，以致先生一度激动。四十年前胡风案对先生迫害之深，外人难以想象，为学生者只能哀痛。待平静，先生也表示收回过激之语。我也委婉进言，对先生近年来个别出版物，提出温和意见。外界皆知我是您学生，等到我也听到一些议论，肯定流传甚广。我听这些议论，内心痛苦，却只能沉默，不如与先生说，当面说，一吐为快。感谢先生给了我这一进言机会，最后分手时，我以为师生之情并没有破裂，甚至比以前还增进了一层。那天您曾问及我目前处境，亦复述与傅杰言："我和学勤是有感情的！"这是让我感觉温暖的一句话。学生乃劫后之人，待罪之身，如鱼饮水，冷暖自知。【1】
12月中旬返沪，立即打电话向您问候，从电话里听不出任何异常，对今天这样的突然变化毫无心理准备。我地处偏僻，来回市区非半天不能办，远行归来，都是先以这种方式问候请安。与此同时，我听到一些议论，有先生信任在，并不放在心上。12月下旬，有友邦一广播电台记者来电话，再三说服我接受采访，我才知道您和朱维铮先生在接受同一采访时，又一次提到我们之间有分歧。我去香港前曾推辞过此次采访，但这位学者兼记者朋友一定要等到我回沪，让我有同样的说话机会，以示新闻公正，方能编成一组播放。至此，我才感觉事态蹊跷难测，不理解先生为何一再公布我们之间有分歧？那些分歧，很可能并不是分歧，而是一些稍作解释就能化解的误解。思虑再三，我接受了他的电话采访，也只是对朱维铮那些过分说法作有限反驳，不涉先生一句。今天在网上读到先生「一九九一年的回忆」，惊骇莫名，才知道我掉以轻心，大错铸成，此前努力避免、一度以为已经避免的局面终于发生！
拜读大文，应该再一次感激先生。文中再次提到主持学生博士论文答辩"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为先生所主持。那是十年前知遇之恩，学生岂敢有一日能忘？十年前那样的环境，前祸未消，后殃又起，博士论文在最后一刻被批评为"资产阶级右翼保守主义史学观"，业师金重远先生为此寝食难安。王先生在严峻关头慨任答辩委员会主席，方得以顺利通过。不仅如此，先生此后还向国内外学术界介绍我的论文观点，为提携后进不遗余力。文章说："学勤的论文引证了为我陌生的一些观点，对我的思想发生了剧烈冲撞，促使我去找书来看，认真地加以思考和探索。其结果则是轰毁了我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一些既定看法，对于我从那些教科书式的著作中所读到而并未深究就当作深信不疑的结论而接受下来的东西产生了怀疑。
“从这时起，我对卢梭的国家学说、对法国大革命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开始去寻找极左思潮的根源，纠正了原来对于激进主义思潮的看法。我的反思虽然一进入九十年代就开始了，但到了这时候我才真正进入了角色。所以可以说，主持朱学勤的学位论文答辩这件事，是导致我在九十年代进行反思的重要诱因。他的论文引发了我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思考。这一思考延续到本世纪末，直至一九九九年我才以通信形式写了长篇论文《与友人谈社约论书》，作为自己对这一问题探讨的思想小结。"先生过奖了，您九十年代初期开始思想反思，有自己长期积累在，我那篇粗糙论文没有这么大的作用。
先生接下来说："就在我进行反思不久，朱学勤却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反思的文章。他认为九十年代的反思是对八十年代启蒙的倒退，其标志就在于反对激进主义。（朱学勤后来又发表了一篇文章，特地说明我的反思不同。但似乎只是出于感情上的对我尊重，而不是基于对问题的理性认识。他始终没有涉及我为什么要反思这一根本问题，很可能他对我批评激进主义是不理解，也没有去加以思考的。）大概他觉得经过八九年那场风波以后，有些人变得胆小了，害怕了，所以才对八十年代的启蒙甚至更早的五四时代的启蒙进行反思。至于对于激进主义的批判则被认作是受到海外学者（实际上是指余英时）的一篇文章的影响。"此处关节 在于：究竟是只有一种反思，还是在王先生倡导的反思之外，出现过第二种反思？我之"批判反思"，是批评后者，还是不辨皂白，笼统批判所有的反思，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观点，以致影射元化先生本人？
先生提到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的那篇讲演，此言不虚。余先生那篇讲演传进大陆，我确实批评过思想界有朋友阉割余英时观点，"桔过淮而枳"。除此之外，为读者能理解九十年代初出现第二种反思，似乎还应从那一时期至为重要的另一本书谈起？那时，李泽厚和刘再复两先生在海外出版「告别革命」一书，知识界激起不同反响。我读到这本书还是先生借给我，我们不能同意那样的"反思"，产生强烈共鸣。我以为应该区别出两种反思，第一种反思，是在反思激进主义中坚持对现实的批判，而且因为有反思，这种批判才能掘进深化；第二种反思则不然，是在反思中往后退，放弃对现实的批判，可能导致犬儒主义。两种反思，貌合神离，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我之所以区别出两种反思，并不仅仅出于对先生感情上的尊重，而是出于更深一层的忧虑：我们对法国革命激进主义的反思，一旦进入大陆九十年代的特殊语境，很快面临着被曲解与简化的前景：要么是不反思，继续维持那种没有革命也要制造革命的"激进主义"，要么是表面上进行反思，实际上是反映失败主义情绪，名为"告别革命"，实行犬儒主义。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大陆社会发生了种种我们没有料想的变化，语言空间又那样逼窄：左面是激进主义，右面是犬儒主义，中间可说者，曲折宛延，隐约不显。我当时尚没有勇气挤出门缝，将中间那条应说内容径直称为"英美自由主义"，而是把它委婉地表示为：纵使十年不将军，亦无一日不拱卒（见「读书」杂志1994年10月号"让人为难的罗素"）。我确实在文章中批评过"89年那场风波以后，有些人变得胆小了，害怕了"，那是另有所指，即批评右面的犬儒主义，所谓第二种"反思"。至于先生之反思与"告别革命"的关系，我是听到过各种模糊说法。1998年春天在哈佛，林同奇先生曾经为此专门问我王元化之反思与"告别革命"有何区别？我曾与他长谈两次，尽我之学力分析此二者有大不同。林先生是认真人，边谈边记，说要为两种反思专写一章，为元化先生一辨。林先生当存谈话记录，先生或可去信查问？
先生说，"从那时到现在已过去了好几年，他自己的观点也起了变化。我以为这可能是在他宣扬自由主义以后，发现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是反对激进主义的缘故。这时他曾在一篇文字中，声称他和李慎之是不赞成激进主义的。不过，他没有提到他过去对这问题的态度，也没有提到在他们之前已有人反对过激进主义。这让我感到，他对那些进行反思和批评激进主义的人的立场的指摘，并不是根据坚实的论据进行充分说理做出论断，甚至也没有对这些人为什么要提出这些观点作不带成见的研究，仅仅凭借自己的推测或感觉就作结论了。我相信学勤向我所表明，他一直作为我的学生而从未怀有恶意。但是上述那些悬揣之词，到了诽谤者口中和酷评者笔下，却都坐实为我的主张了。几位好心朋友劝我作些答复，以辨明是非，我没有接受。我不把互相谩骂的意气之争，当作理论的探讨和真理的追求。虽然造谣中伤，污蔑诋毁，也会淹灭真象，也会使人迷惑于一时。但文革式的大批判是不能像林彪所说将人批倒批臭批垮的。只有恶劣的心术和不良的行径，纵使别人不去批判，自己也会使自己倒下去。"
此处先生下笔甚重。"诽谤"、"酷评"、"造谣中伤"、"诬蔑诋毁"、"相互谩骂"、"文革式的大批判"、"恶劣的心术"、"不良的行径"，不明究里者，读此重判，骇然而坠五里雾中。止谤莫如无言。有误解，可以辩驳；有"酷评"，或不应，或据理驳斥："相互谩骂"、"文革式的大批判"，据我所见所知，尚无人对先生如此放肆。至于"造谣中伤""诬蔑诋毁"，亦是一传言耳。除非传言者有勇气站出来作证，到目前为止，先生存疑与对方否认，都是各执一端，难以证实。何妨退一步海阔天空，亦存大局为重？即使先生不释然，进一步，也只能以疑存疑，给对方也给先生自己留一余地，似不宜揣之为"恶劣心术"、"不良行径"？
至于先生说我观点变化，可能是出于这一误解：十年里，我在反对激进主义的同时，也反对犬儒主义，即坚持第一种反思的同时，反对第二种反思。而后者可能导致先生对我错觉，学生已放弃反对激进主义。我反复申言，不能因反对激进主义而坠入犬儒主义，也不能因反对犬儒主义而坠入激进主义，就是考虑到九十年代大陆语言环境逼仄而又萎顿，两种思潮从两面包抄上来，恰好遮蔽中间那一点既考虑责任伦理又坚持现实批判的理性立场。为此，不得不使用"纵使十年不将军，亦无一日不拱卒"那样笨拙而又犯险的说法。这一观点是非允当，欢迎众人包括李泽厚、刘再复先生继续批评。在"告别革命"成一时之风的语境下，我只是试图说清：既要坚持对法国革命激进政治文化的学理批判，同时也要考虑抽象的学理概念一旦进入现实环境，不能避免现实事变的冲击，可能发生各种变形，即所谓"思变与事变"的横向牵动。我只是试图把反思掘进得更精细一些，把相关面考虑得更周全一些，哪怕是自己坚守的某一学理，也要防止僵化凝滞，避免为其它思潮所混淆。这一点苦心，应该说并不违背先生教导，更不违背先生所激赏韦伯之责任伦理。以先生之眼力，如冷静权衡，当不难理解。若先生观感改变，昨日赞成，今日批评，也属正常。然学生纵有错，大错而特错，又何至影射先生，竟然发生那样令人震惊之联想？
先生由误解而责我有"悬揣之词"且为他人坐实，拜读全文，无举证，学生惶恐而不能解。先生在上，文本在下，十年里学生倘有一字"悬揣"先生而不恭，尽可明示面斥？此处只敢与先生商榷一点：既然"他没有提到他过去对这问题的态度"，可见在"没有变化以前"就反对过激进主义，为先生所赞成；但又说"可能是在他宣扬自由主义以后，发现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是反对激进主义的缘故"，那么他"过去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又何在？变化一说又从何而来？先生心结在于："他曾在一篇文字中，声称他和李慎之是不赞成激进主义的"，不知先生所言出于何篇文字？我提到李慎之的文字只有两处，一处是引用他为"顾准文集"所作的序言，另一处是引用他回忆钱钟书晚年文字，从未有过一句"声称和李慎之是不赞成激进主义的"。至于是否"提到在他们之前已有人反对过激进主义"，有如上述对林同济言，兹不赘叙。
我的记忆可能有误，但我愿意与先生一起回忆那段日子的思想经历。我不认为这些经历值得炫耀，而是珍惜先生对我的每一步鼓励：
1.我的论文1991年写成，已经包含有英国自由主义的观点，书还在，手稿也在，不难查验。先生所说"论文引证了为我陌生的一些观点"，即有对英国洛克等人的征引。我至今还是认为这篇论文并不出色，但之所以引起先生注意，并过奖为"轰毁了我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一些既定看法"，只是对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有所发掘有所引用而已。
2.还有一段更为重要的往事，与一九九一年有关，先生尚未提及。那就是上述观点能够形成，得力于先生更早一些时候，向我介绍顾准思想并提供顾准先生尚未出版的一些打字稿，此时大约为1990年前后？先生主持答辩前，我曾以书面提纲向先生汇报。先生之鼓励记忆犹新：批判法、俄政治文化及其激进主义，在你之前的顾准先生已经做过，可惜当时环境不允许，只是开了一个头，希望你能接着这条路走下去。对顾准的推崇，是先生和我在那一时期最为强烈的共识。先生所回忆的一九九一年，我们每一次见面，几乎没有一次不谈顾准。一九九二年我在香港「二十一世纪」上发表"地狱里的思考―——―读顾准思想手记"一文，可能是学界第一篇评述顾准思想贡献的论文，但那是我们两个人的共同结晶，手稿上还留有先生留下的改进笔迹。没有上述共识，先生出于道义，还会慨任我的论文答辩主席。但是，那样的担当，恐怕真如先生所言，是一种感情上的支持，而没有更深一层"基于对问题的理性认识"？今天无论是谁，出于何种动机，将1991年先生主持我论文答辩之义举，仅仅说成是一种道义感情上的支持，不说先生此前鼓励我研究顾准，不说此后先生不遗余力推动出版顾准遗稿，以及先生和我在1990年在顾准问题上已经结成的反激进主义共识，这都是我所不敢同意的。因为这样的说法，客观上会贬低1991年先生义举的思想含量，也贬低了师生两人风雨十年结成的患难之情。
3.我是什么时候认识李慎之先生的？说来惭愧，迟至1994年冬天，元化先生让我参加杭州中国文化国际学术会议，才有缘相见。此时距我反对激进主义、法俄政治文化已有三年。此前我也孤陋，连李慎之的名字也没有听说过。只是因为那天会议组织西湖浏览，我和他碰巧都因迟到，在码头上目送游船载众人远去，才有机会坐下来长谈。我们谈的不是别人，恰恰还是先生念兹在兹的顾准。李慎之当时说："在接触到顾准思想以前，我一直认为天下右派五十万，我是右派第一人；看了顾准的遗稿以及你在『二十一世纪』上的介绍，我才发现，早在我思考那些问题之前，已有先驱在前。从此我应改变这一说法，天下右派五十万，顾准当为第一人！"李慎之先生有他独特的言语风格，但是这样的率真直白，使我有理由认为，先生和他是有深度共识的，只是相见恨晚，没有机会从容叙谈。此后我与他是有一些交往，但受地理条件限制，又因他不黯电脑，而我已经习惯以EMAIL代替书写通信，故而我与他几无通讯联系，只是有机会去北京时礼节性拜访而已【2】。到目前为止，我与他的交往还不如与先生见面多。我也从未想过要避讳，相反，总是把这些交往告诉先生，总以为有先生和慎之在，老树浓荫，能为我们晚辈撑起学术思想的独立空间。曾有过"南王北李"之说，那是因为那时的读者实在盼望能有那样的作用。两位先生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亦无可如何。后来我感觉先生和慎之有隙，则为之扼腕。我并不认为自己在两位先生间有何偏移，听到一些不太负责任的说法，要么是沉默，要么是为两面辩解。我也曾以居间身份，作过一些调解。2000年5月下旬慎之与先生在上海的那场见面，确实是我参与促成。慎之一到上海，就说此行想与先生见面。我力促他主动拜访，不提先生已为传言不快。感谢先生开门见山，见面不久，即说慎之为何在加拿大有不敬之词。先生说及此事，慎之可能因年迈耳背，初闻此言，居然未留意。后来趁先生离座，我对他强调："王先生既然开诚布公，今天说了这件事，李先生最好能正面回应。"此时慎之女儿伊白女士在，亦力促其父辨明传言。先生回来落座，慎之重拾话头，正面说明那句传言属子虚乌有。我听慎之言，又见先生和颜悦色，方释重负，以为经此坦言，前嫌冰释，从此和衷共济。我没有想到的是，先生原来并不接受慎之解释。莅临上述9月18日会议，开场白就是"那位与学勤关系很好的人"，如何"拉帮结派"，再读先生在网上发表的这篇长文，几乎是在向世人公布您和慎之划清界限！行笔至此，学生不得不承认先生文章中有一处批评得对，我有一次肯定劝阻过先生发表"亲痛仇快"的文字。原因无它，学生无出息，今日拜读先生此文，有百般感受，锥心处，竟还是先生最不喜的那四个字："亲痛仇快"！但是这一次，并不为是否反对激进主义，而是百思不解，先生既明言认同自由主义，为何在这一言说如此幼小，却倍受打压，又面临封杀的今天，发表万字长文，却不难避免个人恩怨情绪化文字？所谓"亲痛仇快"，并非立场先行——为先生所痛恶，而是恰恰相反，出于先生一再教导：力避意图伦理，系念责任伦理。读先生长文，学生饮恨无泪，只恨一己无能，似能解先生与慎之隙，却原来一厢情愿，失败告终！
4.先生不满我"宣扬自由主义之后"，与李慎之共同反对激进主义，从此对您以及您所珍惜的反思有所不敬。我的"宣扬自由主义"，开始于1998年岁末的两篇文字。一是不得已，别人已经骂到了门上，沉默一年，方硬着头皮作答；二是私心以为，这不是"宣扬"某某主义，而是坚持先生所珍惜的反思，为维护顾准精神而作。1997年年末，我在郑州越秀三联讲座作演讲―——―"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题目就出自您在那些年首创的这一说法；此后，1998年文章中谈到对顾准思想如何定位，李慎之第一次将其定位为英美自由主义，确是首创之语，但并不因此就抹煞此前此后先生发现顾准宣扬顾准的巨大贡献。慎之敢言，元化沉潜，但信仰相去不远，这是我对两位先生的坚定判断。此次先生在网上发表的文章，虽与慎之划清界限，但说到自己信仰时，坦言是"自由主义"，即为明证。学生虽饮恨，亦引为欣慰。1998年的文章没有提到先生的名字，那是有难言之隐。今日也不妨说破：此时文章多争议，亦有风险。争议犯险处，学生一人承担就是了，岂敢给先生添乱？先生可审检学生近年文字，如有一处不添乱，反增誉，学生故意不说，先生当可明示，学生一定在再版时补过。先生之反思，学生一定继承，先生之成就，则为学界共睹。然过谀之词，口口称颂，逢洋人必代先生问好，见时辈则称先生弟子，学生愚拙，实在难开口，亦说不出口。
至于先生在文章中细节描画，如1997年夏我第二次赴哈佛燕京学社前为推荐信而发生的那一幕，与事实有出入。先生那样说，字字着墨，似乎我有索逼先生之意。按之先生性格，岂是屈从索逼之人？按之当时情理，亦无索逼之必要。大凡有类似经历的人都知道，推荐信需证明被荐者学术简历与能力，不必涉及被荐者研究课题。先生对我课题有保留，很正常；我第一次与美赴会即与杜维明为此问题商榷，杜先生邀请我带着这一特定课题去哈佛燕京深入探讨，也很正常。因我年龄以及所在学校已逾交流学者规定界限，杜先生作为社长先内定破格邀请，再指请两位著名学者作书推荐，是为尊重董事会议事程序。在那样情况下，推荐信可长可短，并不影响被荐者能否成行。学生有何必要索逼，又何敢索逼，直到"他满意了"为止？十年后，先生受后起情绪影响，记忆发生改变，爱屋及鸟，恨时迁昔，亦为人世常情。为学生者，只记推荐之情，不争事实出入。我今欲起一辩，不争先生与学生隙，而争先生与慎之隙，后者为大，前者为小，后者为因，前者为果。先生与慎之俱为当今大贤，贤者识大。传言无论真伪，若牵动先生更大范围之判断，岂不妨碍先生反思之精进？试想先生与慎之隙，一传言而两贤裂，岂不令今人痛？事后读九十年代此一页，似有关节，又多琐屑，岂不令后人惜？我为慎之惜，亦为先生惜，有不能不说，不能不争；我今偏居一隅，来日进言无多，亦不得不说，不得不争。万望先生海涵，容学生再进罪言一二？
――先生文曰好心人劝你辩解，以明是非。先生身边多为君子，心亦好，无论年齿长幼，皆为我所敬重。然无可讳言，亦有不肖者势利趋奉。贤与不肖，皆为饱学之士，智商为上，眼界亦向上。以平日之眼界，能不见先生千虑一失或有过言？见而默默，人之常情，虽君子亦不能责为过；见而趋奉，则不肖态毕露。先生偿言，老人政治实为悲剧，学生深以为然。学界，政界，同为人间世界。先生饱经忧患，慧眼如炬，定有洞察。
先生名动沪上，为先生者，难；为先生之学生者，也难；为学生者，外能忍而内敢言，更难。远而思鲁迅，晚年作"太炎先生二三事"，追记乃师风骨，斥袁氏称帝，以大勋章作扇坠入中南海而面垢之，亦为太炎晚年有手筑之墙而兴叹。近而思顾准，起先驱于黄泉，环视今日尘界，是人皆可说顾准，是人皆欲避顾准，又当何太息？学生不敢比先生为太炎，虽然，太炎之晚年、顾准之遗恨，先生定有同憾。
百年可哀可恸者，大矣，道术不为天下裂，却为琐屑裂，实为学生不敢想象。先生爱读俄国文学，学生亦爱。曾读赫尔岑论知识分子：我们是什么？不是药，而是病。初读此言，如受电然，刻骨不能忘。反思及此，既深且痛。凡无关原则，可少争，或不争？反之，可争，可大争，可公开争，似也应紧扣文本，力避传言琐屑？先生常言：学术与思想为不可离之两翼，学生深信不疑。以学术见长者，似应尊思想者哀痛为天下先、厄运亦为天下先？如顾准生前，先生曾再三致意；以思想见长者，则应尊学术生涯寂寞沉潜厚积薄发？如陈寅恪晚年，慎之亦击节称赞。倘若以思想轻薄学术，则暴露外民主而内专制，坠入卢梭激进之末路；以学术轻薄思想，则暴露外狷狂而内萎缩（先生不在此例），反为俗言所中：原无英雄妒懦夫，从来懦夫嫉英雄。
学生惟余三愿：愿学术避琐屑而深入，则为思想幸；愿思想立其大而包容，则为学术幸；愿慎之能慎，元化能化，则为学术幸、思想幸、天下学子学人幸！我今以爱先生之心，进先生不喜闻之语，罪孽深重。知我者，谓我心忧，罪我者，谓我何求？不为仇快，只为亲痛。知我罪我，留待后人说。
犯颜处，先生斥掷，学生无怨。外人乘隙起言者，闭门思过，一概不答。
2001年1月14日敬上
【注释】
1. 在此，我不得不提前向外界叙述我与先生结交的往事。一九八八年我在上海「书林」发表"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谈胡风一案的历史教训，先生读后，曾托人带话，请我上门叙谈。我对先生素有景仰，但不习与名人交，犹豫未行。1989年下半年处境险恶，先生再一次托友人表示关心。友人责我疏慢，对先生应有回应。那时我已不太方便，只能漏夜 出门。夜已深，先生一人坐客厅灯下，见我进门，无客套，无寒暄，开口就是："你今天经历的事，我们年青时都经历过，你不能放下你手里的笔！"此情此景，如昔如昨。一九九一年，我的转业安排发生困难，先生当时住院检查身体，扶病为我书写推荐。在当时环境下，那封信受阻而不能发生作用，但先生在我大难关头的义举，此生此世，没齿难忘。
2. 我与李慎之半年无音讯，忍痛写作此信时，正好收到一封EMAIL，是他托发信者转告，已从别人处借阅王先生此篇长文，知悉王先生研究扬朱，希望我能就近帮他找一份王先生研究扬朱的文章，他也要研究这一派学说，以便发掘中国古代思想中的个人主义。至于先生在文章中对他本人的说法，则无一字提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