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组稿或请教，常去王元化先生借住的市府招待所－－庆余别墅。但见里外两间房，里间是元化先生的卧室，外间就是先生会客和写作的所在。室内陈设简洁：一张写字台，几把靠背圈椅，另有一个小小的文件柜。写字台上摆着元化先生父亲王芳荃（维周）和母亲桂月华的照片。另则是元化先生和妻子张可的一张合影。壁上悬挂着王老先生手书的条幅。房间虽不大，经常高朋满座，海内外来沪的学者，不少人在这里留下足迹。真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其间常见一位神清气朗气质不俗，衣着整洁颇有品位的白发老人，默默地坐在一边，静听元化先生与友人天马行空般地交谈。她，就是元化先生与之相处了一辈子、患难与共的三姐桂碧清。作为晚辈，我们用上海话称呼她为孃孃（姑姑），她总是微笑颔首。

碧清孃孃年逾九旬，从母亲姓桂。元化先生离世后，她一度健康欠佳，我去看望过她。问起何以从母姓？她解释说，她的三姨桂德华曾留学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回国后就在圣约翰等大学教外国文学，一生未婚。母亲怀她时，上面已有两个姐姐。三姨很羡慕，就与母亲商定，如果再生女儿，就过继给她。就这样，碧清孃孃出世后就姓桂。她告诉我，三姨丰富的中西学养，特别是酷爱文学，给元化以很大影响。可惜三姨早逝。长期以来，碧清孃孃与父母弟弟同住。元化先生有三个姐姐一个妹妹，只有她终生未婚，就以照料这个家庭为己任。

谈起元化先生－－她唯一的、挚爱的弟弟，碧清孃孃眼里泪光盈盈。她说，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烽火燃起，全家从北京避难到上海。元化时年十七岁，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很快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事秘密斗争，家里人并不知情。当年父亲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圣约翰大学等高等学府执教，薪酬颇丰，积蓄了一笔钱准备送元化去美国留学，他执意不肯。一九三九年国军撤退，上海成了“孤岛”，父亲带了大姐、二姐去了内地，母亲、弟弟、小妹和我留在上海。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租界，上海陷入黑暗，钱币一再贬值，家庭经济出现危机，不得不动用那笔为元化留学储备的存款，勉强度日。维持了一段时期，家里经济更见窘迫，我们姐弟四处找工作，挣钱糊口，每天只能吃两顿，直至抗战胜利生活都未改善。记得当年我除了在中西女中办附属幼儿园，从事幼儿教育外，还利用暑假在家编草帽加工出售，贴补家用。元化与满涛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由此结识了满涛的妹妹张可，两人由志趣相投而互相爱慕。张可常来我家帮我一起在草帽上画花，完工后我骑自行车去一些摊点出售，收入低且不稳定。元化的朋友黄明（后来知道他是元化所属的地下党文委的领导）知道我家的困境，设法联系当时上海的四大公司，在其中增设草帽销售点，情况有所改善。结账时我们要元化去收钱，他总是不肯，不愿沾光，常常是黄明收了钱送到我家。收入虽不多，但应付日常柴米油盐、买大饼油条之类的开销，还是有所补益的。就这样度过一段艰苦的日子。

喝了一口水，碧清孃孃接着说：“元化当时也兼过一些教职，但他的工作取决于秘密斗争的需要，不稳定。我们从他飘忽不定的行踪中，意识到他干的是脑袋系在裤腰带上的危险事儿，常为他担惊受怕，但知道他是为正义而斗争，所以并不反对，有时还帮他掩护同伴。从八年抗战到胜利到解放的那段生活，至今回忆起来犹感到辛酸。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本以为元化可以平平安安地工作了，想不到等待他的是更为艰辛坎坷的命运，而且长达二十多年。”

众所周知，元化先生命运的转折点是在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风运动”时。此前他在筹备新文艺出版社时，举荐过后来被定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张中晓，又出版了胡风的两本书稿。不料“批判胡风运动”开始，他就被停职交待。一九五五年五月关于胡风的第一二批材料相继公布，组织上来人找他谈话，宣布隔离审查，其时对他反复审问，他始终认为张中晓是个纯朴青年，不能因为胡风与周扬的文艺观点不同，就将胡风打成反革命。当时上海公安局一位副局长对他说，只要他承认胡风是反革命集团，就放他出去。他硬是不承认。于是就以他态度不好为由，将他关押起来。

提起这段往事，碧清孃孃说，元化从小脾气就倔，不肯说假话，不愿说违心的话，对他不认同的事决不低头，他的这个态度我们并不意外。只是他被关押后，与家人失去联系，我们不知他关在哪里，日夜为他担心，直到一九五七年初，母亲家搬到香山路，偶然有一天从住处的窗口发现对面一幢洋房的院子里，元化在独自行走，大冷天只穿了一条单裤，当时就怀疑他精神异常。这一年的二月，隔离审查结束，元化被批准到华东医院治疗，这才证实长期与世隔绝的孤独生活，引发了他的精神疾病。经过治疗，恢复了正常生活后，他的病情逐渐好转。不过他的审查结论却一直拖着，到了一九五九年才下达。他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六级。一九六○年他被安置在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工作。

这样的结论，在元化先生的人生道路上，当然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值得庆幸的是，元化先生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在他备受屈辱的日子里，父母、妻子、姐姐给他的温暖和关爱，给他的慰藉，促使他挺起胸来承受命运的不公，他受伤的心灵逐渐得到愈合。谈起这个家，碧清孃孃首先介绍了母亲。

元化先生的母亲出身于一个传教士的家庭，笃信基督教。外祖父桂美鹏，曾创建沙市第一所分班授课的新式学校。舅舅桂质庭、四姨桂质良，先后以第一名优异成绩，考取清华留美学堂赴美攻读，都取得了博士学位。四姨后来嫁给闻一多的堂兄闻亦传，女儿闻玉梅是知名的生物学家，在肝病成因研究上有突破；舅舅的儿子是研究艾滋病的专家，两人均为中科院院士。母亲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她睿智、能干、坚韧，善于治家，从不向命运低头，对元化的处境十分理解。她是元化在漫长的不幸岁月中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元化事母甚孝，长期与母亲住在一起，与张可结婚后才租房另住。但是，只要他人在上海，每天总要到母亲寓所问安。母亲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看法。元化的结论下来后她的内心始终不平。一九七五年父亲去世，她更为儿子的遭际放心不下。一九七九年她已九十三岁高龄，亲自动笔写信给周扬，为儿子的冤案申诉，要求平反。据说周扬读了这封信后改变态度，同意元化平反。这年的十一月，元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时，代表团团长、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陈沂向他宣布了平反通知。

碧清孃孃满怀感情地继续说：“生活中的母亲为人大气，律己严、待人宽，十分疼爱子女。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凡家中有什么好吃的，都留给子女吃，肉票、糖票之类都用来款待别人。一九八六年她以百岁高龄辞世。一九九四年初，我整理父母的遗物时，清出母亲当年写给周扬信件的草稿，就交给元化保存。他读信后，感动得泪流满面。”

元化先生的妻子张可温良、谦和、宽容，凡与她接触过的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赞扬她的人品和才貌。提起这位弟媳，碧清孃孃赞不绝口。她说，自从一九四八年六月在母亲主持下，元化与张可在上海著名的教堂慕尔堂举行婚礼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伉俪情深，从未吵过架，至多由于性格差异，在教育儿子上张可是慈母，元化是严父，偶而会发生一些小争执。元化命运多舛，一生坎坷，带给张可不少灾难。特别是“文革”期间，元化第二次被关押。时在上海戏剧学院任教的张可也受到牵连，被隔离审查，受尽折磨，高血压昏倒也不许治疗。张可始终没有怨言，对待元化总是和颜悦色。元化被关押时，分文无收，她用自己的薪金维持家庭，照料儿子。长期压抑的生活损害了她的健康，一九七九年六月，张可突发中风，昏迷七天不醒，送医院治疗后虽然病情有所缓解，恢复知觉，但严重的后遗症使她不仅损伤肢体而且不能再用脑，丧失了工作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元化能熬过二十多年的凄风苦雨般的岁月，张可的理解和关怀可说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碧清孃孃又说，正因为如此，元化对张可的真情更日益加深。张可行动不便，元化总是设法让她多参加一些有益于健康的活动。出差或外出旅游只要有可能，他就要设法推着轮椅带张可一起去。家里地方小，条件差，为方便写作及会客，他近年借住在庆余别墅。这里沐浴条件好，全天有热水供应。他让服侍张可的阿姨天天送她来泡温热水浴，借以活络她的血脉，清洁皮肤，防止因长期卧床而生褥疮。张可骨折住院期间，元化每天上午放弃写作会客，去医院陪伴。他用真情温暖张可的心，直至她生命的最后时刻。

在元化先生的一生中，碧清孃孃是与他相处时间最长的一位亲属。母亲去世后，碧清孃孃一直把照顾元化一家看做是自己的份内事。近年来，特别是二○○六年八月张可先生离世后，元化先生的健康每况愈下，碧清孃孃既心痛，又无奈。她总是想方设法改善他的生活。她说，其实，在性格上我与元化不尽相同。我自小分担家庭经济，懂得一丝一缕当思来之不易，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实际，比较节俭。而元化则比较豪爽，不拘小节。记得上世纪四十年代家中经济最困难时，有一只盛满较好衣物的皮箱放在元化住的亭子间里，后来忽然不见了。我与母亲怀疑被人给偷走了，一问元化，他说送人了。对于财物他总是落落大方，家里有好东西他总要送给一些他认为需要的人。他送人东西的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近年他住到庆余别墅以后仍如此，凡人家送他的较为珍贵的补品如冬虫夏草、燕窝、人参等等，他转眼就送给别人。而对他自己不喜欢吃的巧克力、西点等等，则留下给自己人。他一生真正向往并追求的，是读书，是学术研究。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在文研所工作时，头上还有一顶“帽子”压着，他却把注意力转到读书研究上，开始写作《〈文心雕龙〉创作论》。“文革”中手稿被抄走，“文革”结束后，他找到了原稿，十分高兴，立即着手整理。张可中风昏迷住院期间，他陪伴在侧，不得不中断了这项工作。等到张可病情好转，恢复知觉后，他又急不可待地继续整理。就在华东医院张可住的病房阳台上，他全神贯注地做他的研究，连吃饭喝水都顾不上。张可同室的病友见状，感到不可思议，甚至怀疑他是个“傻子”。

碧清孃孃认为，元化先生本质上是个书生，不是当官的料。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当了两年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心情并不轻松愉快。此前在纪念马克思诞生一百周年时，他参与起草周扬的一个讲话稿，其中关于对人道主义和共同人性的肯定，受到胡乔木严加指责。不久全国开始反精神污染运动，上面曾派人来调查元化参与起草讲话稿的事。碧清孃孃说，卸任后，元化一头钻进书斋，开始他对人生的反思和一系列理论学术问题的研究和独立思考，才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应有的岗位，可以做自己应做的事了。

碧清孃孃又说，所谓“世无完人”，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元化也有不足。他刚正拗真，脾气不太好，有时心里不痛快，就会对我发作。事后他总是后悔不迭。如果这一天他对我发了脾气，当天一定会打电话给我，向我道歉，请我原谅。我深深理解他饱经磨难的人生，多年来，我们姐弟之间可说是患难与共，我怎么会介意呢！说到这里，碧清孃孃感叹说，其实他脾气虽大，对人却极其真诚，对我也极为关心。母亲去世后，我一人独居，他时时担心我的安危。而今我年事日高，他对我更是牵挂在心，一再建议我请个保姆，帮着料理日常生活，有事也有个照应。可是我的个性比较要强，料理家务喜欢自己动手，有了保姆也许不太方便，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于是，每晚七点钟，他临睡前，总要给我打电话，知我平安无事，就放心。万一我不在家，他会打电话到所有亲友那里了解我的行踪，知道我平平安安，才放心睡觉。

孃孃还谈到，元化先生喜欢吃她烧的菜。张可病后，他自己承担了一部分家务，但他不善烹饪，孃孃常常做些他爱吃的菜肴送去。二○○七年十一月以后元化先生病情恶化住进瑞金医院，孃孃去陪他，总不忘带点自己做的食品，如意大利炒面、核桃酪之类。然而，他的胃口愈来愈差，有时带去的食品，他沾沾唇就不吃了。碧清孃孃说：“此情此景，我心里好难过啊！但就在他离世前几天，忽然对我说：‘清姐，我想吃你做的意大利汤。’我听了既喜又愁，我想他想吃东西是好事。可又想，他已病得这样，进食困难，全靠输液补充营养，要吃东西是不是有些反常？但我还是去买了胡萝卜、洋葱、啤酒……等原料，又去专售进口食品的超市买了外国加工的火腿，动手磨碎，考虑他不爱吃油腻，就用色拉油和酸奶各半，做成这道意大利汤。送去后，他一口都没喝。这时我真正意识到今后他不可能再喝我做的汤了，一时间真是心如刀绞！”说至此，碧清孃孃眼圈红了。

碧清孃孃还回忆说：“元化离开的那天，我在医院陪伴，到下午七点多钟，见他安详地睡觉，一切并无异样，就回家了。不料到了九点钟，接到电话，说他不行了。我急忙赶到医院。只见他闭着眼睛，面孔因脑水肿而肿胀得厉害。他的儿子王承义也在，扑在他床上大叫爸爸。他睁开眼睛看看承义，一会儿又闭上了。承义跪在他床前叩头，继续大叫爸爸。他已无力睁开眼睛，直至离去。承义聪明、大气，只是元化坎坷的一生，家庭遭遇的磨难，使他从童年开始就备受屈辱，心灵受到很大伤害，影响他性格的形成。而今，承义痛失父亲，而我再也听不到元化亲切地叫我清姐了。”碧清孃孃泪水夺眶而出，她不断用纸巾擦拭。

最后，碧清孃孃说，命运虽然对元化不公，但不当官后，他潜心学问，努力做了他自己想做的事，用坚强的毅力战胜了命运。他的人品人格，道德文章，学术成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并理解。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我为有这样一位弟弟而感到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