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缺少自己的观察与研究，中国人从外部获取的国际政治知识许多是不可靠的。比如：人们普遍地认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民主化浪潮的“第三波”，使一个个“威权体制”垮台并代之以“民主体制”。近年来在亚洲多国所做的政治发展调研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亚洲民主化浪潮中，“威权体制”瓦解后，国家政权并未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理所当然”地为“民主派”所掌握。实际情况是亚洲多国的独裁政权垮台后，脱掉军装的军人经过选举重新掌握政权。换言之，民主化的果实往往落入军人集团手中。这种现象在菲律宾民主化进程十分典型地表现在军政强人拉莫斯将军身上，我们称其为“拉莫斯现象”。

1986年，菲律宾发生“人民力量运动”，推翻马科斯总统，从此掀开新一轮东亚民主化的序幕。菲律宾实现民主化后，遭暗杀身亡的菲律宾民主运动英雄阿基诺参议员的遗孀科拉松·阿基诺夫人当选总统。民选总统阿基诺夫人虽有民主斗士的光环，但执政之路却极其艰难坎坷。科拉松·阿基诺执政期间菲律宾的经济、社会状况低迷混乱，民选政府遭到马科斯残余势力和菲律宾军内势力的抵制和反对，科拉松·阿基诺执政的6年里发生7次军事政变，只是在“人民力量运动”的中坚人物拉莫斯将军支持下，科拉松·阿基诺勉强完成任期。1992年，菲律宾民主化后第二次大选，拉莫斯将军走到前台。拉莫斯总统整合了菲律宾军队，稳定了政局，使国家逐步走上正轨。

在东亚多国民主化进程中类似菲律宾的现象具有普遍性。韩国紧随菲律宾之后发生民主运动，1987年“六月抗争”后，全斗焕政权倒台，但韩国民主派却未能掌权，反倒是前军政集团核心人物卢泰愚将军当选民选总统。印度尼西亚情况也差不多，1998年在金融危机冲击下，长期统治印尼的苏哈托总统黯然辞职，但他把总统权位交给与其情同父子的副手哈比比，此后军队在印尼政坛上一直扮演重要角色。现任总统苏西洛将军也是军人出身。此外，泰国当代历史上多次民主改革也都终结于军人政变，军队一直是政权的监护者。

为什么在亚洲民主化进程会出现这种“拉莫斯现象”？在我们看来，主要原因不外两个：

首先，根据我们的观察与研究，从威权体制到多元体制的“民主化”进程并非如人们从外部和表面上所看到和以为的那样——是一个民众特别是城市“中产阶级”发动和参与的社会运动。以菲律宾“人民力量运动”为例，1986年2月，在当时菲律宾经济危机、社会动荡的形势下，首先是马科斯执政集团内部发生分裂，国防部长恩里莱和副总参谋长拉莫斯将军授意部下与学生“菲律宾武装力量改革运动”领导人霍纳桑上校发动军事政变。政变军人在评估双方力量对比后，决定邀请远在家乡的科拉松·阿基诺夫人发动市民和学生围堵忠于马科斯总统的部队。在街头群众的配合下，霍纳桑上校率精锐伞兵打垮马科斯的卫队，马科斯被迫流亡。按霍纳桑的说法，革命军人在人民的帮助下打败了独裁者。今年年初我们到菲律宾调研时，拜访如今已是著名政治家的霍纳桑参议员，在他赠送给我们的日记里清楚记载了这段历史。

其次，民主化意味着政治权力的分散化。处于工业化尚未完成阶段的国家，开放权力，实行普选，几乎无一例外导致各种社会集团的“分配性政治参与”，即通过政治行动、政党活动获取政权以改变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结果是社会矛盾骤然上升甚至激化。从组织行为角度看，数量庞大的群体一旦失序，就可以为有序的小群体所控制。社会一旦发生混乱，混乱程度越高，控制社会的成本反倒越低，有时候一个很小而团结的集团就能控制住社会。东亚国家民主化后，至少在初期发生社会混乱似乎是一个必经阶段，因此，混乱社会中军队或其他具有高度组织化特征的集团接掌政权就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如今埃及上演的这一幕政治戏剧，似乎把亚洲民主化中的“拉莫斯现象”带到了非洲。情况究竟如何？可以继续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