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左右中国提出集约式发展模式，但经济却在规模增长的道路上狂奔，离内涵增长越来越远。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一边高歌猛进，高速增长，一边时时鼓噪，结构升级，结果是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结构升级却泥牛入海，了无成效。目前，中国经济高增长导致低端固化，资源枯竭，环境浩劫和社会分化，到了难以为继的危险境地。
今天，中国经济，增长从长远看已经成为坏事（物极必反），但当局仍然难以割舍（年年保增长），而结构升级虽然迫在眉睫（引发社会问题），政府仍然只做敷衍文章。为什么形成这样奇怪的局面呢？源于政府的两个认识误区：一个是一切问题都是增长问题，也就是一切问题都能通过经济增长（钱）解决。另一个是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不矛盾，也就是增长促动升级。
增长解决问题和增长促动升级，在经济发展之初也许是一个真命题，但随着经济规模扩大，收入提高以及经济结构成熟，两者的关系发生变化，这个命题成了伪命题。也就是增长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激化矛盾；增长不但不能促动升级，反而阻碍升级。但是当局宥于定势思维，认识不到这个转化，或者认识到了，但不敢承担转轨风险，结果只能因循老路。
经过30多年的高增长，经济增长和社会问题，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显然成了一对矛盾。也就是成了二选一的尴尬，而不是两者兼得的题目。道理很简单，中国经济像一辆高速行进的汽车，因为速度太快，所以无法变道（转型升级），因为速度太快，所以无法顾及其他（社会公平等）。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把速度降下来，才能为结构升级和解决公平等问题赢得腾挪空间。
第一、速度降下来，政府就可以有精力、有压力、有动力把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放在第一位。比如，通过房产税，真心把房价降下来。比如，戒除投资推动型增长，真正减少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第二、速度降下来，数量型增长模式才能失去意义，经济才能产生结构转型的内生需求。如此，结构转型才能通过市场力量，借助政府推动完成，经济增长在未来重新恢复。
速度降下来的风险在于由于出现失业等问题，激化社会矛盾，结果导致更大的社会矛盾，如果“维稳”不利，会出现崩塌现象。这种可能不是没有。但是，我们要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其实不是一个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难题。因此，经济减速为转型赢得空间必须有前提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政治转型凝聚社会共识，以拆除社会安全的引信。
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当局缺乏承担风险的勇气，缺乏开创局面的胆识。第一、经济改革浅尝辄止，在利益集团的压力下，仍然把救市和保增长隐形地放在政策菜单的第一位。第二、政治改革上则全面退缩，仅仅寄希望于路线教育等，通过政治运动，恢复统治权威。如此举措，给社会释放出不确定信息，导致社会各个阶层行为混乱，无所适从，而社会经济仍在末路上狂奔。
2013-7-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