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的污染和一系列的失衡，例如内需和外需的失衡、产业结构的失衡、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与资源环境压力的失衡，使我们不得不面对来自增长的困惑。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杜思韦特以其独特的分析，丰富的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透视这些困惑，使我们的发展之路更为理性，更为和谐。
一、要质量还是要数量
“要质量还是要数量？”这是杜思韦特《增长的困惑》的第一章的标题，是他首当其冲的发问，这也是我们今天经常讨论的话题，我们通常将其表述为仅仅是要速度、还是要坚持质量、效益和速度的统一。
我国同仁的讨论经常从GDP开始。实际上GDP即国内生产总值只是一个营业额，它本身就掩盖了许多不好的东西，如果它成为我们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矢志不移、不择手段的追求，它的不好的发明就更为显现。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强调的是国别、区别，是一国、一地区内的本国人、外国人、本地区人、外地人创造的一切产品和劳务的价格的总和，只管生产出来，不管卖出去。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对其是正的效应，即可以增加GDP。换言之，把大桥建了炸、炸了建也可以增加GDP；污染可以增加GDP，污染了再治理也可以增加GDP。
杜思韦特的讨论从GNP开始，即国民生产总值，强调的是一国的人，本地区的人，在本国和外国，本地区和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产品和劳务的价格总和。通俗地讲，GDP讲的是某省经济，GNP讲的是某省人经济。GDP和GNP内容是一样的，只是范围不同。杜思韦特用来分析GNP利弊优劣的论述，完全可以看做是对GDP的分析。
杜思韦特指出，GNP是一个国家在一年内所有贸易产品及服务的总销售额的变化。就是说，GNP如同GDP只是一个营业额。它只是从一个角度反映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如此而已。人们通常看到了GNP辉煌的一面，其实它掩盖的问题更多。按照杜思韦特的论述，被掩盖的问题是：
1.经济生活中交易之外的活动所创造的财富或价值被忽略了。
例如，GNP中只包括在餐馆中就餐的费用，却不包括自己在家中做饭的劳动支出；包括在商业修车处修车的费用，却不包括自行修理的费用；包括雇保姆，雇临时工的费用，却不包括自我服务自己做家务的费用。再如，与城市相比，农村自给自足程度高，虽然农村货币收入低，但并不代表实际活生水平低。农民进城了，货币收入高了，但并不等于生活水平高了。故此，GNP只是合法的货币收入部门的规模。
2.GNP中没有剔除或扣除成本。
杜思韦特指出，GNP包含的一些惊人的内容使人们大大地歪曲了其本质。其一为税收，如果政府征收消费税，就会增大GNP。另一个是自然资源——矿藏，化石燃料，森林以及土壤的价格被大大低估。“一个国家砍伐掉所有的树木作为木材销售，并将得到的钱在赌博中挥霍一空。根据国民核算，以人均GNP计算，该国变的似乎更加富裕。”［1］
杜思韦特写道，1977年出版了由荷兰记者沃特尔?范?代瑞和联合利华动物食品公司前常务董事玛瑞斯?哈姆林克合写的《自然的价格》，他们认为，如果核算自然资源的货币价格，将会使整个工业社会为之震惊，从而暂停对自然资源的破坏。
3.出口虽然增加了GNP，但不等于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杜思韦特指出，GNP数值中另一项歪曲的是出口，这些出口物从未在制造这些商品的国家消费。由于高额出口，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往往显示出较高的GNP增长速度，然而，由于出口所得往往被用于偿还外债的利息，其国民境况会变得更加糟糕。
我们的情况也与之有所类似。我们靠廉价的资源，廉价的环境、廉价的劳动力造就了便宜的商品，靠便宜商品的出口带动了GDP的增长。我们积累了很多的外汇，这些外汇只能到国际市场上用。在国际市场上买高新技术产品通常人家不卖，于是又只好把这些外汇投资于发达国家的国债。这是一种十分尴尬的状况。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4.人们的有些行为虽然可以增加GNP，但对于人们的福祉而言却是负效用，因为是被迫而为，是无奈的选择，是非自愿消费。
这一方面的例子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例如淘气的小孩儿不小心打破了邻居家里的玻璃要到玻璃店里买玻璃予以赔偿，这种购买行为可以增加GDP，然而买玻璃的钱本来是要给爷爷看病的。又如，居住在机场附近的居民为了正常生活，不得不购买隔音的双层玻璃，这会使GNP增加，但却是无奈的选择，是非自愿消费。大量的非自愿消费的增加，使得人们很难回到曾经使他们生活很好的方式。这不是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较高的生活水平，而是因为旧有的节俭生活体系已经不复存在了。例如旧式的五金商店的消失使人们无法买到水龙头的垫片，只能买一个全新的水龙头。杜威思特特别阐述了汽车的增加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他说，车辆增加可能会延长行车的时间到达工作场所。由于交通拥挤，其他人的行程时间也会增加，总之整个社会用于交通的时间都会增加。由于需求减少，公共汽车的班次也将减少，票价会增加。因此，GNP可能会因为额外的交通花费而增加，从福利的角度看，很可能整个国家将会变得更加糟糕，人们除了开车别无选择，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开车，而是因为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使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杜思韦特说的正是我们今天的情况。
5.有些增加GNP的产业或行为，是有害于人类社会的。
杜思韦特举了两个这方面的例子，色情文学虽然可以增加GNP，但对社会却是有害的。另一个例子是人们一开始意识不到它的破坏作用的。他写道：“我们没有认识到，如果人人都多得到一些，这将不会改变或破坏预期的利益，而且还会损害既有的利益。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阿尔加维是一个度假胜地，当时只有很少的人去那里度假。但如今，它出现在几乎所有旅行社的目录里，在曾经杏树林生长的地方盖上了旅馆。该地区被彻底改变了，许多过去在春天到该地度假的人选择了更远的地方。”［2］GNP本身没有价值判断，但人们应当对GNP进行价值判断，应当对GNP的构成、以及产生GNP的行为进行选择。
6.虽然经济增长了，但如果消费品价格提高，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就会造成总体社会福祉的下降。
暂存社会分配不公不论，GNP的增加，特别是其中用于收入部分的增加必须快于物价的提升，如果物价的提升快于人均收入的增加，增加的消费能力很可能被提升的消费品价格耗尽。如果分配不公，一些弱势群体的利益就会蒙受损失。杜恩韦特写道：“一个古老的类比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如果剧场中每个人都站起来以期看得更加清楚，则人人都没有优势。如果有些人——退休金领取者或失业人员——因为收入增加的程度不及其他人而无法‘站’起来时，此时他们的状况就会变得非常糟糕。即使他们较以前有更多一点的钱，但他们仍旧无法维持先前的地位。”［3］
二、经济发展必须服务于人民的福祉，服务于人民的生活质量
作为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反思，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到底怎样才能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而不是对GNP的痴情追求。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荷兰经济学家吕菲?休丁就认为，如果发展中国产出减少，其国民的境况可能会更好。他列举了7个决定生活质量的因素：
1.生产和消费的商品及服务的质量。
2.人们享有的环境质量，包括空间、能源、自然资源以及动植物的物种。
3.人们用于休闲的时间比例。
4.可动用的收入的分配是否公正。
5.工作条件的好坏程度。
6.获得工作的难易程度、好坏程度。
7.未来的安全性。
杜思韦特接着续了5条。
8.人们的健康水平如何。
9.文化活动水平、教育水平以及享用权。
10.提供的住宅质量。
11.形成令人满意的信仰或精神生活的几率。
12.家庭及其幸福。
在这几个因素中，除了第1条以外，其它因素都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上一世纪70年代中期，有关组织在英国对人们自我感觉生活质量上升还是下降做了一次调查，要求从0—10对当前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价，并说出5年前和5年后的情况时，结果几乎一致：生活质量在下降。他们认为，5年前，英国的生活质量为8，如今（1975）为7.2。
杜思韦特写道，1977年都伯林的两名研究人员厄尔?戴维斯，玛格丽特?费恩——戴维斯受欧盟委员会资助，在8个欧盟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爱尔兰、丹麦、比利时以及荷兰）向2000名受访者询问关于他们生活的一些问题。他们询问的主要问题包括：“将所有的因素都考虑到内，你对你生活整体满意度如何？”从一大堆答案中，人们认为自己满足与否的最佳指标是自身的健康状况是否令人满意。当然，其它因素也关系到对生活的满足。根据统计，人们对其住宅和邻居的感受之间有非常大的联系。已婚的人们要比单身、孤寡或者离异的人感到满足。令人惊奇的是，收入并不影响人们的满足程度，至少在法国、荷兰和英国是这样的；而在意大利、爱尔兰以及丹麦，收入位列于最重要指标的第七位或第八位。在德国，收入位列第三，在比利时，位列第四，仅仅在这两个国家收入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其生活的满意程度。［4］
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单纯为了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提出了反思。阿玛蒂亚?森主张以自由看待发展。加尔布雷斯在他1973年出版的《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中更是深刻指出：“发展既然是社会的中心目标，就当然不容任何事物挡住它的路。期间包括对环境——空气、水、城市生活的宁静，乡村的美丽——的影响以及不利影响。从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都会发生对环境的损害——发电厂对空气的影响，由此产生的氖对视力的影响，制钢厂对左近湖泊的影响，汽车对肺部的影响”。［5］加尔布雷斯同样主张对人、对公共目标的重视。
三、为什么会一切为了增长
既然单纯追求增长会带来许多弊端，那么为什么这种单纯的经济增长又难以扼止呢？
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政府，另一方面是市场。就政府方面而言，杜思韦特写道：“政府控制经济的目标是使经济得到快速的、稳定的发展，并且保证有比较高的就业率。”［6］由于政府的工作成就主要是通过每年的GNP来判断，这就使得任何国家的领导者从来都不愿意有一个缓慢的经济增长率，而是不断努力地加速提高这个增长率。总之，任何一个政客都不愿意在他任期内经济增长下滑。在笔者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市场健全，就会能够相对充分地反映民意，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不直接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经济发展的质量可能会相对好一点，环境污染相对轻一点。如果政府、特别是政府一旦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而且缺少必要的社会约束，为了自己的升迁不顾一切的血拼GNP，就会造成极为消极的后果。
一切为了增长的另一推动力量来自于企业。杜思韦特说，对于促成这种增长的人来说，增长的结果对他们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增长本身。增长的越快，政治家和商人就越高兴。增长意味着改变；而更多的改变意味着更多的市场机会和更多的利润；更多的利润不仅是系统的动力来源，而且是更快的的增长所需的资金来源。对一个公司的决策者来说，企业的经济增长会带来一个良性循环——经济增长会使利润增加，增加的利润会带来更多的投资，而更多的投资会导致更多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投资和更多的利润。［7］于是，增长成了一种不可遏止的的冲动。
企业的增长冲动来自于增长定律。建立在达尔文法则基础上的增长定律是，只保证那些增长最快的企业和国家的生存。就像适者生存的物种是因为拥有了合适的基因，商业增长的关键在于采用更合适的技术。
增长定律在农业领域有着生动地表现，杜恩韦特指出，一个创新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工业物资使用效率的提高。例如，马匹被拖拉机所取代。能负担冒险行为的较有钱的农民购买拖拉机，通过增加其耕种庄稼的面积而获利。在看到他们的战功后，其他农民也购买拖拉机，也提高了产量。最终，无论他们种植什么，其价格都会下降，使那些仍然使用马匹耕种的农民破产，因为较低的价格水平使他们无法养活自己的家庭。那些购买离开自己家园的农民的土地的农民在经济上可能并没有比选择创新以前更富裕。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可能变得更糟，不仅因为他们种植面积更大，还因为他们的处境越来越接近经济承受的极限，因为他们销售农产品获得的收入现在更多地花费到购买维持生存的必需品上，而这些钱都被工业部门所赚取。如果他们的产品价格再次下降，那么他们赖以生存的利润将会减少。杜思韦特强调，对于那些反应迟钝的人，新技术就是生死之战，因为新方法提高的产量使价格降低，使采用老方法的人无钱可赚，无法再采用老方法，他们只能为了生存不断放弃过去。
杜思韦特指出，增长定律同样适用于工业领域，它迫使制造商采取最新、成本最低的方法，否则就是死路一条。最著名和最详尽的案例就是工业革命初期的纺织技术传入英国的棉花加工行业。1780年之后的30年里，这些技术将英国这一农村中为数不多的、兼职的、举步维艰的，并且无法和印度的进口产品竞争的行业转变成了占国内生产总值8%的一个工业部门。纱丝的价格急剧下降，从1786年的38先令下降到1807年的6先令9便士。尽管降价的原因一部分是作为原料的棉花的价格下降了，但真正的原因是惠特尼发明的新型轧花机，那些没用多轴纺织机代替家庭纺车的人无法继续纺纱的小生意。此外，该行业发起的变化还影响到了其他方面，到1812年虽然纺纱工作只能在能够获得水和蒸汽动力的工厂进行，但家庭纺织的人数开始减少。10年后，动力织布机出现，因价格下跌，无法承受巨大收入压力的独立家庭纺织工人被迫退出了该行业，从此深陷贫困。菲利斯?迪恩（phyllis Deane）在《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介绍了这个时代。他写道，英国是首个因采用新型生产设备生产出更便宜、更优质的棉花而获得创新利润的国家。待它的竞争对手闻风而动的时候，价格已经下跌到竞争更加激烈的水平，高额利润已经被人捷足先登。领导创新，意味着这个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能够继续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仅因为其拥有的规模经济范围较大，能够继续以更便宜的价格销售其产品。
达尔文主义的增长的定律，就像冥冥中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着企业永不停止地前进、增长，因为任何一个技术的出现都可以使企业重新洗牌，而快速的增长又带来了一系列始料未及的问题。
四、经济增长必须暂时停下来或者慢下来
杜思韦特的结论是增长必须暂时停下来或者慢下来。
增长所以必须暂时停下来，是因为快速的增长打破了人与自然界、与经济发展规律本身的平衡。杜思韦特转述了一个名叫罗宾?杰金斯的人旅行日记《通往阿尔托之路》中的记载。住在阿尔托这个村子的人开始使用化肥，发展到后来当土豆的价格无法跟上肥料的价格时，当地居民发现已经无法维持生活，而采取自然的方法恢复土壤的肥力需要几年的时间。于是，许多人不得不从事临时的工作赚钱买肥料。书中写道：“如果你坐在阿托山顶上的风车旁，俯视这些不毛之地包围的小村舍，你会对该地的成就感到惊讶。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曾经与世隔绝的小村庄与其自然环境平衡地存在着。这种平衡不是计划的，而是通过对各种因素的自然分类形成的，是通过不断地试验和试错形成的。一旦得到这一平衡，如何保持该平衡就被规定在当地的风俗和文化中，并被代代相传。这里边有丰富的知识。然而，在不久的将来，这些知识将会永久消失。这些知识是从每年努力种植足够的食物以及为未来准备额外的种子得出的。这不仅仅是一种在少许山头上使用有限资本进行生产的知识，同时也是有关在这种简单的生产模式下永恒生产的知识。这是一种纯熟的知识，深深地根植于当地的文化之中。由于这些知识不会在对话或讨论中透露出来，外来人口几乎无法得知。外来人口只有通过仔细观察当地农民的做法来判断这些知识。只有这时，人们才能够知道单纯的农夫的智慧以及这种智慧的限制，使其无法应对化肥以及桉树种植带来的后果。”［8］
增长所以必须暂时停下来（或慢下来）是因为严重的资源约束条件的变化。杜思韦特指出，增长将受到限制，可用的资源——能源、森林、土地、清洁的空气和水——将越来越少，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用更少的资源来创造更好的生活。在资源约束变化的情况下一是增长要慢下来，二是要转变增长方式。
增长必须暂时停下来或慢下来，还在于严重的环境压力。
1972年初，两本引人注目的出版物在一个月内分别出版了。一本是《增长的极限》，它非常明确地宣传如果情况像过去那样继续下去，在未来一百年内，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会突然而且无法控制地下降。另一本书名为《生存墓园》，该书详细列出了要达到一种必要的平衡所需要的措施。他提倡通过征收可能阻止短期商品生产的原材料使用税、能源税等使经济增长暂时慢下来。这两本书发出的警告是污染似乎正在以指数规律增长，一般比人口增长的速度还要快。人们几乎不知道这些污染增长曲线的上限。［9］
那么，怎样才能使经济增长慢下来，或更为科学化的发展呢？
首先，政府应当改变把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目标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以维持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杜思韦特指出，从上一世纪的50年代开始，在不知不觉中，政府将经济增长看做社会的主要目标。从那时起，经济增长就成了绝对统治，始料未及的是大家都是经济极权主义的受害者，在经济领域没有决定自己思想和行为的自由。当前最主要的是要克服把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目标的思想。政府有很多目标，提供人民的福祉、维持社会公平正义、提供公共产品，为人民大众、为子孙后代看护好资源、环境和未来。如果把经济作为唯一目标，就会冲击其它更为重要的目标。政府不仅自己要做好、而且要监督企业，不能为了简单的经济目标，祸及人民群众的福祉。
第二、应当建立相应的道德和体制。正如污染应当交钱治污一样，企业家也应该对其行为所造成的结果负责。因此，一家公司如果计划在市场上推出基因工程种子或食品，它应该就其新产品可能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损失负法律责任并且承担必要的保险和责任。与此相似，如果企业对破坏海洋生物负有责任，他们就应当对养殖场主的损失作出相应的赔偿。总之，企业要负起、要履行起码的社会责任。社会要追究具有破坏行为的企业的责任。
全社会都要反思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种种弊端，让增长慢下来，让增长真正能够给人民带来福祉。
五、特别要警惕经济增长主义的弊端
在当代中国，在不知不觉中造就了经济增长主义，单纯追求GDP，地方政府血拼GDP，具体表现为：
首先是把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实际上，GDP只是一个营业额，如同马克思所讲的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一样，我们不仅要看GDP的数量，而且要看GDP的质量，还要看GDP的物质构成。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清朝的GDP占世界三分之一，英国的GDP只占世界的5%，清朝军队有100多万人，结果还是被迫签订了割地赔款条约，原因在于英国的GDP构成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清朝的GDP是茶叶、蚕茧、瓷器等。现实的情况是，我们的GDP大而不强，很多产品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在很多产业领域不具有优势，且过度依赖外需，面对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危机非常被动。
其次，增长主义简单追求增长，会使资源环境不堪重负，因为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对GDP的增长都是正效应。甚至把大楼炸了建，建了再炸，如此循环往复，都可以增加GDP，都可以使经济增长。一些地方政府动辄就是大手笔，建亮点工程、形象工程。甚至为了GDP、为了税收和污染企业同流合污。现在空气被严重污染了，水、土壤、食品都被严重污染了。人民群众在惊呼，要命还是要GDP？
最后，只要依然是增长主义，势必会造成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分离，难以有效地解决公平分配问题，难以有效地解决民生问题。这是因为，一旦把增长作为目的，分配自然会向政府税收和企业利润转移，因为政府和企业可以用其所得继续投资，继续促进增长，继续生产更多的产品，致使居民收入有限，直接制约了内在的消费需求。于是，在国家财政收入一定的情况下，一定会偏向生产性投资，而不是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投资，因为这样的投资格局有利于继续增长。在增长主义思想的主导之下，尽管基础建设投资的边际效用已经递减，尽管在这种情况下转而投资民生会产生更大的效用，但在实践中却难有这种理想的结果。社会保障等公共品的缺乏进一步制约了内在的消费需求。增长主义绑架了民生，是我们一直强调改善分配状况、改善民生，却迟迟难以见效的根本原因。有媒体报道，有的经济强县只有一辆救护车，这正是增长主义的典型表现，经济增长了，人民却并不实惠。还有，一些地方政府放任高房价，因为这在他们看来，高房价象征着发展。只要增长主义依然像高考指挥棒一样发挥作用，经济发展方式就难以转换。
要克服经济增长主义，必须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切实的人民福祉，增长只是手段，故此，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要我们需要增长，但增长必须是高质量的，必须是与自然界和谐基础上的增长，必须服从于人民福祉的增长，一切倡导这样的增长目的都应被限制，被唾弃。
克服经济增长主义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必须改变衡量标准和干部的选拔标准，这是一个像高考指挥棒一样的东西，要从最大限度地提升人民群众的福祉的角度，重新设定衡量标准和考核指标。其次，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在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职能就是创造好的环境，提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安排，保证社会公平主义，为人民群众、子孙后代看护好资源，维护好环境。至于经济增长在市场经济下更多地是微观。经济增长严格地说是微观层面的事，政府只要提供了好的环境，企业自然会在投入产出的比较之下使整个社会的经济有效率、有质量地发展。而政府如果直接充当市场主体，直接拼经济，提出具体的GDP的增长目标，在特有的政府从属关系下，这样的目标不仅能够完成，而且能够超额完成。而与此同时，质量和效益却打了折扣，发展的目的也成了问题。
我们应当发挥后发优势，汲取先期发展的国家的经验教训，使我们的发展建立在与自己和谐，与人和谐的基础上，再也不能走先污染再治理，坑人的发展之路了。发展是为活的好服务的，发展不能损害活得好。
［参考文献］
［1］［2］［3］［4］［6］［7］［8］［9］【英】理查德?杜思韦特.增长的困惑.李斌等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8,10,9-10,5,18,18-19,335,172.
［5］【美】约?肯?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和公共目标.蔡受百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82.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