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讨论农业问题离不开城市化，因为人们似乎认为，发展就是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按照这样的思路走到今天，已经使得城市与乡村，农业与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城乡之间的鸿沟拉大，农业成了经济发展的短边，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居高难下。其实舒尔茨的理论贡献可能更有意义，但令人遗憾地被忽视了。重读西奥多·W.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我们会发现这部发表于一九六四年的学术专著，说的好像是我们今天的事情。
西奥多·W.舒尔茨，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研究人力资本问题，上世纪六十年代把对农业问题的研究和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曾于一九七九年由于“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开创性研究”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舒尔茨关于农业和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著述甚丰，其中《改造传统农业》是其代表作。
舒尔茨：农业可以成为亮丽的经济增长点，关键是要加强对农业中的人力资本投资
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的核心是农业同样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点的亮点，关键是提高农民的素质，加强对农业的人力资本投资。
（一）舒尔茨认为在传统农业中不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也不存在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
舒尔茨所讲的传统农业，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世世代代凭经验生产，几乎没有农业技术提升，且相对封闭的农业。另一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在一九五四年发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则认为传统农业效率低下，存在着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在给定的条件下并不存在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各种生产要素都得到了最佳配置，且充分发挥了自己应该发挥的作用。例如，所种植的谷物的组合，耕种的次数与深度，播种、灌溉和收割的时间，手工工具、灌溉渠道、役畜与简单设备的配合——这一切都很好地考虑到了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是在给定条件下的最佳组合，不存在任何生产要素没有被充分利用的问题。即使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也找不出资源配置出了什么问题。问题的要害在于生产要素是由传统的要素组成的，即农业的技术含量没有提高，是一个相当传统的生产要素的低层次的配置，是有效率的贫困。在农业生产技术不变、资源已经得到最佳配置的情况下，如果农业劳动力流失，就会造成农业生产的下降。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秘鲁为了修一条公路，从附近农村抽走了一些劳动力，结果是农业生产立即下降了。在巴西的一个城市，城市建设也从附近的农村吸收了一些工人，结果农业生产也下降了。我国目前也因土地和劳动力的流失使得农业成了经济发展的短边。
（二）农业同样可以成为亮丽的经济增长点
舒尔茨认为，农业完全可以成为亮丽的经济增长点。他在《改造传统农业》中列举了大量这方面的案例。例如西欧虽然资源贫痔，但却以出人预料的速度发展了自己的农业生产。印度按土地的灌溉面积大约是日本的三倍，但日本每英亩土地的产量却是印度的八倍。美国农业生产的成功戏剧性地表现为产品过剩，大量出口以及提出各种减少产量的政府计划。尽管这样，在一九四〇到一九六一年，农业产量增加了50%。而耕种的土地大约减少10%，在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的提高几乎是工业的三倍。目前还看不到美国农业的终点。黄沙漫天的以色列，其农业发展更是惊人，农业技术相当发达。
舒尔茨以生动的案例告诉人们，不能忽视农业，农业完全可以成为亮丽的经济增长点。一旦农业被忽视，整个经济结构就要失衡。
（三）必须改造传统农业，加强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
那么，如何改造传统农业呢在舒尔茨看来，关键在于打破农业本身的封闭体系，使农业能够得到新的、现代农业的生产要素或生产技术。农业的现代生产要素包括客体，即对土地、种子、机器、耕种方式等的改造也包括主观因素，即农民对这些客观因素的需求，以及能够使用这些新技术的能力，农民是素质和能力提升了的新型农民。
在考察了美国、西欧等农业发达国家的经验后，他认为传统的资本概念是有缺陷的，不能反映人的素质和能力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于是他提出了新的人力资本的概念。美国等农业发达国家，人力资本在农业中做出了卓越贡献。
舒尔茨所讲的人力资本大致包括：一）人力资本体现在人身上，表现为人的知识、技能、资历、经历和熟练程度，一句话，表现为人的技能和素质。二）人力资本是通过投资形成的资本，例如对教育、健康的支出。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和健康是生产型的。三）人力资本像一切其他资本一样，都应当得到回报。四）随着人力资本的提升，人的时间的价值会提高，而且是一种趋势。五）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人力资本是稀缺的，特别是企业家型的人力资本。
根据以上分析，为了改造传统农业，必须投资农民的教育，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以期用更高层次的技术和设备来装备、改造传统农业。他写道“本书研究的中心论点是把人力资本作为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迅速增长的经济基础不在于提倡勤劳和节俭，增长的关键在于获得并有效地使用某些现代生产要素。农业要素的供给者是在农业试验站工作的研究人员。农民的作用是作为新要素的需求者接受这些要素。然而，典型的情况是传统农业中的农民并不寻求这些新要素。迅速的持续增长主要依靠向农民进行特殊投资，以使他们获得必要的新技能和新知识，从而成功地实现农业的经济增长。”
（四）舒尔茨不赞成偏袒工业，轻视农业的经济发展模式
基于以上分析，舒尔茨不赞成偏袒工业、轻视农业的经济发展模式。舒尔茨认为，有一个广为流行的成见，“即把经济增长完全与工业化等同起来”。在政府通过发展计划致力于提高经济增长率的许多穷国，这些看法形成了经济政策。于是所有的投资都向城市倾斜，认为农业不仅可以提供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而且可以提供工业发展的劳动力。这样的政策，在扼制农业发展的同时，也扼制了整个经济的发展。
其次，舒尔茨对压抑地租、压抑农产品的价格，维护农业所用生产资料的高价等政策也持批评态度。他指出“一旦地租受到压抑，就会用各种特定的措施来占有土地及附属物的价值。现在已知的措施有：强制按某种名义价格交售农产品，按低的价格把农产品卖给国家，以各种名义对集体农场征税。此外，早期对机器和拖拉机站的服务实行高垄断价格也可以作为这种措施之一。”一系列的压抑举措进一步降低了农业的效率。在我国，一方面是农业投人要素的价格的上涨，一方面是每遇粮价菜价上涨，有关部门就出手干预，这种干预在扭曲市场价格的同时，也扭曲了资源配置，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刘易斯与舒尔茨我们既有的发展模式更倾向于刘易斯
尽管舒尔茨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改造传统农业的思想，但并没有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相反，倒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以及建立其上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理论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经济政策。
同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黑人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一九五四年发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提出的二元经济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深远。这一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二元经济，一元是现代部门，主要是市场化的现代工业部门，一元是传统农业部门。传统农业部门是低效的，甚至存在着“零值”，即不做任何贡献的生产要素。封闭而低效的传统农业部门拥有大量的隐性失业，只要提供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就能有无限的劳动力供给。而所谓的发展，就是通过发展现代部门，通常被理解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当然，发展到一定程度，应当反哺农业。我们的一些学者更是把这种靠着廉价劳动力的发展叫做劳动力“红利”。然而，当我们按照偏袒工业、轻视农业的模式，高歌猛进地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候，却产生了始料未及的消极后果。
（一）加剧了城市与农村的不平等
一旦城市化成为一个时髦的口号，就受到了地方政府的百般推崇和矢志不移地推动以及对农村的空前轻视。不要说对农村的投资在减少，就连本来留在农村的资源，例如土地、劳动力、资本也离开了农村。一方面是城市的扩张，有的地方政府在建设所谓的国际大都市的口号下，摊大饼式地扩张另一方面伴随着圈地和扩张则是乡村的消失和乡村的“自卑”。一方面是城市的公共设施如自来水、公共交通、医院、学校的建设。另一方面是城乡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公共资源不能共享，重点高校农村背景的学生越来越少。把各种机会都集中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结果是产生了空前的失衡。
（二）城市失业和其他社会问题
本来是要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却形成了严重的城市失业。
刘易斯本人后来在一九六七年发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失业》中已经注意到了由于人为地城市化，加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更多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形成了城市失业。原因在于：一）城市工资与乡村收入差距极大地扩大了；二）不少国家乡村教育的加速发展，使得年轻人进城的势头更加迅猛；三）发展机会和福利不成比例地集中于城市，使得城市更具吸引力。在我国一些地方，基于“土地财政”，对于“圈地”，促农民进城更有积极性，相当多的农民成了没有土地、没有工作、没有社会保障的“三无人员”。
另一方面是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城市投资是由政府主导的，政府主导的特点一是追求各种世界之最，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连刘易斯也曾经指出，“每小时仅有几辆车行驶的高速公路，大型机场和航空集散地建筑的低效利用等”。二是投资的项目技术含量高，带动就业少，它们花去了相对短缺的外汇，带来的却仅仅是失业。三是由于没有遵循市场规律，一些政府投资的项目自我增值能力极差。四是很多地方的城市化是没有产业支持，只是一条大马路两行卷帘门的城市化。
大量城市失业人员的存在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城市贫民的问题，社会治安及社会稳定问题。与此同时，农村也存在着诸如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社会问题。
（三）农业成了经济发展的短边，CPI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是其必然趋势
重视城市，忽视农业，片面追求GDP的结果是农业成了经济发展的短边。
在我国，一旦上升，政府总会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收紧银根。然而，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确实有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但根本的问题是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是因为受“二元经济”理论的影响，认为发展就是所谓的“城市化”，所有的政策都向城市倾斜。改革开放以来，各地上了很多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基本上是工业的项目，很少有农业的项目。其次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热衷于圈地卖地。北京原本二环路之外就有菜地，现在四环路附近都很少有人种菜了。最后是在劳动力价格信号的驱使下，很多强壮农民进城打工，这样虽然短时间内解决了农民个人增收问题，但不仅没有解决农业问题，相反使农业问题更严重了，不少农村地区是一幅“老年农耕图”。威廉·配第说过，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在农业技术条件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财富“之父”、“之母”都流失了，农产品的供给减少，价格上涨是其必然结果。
农产品相当于经济学中所讲的“穷人产品”。所谓“穷人产品”，即在预期收入减少的情况下，人们会减少相对意义上的奢侈品，把有限的收人用于保证基本生存。农产品就具有穷人产品的特性。于是即使收紧银根，人们也会把减少了的收入用来购买基本的生存资料。收紧银根对扼止CPI上升的作用是有限的，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加强农产品的有效供给。
忽视农业的另一个始料未及的消极后果是拉大了农业国际间的差距。据《中国科学报》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四日报道，近日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现代化研究报告二〇一二：农业现代化研究》指出，以农业增加值比例、农业劳动力比例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三项指标计算，二〇〇八年，中国农业经济水平与英国相差约一百五十年，与美国相差约一百零八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比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低约十倍。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比中国国家现代化水平低约10%。
（四）忽视农业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农村购买力有限，经济发展不得不依赖国际市场
其实，我们对刘易斯的理解也是不全面的，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刘易斯同样强调：“除非农业生产也同时得到增加，否则生产日益增多的工业品是无利的。这也是工业与农业革命总是同时进行的原因，是农业停滞的经济中看不出工业革命的原因。”由于忽视农业，抑制了农村的购买力，我们的经济发展不得不依赖外需。
重视农业并重新思考城市化
忽视农业，偏袒城市，并不遗余力地推进城市化的实践后果带来了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失衡，使我们不能不回到舒尔茨的思路：重视农业，并重新思考人为推动的城市化。
简单地回顾一下中国农业的历史进程可以使我们更科学地把握农业的走向。中国农业为中国人民、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历史上是农业社会，农业是社会的主体产业，虽然农业的技术变化不大，但却艰难地支撑了中国社会的长期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共和国工业化及其发展，是通过农业支援工业的模式，具体地讲，即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把一部分农业的收入无偿地转移给工业完成的。这种模式的后果是使本来脆弱的农业越发脆弱，并最终影响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发生于改革开放最初的、在相对封闭的状态下，即指农民还仅仅着眼于农村，还没有流动起来的“承包制”，使农民长期被压抑的积极性得到了一种体制性的解放，并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此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且打开了封闭，由于在给定的条件下城市的回报高于农村，各种资源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都流向了城市，打破了对农业具有保护意义的相对封闭的均衡。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说明我们不仅要改造传统农业，而且要重新认识所谓城市化的发展战略。
（一）没有精壮劳动力的农村是不可能解决农业问题的
越来越多的学者从理论上说明把同样数量的资本投向农村比投向城市更有效益。一位名叫麦克的美国学者指出，将城市的光芒照耀农村的好处，也许比以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环境的吸引力诱惑农民进城的好处要大得多。他说，正如马歇尔著名的推论，城市经济没有新的劳动加人的均衡水平是由于“农村供给的冲击”与“城市需求的拉动”相等。换言之，只要农业的收入有所提高，哪怕依然比城市稍低一些，但由于与家人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等“综合效应”农民可能会选择留在农村而不是流向城市。
仅仅让农民留在农村是不够的，还必须改造传统农业，提升农民的素质、提升农业的技术含量。布鲁斯·F.约翰斯顿在《农业发展战略的设计原理》中指出，许多国家的历史经验和绿色革命带来的技术突破，证明了强调提高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是正确的做法。正是日本和中国台湾的经验卓有成效地展示了基于现代科学知识和实验方法的技术创新带来的一系列正确的发展结果。这种发展结果使得以整个农业领域中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为特征的农业领域有可能走上一条扩张发展之路。这种战略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与生产效能越来越高的技术相关联。就是说，要用一切发达的技术装备改造农业，使农业成为亮丽的经济增长点。
（二）加强对农村公共物品建设的投资
我国农业欠账太多，要加大对农村公共设施的投人。农村基础公共设施的建设，仅靠农民的力量是不够的。当年和现在城市公共产品的建设也是靠财政的力量。多年来，农村对于中国经济，对于中国城市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现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工理所当然地应当反哺农村。农村的公共物品建设，包括农村的公共设施，道路、交通、医疗社保、教育、卫生等等，还应当加强对农村电网的改造，加强对大型水利设施的支持力度。对农村教育的投人不仅包括初、高中阶段的义务教育，还应当包括对农民的素质教育，即一系列新技术的培训。
（三）通过对农业组织形式的改造，让千千万万的农民步入市场经济
中国农业不仅有技术创新的问题，还有组织形式创新的问题。组织形式的创新就是通过合适的形式引导农民步人市场经济。中国农民在步人市场经济方面存在着某些先天不足：一）市场经济需要一定的冒险精神，农民往往缺少冒险精神。二）市场经济需要对市场需求、经济发展的相关信息的了解，然而农民却处于信息缺失状态，特别是对市场走势的把握。三）市场经济下各种产业都需要最低限度的货币投入，个体农民难以拥有足够规模的资金。四）农村企业家人才是稀缺的。
克服以上的不足，引导农民步入市场经济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公司加农户。公司加农户的模式是把公司作为中介，一头联系着市场、信息、技术乃至资金，一头联系着千家万户的个体农民，可以发挥企业家的功能。通过给农民提供市场需求、技术指导乃至小额资金的帮助，以契约的形式把千千万万的农民组织起来。从实践来看，这一模式的效果是显著的。这一模式得以实施的关键在于处于龙头地位的公司企业和企业家精神。
（四）加强小城镇建设
摊大饼式的城市建设很不经济。个别大城市堵车的问题所以解决不了，是因为每天早晨人们都得从遥远的住地赶往城市中心，晚上再从市中心回到遥远的住地。刘易斯后来在《发展中国家的失业》中反思性地指出，基于对工业化和城市规模之间关系的错误认识，人们总想把所有工厂都建在一个或两个大城市里。事实上，大部分关于城市规模经济的调查证明，一个城市在人口规模达到三十万前，就会失去规模经济效益。他强调，相当经济的办法是发展大批农村小城镇，每一个小城镇都拥有一些工厂电站、中等学校、医院，以及其他一切能够吸引居民的设施。当最近的城镇在三十公里之内，又有良好的道路时，人们将更乐于居住在农村，而不喜欢路途遥远的中心城市。我们应当换一种思路：把农村建成小城镇，既能促进农业产业化，还能减轻一系列由于超越了城市的承受能力把农民转移到城市而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可能是中国农业问题和城市化的真正必由之路。
（五）不要农产品价格一上涨就干预和压抑农产品的价格
农产品的价格洲上涨就用行政手段干预，在扭曲价格的同时也就抑制了发展农业的积极性。可以换一种思路，不是频繁地干预农产品价格，而是在农产品价格上涨时采用给城市中低收入者补贴的办法解决农产品价格上涨带来的其他问题。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