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日寇入侵张学良的家园，张为什么不保卫自己祖业，赖以立身、发迹的基地，抵抗日寇入侵呢？看来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拙作曾稍提到，就被中国大陆著名的图书收藏家龚明德先生热情的推荐：“在新出版的《劫蒋者之梦》一书中有很精彩的分析。”[1]本文对张学良在“九一八”期间准备如何自处，期待什么样的结果？他的策略？以及什么是“不抵抗主义”等等，进行认真的探讨。
一，“九一八”期间的“列国志”
中华民族是一个最不崇拜英雄的民族，清朝衰落后的几十年军阀割据“土壤”，繁殖了像张作霖之类的军阀，以及相应的军阀“文化”：唯利是图，无任何社会责任感、正义感，有奶便是娘，一日多变，翻云覆雨，为了个人的权位，不惜出卖国家的主权。“九一八”期间中国并不是统一的国家，南京中央政府“政令不过五省”，其他地区都为武装割据者霸占的“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独立王国”。这样“独立王国”中，除了以张学良与韩复渠为代表的传统军阀外，还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权力狂。
直到“七七”全面抗战后，武装割据者们仍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像韩复渠这类军阀，所考虑的不是国家的危亡。当侵华日军进攻山东时，韩复榘却公开对其部属说：“我们有这些部队，到哪里都可以自立；带着民生银行，到哪里都有花的，也有吃的。只要有了枪、有了钱到哪里都能站得住脚。”在这种思想支配下，韩复榘不是抵抗日军入侵，而是保存实力，弃地逃跑。1937年12月22日，日军只有1000多人从周村以北黄河渡口和济阳间过了黄河。蒋介石得知韩复榘有撤退的迹象后，给韩复榘发了十万火急的电报，命令他不得放弃济南。但就在蒋介石发电报之时，韩复榘已经逃到了泰安。12月27日，日军占领了济南。
12月28日，韩复榘得知济南失守和日军乘胜追击的消息后，仍继续逃跑。蒋介石又发急电，要韩“死守泰安”，但韩已经跑到了济宁。蒋介石得知，十分气愤。不久，青岛也沦陷在日军手中，数千万山东人民便陷入灾难的深渊。
韩复榘在外敌面前一再退让的同时，密谋反中央。日军占领南京后，国民党政府迁驻武汉，并准备退入四川。韩复榘认为这是反蒋的大好时机，便与四川军阀刘湘密谋倒蒋。刘湘时任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并任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与韩复榘一样，为了保持他的军阀地位，拼死阻挡国家统一，以能继续称王称霸。中央政府有迁入四川的打算，这是刘湘最不愿看到的，便产生了拒蒋入川之意。在这种情况下，韩复榘与刘湘一拍即合，两人之间也进一步加强了联系，电报往来十分频繁，并互派心腹奔走在韩、刘之间。他们的计划是：刘湘派川军封闭中央政府入川之路；韩复榘本人率部队转至南阳、襄樊、汉中一带；宋哲元各部撤至潼关以西。完成上述部署后，韩、宋二部击蒋背后，形成对蒋夹击包围之势，然后向全国通电联合倒蒋。在外敌入侵，连首都南京也被敌人占领，国家民族危在旦夕，韩复渠等军阀所想的仍不是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而是夺权，这就是军阀与军阀文化。在探讨张学良在“九一八”时期的策略时，首先应知道张学良这类军阀在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时，究竟都在想些什么？
毛泽东是另一类武装割据者，比传统军阀韩复榘更恶劣的危害国家，竟与外敌一道谋害自己祖国，公然喊出“打倒中国，保卫苏联。”还要“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2]
二，不能自圆其说的有关张学良不抵抗的种种解释
韩复榘好歹还在黄河以北打了几枪，张学良“一枪不放，空国而逃千里，关山惨然变色。”[3]“全国千百份报刊无不把矛头对准了张学良，‘无日不见通电，无时不闻詈骂……国人皆曰可杀’”后。张学良见到人，就想上前“解释”（嫁祸于人）：他是执行中央的“不抵抗令”而不抵抗的，妄图把他自己不抵抗的罪过，嫁祸于中央，来减轻自己的责任。再加上南京中央政府的其他政敌的诬蔑，特别是中共控制大陆后，为了把他策动的叛乱——“西安事变”，美化成“逼蒋抗日”。张学良也被中共拉来作为“民族英雄”，把张学良在“九一八”一切罪恶都往南京中央政府头上推。致使人们一直相信，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时，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令”。
但是只要人们认真的考察一下张学良在“九一八”时期的表现，就会发现“命令”说，与“九一八”的情景完全不符；且张学良在不需要急于推脱他“九一八”罪责的场合，也否认他要听从中央命令。如张就说过“那时的中央没有现在的中央这么厉害，又不负责任，我为甚么要向他请示。”[4]“这个事（指如何对付日寇入侵东北），我根本没请示政府。”[5]“那时蒋先生根本就不负责任，他不负这个责，我根本就没有向他请示的必要”。[6]（即日寇入侵我东北，我东北军如何对付日寇，是我张学良的“主权”，不容中央“干涉”。我根本就没有就“抵抗”与“不抵抗”的问题请示过中央。蒋先生也没有自讨没趣，来“干涉”我们东北军的事。后来孙科与汪精卫要我东北军抵抗，“侵犯”我们东北军的“主权”，就被我厉词谴责：“中央抗日能力，仅于一纸电文，数张标语，其视我东北将士，不过政治上理由应送死之牺牲品而已。”[7]“有意徒令东北军牺牲，故置东北军于死地。”即张学良亲口承认：中央没有“插手”东北军事务的空间。）此外，张学良始终不敢回应，“公布中央命令其不抵抗，放弃四省之确椐。”[8]特别是认真的考察东北军集团在“九一八”期间的行动，找不出有所谓“不准抵抗令”，影响、支配、限制、约束东北军行动的痕迹等事实。证实没有所谓“不准他抵抗的密电”。
其实，南京中央政府，不但不可能给边防军下“不抵抗令”。相反，“南京中央政府（为了使张学良抵抗日寇入侵）急得就差没管张学良叫爷爷了”。[9]所谓“不准抵抗令”，真是历史上的大笑话；大“冤案”。
从中央政府的职责，以及南京中央政府给同期同样情况下的其他国防前线的军事首长的电报，如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蒋公给驻烟台海军刘珍年师长哿辰电[10]的批复：“如果敌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谨守之。中正养午。”[11]又如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熊式辉自龙华向蒋介石呈报请示：“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胁袭击时，我陆海军究如何行动？”[12]二十三日，蒋公批示：“应当防范。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13]同日，蒋公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指示对日方略：我应采取正当防范。如日军有越轨行动，我应以武装自卫。[14]军政部长何应钦亦于同日发布告诫全国军人书，指出：应恪守军人之天职，妥筹实力自卫之准备，[15]等等。表明南京中央政府根本就没有下达过“不准抵抗令”。人类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酋长、国王、总统，以及中央政府，命令自己的边防军不抵抗入侵边疆之敌的先例。
从“利益博弈”来说，当时的中央政府也不可能给张学良下达 “不准抵抗令”。难道正在维护中国心脏地区的和平与安定的中央政府“笨”到这种程度，“命令” 张学良不抵抗，让日军长驱直入，使自己腹背受敌？倘若张学良在东北军坚决抵抗日军，可使中央军在江西剿共无后顾之忧，真是求之不得。怎么会命令张不抵抗？中央政府大员，如陈公博、汪精卫、宋子文都亲自赴张学良住地，敦请张学良坚决抵抗日寇入侵。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也希望张学良像十九路军与中央军第五军那样坚决抵抗日军。让入侵者付出昂贵的代价而不敢轻易入侵：“去岁九月十八日东北边防军以不抵抗之故，二十四小时之内丧失两省之地，而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以来，则以抵抗之故，以淞沪一隅，支持至三十余日之久，使全国之内处处如此，人人如此，日军暴力安能得逞？”[16]急望张学良像淞沪军民那样，处处顽强抵抗，人人顽强抵抗，让日军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不再敢轻易入侵。正所谓南京中央政府大员们（为了使张学良抵抗）“急得就差没管张学良叫爷爷了”。[17]怎么可能给张学良下达“不准抵抗令”呢？
张学良晚年，因他手中实在没有“不抵抗令”。（蒋公根本就没有给张下达过任何形式的“不抵抗令”，张手中怎么会有真正的不抵抗令呢？ ）张如何向公众交代呢？张学良琢磨出一个代替的说法：“我没有认清日本侵略的意图”，以为日方仅仅只是“寻事”；“没有想到日方会占领渖阳，甚至全面占领东北”来淡化他在“九一八”期间的罪责。张学良晚年的“我没有认清日本侵略的意图”的说法，为张晚年的另一说法所否定，张说：“《大公报》的‘换了一个任何其他人，他也是这样做（不抵抗）’那一篇文章，简直说到我的心中去了，我看了后十方佩服。”[18]张这一段话，清楚的告诉世人，他“九一八”不抵抗，不但与个人“判断或估计”无关；而且还是“换了一个任何其他人（像他那样的军阀），他也是这样做（不抵抗）。”可见张学良在“九一八”时的不抵抗，与有没有“认清日本侵略的意图”无关。而是像张学良、韩复渠这类军阀本质所决定的。
张的没有“认清日本侵略的意图”论，还被张“九一八”期间的言、行所否定。张在“九一八”前，一再要求南京中央政府“举国抗战”，[19]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对日宣战。[20]难道仅仅为了对付“寻事”，就要中央政府立即对日宣战宣战吗？张学良慷慨激昂的要求“举国抗战”，要求中央立即对日宣战。中央军在上海等地向日军挑战，把日军从东北引至上海等中国心脏地区，使他所管辖的东北、华北无事，能继续在北平享乐。张学良认为，与强敌作战，他个人捞不到任何好处，他又无保家卫国的责任感，因而他自己抱“不抵抗主义”。他抱“不抵抗主义”的目的与动机，仅仅只是为了保全他个人的利益。张学良不但不“力避”南京中央政府与日本“冲突”；相反，唯恐他们之间不冲突。更不是他晚年所说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是惟恐不大到对日宣战。张学良慷慨激昂的要求“举国抗战”，要求中央立即对日宣战。中央军在上海等地向日军挑战，把日军从东北引至上海等中国心脏地区，使他所管辖的东北、华北无事，能继续在北平享乐。为此张不惜逼南京中央政府对日宣战，率领全国人民一起“上吊”。（当时我国著名的军事专家蒋百里先生认为：打不了，也要打；打败就退，退了还是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天地，就是不要妥协，最后胜利定是我们的。当时我国著名学者们如傅斯年先生等也认为：“我们对日之办法，我以为任何地方有事即抵抗。”“此时不必扩大”，只有准备充分后，才能“作major clash (重大冲突)。”“总之，抗日与上吊不同。”（在南京的傅斯年与在北平学界领袖胡适、蒋梦麟等之间的书信。）当时我国著名军事专家蒋百里先生与学者都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抵御外敌的方法，是“任何地方有事即抵抗”，即顽强抵抗，让入侵者付出昂贵的代价，而不敢轻易入侵，这是真正的爱国；而盲目的对日宣战是“上吊”。显然，抗日与“上吊”不是一回事。）特别是对付一个连日军的“个人行动”，不果断的全歼这一点“个人行动”个日行动”者，以儆傚尤。与仅仅因为少数日寇“个人行动”，而对其整个国家宣战，硬逼其整个国家不顾一切的入侵，对于当时那样贫穷落后的中国来说，是一种多么危险与不负责的做法，也非常卑鄙。可张学良不惜用最卑鄙的招数，来逃避保卫自己家园的责任与义务。由于种种原因，不少人把张学良不抵抗的责任往中央头上推。他们除了编造“不抵抗令”外，还有这么一种说法，“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认同’了张学良在‘九一八’时不抵抗。”或者说，“在对待日军侵略东北的问题上，南京中央政府与张学良有‘共识’”。[21]台湾方面有类似的说法，张不抵抗，蒋“予默认”，以及蒋与张是“命运共同体”[22]等等。连中共这样的一个“国外”“组织”，为了避免“导火日苏战争”。[23]宁愿自己挨冻受饿，也不出“察绥外蒙边境”。可张学良这个边防军司令员，仅仅为了逃避保卫家乡的义务与责任，就用尽最卑鄙的方法，把战火引入中国心脏地区。可见张学良对中央政府管辖的地区，“敌意”到何种程度，如此将中央政府管辖的地区，往死里推的军阀张学良，竟被某些人认为他与中央政府有“共识”，是“命运共同体”，真是天下奇谈。
张学良晚年还说，“我现在认为我那时的判断对了，为什么呢？要不是九一八事变，日本会惨败。”[24]张的不抵抗是他张学良用来使日本惨败的英明的战略部署，连“我张学良没有认清日本侵略的意图”这个“判断”上的小错也没有了。能从张学良这些前后不一，反反复复，相互矛盾的解释中，找到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吗？
三，张学良在“九一八”不抵抗的真正原因
上一节回顾了以往人们对张学良在“九一八”不抵抗的种种解释，但是这些解释都不能自圆其说，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传统”的“研究方法”，不是认真的从张学良本人身上找原因，而是为了维护张学良的“爱国抗日”的英雄形象，想方设法把张学良在“九一八”期间“不抵抗”的责任，往“反动头子”南京中央政府身上推。
如此“研究方法”只是政治，并不是科学。要探讨张学良为什么在“九一八”不抵抗日军入侵他的家园，应首先探讨张学良这个人。笔者首先认真的考察“不准抵抗令”，彻底否定它的存在。然后从张学良自身找他在“九一八”期间不抵抗的原因，探讨张学良在“九一八”期间的策略。
从张学良的鱼子、鱼亥二电：“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秘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25]以及“……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抵抗，须将军械子弹存库房……”[26]且“尽任日军所为。”[27]以及张学良贪生怕死不敢上前线等等。[28]可看出张学良认为与强敌日军作战，他个人不但捞不到任何个人好处，反而会丧失的自己的全部家当，而张学良自己又不准备流血牺牲保卫家园，结果自然是不抵抗。张学良的不抵抗“源头”，要从他的军阀家庭说起，他的父、祖辈都是好逸恶劳的市井无赖，从不准备尽社会义务，履行自己的责任。其父张作霖曾游离于俄、日之间。首鼠两端，投机取巧，无任何社会责任感、正义感，唯利是图，有奶便是娘，为了个人的权位，不惜出卖国家的主权的军阀。其父张作霖有一段与张学良“九一八”不抵抗类似的记录，在外蒙古发生动乱之时，其父拥兵自重，座视旁观，拒不及时出兵，平息外蒙叛乱。造成的恶果是让有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的外蒙古地区搞所谓独立，脱离中华，被苏俄军队占领。张学良作为军阀张作霖的继承人，也完全继承了军阀的人格。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横行霸道，甚至杀了张学良的父亲，国难家仇，不能触动张。张学良在父丧期间，玩女人去了，把国家安危置于脑后。“张学良本拟于九月十日回渖阳，张作相与张景惠先后来北平请张学良速回东北应付一切。张仅仅听说土肥原着手组织暗杀团，日军枪声未响，就已吓得他称病躲进北平协和医院。”[29]在我国历史上，除了卫懿公伺养的“鹤将军”外，还没有敌军未动，就已吓得称病躲起来的将军。张学良创下了我国历史之最，是我国历史上最贪生怕死的将军；最窝囊的耻国丧地的边防大员。稍有羞耻之心的人，对自己如此表现，都会有某种程度的内疚，不好意思再大声说甚么。可张学良仍能编造出“不抵抗令”，含血喷人，把自己不抵抗的恶罪，嫁祸于他人。
“九一八”前夕，东北危在旦夕，张在如此危难的形势下，不是奋起，保卫自己的家乡，而考虑如何才能继续在北平享乐。“小事精明”的张学良琢磨出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借中央之力对付日本。想方设法把战争灾难，转嫁于南京中央政府管辖的地区。为达到此目的，张一再要求中央政府“举国抗战”。[30]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直接抵抗日本侵略”。[31]甚至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对日宣战。”[32]把战火从张收税抽捐的东北，引至上海等中国心脏地区。(张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对日宣战”，中央军只能在上海向日军寻衅，把日军引至上海。张是不会允许中央军开赴他的地盘抵抗日寇的。既是后来的热河抗战，蒋试图派中央军进入热河作战，张怕中央军进入他的热河省地盘，以种种借口阻止中央军进入热河。甚至不准已华北，且受张指挥的原西北军，进入他的热河地盘，预先部署防务，以能有效的抵抗入侵者。)让张能继续在他管辖的地区税收、收捐。
张学良曾于一九三一年七月初，两次要求中央政府“对日宣战”。蒋公慎重的召开中央会议，讨论张的此一提案。参加会议者一致认为，在目前条件下，中央没有能力“对日宣战”。蒋公本人于十二日，通知张中央会议通过的决议：此非对日宣战之时 。（即现在中央军正在为平息外国代理人中共，在中国心脏地区的叛乱而苦战。苏联在中国的代理人中共，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六月），给《中央给红军党部及各地方党部的训令》，指出“建立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力争革命首先在一省或几省的胜利，实现湘鄂赣三省打成一片的苏区……”即在湘鄂赣发动大规模叛乱。“汉口一地如同大海中一孤岛，四周共祸猖獗，如方升之潮，怒涛澎湃，日事冲击其沿岸，此实可惊而骇目者也。”中共还“号召和组织群众反帝，罢工，罢课，罢操，罢耕，罢业与示威。”破坏社会正常的秩序。处此水深火热之中的南京中央政府，能对日宣战吗？）南京中央政府于次日，由国民党中央常委于右任，向张学良解释中央不能接受他提出的立即“对日宣战”这一提案的原因：“中央现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即中央军目前不得不全力平息外国代理人中共，在中国心脏地区所发动的严重叛乱，中央军正在“溽暑作战，冒诸艰苦”，不能从平叛前线分身，目前无力对日宣战。请你张学良体谅中央的此种处境。并不是像某些人“张冠李戴”的那样，说蒋公与中央常委于右任的以上解释，是要张的东北军不抵抗入侵东北的日军。张自己也否定了这一种说法，张说“那时的中央没有现在的中央这么厉害，又不负责任，我为甚么要向他请示。”[33]“这个事（指如何对付日寇入侵东北），我根本没请示政府。”[34]“那时蒋先生根本就不负责任，他不负这个责，我根本就没有向他请示的必要”。[35]清楚的说明“此非对日作战之时”以及“中央现以平定内乱为第一”，只是回答张于一九三一年七月初，两次要求中央政府“对日宣战”。解释中央此时必须全力扑灭外国代理人在中国心脏地区发动的大规模的叛乱，无力对日宣战。并没有涉及张的东北军，应如何对付日军入侵东北的问题。且张学良根本就没有就日军入侵东北，东北军应如何对付的问题，请示过中央，或征求过中央意见，（因而中央政府自然不会自讨没趣，去做令对方讨厌且对方也根本就不理睬的指示或“命令”。）日本情报机构所搜集的情报：（南京政府对张学良提出的对日宣战提案的）“复电只强调说‘剿共’必要，馀则只字未提。”[36]即没有提到张应如何对付日军入侵东北的问题，从旁证实笔者的分析。当时中共与日军密切配合，使南京中央政府处于“如同大海中一孤岛，四周共祸猖獗，如方升之潮，怒涛澎湃，日事冲击其沿岸”的危境，自然不能满足张的这种要求呢？使张无法实现其上策。（借中央之力对付日本，妄图将日军引至中央政府管辖的地区，是张易帜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他自己美化的维护中国统一。要证明此不难，张易帜后，并没有朝统一的方向前进半步。（东北）“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以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国民政府对东北的统治，事实上是有名无实”。[37]国联调查团通过调查发现，自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东北当局宣布服从中央政府，但“凡军事、民事、财政、外交，其与中央政府之关系，纯系乎一种自愿之合作，至必须严格服从之各项命令、训令，不甚受于满洲”。[38]“实则在满洲之武人统治制度依然存在，与从前无异”。[39]能从这一切，看到张在维护中国统一吗？）
中策是张学良像中东路期间，唯恐中央插手东北外交，不顾中央再三强调，由中央办外交。迫不及待的私自派蔡运升与苏联谈判那样，一再密派代表赴日本，向日本乞降。[40]并满足日方一切要求，如准备处死（杀了日本间谍中村的）的关玉衡团长，[41]代日本报仇等等。但日本人对如此腐朽的张学良实在不感兴趣，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有早就有一个“以晋代奉”的计划，在有关阎锡山的资料中，有绘声绘色的描述。日本人曾动员阎锡山代替张学良这个腐朽的花花公子，把东北建设成像山西那样的模范地区。成为对全中国都有吸引力的“王道乐土”。被称为日军的“大脑”，“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石原莞尔，曾任东北日本关东军参谋，目睹张氏父子腐败，对张学良极其鄙视，志在“推翻”张学良这个军阀的腐朽统治。[42]即张学良这个“丑声洋溢，秽德彰闻”[43]的腐败分子，连做汉奸的资格都没有，致使张在东北做儿皇帝的梦也破灭了，张只好实行其下策。
下策是“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44]且“尽任日军所为。”[45]张学良为什么做出如此毫无国格的决定呢？这是因为张从来都是一个不惜以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来换取个人享乐，唯利是图，有奶是娘，只顾贪图个人利益的败类。像张那样的败类，当他估计到：“（东北）一有冲突，彼必同时以海军威胁我后方。”[46]“华北全局同时牵动”，不仅守不住东北，“而且连华北的地盘都将不保”[47]的时候，他所考虑是唯恐在东北抵抗惹恼日军，致使被恼怒的日军连平、津也一锅端。张幻想将自己的故土、祖业，拱手送给日本，换取日军让他个人能继续在北平享乐。
事实上，日本人看到这一点。“九一八”前，即九月十六日，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人已获悉情报，知张不会抵抗。[48]才敢以一百零五个日军攻击驻扎八千东北军的营房。正如后来蒋公向胡适等北平学界人士解释的那样：“不料日本知道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得多”。日本驻北平陆军副武官永津人佐比重给东京参谋本部的报告：“张学良只想如何保存他华北地盘。”[49]另外据日本学者关宽治、岛田俊产所着的《满洲事变》一书所说：张于十二月七日向日方作出了主动撤出锦州的答复。[50]张在数十万雄师撤退之前，向敌方报告不准备与日交战的行为，可谓用心良苦。张为何如此做呢？他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呢？张宁愿果断、坚决的拒不执行自己祖国中央政府的命令，以及背离全国民意，也要千方百计的取得日军谅解呢？张学良希望拱手将完整无损的东北送给日本，换取日军不连平津一窝端。张的这种心态，不仅可从他的行动清楚的看出，还可从张的电文中清楚的看出。如：“（东北）一有冲突，彼必同时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51]换句话说，张怕东北一开战，“华北全局同时牵动。”不仅守不住东北，“而且可能连华北的地盘都将不保。”[52]“日本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53]“一二八事变”中，张的表现，更证实此一分析。全国上至中央，下至老百姓，均急切的希望张学良乘日军云集上海，东北空虚之际，收复兵东北。可张学良仅仅听说“由于马占山与张海鹏打仗，使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清水八百一遇害”，唯恐因此而激怒日军，而惊恐万分，当着上海民众代表的面，把马占山数落了一顿，讥马为“滥出锋头。” [54]
在热河抗战时，南京最高军事当局电令张学良：“迅速出兵，直接接管热河”，张也因担心此举会触动日军，危及平津，而拒不执行。这一系列事实，充分的表明：张千方百计的取得日人的谅解，甚至以把自己的家园拱手给日本，以能换取日本让他继续在平津享乐。
四，张学良真的奉行所谓“不抵抗主义”吗？
张于九月十九日向南京中央政府报告：“顷接沈阳臧主席、边署荣参谋长皓午电称：日兵自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职等现均主张坚持不与抵抗”，“以免地方靡烂”。以及向报界披露，“吾早已令我部士兵，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并严饬其（部下）“绝对不抵抗”后，“不抵抗主义”公之于世，并被媒体广泛采用。即“不抵抗主义”一词，首见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东北军阀集团的辽宁省臧主席、边署荣参谋给张的电报，以及张给南京中央政府的电报。
“九一八”后，渖阳方面最初传出的消息：“荣臻当晚到处都找不到张学良。”[55]，[56]荣臻根据张的鱼子、鱼亥二电：“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秘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57]的精神，下达不准抵抗令的。
荣臻如此做，除了根据张的鱼子、鱼亥电外，还应看到荣臻、熙洽……这一批满人，妄图利用日本人的力量，赶走汉人的当权者，在东北复辟满人政权的目的。他们虽然与张一样，都不想在东北抵抗日军。但是他们各自的目的不尽同。张的目的是为了不得罪日军，以能换取日军不连平津一窝端，让他继续在平津享乐。而这一批满人的目的是尽量取得日人欢心，使日人帮助他们在东北复辟满人政权。因而这批满人自供：“职等现均主张坚持不与抵抗，以免地方靡烂。”[58]他们当然不希望在他们未来的满人国家“焦土抗战”，使他们接手的是地方是一片“焦土”。
东北军阀集团的来往电报，将“不抵抗主义”公之于世，并被中国媒体广泛采用。但是没有人认真探讨过，张的“不抵抗主义”，究竟何指？当时某些媒体，曾有张可领《诺贝尔和平奖》之说，以及将张学良与甘地相比。但媒体的“应提名张氏为诺贝尔和平奖之候选人。其先失满洲、再弃热河，非伟大之和平主义者不能为也”等说法，实为讽刺张，并不是真正认为张是和平主义者。其实，张除了军阀本能，以及极端自私外，并没有什么主义，更没有“不抵抗主义”。倘若其他军阀入侵张学良的地盘，张一定会坚决抵抗，直到后来的热河抗战，张仍以他军阀的本能，极力反对宋哲元等其他中国军队进入他的地盘热河布防，更不让中央军进入他的地盘，甚至张极力抵制蒋公去华北指导防务。清楚的看出张为了维护他的军阀割据，“警惕”性之高。据张学良自己说，他为了维护他的地盘，甚至“六亲不认”，据他自己说他果断的杀了与他争地盘的堂弟。（尽管张学良把他杀的人都要挂上“抗日”二字，如惨杀可能会影响他权位的杨宇霆、常荫槐以及帅府秘书长郑谦。可张学良从没有杀过真正的日本走狗如荣臻、臧式毅、熙洽、张海鹏、孙铭九、白风翔、应德田等等。）能从如此张身上看到张是“不抵抗主义”者吗？张的“不抵抗主义”更与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挂不上钩，张可算是杀人如麻。[59]如惨杀著名报人邵飘萍，[60]一次枪毙一百二十馀名官兵，张带领奉军入关，不惜围涿州一百零五天 ，使妇孺大批大批饿死，惨绝人寰。还向居住在拥挤、狭窄小城的同胞使用毒气，惨杀大量无辜。从此张学良被落得了“嗜杀成性”[61]的“美名”。张一生中最得意、最自我欣赏的事是内战。直到张晚年，在与他熟悉的人谈话时，仍情不自禁，沾沾自喜的夸耀，他带领奉军入关，扩大地盘的“榆关捷”。“我们东北军炮兵厉害，我们有兵工厂，自己做炮弹。”而制造出的“奇迹”，“榆关战场，树挂人肠，滴血如雨。”[62]由于张如此眉飞色舞，兴高采烈的回忆当年“榆关捷”，致使听者也受感染，为张赋《将军歌》。[63]歌颂张在内战战场上，屠杀自己同胞的“丰功伟绩”。
再如张在西安事变期间，心狠手辣的下令炮轰自己祖国元首的行辕。[64]将中央政府官员用铁钉活活钉于城门。[65]或全家一起被活埋。[66]如此张学良显然不是“非暴力主义”者，以及可领《诺贝尔和平奖》的“和平主义者”。张不敢抵御强敌入侵，是因为张学良认为与强敌日军作战，他个人不但捞不到任何个人好处，反而会丧失的自己的全部家当。而张学良自己又不准备流血牺牲保卫家园。只不过民国时期的“主义”，是一个“时髦”名词，人们热衷于用这些“时髦”名词。其实张学良并没有什么“主义”，他只有利益。倘若张认为必胜无疑，且又可获得巨大个人利益的时候。张可爆发出惊人的“勇气”，且不顾人类最基本的道德而为之。如张学良曾拟订了与西南一起发动大规叛乱的计划：“东北军编为第一集团军，以王以哲为军团长，下辖两个军，由郑州向汉口推进，担任主攻。十七路军编为第二集团军，以孙蔚如为军团长，辖十七师和陕西警备第一旅，第二旅，由商南出南阳经襄樊汉口挺进。”[67]能从张学良主动发动如此大规模 “征讨”南京中央政府的战争计划中，看到张学良身上，存在所谓“不抵抗主义”吗？
五，“不抵抗主义”的源头
中国大陆的历史学家处在那样的环境下，不得不违心的说一些迎合中共的话，我们对他们在中国大陆所说的应不去“计较”。有这么一种说法，蒋是不抵抗的“源头”，也是“‘不抵抗主义’的滥觞”。从而造成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因而不抵抗的责任应由不抵抗的“源头”来负。此结论过不了最基本的逻辑证伪这一关。
持此高论的人们，无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蒋这个的“不抵抗主义的源头”，竟没有影响他自己的学生——黄埔将领们，使他的学生——黄埔将领们也成为像张学良那样成为逃跑将军。就在张的东北军在沈阳的营地，被一百零五个日军端了窝的同时。黄埔将领所带领的中央军第五军，在上海痛击日寇。又在张的十几万东北大军，被一百二十八个日寇，吓得溃逃时。黄埔将领所带领的中央军二十五师等在长城，痛击日寇。反倒影响张学良这个与中央政府离心离德的军阀，使张成为逃跑将军，合逻辑吗？
且某一“行”的“源头”，或曰某一“行”的“开山鼻祖”，都是此一“行”的“出类拔萃”者。就“不抵抗”这一“行”而言，连毛泽东也承认：“（张学良）一枪不放，空国而逃千里，关山惨然变色。亡国罪魁，败兵祸首张学良肉其足食乎？自古亡国之君，败军之将，有更可耻如此者乎？从此卖国贼之徽号，有口皆碑，逃跑将军之头衔，无人不知。丑声洋溢，秽德彰闻。”[68]显然，“不抵抗”这一“行”的“出类拔萃”，张当之无愧。
而南京中央政府与中央军，在 “一二八”时，打得日寇“三易其帅”。日军挑动“一二八”事变的元凶， 开战司令盐泽幸一少将曾当众夸口：“一旦战争发生，四个小时即可了事。”结果打了一周，他被免职，还得了“大嘴的盐泽”的雅号。次任司令野村中将又打了九天被免职；三任司令植田中将也丢了官。第四任司令干脆换上原陆相白川义则大将。此战持续到三月三日，日军三易主帅，伤亡极大，终于接受调停休战。中央军二十五师还在古北口与日军血战。由于日军装备远远优于我军，我中央军第二十五师不得不撤退至古北口以南南天门一线，在撤退的过程中，一百四十五团第一营官兵的一个班，未接到撤退命令，仍坚守阵地——八道楼子或称八达楼子。他们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中孤军奋战，仅仅只有七个人，与日军血战五日五夜，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日军飞机大炮轮番上阵，最后依靠大炮炸平了山头，攻上山岭，寻找尸体，发现仅仅只有七个人。日军指挥官下令将七个人洗干净安葬，并设立了一块石碑，书上“支那七勇士之墓”，在墓前鞠躬致敬。如此英勇的壮士，他们对于逃跑、“不抵抗”一窍不通，也不可能是“不抵抗主义”“源头”所能教育出来的。
难道人们不感到南京中央政府和中央军是“不抵抗主义”“源头”的说法，既与事实太不相符，也不合逻辑吗？
其实，抵抗与不抵抗的，并没有好坏之分，完全根据形势的需要来选择。我国历史上，不抵抗的著名事例不少，如商汤被囚禁在夏台，周文王被围困在羑里，晋国重耳逃到翟，齐国小白逃到莒。他们或选择被囚禁、被围困；或选择逃走，均选择不抵抗。事实证明他们当时所选择不抵抗是正确的，他们都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明的君王。又如著名的战神韩信，他在邻里恶少挑衅时，宁愿忍受最难忍受的耻辱，从挑衅者的双腿下爬过去，也不为了“保持尊严”，而奋起反抗。
越王勾践的不抵抗最著名，他在会稽仍有军队，但他不但选择不抵抗，还卑躬屈膝，派大夫种去向吴王求和，种跪行至吴地，并叩乞吴王允许勾践做吴王的奴仆，允许勾践的妻子做吴王的侍妾。勾践衷心的做吴王的奴仆，甚至尝吴王的粪以为吴王找出病因。勾践忍人所不能忍之辱，受人所不能受之苦！苦心励志，发愤强国，最后打败强敌。他的卧薪尝胆也成了著名的成语。看不出他们的不抵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曹刿是另一例，“齐帅伐我。曹刿请见……乃入见……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齐人一鼓、二鼓，即齐人第一、第二次进攻时，曹刿都选择不抵抗，最后齐人三鼓，即第三次进攻时，曹刿才选择抵抗，结果取得了胜利。在不同的情况下，有时选择“不抵抗”；有时选择“抵抗”的事例还有三国末期著名的杜预将军，当敌军入侵（偷西瓜）时，他不但不抵抗，相反“卑躬屈膝”，派士兵偷偷的帮敌人的西瓜浇水。暗地里，像陈诚、胡宗南为代表的黄埔精英那样，苦练劲旅，最后彻底打败敌人。
抵抗与不抵抗没有好坏之分，完全根据当时的形势的需要，凭当事者的判断能力，或选择抵抗；或选择不抵抗，以期收到最好的效果。（可见“抵抗”与“不抵抗”并不是一种“知识产权”；而是责任感和判断能力。）曹刿在同一次战斗中，连他自己在一鼓、二鼓时的不抵抗，都没有成为他自己在齐人三鼓的借鉴。那些把张学良的不抵抗，说成是张只是用了他人不抵抗的“知识产权”，依样画葫芦而为之，因而不抵抗的责任，应由“不抵抗主义”“源头”来负的人，实在拉扯得太离谱了，是不是可将张在东北不抵抗的责任，推在我国古代著名的不抵抗的越王勾践身上呢？
张学良自己也承认，他不抵抗属于“判断”问题，因而他常用“判断失误”，来为他在“九一八”期间不抵抗辩护。甚至张学良还说过：“我现在认为我那时的判断对了，为什么呢？要不是“‘九一八事变’，日本会惨败……”[69]从张学良这一段话可看出：他张学良精心琢磨出“不抵抗”这一妙计，使日本受骗上当，而失败得这么惨。你们竟把张学良精心琢磨出是日本失败得这么惨的妙计，说成是张学良“盗用”他人的“知识产权”，不怕张学良提出“严重抗议”吗？
作为割据一方的军阀，愿不愿抵抗入侵国土的外敌，最重要的因素是这个军阀的社会责任感。张学良就多次阐述：“《大公报》的‘换了一个任何其他人（像他那样的军阀），他也是这样做（不抵抗）’那一篇文章，简直说到我的心中去了，我看了后十方佩服。”[70]张清楚的说明，他“九一八”不抵抗，是当时像张那样的人（军阀），“与生俱来”，换了一个任何其他人（军阀），也都会这样做（不抵抗）。（即不抵抗是当时像张学良、韩复渠这类毫无社会责任感、正义感，完全以个人利益取舍的军阀“人格”所决定的。即张学良承认他在东北不抵抗，是像他那样的军阀都会如此做的，并不是用了他人的“知识产权”。
有人用济南事件来作例证，振振有词的说蒋公与张，在对待日本侵略东北问题上，政策是一致的。这根本没有弄清日军制造济南事件，与制造渖阳事件的性质完全不同。日军制造济南事件的目的是阻挠北伐进程，让中国仍停留在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局面，不能形成力量，抵御日本的侵略。倘然当时的北伐军（当时黄埔军人数还比不上张边防军的一个零头）与日军在济南纠缠，就会使日军阴谋得逞，北伐不会成功，中国不会统一。而日军制造渖阳事件的目的，是侵占东北。且张边防军有好几十万，所肩负的任务就是守卫边疆，与济南事件时北伐军的任务完全不同。
人类历史上，有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不抵抗：一种不抵抗是 “苟且偷生”；另一种不抵抗是像韩信那样，宁愿忍受“胯下之耻”，也不作无谓的纠缠，朝着自己更远大的目标前进。
张学良作为边防军司令员，不抵抗入侵边疆之敌，且丢失边疆后，仍在北平醉生梦死。[71]在后来的全国八年抗战中，张集团的核心成员。如孙铭九，白风翔，应德田，张学铭，杨毓珣，鲍文樾……均投敌叛国，出任日伪要职。[72]张写下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显然，张的不抵抗，属于前者。
而蒋公虽不得不忍受济南事件之耻，但朝着统一中国这一远大目标前进。并训练出像第五军、十三军、十八军、七十四军等劲旅。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不得不承认： “看来敌军抗日力量的中心……乃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军校青年军官阶层为主体的中央军。”[73]
蒋公与他的黄埔军校青年军官阶层为主体的中央军，坚持八年抗战，最后与盟军一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写下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一章。显然，是属于后者，根本就不能把两种性质不同的不抵抗混为一谈。
张学良对待对强敌入侵，抱“不抵抗主义”，是他没有丝毫社会责任感造成的。张在他们内部解释不抵抗的原因时，张就说“是因为荣翕生已率领部队撤下，你的意见（抵抗）已经赶不及照办。我已多次劝告吉、黑两省军事负责长官返回原防，看他们的举动，均有不愿即行回去的意思。”[74] 张的这一段话，证实以张为首的东北军高级将领，多是苟且偷生的胆小鬼，根本就没有保家卫国的责任感。这才是张在强敌入侵，抱“不抵抗主义”的真正原因。
日军在武士道精神毒化下，不仅凶悍异常，且武器装备远优于我军，是武装到牙齿的钢老虎。与日军作战，绝对不是“抵抗”与“不抵抗”几个字的文字游戏。而是“血肉磨坊”，“火的炼狱”。长城抗战后，北平学生代表，参观中央军坚守的阵地，仅仅见到血与火的痕迹，都感动得流泪。张学良这个日军枪声未响，就已吓得他称病躲入后方医院的胆小鬼，以及他手下所聚集的苟且偷生的群体，能期望他们奔赴炮火连天，血肉横飞的抗日疆场呢？并不是因为谁给了他“命令”，或“默认”后，他才不去与强敌血战的。
张学良著名的“不瓦碎”理论，也不是像张学良的辩护者们所解释的那样，“张学良认为只有边防军在边境抵抗入侵边境之敌只是‘瓦’，只有‘举国抗战’才是‘玉’。”但是“七七”全民抗战了，应该是那些为张学良辩护者们所说的“玉”了，可张家庞大家族成员中，在全民抗战中，仍无一人奔赴抗日疆场，更无一人“碎”。相反，张家二公子张学铭，更在“母亲送子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的全民抗战中，投日叛国，出任日伪要职。[75]清楚的说明：张学良的“不瓦碎主义”，是指我张学良只是一个“吃喝嫖赌吹，无一不来”的“瓦”，抗日不但我个人捞到任何好处，反倒要流血牺牲，只是为了政治生命，我张学良不追求政治生命，你们那些追求政治生命的人，你们自己去“碎”吧！不要期望我张学良仅仅为了政治生命去抗日。这才是张学良“不瓦碎”的合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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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庐山会议实录》，李锐，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182，183页。
[3]《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东大图书公司，一九九五年版，第二十九页。
[4]《张学良世纪传奇》，王书君，明镜出版社，2001；《张学良口述自传》，王书君，香江出版社，2004年。
[5]《西安事变７０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５月，第一千零五十八页。
[6]《西安事变７０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５月，第一千零五十八页。第一千零六十一页。
[7]《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8]《西安事变史料》第五册，第二百七十页，朱文原，台北国史馆，一九九三年。
[9]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2122473610_4.html
[10]《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论（一），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1981，P.618。
[11]《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论（一），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1981，P.618。
[12]《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论（一），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1981，P.285-286。
[13]《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论（一），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1981，P.285-286。
[14]《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二，秦孝仪总编撰，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印，1978， p132。
[15]军政部长何应钦告诫全国军人书，1931年9月28日，革命文献，第35辑，P.1205。
[16]《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一百五十三页。
[17]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2122473610_4.html
[18]《张学良、宋子文档案大揭秘》，林博文，时报文化出版，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第一百六十三页。以及《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等等。）
[19]《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 第一四八页。
[20]《顾维钧回忆录》，北京版第一册，第四二五页。
[21]《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一百七十四页。
[22]蒋永敬.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中国对日政策之争议[A].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C].台北：1984；李云汉.“九一八”事变前后蒋总统的对日政策[A].中国近现代史论集：第二十六编，对日抗战（上）[C].台北：商务印书馆。
[23]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6月28日，《毛泽东年谱》（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554页。
[24]《张学良世纪传奇》，王书君，明镜出版社，2001；《张学良口述自传》，王书君，香江出版社，2004年。
[25]《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省档案五，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上》，辽宁省档案馆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P.281。第二百八十页。
[26]《蒋介石与张学良》，王维礼，范广杰，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8月版，P.127。
[27]《盛京时报》，1931年9月21日。
[28]《日本外务省档案》，S，四二六零二三一五页。《张学良评传》，司马桑敦，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七十八年，第一百五十六页。
[29]《日本外务省档案》，S，四二六零二三一五页。《张学良评传》，司马桑敦，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七十八年，第一百五十六页。
[30]《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 第一四八页。
[31]《顾维钧回忆录》，北京版第一册，第四二五页。
[32]《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162页。
[33]《张学良世纪传奇》，王书君，明镜出版社，2001；《张学良口述自传》，王书君，香江出版社，2004年。
[34]《西安事变７０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５月，第一千零六五十八页。
[35]《西安事变７０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５月，第一千零六五十八页。第一千零六十一页。
[36]日本外务省档案，６－１０－５，Ｐ４３５，４２２。
[37]《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论（一），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1981，P.618。
[38]《国际联合会调查团报告书》，国联调查团编，中文版，南京，1932，P.48。
[39]《国际联合会调查团对于中日问题报告书节要报告书》，1932年10月2日，外交部发表，九一八事变史料，P.478。
[40] 《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一五十一页。
[41]《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 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一百五一页。
[42]《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0-07-08。
[43]《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东大图书公司，一九九五年版，第二十九页。
[44]《蒋介石与张学良》，王维礼，范广杰，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8月版，P.127。
[45]《盛京时报》，1931年9月21日。
[46]《张学良-共产党-西安事变》，苏墱基，远流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一百零九页。
[47]《张学良-共产党-西安事变》，苏墱基，远流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一百零九页。
[48]《张学良评传》，司马桑敦，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七十八年，第一百五十一页。
[49]《太平洋战争之路》，日本国际政治学会，II 东京，一九六二年，第一百一十页。
[50]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张学良和蒋介石》，赵晖，载《南方周末》，２００２，８，８。
[51]《张学良-共产党-西安事变》，苏墱基，远流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一百零九页。
[52]《张学良-共产党-西安事变》，苏墱基，远流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一百零九页。
[53] 《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J].下.民国档案，1985(2)。
[54]《张学良-共产党-西安事变》，苏墱基，远流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55]《东北义勇军》，雷丁，上海，一九三二年，Ｐ.5；《“九一八”！“九一八”！》，赵效沂：《传记文学》，第十九卷第三期，P.38。
[56]《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0-07-08。
[57]《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省档案五，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上》，辽宁省档案馆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P.281。第二百八十页。
[58]《张学良评传》，司马桑敦，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七十八年，第一百六十八页。
[59]《口述历史之外——张学良是怎么一个人》，张之宇，历史智库出版，２００２年２月，第４２页。
[60]《口述历史之外——张学良是怎么一个人》，张之宇，历史智库出版，２００２年２月，第４４页。
[61]《口述历史之外——张学良是怎么一个人》，张之宇，历史智库出版，２００２年２月，第４５页。
[62]《明报月刊》，二零零一年十二期，第三十七页。
[63]《明报月刊》，二零零一年十二期。
[64]《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蒋中正、蒋宋美龄着，正中书局出版，１９７５年版。
[65]《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2009年出版，第074页。
[66]《徐彬如同志回忆西安事变》，《党史研究资料》，一九七九年一月西北工业大学丁雍年访问整理。
[67]《揭秘西安事变》，中共，国民党，东北军，十七路军当事人，中国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七年一月版，第一百四十页
[68]《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东大图书公司，一九九五年版，第二十九页。
[69]《西安事变７０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５月，第一千零六六十一页；以及《张学良世纪传奇》，王书君，明镜出版社，2001年；与《张学良口述自传》，王书君，香江出版社，2004年。
[70]《张学良、宋子文档案大揭秘》，林博文，时报文化出版，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第一百六十三页；以及《西安事变７０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５月，第二百四十页。）
[71]《张学良评传》，司马桑敦，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七十八年，第189页。
[72]《传记文学》，八十一卷，第一期，第一百一十七到一百二十四页。
[73]转引自赛昆先生提供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二分册，中华书局出版的影印本。
[74]《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洪钫，第六十六页。
[75]《传记文学》，八十一卷，第一期，第一百一十七到一百二十四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