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诸位先进创办《二十一世纪》杂志，估计有展望未来的意思在里面。可是，笔者在《二十一世纪》上发的文字，却都是说历史的。既然一贯如此，此番也就不破例了，依旧说历史。身子进入二十一世纪，回头看二十世纪的历史，看清楚了，才可以踏实地在二十一世纪行走。
回过头来看，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其实跟二十一世纪初有几分相似。当年的中国，在被西方拖着走了几十年之后，突然做起了最后的挣扎，想要做一次最后的抉择。不过，所用的武器却来自民间，无非是喝符念咒的法术、服色代表的阴阳八卦，以及民间戏剧>的英雄豪杰。这样一种半悲壮、半闹剧式的抗争，实际上体现了一部分中国人对被拖入西方世界体系的不满。在西方看来，这是一种野蛮对抗文明的徒劳挣扎。从结果看，的确也是徒劳的。而现在的中国，于封闭多年之后，又在进入西方世界体系的道路上走了三十年，再一次面临困惑和迷茫，再一次面临抉择。一连串自我封闭的动作，一系列叫板和崛起的喧嚣，似乎表明中国人，至少是当家的中国人，又一次感觉自己来到了十字路口。
自从西方选择了工业文明的道路，整个世界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了。这个地球的其他地方，不管情愿与否，都或迟或早被拖入到西方的这条道路中来，成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尽管在今天看来，西方的这条道路是否最适合人类的长远发展亦未可知，但这个选择却是个潘多拉的匣子，放出妖魔也放出希望，一旦打开，就由不得人类自己作主了。
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历史，本质上是中国被拖入西方世界的过程。在最初的时候，是两个世界的碰撞，即西方的世界与我们的天下。可惜，我们的天下过于脆弱，一触即破，二触即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人固执地坚持公使驻京，实际上是迫固执天下观的咸丰皇帝在形式上接受他们的世界体系。中国皇帝在奋力一搏之后，只能妥协屈服。总理衙门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在形式上，已经进入西方威斯特法利亚外交体系。中国人其实心里也明白，成立同文馆，第一个使命就是要丁韪良（W.A.P.Martin）翻译《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此后的几十年，西方人还在拉和拖，而中国人已经半推半就。他们发现，洋鬼子虽然厉害，但却意在通商，不是要灭我们的国。从筹办夷务到兴办洋务，中国人在进入西方世界的过程中，半是好奇，半是犹豫，洋枪洋炮洋兵洋舰来了，轮船来了，火车来了，大机器也来了。洋人的外交官坐镇京师，鞠一个大躬，皇帝也见了。留学生出去了，中国的使节也派出去了。进入西方世界的努力，到了戊戌维新，达到了高峰，中国皇帝要变制了。甲午之战，中国败给了努力脱亚入欧的日本。言外之意，同样是进入西方世界，一个近邻比我们走得更快，所以我们得迎头赶上，不赶上，兴许就真的亡国灭种了。
但是，即使到了这般田地，我们这个老大帝国依旧有大量的人心不甘，情不愿。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一部分人是想借西用蚕食中体，进而换中体为西体；一部分人是想借中体排拒西用，永远远离西体。尽管被一个学习西方的优等生打得惨败，败到毫无脸面的份上，但要中国人在自己的家里把自己的天下由自己来打碎，全身进入西方的世界，还是有大量的人打心眼里不肯。戊戌维新的变制设想还没落到地上，就被粉碎。政变的发动者西太后此举，固然有权力之争的动因，但在老太婆背后，却是一股强大的“不想变”势力。庚子义和团事件，当时中国政府的行为，无论从传统还是现代的国家理性来看，都是疯狂的。这种疯狂，是愚官与愚民结合的疯狂，也是古老中国抗拒西方世界的最后一次疯狂。这个疯狂过去之后，中国人在归顺西方世界体系这个问题上，不再犹豫；西方的文明和话语，已经成为中国的主旋律。
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巨大的吊诡。西方在拉中国进入自己的世界的过程中，并不希望中国搭车强盛；但是，中国人在进入西方世界的过程中学习西方的种种努力，却都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强盛。甚至最后的变革制度，在国门挂上民主共和的招牌，都是为了有一天，赶上西方列强，把列强踩在脚下。雄霸世界，重演西方凌辱中国的一幕，恰是西方世界的话语逻辑。然而，奇怪的是，中国人这样的西化努力，却一直得到西方列强的赞赏和鼓励。发动戊戌政变中断变革的西太后，还为此受到西方的强大压力。清朝新政的发动，背后也有西方甚至日本的推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作为“叛军”的革命党人，从一开始就被西方使团尊为交战的一方。但是反过来，进入民国的中国，却一直不被西方视为他们世界>对等的伙伴。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战而且忝列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依然是被人宰割的鱼肉。
中国人进入西方的世界，是为了获得曾经有过的古老尊严——一个世界大国的地位；而西方拉中国进入这个世界，仅仅是为了多一个听话的小伙计。显然，假如不是过于费事的话，西方也未必不想瓜分这个古老的大国。但是，这种欲望，显然要低于驯化这个国家，将之纳入西方世界的愿望。在这方面，位于近东的奥斯曼帝国的命运，正好跟中国相反。对于奥斯曼帝国，西方更希望使之解体，然后分享它的“遗产”。
由于进入西方世界存在y这样的吊诡和反差，所以，即使在认可了西方的文明，接受了西方的话语，有了议会和现代政府架构，甚至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都全面西化之后，中西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在西方，曾经众人信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国也接受过来，并成为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但这个主义的道理，并没有让中国人温顺地做一个小兄弟，他们要赶超。为了赶超，他们找捷径，先找到日本，然后找到了俄国——苏维埃俄国。学日本和学俄国，都是看上了两国似乎有一条现代化的捷径，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另类西化的捷径。中国人相信，通过俄国人这条快捷的小路，可以在短时间跨越西方几百年的历程，后来居上。中国后来走上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可能具有某种偶然性，但想走捷径，却是相当多民族精英的共同心理。此前学习日本，从单纯地学习日本如何学习西方，到学习其军国民主义，本身意味着希图通过限制国民自由，实行高强度的国家主义来达成富强。从军国民主义到共产主义，其实只是一步之隔。
当然，中国人的捷径，并没有走通。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又回到了跟西方，主要是跟美国代表的西方世界接轨的道路上来。中国改革三十多年，尽管极力抵制制度变革，但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却跟美国走得很近。中国比任何一个后发国家都要热衷于全球化，不惜代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跟西方贸易体系接轨。在这方面，已经实现政治变革的俄罗斯，都没有走得像中国这样快。
主导改革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从改革开放中，也就是说从再一次进入西方世界体系中，得到了莫大的好处。所谓“中国的崛起”，最大的获益者，是作为中国统治者的中共。与其说中国国家的实力增长，倒不如说这个党的实力急剧膨胀。然而，走到这一步的中国，民族主义的阴云，再次浮上天空。党即国家主义，在民族主义的鼓噪后面，横空出世，甚嚣尘上。对于西方世界的质疑，不仅在官方，而且在民间被提了出来。经济上所谓的“中国模式”，其实跟当年的亚洲四小龙，或者跟日本一战前后的崛起，没有本质的区别，无非是集权体制加经济自由，再加上转型时期因前现代的匮乏而存在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但是在此时，却被吹得神乎其神，甚至有了“中国密码”、“中国奇迹”、“中国统治世界”的说法。官方和民间都热的儒学儒教以及内容庞杂的“国学”，则从文化层面，浮现了某些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质疑。似乎影影绰绰，儒教文化加“中国模式”，一种所谓的“中国道路”，已经幽灵显现。让人隐约地感觉，似乎一个世纪之前的问题，又冒出来了。再加上近来近乎疯狂的网络整肃，建设中国局域网的巨大投入，以及2008年以来中国对西方、对美国的强硬表态，让人不得不怀疑：难道似乎有了本钱的中国统治者，现在开始打算离开他们花了三十年功夫再次进入的这个世界吗？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中国不是北朝鲜，潘多拉的匣子已经在这块土地上打开，资本主义的魔怪已经四处奔走，任何人都不可能将它关上。统治中国的共产党人，已经尝到了资本主义的好处。统治中国的人已经从几乎不知钱为何物的第一代领导人，变成了今天拥有巨大家族财富的第三代。作为改革开放最大的获利者，当然没有可能从此洗手不干，自己砍掉那棵摇钱树。所以说，现今的种种疯狂，种种自负，种种封锁，无非是想在市场经济和专制政治之间，建一道安全的封锁墙，以便安全地在全球化时代，一边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吸血，一边让民营经济造血，逐步使国家资本主义转为权贵资本主义，或者是顶y国家招牌的权贵资本主义。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挤出一点余沥，分润民众，安抚民心。
眼下再次抬出孔子的牌位，重祭儒教，无非是企图借助带有稍许全球化色彩的儒家礼制文化，抵制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确保自身的“文化安全”。说是他们想用孔夫子济列宁主义之穷，但却看不见两者之间融合的假象，列宁主义沿着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走到了“和谐社会”，骨子里的虚伪本色，并没有因尊孔而有丝毫的改变。眼下中国政府对欧盟、对美国的强硬态度，无非是由于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只有中国的增长实现了“保八”，短时间砸钱砸出来的数字，带来了虚假的底气，党和政府里的鹰派或者别有用心的人，气焰高了起来。一旦经济稍有差池，中国多年积累的问题，就会如雪崩一样来到。现在的强硬，马上就会销声匿迹。
也就是说，今天中国达官贵人们的态度，跟一世纪前庚子年的疯狂，有本质的不同。今天的他们，不是要从西方世界的列车上下来，而是要继续搭这趟华丽的列车，但却要避免列车里的其他人干预自己的为所欲为。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像亚洲四小龙，甚至一战前后的日本，一旦经济起飞，国民在摆脱了前现代的匮乏之后，政治民主和开放是必走的路。不仅仅由于外界的压力、世界体系的压力，这些国家地区的民众自己也会有这样的需求。从历史上看，唯有一条路，可以暂时摆脱民主，那就是像当年的日本那样，实行军人统治，走军国主义的道路。显然，今天的世界对于中国的崛起，最大的担忧就是这个。
有幸的是，尽管中国的军事力量，随y经济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中国的军队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迅速地腐化了。说中国政府的腐败已经相当惊人，但政府毕竟还能有一点监督，多少有点开放，可是中国的军队体系，却一直处于封闭状态。一个转型的社会，一个经济快速膨胀的社会，如果有一个角落始终封闭着，不许任何人批评，那么这个角落里的腐败，可想而知。这种腐败，最大的好处也许就是军人统治的可能性变小了。各国军人统治的合法性，大多建立在他们比政府中人要廉洁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了这个依托，军人有甚么理由出来统治国家呢？况且，一个腐败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对外没有，对内也没有。所以，如果有人强行出来，也长不了。
所以，未来的中国，走向民主，只是时间的问题。一党统治的强权统治，前提是这个党要有在民众中具有威望的卡里斯马权威，随着这种权威的消失，党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分立，即便没有民众的压力，就是摆平党内，也需要某种程度的“党内民主”；更何况，可以预计，在今后的岁月中，党和政府体系中的腐败会愈演愈烈，中国的社会矛盾会愈来愈激烈，官民冲突只会加剧，不会止息，民间新生代的成长，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趋向会更加强烈，民主变革，几乎是必须的选择。只是，由于极权统治的长期毒化，公民社会至今没有成形，一旦政治开放，民主实现，中国很难避免一个时间的混乱，弄得不好，也许会陷入分裂，或者长期的混乱。事实上，这个结果，现在的执政者是知道的，但他们却一直在做反向的努力，加剧这种悲剧实现的可能性，同时用这种可能性来恐吓中产阶级。由于这个党早就没有了理想，也没有了信仰，只有利益，所以，他们中大多数人，对于民族和国家，没有任何责任感。像他们中的一些人说的那样，宁肯等死，绝不找死。所谓“找死”，只是他们自己死，民族国家能活，而“等死”，就是他们和中国民族国家一起死。民主对于中国，是有风险；但不民主，只有崩盘。
也许，我们还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笼罩的天下，共同利益的民间呼声，已经愈来愈响。这个世界也许不会允许这么大的中国崩溃，拖垮世界。中国人和世界一起努力，做一点该做的事，中国也许还有希望。
来源: 《二十一世纪》2010年第10期
